居安思危是当前摆在我国各级党政领导和国人面前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应当充分肯定，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经过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我国已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鼎盛时期。但现实提醒我们，这并不意味着我国已经国泰民安、伟业基固了。我们千万不能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千万不能为取得的成绩所陶醉，必须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不断增强忧患意识，居安思危，警钟常鸣，使我们的国家和民族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一、居安易忘危
我观察了很长一段时间，感觉到目前我国社会确实存在着一种十分危险的现象，就是居安忘危。这种居安忘危的现象主要反映在四个方面，我把它概括为四个字：骄、躁、逸、浮。
1、“骄”。 就是骄傲，居功自傲，沾沾自喜，自吹自擂，得意忘形。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中央领导头脑是十分清醒的，但是我们有下面有部分负责同志，特别是有些新闻媒体却头脑发热，盲目乐观，或引用外国人表扬我们的话大肆宣扬，或自己给自己贴标签，戴高帽子，给党和政府的工作造成很大的被动。我把一些新闻媒体近年来自我吹嘘的内容作了一些归纳，概括起来，可以称为“六论”：
①“模式论”。
《求是》杂志2010年第23期发表《中国模式具有比较优势》一文，文章说：“当今世界有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就发展模式来说，比较成功的是少数，如二战后的德国模式、日本模式、瑞典模式、美国模式等。但在比较成功的发展模式中，有的单一不够全面，有的快速发展时间短，有的经不起国际金融危机、经济危机的冲击。中国模式在这几个方面都有很大的超越和突破，创造了世界奇迹”。特别是四川汶川大地震、金融海啸以后，宣扬“中国模式”的文章越来越多，绘声绘色，乐此不疲。有的甚至把中国模式说成是世界上最好的政治制度，等等。
我认为，所谓模式，就是特色。我们不排除同一类型的国家和地区在发展道路上有许多共性的东西可以互相学习，互相借鉴。但是，各国的情况不同，具体作法也不同，而且情况是在不断变化的，发展道路也要与时俱进。所以，在发展道路上，从来就不可能有一个什么现成的、固定的和永久不变的模式，关键是要从本国的实际出发，走符合自己国情的发展道路。迄今为止，世界上还没有一个靠仿效模式取得成功的范例。
恩格斯在阐述第二国际处理党际关系原则时，曾经尖锐地批评说，“我认为，如果某一个国家公开提出倡议，然后要别的国家跟着它走，这种作法是不能容忍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185—186页）
最近，有人在刊物上发表文章，对宣扬“中国模式论”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指出，宣扬“中国模式论”的人，有的其动机是令人怀疑的。他们宣传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是假，阻碍深化改革、极力维护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才是他们真正的目的。他们说，中国目前的政治体制是世界上最好的，言下之意，就是中国的政治体制不需要改革，可以继续维持现状，这样他们就可以肆无忌禅地继续钻政策的空子，肥自己的一己私利。等他们捞足以后，他们又会一改常态，极力推翻社会主义制度。这种分析也是不无道理的。
我是不赞成所谓“模式论”的，即使有什么模式，我认为也是由别人去说的，要别人认可的，不是自己吹出来的。自己说自己的作法是模式，似乎有点把自己的做法强加在别的国家和地区之嫌。在这方面，过去我们吃苏联老大哥的亏还少吗？这种作法也不符合我们党处理兄弟党、兄弟国家关系的准则。
②“崛起论”。
一些媒体宣扬中国“崛起论”的重要依据是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已经超过日本，跃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他们引用一些国外媒体的话宣传说，这是一场“亚洲的大超越”，“这是全球经济的里程碑”，还有什么“雄心勃勃的中国人让日本成为过去”等。有的甚至还编出笑话，说什么将来全球只有三个经济学家就够了，一个懂美国经济，一个懂欧洲经济，还有一个懂中国经济。至于日本，回答是轻篾一笑，哈哈！日本可以不必管它了？
我们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中国崛起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崛起就崛起，有必要这样大张旗鼓、自吹自擂吗？仔细想想，一个GDP总量居世界第三位也好，第二位也好，甚至第一位也好，对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又有什么更大的实际意义呢？正如温家宝总理所说的，中国再大的成绩除以13亿人口也就很小了。我们的人均GDP仍然排在世界第100位以后。
就以我们同日本比较为例吧！我国GDP总量确实从去年起就超过了日本。客观地说，一个国家的经济规模是十分重要的，经济规模大了，意味着财富多了，国际事务中份额大了，地位也高了。但是，中国GDP总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真的已经超过了日本。《时事报告》2011年第2期发表了一篇《中国真的超越日本了吗》的文章，从几个方面分析了这个问题：
一是中国GDP的所谓超越，有西方压迫人民币升值因素在内，我们是被人家逼着有钱。2010年人民币升值4.72%，对美元升值超过3%。
二是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衡量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不能单看GDP，还要看到人家是把零部件拿到中国来组装后、以中国产品名义卖出去的，把贸易顺差全揽到了中国头上，利润却被别人捞走了，我们实际没有赚到那么多钱，这叫“毛多肉少”。
三是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不光看GDP，还有海外企业收益和海外资产的收益，就象我国的农民不光只有种田的收入，还有子女到外地打工挣的钱。日本还有一个隐形的“海外日本”，目前日本的GDP还不到经济总量的40%，还有60%的在海外。我国虽然也有不少海外企业和资产，但没有人家那样多。
四是从日本的经济结构来看，日本第三产业从业人员1975年就首次超过50%，进入后工业化。我国2009年才达到43.6%。日本城镇人口1950年就达到了38%，今天大部分人口居住在城市里，而目前我国城市化水平还只有46.6%。
五是人均的GDP一比更是吓了一跳，日本的人均GDP是我国的十倍有余。
这就是中国同日本的比较，难道可以说中国真的超过日本了吗？
所以，我们应当看到，这些年来中国虽然发展很快，但发展不平衡，有的地方还很穷、很落后，我们没有任何值得骄傲自大、盲目乐观的理由。即使我们到本世纪中叶赶上了一般发达国家的水平，我们也没有必要骄傲和张扬。
③“领头论”。
还在中国GDP刚超过德国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时，一些媒体就兴奋不已，推断今后三年GDP必超日本，18年即可追上美国，称雄世界，大有当年超英赶美的雄心壮志和无比喜悦。在这方面，有几个例子：
《中国走向未来》一书中这样写道： 2008年，席卷全球的金融海啸，使有些人断言：将是“美国时代的终结”和“中国时代的来临”。
《中国没有榜样》一书还这样写道：中国老百姓遇到困难有找“警察叔叔”的传统。现在全球养成了一个习惯，“有困难，找美国”。中国也能不能主动做点什么，为全球未来搞一个一揽子解决方案？中国已经强大，也必须强大。“中国的道德价值应该超越和覆盖西方的利益价值”。书中强调，“我认为，中国要引领世界走出战国时期”，“中国重回领导岗位的时间指日可待了”。甚至还有的鼓噪和大肆宣扬，中国要同美国共管世界。
北京市委宣传部、市委讲师团主编的内刊《大讲堂》，2010年2月刊登了某专家一篇分析我国经济形势的文章，文章引用美国基辛格博士的话说，当今世界格局正在发生深刻的演变，中国已经开始在世界舞台上发挥同美国相比并不逊色的举足轻重的作用。人将未之，其言也善。一个80高龄的外国老人说的话何必如此当真呢？
《向中国共产党学习》一书也引用英国人马丁·雅克的话说，“当今中国正在重返儒学，中国不会西化，而世界将会中国化。在新的世界秩序中，上海将取代伦敦和纽约成为国际金融中心；人民币将取代美元成为世界储备货币；汉语将与英语竞争，儒学将在世界盛行”。听了多么令人欢欣鼓舞呵！
国家强盛这是中国人的百年梦想和追求。但是，当今中国能不能做世界的领头羊，这并不能取决于我们的主观意愿。谁都想当头，但当头是要以实力作基础的，我们现在具备这个实力吗？我们有些人利伶智昏，自欺欺人，爱奉承，充好汉，打头阵，其结果只能是引火烧身。美国人是死要面子的，他们虽然是个大国，但心胸却特别狭小，虽然它表面上装着大度，实际上是非常在意的。他们听了别人奉承中国的话心里肯定会不高兴，他们决不允许有任何一个国家在他们面前逞能，他们绝不会愿意中国同它平起平坐，共管世界。
④“独秀论”。
《中国未来走向》一书这样写道：“中国模式：风景这边独好”。书中还说，“一切都崩溃了，价值已再难持守，世界上到处弥散着混乱”，人们开始对自由资本主义重新审视，将探索的目光转向地球的东方，分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活力，评论中国模式，打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的复苏和崛起曾被称为“我们这个时代最激动人心的事件”真可谓慷慨激昂！
这些年来，中国的发展变化是有目共睹的。但是，我们有必要这样自我吹嘘吗？一方面，我们这样极力吹嘘自己，能不引起美国等西方国家对我们的警惕吗？另一方面，我们这样大力宣扬自己，会不会麻弊和松懈我们人民的斗志呢？
⑤“救世论”。
《中国没有榜样》一书中这样写道：中国的发展目标之一，就是改变西方为人类指引的发展方向，在巨大的毁灭已经能够预见的时候，中国的责任就是避免把世界带入西方已经挖好的那个陷井。口气还不小呢！
2010年1月，有的媒体还这样宣传，我们首次超过德国成为最大的出口国。我国经济保八成功，领先全世界回暖。我们的失业人口只有2000万。意思是说，是中国挽救了世界，中国成了世界金融危机的救世主。这下牛皮吹大了，惹下了不少麻烦。美国人一听，哦，怎么？你们中国才2000万人失业啊！失业率那么低啊！我们美国却是10%，那我们美国上当了，那你们的人民币必须升值。不然，我们就以汇率操纵国对中国实行制裁。欧洲人一听更火了，欧洲各大报纸头版头条说，你看我们欧洲经济为什么这么差，原来是因为中国超过德国成了最大的出口国，中国通过出口使自己的失业率下降，而我们欧洲人民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这个报道激起了欧洲老百姓的同仇力忾，他们恨死中国了。这种媒体宣传搞得中央很被动。2010年3月，温家宝总理答记者问时说，我们中国的失业率不是2000万，而是两亿人，我们的农村就有1.5亿农民没活干。这样才使这场风波平息。
⑥“神话论”。
《中国走向未来》一书有一篇文章，标题是：9.8%：一个世界经济史上的神话。文章说，1978—2007年，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达到9.8%，是同期世界上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实现了持续30年的高速增长，创造了“中国经济奇迹”！
中国经济发展起点低，增长也就快，这是十分正常的事情，即使是奇迹，也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
2、“躁”。 就是急躁，骄躁不安，民族情绪，极端倾向，制造麻烦。
在我国，随着冷战的结束，全球化的加快，狭隘民族主义也趁世而起。1996年出版的畅销书《中国可以说不》，掀起了情绪化民族主义的冲击波。
2003年9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又出版了一本《中国人惹谁了》，这本书虽然对我们民族的劣根性作了一些深层次的剖析，但也夹杂着一些民族情绪。如：“中国人惹谁了”？“西方世界掀起中国威胁论狂潮”，“盼望中国经济垮台的中国崩溃论”，“被严重妖魔化了的中国”，“外国黑镜头盯上中国人”，“外国政府对华人永远不会接受”，“西方总有一些人和中国过不去”，“骗子盯上中国人”，“有人竟然欺负到了家门口”等，这些都是反映和流露出一种民族情绪的心态。以后，又陆续出版了象《中国不高兴》、《中国没有榜样》等一批这样的书籍。
近些年来，随着中国的发展强大，一股狭隘的民族主义倾向又在发躁。有的人口气很大，认为现在中国是老二了，南海诸岛的问题该解决了，实在谈不拢就打。在中美关系、中日关系和两岸关系紧张的时候，有的人甚至认为，中央太软弱，中国外交部缺钙，怀念毛泽东时代，跟美国人说打就打，想骂就骂，多痛快啊！
最近，手机上有条短信，也反映了这种情绪。题目是：《大国实力》。内容是：美国：想打谁，就打谁；英国：美国打谁，我打谁；法国：谁打我，我打谁；日本：谁打我，我让美国打谁；韩国：谁打我，我和美国一起演习打谁；以色列：谁心里想打我，我就行动上打谁；俄罗斯：谁骂我，我打谁；中国：谁打我，我骂谁。言下之意，中国面对强权，只知道骂，不敢还击。还有一些人头脑发热，说什么韬光养晦是“驼鸟政策”，应该放弃。我们现在完全有能力同美国分庭抗礼，或者平分秋色，中国人民一定要出口恶气。一些青年学生甚至曾跑到美国驻华使馆、日本驻华使馆去骚扰。
我们说，民族主义是一个国家的灵魂，但民族主义也有很强的非理性的一面。正如有人说的，“爱国主义闹过了头，很容易演变为极端民族主义”。
3、“逸”。就是贪图享乐，生活奢华，挥霍浪费，纸醉金迷。
现在一些地方贪图享受、挥霍浪费的现象十分严重。
湘南某县，经济并不十分发达，但县委、县政府的办公大楼却建得十分气派，四大家合建在一个郡楼里，面积不知道有多大，但天窗就开了九个，大楼前面还有一个很大的广场，占地不下千亩，就象个大公园。
江汉平原的一个市，把党政班子换届之年变成了领导干部换车之时。市委、市政府班子中有13人的职务有变动，有的是就地升职，其中9人换了新车。一些领导干部把坐豪华高档车当成了身份显赫的象征。
《中国统计年鉴》显示：1999年公费出国一项消耗财政费用就达3000亿元，近十年来公费出国的人数更多了，走到世界各地，到处都是拥挤的中国人。据有关部门提供的数字，中国各级党政机关每年公款吃喝消费掉的就有3000亿元，可以说，现在已经远不止这个数字了。据统计，中国每年参与网络赌博外流的赌资多达6000亿元，绝大多数输在赌球上。据北京公益彩票事业研究所调查发现，这笔巨大的外流赌资，相当于中国福利彩票、体育彩票年发行总额的15倍，几乎相当于中国全国旅游业一年的总收入。
在一些地方的干部群众中，人们贪图享乐也成了一种时尚。我们经常可以发现，即使在一些经济不十分发达的县城里，几乎所有的酒楼、茶庄、按摩院、洗脚城、歌舞厅等时常曝满。特别是到了夏天，茶楼里生意特别好，人们在那里饮点小茶，喝点小酒，吃点小吃，打点小牌，尽情享乐，忧哉游哉。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曾经说过一句话：人生的意义就是享受生活。我以为这话讲得十分经典。我们搞社会主义建设是为了什么呢？就是创造幸福生活，享受幸福生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人们追求一点生活上的享受也是无可非议的。但是这里有两个问题值得我们深思：一是目前我们国家还不是十分富裕，老百姓的日子过得并不十分宽裕，特别是还有不少下岗工人、无业人员和失地农民等特殊群体的生活还相当艰难，我们现在是不是就已经到了该贪图享受的时候了？二是我们的一些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贪图享受挥霍掉的是自己的钱还是公款呢？
4、“浮”。就是飘浮，形式主义，作风飘浮，工作马虎，人云亦云。
作风漂浮，当前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形式主义严重，形而上学猖獗。
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李景田2010年7月28日在全国党校系统信息资源建设会议上作了一个反对形式主义的重要讲话。他说，现在形式主义的问题仍然严重，未能得到遏制，还在继续蔓延。对此，党风党外同志都不满意。他说，任何问题都要通过一定的形式来表现，与内容相适应的形式是必要的，但不能不顾实际。如：以会议落实会议、以文件落实文件；劳民伤财的、沽名钓誉的政绩工程、形象工程、节庆活动到处可见；生产安全日、作风改进年此起彼伏；有些工作刚布置，各种检查评比就蜂蛹而至，逼得下面说假话。有的地方工作是“高位截瘫”。不是说不要形式，关键是不应太多太滥。
我认为，当前特别值得警惕的是，一种新的形式主义正在抬头。这种形式主义的特征是：打着“执政为民”的幌子，用创新的名义包装，有经常化、规范化、制度化和普遍化的趋势。形式主义贻误工作，阻碍工作，误导干部，滋生懒人、庸人和投机取巧的人，误党误国，祸国殃民。
现在一些地方的干部精神萎靡，作风漂浮，和尚撞钟，得过且过。群众把这类干部称之为“钟表干部”。特征是：工作沉不下心，上攀下比，互相观望；干事沉不下身，松垮飘浮，马马虎虎；遇事沉不住气，没有担当，推卸责任。还有的群众把我们现在的干部作风概括为三句话：执政理念短期化，执政行为浮躁化，执政政绩泡沫化。以前曾多次发生的“豆腐渣”大桥坍塌、土煤窑矿难等，都与我们干部的作风飘浮关系很大。
二、居安勿忘危
我们之所以讲居安勿忘危，可以从四个方面来分析：
1、居安勿忘危是历代政治家、思想家的殷切忠告。
居安思危，戒奢以俗，这是历代政治家、思想家的一贯思想。我们可以列举几例：
《周易·系辞传》借孔子之口说，“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乱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这段话的大意是说，凡是衰落的，都是由于过去曾经荒淫腐败；凡是灭亡的，都是由于过去曾自以为平安无事；凡是动乱的，都是过去曾经以为治理得宜。因此，君子安居而不忘倾危，生存而不忘灭亡，整治而不忘动乱，这样，才可以自身安全而且国运昌隆。这就是教育人们不论自己的处境现状如何，都应当抱有警惕之心，切不能得意忘形，忘乎所以。
唐太贞与魏征于贞观六年时有一段对话。太宗谈及百姓可畏，说：“天子者，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诚可畏也”。魏征回答说： “自古失国之主，皆为居安忘危，处治忘乱，所以不能长久”。
黄炎培先生同毛泽东1945年在延安的窑洞里有一段十分精彩且意味深长的对话。大意是：黄火培先生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够跳出这个周期率的支配”。“一部历史，政怠宦成有的，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个周期率”。黄炎培先生问毛泽东：中共诸君能找到一条跳出这个周期率的新路吗？毛泽东很乐观地回答：“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个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会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人不会人亡政息”。
毛泽东全国解放前夕在西柏坡召开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再一次告诫全党，“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要求全党同志务必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特别是要警惕敌人“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毛泽东的这些话讲得多么深刻，至今仍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2、居安勿忘危是当代中央领导的严格要求。
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反复告诫全党，一定要增强忧患意识，居安思危。党的十六大以后，胡锦涛在重访西拍坡、十届人大五次会议重庆代表团、十七大、中央党校新进中央委员培训班、十七届四中全会、中央省部级干部进修班、十七届五中全会、纪念建党90周年大会等场合反复讲居安思危的问题。
党的十六大刚刚开过，胡锦涛同志作为党的新任总书记，就带领中央政治局的同志重访河南省西柏坡，重温“两个务必”，号召全党同志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要增强忧患意识，大力发扬谦虚谨慎、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
2007年底，胡锦涛在中央党校面对近200名新进中央委员、侯补委员，语重心长地说，越是形势好的时候，我们越要有忧患意识，越要居安思危。
2009年10月，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上的重要讲话中又强调“全党必须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常怀忧党之心，恪尽兴党之责”。
胡锦涛作为党的总书记，对于增强忧患意识、居安思危的问题，可以说是逢会必讲，苦口婆心，语重心长，充分体现了党的领袖的高度政治责任感和敏锐的洞察力。同时，也说明，居安勿忘危的问题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更为迫切。
3、居安勿忘危是古今中外的深刻教训。
居安忘危，骄奢亡国，在古今中外，比比皆是，教训深刻，前车可鉴。
首先，说我国历史上的两个例子，一个是隋朝的覆灭，另一个是李自成农民起义的失败。
先说隋朝的覆灭。
隋朝是公元581年3月取代北周建国的。隋文帝杨坚即位建国以后，励精图治，使隋朝一度出现商贾云集、“府库盈溢”的繁荣景象。到了隋炀帝即位以后，虽然继承其父实施了一些改良措施，但很快就开始骄逸奢华起来，大兴土木，对外征战。隋炀帝巡游江都，造的龙舟高四层，长二百丈，内设有殿、堂、房间，装饰金玉。皇后、妃妾、王公、百官等分乘多船，船队首尾相连200余里路之长，仅摇船水手就有8万多人。据说，他当时为了车船装饰，把水陆禽兽都捕杀光了，弄得民不聊身，民怨沸腾。（吕振羽著《简明中国通史》）富足的隋王朝在隋炀帝手中仅仅维持了14年便土崩瓦解了。隋朝灭亡主要不是国力衰弱，而是朝廷腐败。据说，在洛阳被攻克之后，唐太宗入隋氏宫殿观看后，曾叹息不已，讲了一句话，“馨人力以呈奢侈”。在他看来，隋朝灭亡主要原因有三点，一是奢侈无度，失去民心；二是用人不当，失去良臣；三是刚愎自用，居安忘危。唐太宗之所以把唐王朝带入了我国古代鼎时期，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吸取了隋朝灭亡的教训。
再说一下李自成农民起义军的失败。
李自成农民起义军是明朝末年最大的一支农民起义军。这支起义军横渡黄河，进入山西，突围中原，攻克洛阳，进逼襄阳，直捣北京，一路秋毫无犯，势如破竹，很快就进入了北京，建国称帝，来势很好。但是，李自成从进了北京以后，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开始骄傲起来。李自成手下的一班人，面对财货酒色、灯红酒绿的生活环境，享乐主义思想膨胀，纪律开始松驰，作风散漫，极度腐化，挥霍无度，玩物丧志，严重丧失了战斗力。牛金星、刘宗敏、宋献策等更是沉溺于酒色之中，特别是刘宗敏还强占了吴三桂的爱妾陈圆圆，以致吴三桂“冲冠一怒为红颜”（吴梅林诗），叛明降清，引清入关。李自成农民起义军全线崩溃，不可收拾，很快退出北京，逃窜南方，一场轰轰烈烈的农民起义运动最后以失败而告终。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失败教训是深刻的，郭沫若写了《甲申三百年祭》，就是总结李自成农民起义失败的经验教训的。毛泽东指示将其印发全党学习，引为鉴戒。1949年初，全国即将解放，党中央迁往北京城，毛泽东带领中央机关离开西拍坡时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我们是去“进京赶考”的，力争考个好成绩，“绝不当李自成”！
其次，说国外的例子。
主要讲一讲日本的深刻教训。
日本这个民族的教训也是深刻的。在近现代史上，日本比较大的教训先后有过两次，一次是上个世纪四十年代侵华战争的失败，这是日本从明治维新以后遭受最惨重的一次挫败；另一次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经济泡沫的破灭，这次挫败使日本经济遭受了沉重的打击，至今仍未走出阴影。这两次挫败的主要原因，都是与骄傲自大，居安忘危，忘乎所以有着直接的关系。
这里重点讲一下日本最近的一次挫败。二战以后，日本经济涉于崩溃，6000万人失业，粮食奇缺，通货膨胀，饿死人的现象时有发生。战败后的日本就是在这一片废墟上凭借明治维新以来百年发展的底子（科技人才）和朝鲜战争爆发特需物资的“天佑”良机，开始实施日本经济的重建计划。到1956年日本官方就向全世界宣布“日本已经走出战后复兴阶段”。1965—1970年经济增长率超过了10%，创造了日本经济复苏的神话。1964年，世界上第一条高速铁路出现在日本东京至大阪之间，行车时速是普通列车的3倍，日本人把它称为“新干线”。1968年也就是明治维新100周年的时候，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达1019亿美元，成为仅次于美国和苏联的第三大经济强国。苏联解体后，日本实际上是第二大经济强国。这时的日本已经似乎进入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日本模式”几乎成了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竟相仿效的典范。这时的日本从政治家到普通国民，都开始头脑发热，举国陶醉，政府飘然，百姓奢华。
一方面，日本的政府和企业忘乎所以，拼命向外扩张。在夏威夷，日本1986、87年投资了65亿美元以上，买下了80%的酒店和70%的高尔夫球场，夏威夷几乎成了日本的殖民地。1989年，夏威夷可以建高尔夫球场的山峪只有一个还在美国人手里，其余全部被日本人买了。日本还买下了珍珠港海滩区域2/3的豪华酒店、楼房、餐厅、购物中心、高尔夫球场等，还有畜牧场、种植园。日本人自我吹嘘，美国人是靠日本人养活的。有人对日本最大的商业地产开发商三菱地所的社长开玩笑说，把纽约的洛克菲勒大楼买下吧，那可是美国最高的大楼呀！一年后，三菱地所果然宣布用2000亿美元收购了洛克菲勒大楼，并在大楼的最高处挂起了日本国旗。采访过这一收购案的《每日新闻》记者中林芳平想起当时的情景不无感叹地说：“日本人真是发疯了”！日本人雄心勃勃，想成为全球第一经济强国，成为政治大国、军事大国。
另一方面，日本的国人也开始贪图享受，生活奢华。
日本人一向以高储蓄率和节俭出名，但地价、股价扶摇直上后，日本人开始奢华起来。各类的艺术品和古董、豪华汽车成了日本人的囊中之物。东京一些不起眼的小街上，国外顶级奢侈品牌的专卖店到处都是。很多不会打高尔夫球的日本人，都成了高尔夫俱乐部的会员，个个神气得俨然象个富翁。日本人感觉很好，年轻人只知道到处滑雪、出国旅游，脏活、累活没人愿意干。日本人揣着大把的日元，在世界各地到处疯狂地采购。日本人该是何等地风光呵？
就在日本正在做强国梦的时候，压抑已久的美国再也按耐不住了。他们悄悄布局，给日本人挖了一个很大的坑，让日本人往里面跳。第一步，美国对日本的还击是从金融上下手的。他们玩弄“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的声东击西的把戏，明知日本无法开放农业和服务业，故意要日本人开放这两个行业，日本人没有办法，只好开放了金融业。第二步，美国在金融领域里对日本实施狂轰滥炸。日本人原来同德国一样是做实体经济的，美国人一定要逼着日本人去炒股、炒楼。他们想了一个法子，拿出1985年9月美国联合德、法、英、日五国在纽约的广场酒店签订的《广场协议》，这个协议的核心内容就是要求日元升值。日元升值的实质就是彻底打击日本的制造业。日本制造业无利可图了，只好去炒股、炒楼。这时，美国人又精心设局，千方百计打压日本股市。从1990年1月开始上市热销不到一个月，日本股市就彻底土崩瓦解了，当时那种争相抛售的景象就象世界末日来临了一样。紧接着楼市崩盘，实体企业也开始下滑。第三步，美国又继续故意找茬，釜底抽薪。说日本的汽车质量有问题，要求召回，打击日本的汽车制造业，造成了不少汽车生产厂卖掉，300万以上的工人失业。第四步，美国人又通过玩弄汇率游戏，轻而易举地把欠的日本的债务卸掉了不少。在这种情况下，日本经济形势急转直下，一蹶不振，财富巨额损失，资产大幅缩水，经济陷入萧条。直到今天，日本不仅没有走出低谷，反而越来越恶化。特别是日本2011年3·11大地震，海浪滔天，城为废墟，油库起火，核电泄露，使日本更是雪上加霜。
日本的教训是极其深刻的。历史在惊人地重复，美国正在故伎重演，中国也有许多同日本当时相似的情况。所以，我们更要特别警惕日本的悲剧在中国重演。
此外，中东一些国家最近也处在动荡之中。特别是突尼斯、埃及、利比亚、叙利亚相等国继发生流血冲突，有的还发生政权更迭。最初的原因都是与高失业、高物价、专制独裁、官员腐败等有很大的关系。这些也应当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和警觉。
4、居安勿忘危是人民群众的强烈呼吁。
近年来，我国理论界、舆论界一些有识之士，纷纷发表文章，呼吁中国人保持清醒头脑，坚持居安思危，力戒骄奢浮躁，充分反映了人民群众的心声。
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郎咸平最近陆续写作出版了《新帝国主义在中国》及续集，大声疾呼：国人要保持清醒头脑，不要上美国佬的当，不要重蹈日本等国的覆辙。
于明山、任国明先生写作出版的《中国，你警惕了吗？——基于日本泡沫经济，美国次贷危机的反思》一书告诫国人：中国应当吸取日本的教训，居安思危，防止美国在泡沫顶峰时再做空中国，重演日本式金融危机。
孙哲等在《争辩中国》中提出：要警惕奥巴马感动中国，中国千万不要被美国官员的某些言语感动。
《改革要情参阅》中特别提出，别听“中国将超过美国的忽悠”，“别把洋表扬当真”。
三、居安要思危
应当肯定，建国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创造了中国历史上史无前例的灿烂辉煌，使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全新的伟大历史新时期。实践反复证明，我们党领导人民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无比正确的。
但是，我们必须看到，目前我国社会也还存在许多矛盾和问题，潜伏着诸多不安定因素。胡锦涛总书记在纪念建党9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特别指出了当前我国面临的四个危险，即：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根据这个分析，我认为，当前我国社会存在的矛盾和问题主要有五个方面：
1、吏治腐败严重。
我们党和政府的本质和主流是好的，但是党内也还存在着严重的腐败问题。这些虽然是个世界性问题，但在我国目前尤为突出。吏治腐败已经成为侵蚀我们党政领导干部的毒瘤和顽症。
目前，我国吏治腐败最大的问题是权力和资本的勾结。资本借助权力，疯狂地掠夺和侵吞社会财富；权力为资本开路，拼命地为个人捞取钱财。权力和资本勾结的背后潜伏着一个巨大的利益集团。这个利益集团虽然不是一个什么严密的组织，但却权钱相互勾结，关系网络复杂，不仅左右着人事和项目的调度，而且还影响着方针和政策的制定。
目前，吏治腐败最突出的问题是两个：
一个问题是跑官要官，买官卖官。黑龙江省绥化市原市委书记马德在向原省委副书记韩桂芝支付了80万元买官投资后，逐年收回了600余万元的投资回报，利润率超过600%。在马德卖官受贿案中，绥化市下属十个县市众多处级以上干部被卷入，市直部门一把手就有50多人，只要给他交了买官的钱，哪怕是人大选举的官也没有问题。原郴洲市市委书记李大伦在担任市委书记期间，先后卖官159人，索取钱财7000多万元。
另一个问题是项目审批，索要贿赂。包括批土地，批项目，批指标，批捕等。据统计，自十六大以来，中央累计查处严重腐败的省部级以上的官员16人，其中以房地产商权钱交易、权色交易最为突出。最具讽刺性的是河南省交通厅“前腐后继”的故事：湖南省交通厅自1997年以来，因腐败问题先后四名厅长落马。曾锦城任交通厅长期间受贿33.2万元，卖官15起，权钱交易18起，判15年。张昆桐接任厅长，他在建设厅任职时就先后受贿16次计36万元，任交通厅长后又索贿、受贿，挪用公款21起，判无期徒刑。接着，南阳行署副专员石发亮提任厅长，这个人也是个“老腐”，在任行署专员时一次性受贿就达100万元，共计3267.35万元，又判了无期徒刑。接下来是董永安，任厅长不到两年，又步了后尘，真是“永安不安”。令人搞笑的是，河南省落马的这些交通厅长上任时都有豪言壮语。曾锦城上任时曾以血书的方式向河南省委保证：“我绝不收人家一分钱，绝不做对不起组织的一件事”。张昆桐继任后，提出一个响亮的口号：“让廉政在全省高速公路上延伸”！石发亮刚上任提出的一个口号是：“廉”字值千金。并将其细化为两个原则：不义之财分文不取，人情工程一件不干。据说，从1996年至2005年，全国就有13个省交通厅26名厅局级干部因经济问题被查处。
2009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就立案134504件，结案132808件，给予党纪政纪处分138708人，涉嫌犯罪移交司法机关处理5366人，还对7036名领导干部进行了问责。
目前，吏治腐败呈现出的特点是：腐败涉及的地域广泛、涉及的领域广泛、涉及的人员层次较高、危害较大的窝案较多、涉案数额水涨船高、贪官外逃现象明显增多。以涉及金额为例，在近几年查处的案件里面，三五百万已经不算什么大案，数百万、数千万甚至上亿元的案件似乎也屡见不鲜。石雪案件涉及2.6亿元，可以说闻所未闻。苏州市副市长姜人杰单笔受贿8000万元，更是创下了单笔受贿的最新纪录。
根据透明国际对世界各国清廉指数的排名，中国比较靠后。1995年中国在参评的41个国家中排名第40位，倒数第二。在2005年158个国家中排名第78位。2008年和2009年参评国家都是180个，中国分别排名72位和79位。
吏治腐败，危害极大。它扭曲了社会价值，破坏了社会规则，腐蚀了人们的思想，损害了党和政府形象，影响了党与人民群众联系，激发了社会矛盾，阻碍了社会经济发展。弄得不好，将会导致执政瓦解，亡党亡国，祸国殃民。前苏联就是一个沉痛的教训。
2、经济出现扭曲。
我国目前的经济形势，从总体上来说，正在朝着宏观调控预期的方向发展，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但是，我国经济在高速发展过程中，也形成和积累了一些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经济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一些比较严重的扭曲现象。从目前来说，我国经济发展除了突出存在的结构性问题需要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外，还有一些令人堪忧的问题，也需要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主要有三个问题：
①流动救市，货币超发令人堪忧。
对于这个问题，早在2008年政府在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后投入4万个亿救市时，国内民众中曾经有过不少疑虑和担忧，但现在看来，好象这个问题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严重了。我们倒真是希望没有那么严重，但有一个事实你不得不承认，这就是我国现在的经济之所以没有出现严重下滑，主要是靠政府的投入在支撑着。政府的投入支撑对于保持经济在一定时期内度过难关肯定是有帮助的，但是它也不可避免地会带来一些问题。主要有：
一是我们现在经济之所以下滑放缓主要靠政府投入支撑，但如果以后政府不能继续投入了怎么办呢？经济学家谢国忠打一个通俗的比方，他说，现在我国经济的情况如同电梯从100层降到80层，政府花钱买棍子卡住电梯，不让它继续下滑，但如果找不到后续支撑，是不是还会有可能出现第二次探底呢？
二是政府货币投入增多，旨在刺激消费，扩大就业，拉动经济，但随着生产现代化水平的提高和财富向少数人集中，货币的投放很难达到预期的目的。
三是政府投入增多，势必挤出民间投资的中小企业，而中小企业提供的就业岗位占七成以上，若中小企业不济，就业必然大祸临头。
四是政府大量货币投入市场，必然导致通货膨胀，物价飞涨，不仅没有给老百姓带来收入水平的提高，还会给他们加重生活上的负担。
五是目前政府投入虽然有投入方向，但具体分配并无严格计划，基本上是“跑部前进”，谁跑得好，拿回的投资就多，这样又不知养肥了多少腐败分子。
②房地产投资，泡沫潜在令人堪忧。
目前，房地产业已经成为我国许多地方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这对保持经济的回升和稳定起了一定的作用。尽管中央从今年起就开始采取约束政策，但现在仍呈上升之势。
不少专家学者对我国房地产的膨胀发展表示担忧。有的经济学家认为，房地产具有两重性，弄得不好也会首先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桎梏。我对这个问题没有很好地研究，很难作出比较准确的判断。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房地产泡沫的危机是潜在的。我们可以从下面几个方面来看：
一是我国房地产的火爆，在很大程度上是在政府的支持下发展起来的。地方政府把出售土地作为第二财政收入，同开发商合作把地皮炒高，成了最大的土地拍卖受益者。2009年，我国地方政府共出售土地2330亿美元，占了中央和地方财政收入的17%。这次金融危机房地产之所以持续回升，与中央政府2008年11月对房地产的一揽子救市政策和天量信贷资金投放的强力刺激有着直接关系。一旦政府政策从紧，房地产业就面临着巨大的困难。
二是我国的房地产火爆是一种很怪异的现象。进入2001年以后，欧美国家仍然处于房价下跌、房屋拍卖的寒流之中，但是中国的房价却自2009年3月以来扶摇直上，如脱僵野马一样不可收拾。2007年，深圳市还上演了一幕疯狂购房剧，人们买高档房如同买大白菜一般抢着买，而且不管价格多高。正如一些房地产开发商说的，“狂涨不需理由，现在楼盘的利润率已经高得让我们不好意思的程度”。上海中心区不少楼盘的单价每平方米达10万元人民币，超过日本东京核心区住宅的价格。楼房已经不是人们的住所，而只是一种投资的股票或债券。因此，房地产潜在的风险是肯定的。
三是中国房地产的存量相当于GDP的2倍以上。中国的年GDP是33.5万亿人民币，而中国房地产存量将近70万亿人民币的价值。而美国金融危机时，房地产存量只是GDP的1.7倍。这样一来，很容易只要出现一个偶然的事件就会酿发一场全国性的经济危机。
四是中国目前一些城市房地产的火爆，从某种程度上说又是以少数有钱人和腐败官员超需用的购买力为支撑的。有的官员由于腐败积攒了不少钱财，便多处购房，既可以解决资金储存、保值增值的问题，也可以赃款洗钱。这种现象如果发展下去，将会进一步加快社会分化和导致腐败现象的恶化。
五是国际上房价和收入的比重大概是5：1左右，而北京建成区的房价目前已经超过家庭收入的30倍。这就是说，老百姓一辈子挣的钱都很难买得起一套房子，即使分期付款买套房子也是一辈子的“房奴”。有资料介绍，过去五年，我国国内40%的富人买去了85%的房子，其中10%最有钱的人买去了50%的房子，剩下的60%的老百姓只买了15%的房子。现在不少地方，相当一批特困居民无房子住，而另外一些人房子多处闲置。有的城市的小区楼房熄灯率高达70%以上。这种情况发展下去，不仅挤压了中国的消费空间，而且弄得不好还会激发社会矛盾。
六是英国、美国、德国、日本、新加坡等西方发达国家在发展房地产业的过程中，一直都把社会保障性用房和廉租房作为住宅建设的重要内容，并且规定了所占比例。新加坡上世纪60年代建国时就规定，90%的建设住房为政府廉租住房。英国40年代就规定保持70%的保障房、廉租房建设。美国现在每年建设350万套保障性住房，只有收入低于17万美元的家庭才可购买。而中国过早地把社会保障性用房和廉租房的比例取消了。现在虽然中央和地方政府都采取措施，加大了对经济实用房和廉租房的建设力度，但不成比例，杯水车薪。
③不良贷款剧增，大幅突破警戒线令人堪忧。
国际货币组织测算的国际警戒线是51%，接近60%，而我国的不良贷款率却已达到百分之一百几十，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可怕的数字，一旦缺口，后果不堪设想。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一些地方政府在城市建设中解放思想，大举借债，口号是“只怕借不到，不怕还不起”。有的地方政府把办公楼、博物馆，甚至国家重点保护文物也拿去抵押贷款了，所欠的贷款比本市一年的财政收入还要高出四、五倍，甚至更多。
本来我国法律是禁止银行直接贷款给地方政府的，但是全国成立了8000多家地方政府的投资公司，以投资公司的名义从银行贷款，贷出的款给政府搞城市建设，这样就形成了巨额的贷款拖欠，银行面临着很大的压力。国务院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巴曙松负责起草的《中国银行家调查报告2009》说，“中国银行已经进入战略迷茫期”。其中不良贷款的压力就是一个重要原因。2010年，“两会”期间，中央政府已经严令地方以政府的名义向银行贷款。最近，中央又再次作了重申，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不少地方又搞起了向居民发放债券，大量筹措资金。
3、精神文化缺失。
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充满阳光的时代，社会精神生活的主流是健康向上的。但是，由于我国社会目前正处在一个转型时期，社会精神文化出现缺失，一些腐朽落后甚至反动的东西死灰复燃。
信仰危机、精神懈怠是当前社会精神生活中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吴思在《潜规则》一书中谈到中国目前的意识形态领域时说：“中国的意识形态正处在战国时期”。蓝艺谈在《我们在任何时候都需要信仰》一文中说，我的同学玛雅在美国留学十年，专门研究国际政治，我曾经请教她一个问题，美国人为什么不喜欢中国人？她说，因为中国人没有信仰，他们觉得找不到相通的价值观。因为没信仰，我们在别人眼里渐渐异化为“可怕”、“胡来”的代名词，并因此受到沉重伤害。
教育有失偏颇，老百姓意见很大。北京大学教授郑也夫是这样批评我们的教育的，他说：“改革30年来，膨胀最猛的是教育，全民最重视的是教育，问题最大的是教育，变化最小的也是教育，教育已经起到了荒诞的地步”。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说，现在的大学精神有点迷失，功利主义盛行，当精神虚脱后，大学就开始过份赶时髦，成为就业服务站。特别是还有一个问题值得我们很好反思。这就是我们放松对青年学生的人生观、价值观教育，有的教师在课堂上大肆宣扬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言必称希腊，对青年学生的成长和发展误导严重。大量留学生学成不归就是一个明显例证。据报载，这些年来，我国选送出国的留学生，学成回国的只有28%，其中至少还有10%的环流型人才，就是来回飞的人。美国科学杂志说清华、北大是美国大学博士生来源最多的两所院校。日本早稻田大学的一个主要研究新型电子芯片的研究室里29个研究人员，有28人是中国清华、科技大学的高才生。
知识分子被严重同化，变得俗气起来。在中国，知识分子曾经被看作知识的卫士和社会的良心，对真理的热爱和追求曾经是他们首要的美德，然而这种美德在今天的知识分子中竟然成了一种稀缺资源。他们中有的人官瘾十足，权迷心窍，趋炎附势，跑官要官，买官卖官，珉灭良心，不讲真话，放弃真理，惟命是从，随声附和。过去遇见不平的事情，还有知识分子挺身而出，或秉笔直书，或大声疾呼，或怒发冲冠，或拍案而起，甚至大声骂娘，可如今这年月，即使有不合理的事情发生，连个骂娘的人都没有了。有的高级专家利欲熏心，为捞钱财，委身企业，兼职顾问，索取报酬，当形象大使，成为代言人，左右改革进程。还有的学者剽窃抄袭别人文章，弄虚作假，以假乱真，欺世盗名，玷污知识分子的形象。如果一个国家如果知识分子都堕落了，这个国家也就没有多大希望了。
传统文化丢失严重。改革开放，国门洞开，欧美文化思潮象洪水般地涌了进来，我们的文化民族性和文化独立性被严重侵蚀瓦解。在中国的大小城市，到处都是星巴克、普尔斯马特、必胜客、麦当劳、肯德基等专卖店。据北京零点市场调查公司称，中国12岁以下的儿童有将近一半人认为麦当劳、肯德基是中国的品牌。在中国，不仅出现过欧美文化风靡中国的热流，还有亚洲文化的“韩流”。在中国，少年哈韩哈日，青年放纵情人节，中年信奉基督教，老年沉迷感恩节，特别是人们对圣诞节、情人节更是十分狂热。一个韩国的演唱组合《东方神起》在南京奥体中心引起狂潮。韩国电视剧《大长今》成了中国人街头巷议的热门话题。一些中青年妇女成了韩剧的忠实粉丝。看韩剧，吃泡菜，游韩国，成了中国当下的时尚。网络文化的快速发展，一些格调不高、甚至低俗的东西在网上大肆泛滥，一些中小学生迷恋上网，厌恶读书，有的甚至很小就开始网恋，受骗上当，走上犯罪道路。现在有些电视台一些低级、庸俗的东西充斥银屏，没有一点文化，主持人尽是些“小丑”模样之辈。据说，南京某中学的音乐教室里，老师问学生，知道屈原是谁的人请举手，全班30多个学生，只有3个人举了手。第一个同学回答，屈原是一位歌手，他唱过《离骚》这首歌；第二位同学说，屈原是个医生，人们都叫他大夫；第三位同学回答说，屈原是一位厨师，听说我们现在吃的粽子就是他发明的。王蒙在《读书》杂志2009年第4期发表《赵本山的文化革命》一文中讲过这样一件事情。他说，有几位文化艺术部门的领导同志在一起议论说，“楚辞、汉赋、唐诗、宋辞、元曲、明清小说之后，到了咱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上将会留下什么呢”？一位领导同志回答道：“会不会是短信、段子与小品”。虽是笑话，却发人深省。不过，最近我在想，我们唱的“红歌”还是可以留给历史的。
4、社会矛盾突出。
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促进了社会的和谐发展。但是，目前我国社会正处在一个转型过程中，有很多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亟待解决。
一是贫富悬殊加剧。当前，影响社会稳定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社会分配不公、贫富悬殊加大。国际上通常以基尼系数来衡量收入差距水平。联合国有关组织规定，基尼系数低于0.2表示收入绝对平均，0.2—0.3表示比较平均，0.3—0.4表示相对合理，0.4—0.5表示收入差距较大，0.6以上表示差距悬殊。还有的学者认为，基尼系数最能反映收入分配格局，基尼系数0.4是社会失衡的临界点，0.6是社会震荡的临界点。2004年8月17日的《光明日报》上有一篇文章说，我国的基尼系数是0.53—0.54，有的学者甚至认为已经达到了0.6。也就是说，我国现在已经成为世界上基尼系数最高的国家之一。据统计，我国弱势群体大约有1.4亿—1.8亿，占总人口的11%—14%。温家宝总理也在2010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我国贫困人口还有1亿以上。如果按人均每天1.25美元的贫困线标准，我国农村贫困人口估计接近3亿。目前全国农村约有4000万人以上的失地农民，他们务工无地，上班无岗，低保无分，已经成为一个特别需要关心的社会群体。河北省赞皇县一个村民算了一笔帐，以他们家的经济条件，一次大病不得，一个意外不出，如果按7万元娶一个媳妇，对于他们家兄弟来说也要攒55年，如果兄弟4人都娶上媳妇，那得需要220年。据报载，现在一些大学校园里还出现了一个什么“跑腿族”，就是那些有钱人家读大学的公子哥们，拿外卖，提包裹，送东西都自己不动手，出钱雇请同寝室或者同班家境贫寒的同学为其跑腿，每月工资500元左右。贫富悬殊会带来一定程度的社会认同危机，甚至积累反社会异己力量。德国著名思想家魏特林说：“大家都住茅房都没有什么说的，但只要有人住进了楼房，即使他人住进了瓦房，也照样会引发不满”。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讲得更加形象，平房旁边突然矗立起高楼大厦，必然会产生相对贫困化现象和不满情绪。邓小平早在1993年9月同弟弟邓垦谈话时说得更直白：“12亿人口怎么实现富裕，富裕起来以后财富怎么分配，这都是最大的问题”。“少部分人获得了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
二是执法不公严重。有法不依，违法不究，执法犯法。人情执法，摆平执法，钓鱼执法，粗暴执法。特别是执法人员方法简单，态度粗暴，伤害群众，引发不满。好端端的一个孙志刚，被强行收容，活活打死；河北青年郭文涛因地界纠纷拔了别人地里一点庄稼，被强行关押，死在看守所，浑身伤痕，多处骨头露在外面。一位农民到西安城里去看病，途中突然被城管人员抓住，说他穿布鞋污染了路面，强行罚款。北京青年杨佳，只身到上海旅游，租了一辆自行车在街上跑，被阐北公安分局民警抓住，硬说单车是偷来的，并被关进“黑房”，行刑逼供，以致造成恶性报复，酿成六位民警惨遭杀害的惊天大案。湖北天门市市民魏文华因用手机拍了城管执法人员粗暴执法过程，被数十位城管执法人员欧打身亡，打完之后还有一咱集体荣誉感。
三是就业矛盾突出。据《世界大趋势——未来10年中国面临的挑战》一书介绍，2009年我国失业率创了新高，首次突破900万人大关，2010年有可能突破1000万人大关。如果把农村失地人口、大学新毕业的学生计算进去，这个数字可能会更大，这就是现实。主要表现是：劳动力供给总量矛盾和就业结构性矛盾同时存在，城镇就业压力和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领域转移速度加快同时出现，新成长劳动就业和失业人员再就业问题相互交织，正常的就业压力与金融危机突发性“倒闭潮”、“民工返乡潮”彼此消长。目前我国的就业增长速度呈下降趋势，并且下降的速度越来越低。
四是黑恶势力猖獗。黑恶势力死灰复燃，危害社会，作恶人民。有的结拜兄弟，抱捆成团，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打架劫舍，手段残忍；有的独霸一方，以维护秩序为名，公开向经营业主收取保护费；有的控制基层政权，运用恫吓和强迫手段向农民收缴指派的粮食；有的勾结官府，黑白合流，权钱交易，侵吞国有资产。重庆市开展声势浩大的打恶除黑以后，对各地黑势头震慑很大，但不少黑恶势力从地上潜入地下，一有机会，又会转土重来。
五是群体闹事增多。近年来，我国群体性事件已经成为当今社会生活中一项重要的挑战，使得不少地方的基层党委和政府陷入困境之中。中国行政学院对群体性事件作过一次大规模的调查之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群体性事件越来越多，规模不断扩大，表现形式趋于激烈，造成的后果和影响越来越严重。近年来，我国群体性事件的组织性与突发性并存，煸动性与传染性加大，预控和处置的难度增强。2008年12月25日，中国社科院发表的《2009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透露，全国群体性事件从2006年起又开始上升，2007年上升到8万余起。2008年和2009年是群体性事件发生引人注目的重要历史拐点，每年增加到四万起。现在的群体性事件，基本上可分为两类，一类由某些小事引起的，无诉求，无组织，带有情绪渲泄的集体行为，这种行为的背后是群体对社会管理的不满；另一类是有明确的诉求目的，组织化程度较高的集体行为。近年来，发生的较大的群体性事件的典型案例有：贵州翁安“6·28事件”、陕西府谷“7·3事件”、云南孟连“7·19事件”、深圳宝安“11·7事件”、甘肃陇南“11·17事件”、广东东莞“11· 25”事件等。湖北石首事件就因为一个青年厨师跳楼身亡，其家属不相信，经网上炒作后要求验尸，在30多个小时之内，数千万群众围攻起哄，围堵交通，烧毁楼房和汽车，警民之间发生严重的冲突。类似这样的群体性事件常发不断，举不胜举。这些问题如果不能得到有效疏理和遏制，将会危及到社会的稳定和政权的安危。
5、国家安全严峻。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增强，我国在国际上的地位越来越高，正在以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展示在世界面前。但是，目前由于多方面的原因，我国面临的国际环境仍然十分恶劣，国家安全受到严峻挑战。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不愿意看到世界上一个社会主义强国的出现，千方百计阻挠破坏，竭尽扼杀之能事。
①在政治上，他们千方百计孤立中国。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美国等西方国家借“六·四”风波，做“人权”文章，对中国实行经济制裁，但中国政府和人民没有屈服，继而他们又采用软的一手，利用他们所掌握的国际舆论优势，纷纷炒作“中国威胁论”。
“中国威胁论”是美国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孤立中国的重要步骤。他们一会儿说，中国国家大、人口多、底子薄，资源消耗多，环境污染严重，中国象这样下去会拖垮整个世界的经济社会发展。比如说，现在中国一天的石油消耗量是8000万桶，现在世界每天产油量只有7400万桶。按照这样的消费水平，现在世界上已探明的石油储量，只够中国一个国家消费30年。弄得一些西方国家毛骨悚然，非常讨厌中国，不同中国打交道，怕沾上了中国的晦气。他们一会儿又说，中国现在迅速崛起，综合国力增强，中国将是西方发达国家强大的竞争对手，严重制约和影响了他们的发展和强大。比如说，中国产品打入国际市场，严重影响了世界市场价格。某种产品，只要中国一出口，世界上同种产品都要降价；某种产品，只要中国一进口，世界上同种产品都要涨价。弄得一些西方国家心惊胆颤，非常记恨中国，拒绝同中国合作，生怕好了中国。在荷兰等一些国家还发生过砸抢中国鞋店的事件。
②在经济上，他们千方百计牵制中国。
美国等西方国家牵制中国的手段是多方面的，目前最主要有三个：强迫人民币升值；利用气候变暖挤压中国；封锁中国出海的主要交通要道。
利用气候变暖挤压中国这是近年来在经济上牵制中国的主要手段之一。防止气候变暖、发展低碳经济是2009年12月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召开的世界气候会议的主题。在这个会议召开之前，美国人拍摄了一个灾难电影《2012》在全球上映，主要描绘人们对环境无节制索取，自然环境污染严重，全球气候变暖，世界末日来临。弄得几个太平洋岛国哭哭啼啼，吵吵闹闹。
环境污染严重的确是一个客观事实，但问题是美国等西方国家为什么如此大做文章，这决非出于人道主义关怀，而是为了欺诈和限制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他们的主要目的至少有五个方面：
一是作为振兴经济的战略措施，抢占经济的至高点。如欧美一些国家在几年前就提出了“减少碳排放、减缓地球变暖”的口号，并制定了碳排放指标，号召“保卫地球”，这样就在政治和经济上占了领先优势，占据了人类道德的至高点，抢占了经济发展的先机。
二是实施不平等条约，限制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美国等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化建设搞了几百年，工业化给环境带来的污染也是相当严重的，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生活状况》一文中曾作过真实描述。他们完成了工业化，没有对环境污染作出补偿。现在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工业化才刚刚起步，他们就出来阻挠，要求无区别承担责任，这显然是在限制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
三是低碳排放税，敲诈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如中国的民航飞机飞到欧洲，要征收碳排放钱。中国的服装要出口欧洲，也要收缴碳排放钱。他们说，制作一件上衣会排放5公斤碳气，1吨二氧化碳征收10—70美元。照此计算，我们不知该要向欧美国家交多少碳排放钱？美国十分霸道，他说要收，不管你愿不愿意都是会要收的。不过，后来美国众议院通过法案把开征时间改到了2020年执行。
四是逼迫中国等发展中国家购买欧美设备，引进技术。美国等西方国家在鼓吹气候变暖、发展低碳的同时，实施了能源新战略，上了一批新项目。用中国的话说，就是新的经济增长点。如日本开发风力和汽车能源，太阳能、生物柴油。在日本考察时，我们还看到了太阳能小汽车。这样，就逼着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去购买他们的设备，引进技术。在这方面，欧洲人同美国人配合得十分默契，全面布阵。
五是毒害中国等发展中国家人民。生产这些新能源设备的厂子肯定是有污染的，于是欧美就把这些生产设备的工厂放到中国和印度等国去。而中国各地招商若渴，饥不择食。目前中国的风电设备市场七成多的份额已经为外国垄断。如德国的西门子在上海投资1亿欧元建起了中国最大的风电设备企业，美国的通用电器能源集团在沈阳成立了中国首个电机组装厂设备企业，还有西班牙的歌美飒公司进入天津搞风力发电，英国的康普艾在上海成立了中国首家中外合资的压缩天然气设备制造公司。这些欧美企业落户中国，向中国排放的是黑色污染，卷走的却是白哗哗的银子，获取了巨大的高额垄断利润。
③在军事上，他们千方百计包围中国。
美国利用自己强大的军事优势，把防御重点目标放在中国，并形成了一个层层包围圈。
在北亚，美国采取的是打造军事联盟，同日本建立了保安体制，与韩国签署了美韩军事条约。美国之所以在朝鲜问题上吓而不打，就是为他在日本、韩国驻军，牵制中国提供一个所谓的合理理由。
在东亚，美国一直在台湾问题上坚持不统不独，就是为了死死掐住中国的这块软肋。
在中亚，美国从阿富汗撤军后又在设计第二个阿富汗。他们制造阴谋，利用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三国交界混乱地区的民族矛盾，制造民族杀人，然后装好人去搞维和，赖在那里不走，以此对中国进行更好的震慑。
在南亚，美国把印度利用来作为制约中国的一颗棋子，千方百计拉拢，以牵制中国崛起。印度现在有120万军队，有核武器，正在搞反导实验，野心勃勃，蓄势待发。
在南海，美国利用中国同越南、菲律宾等国在南海群岛问题上的争端，以所谓保证国际航行安全为由介入，为一些南海附近的国家打气壮胆，对付中国。
以上五个方面可以看出，我国虽然目前形势发展总体看好，社会大局基本稳定，但矛盾和问题仍然不少，潜在的危机也是比较严重的，我们必须经常居安思危。
四、居安应防危
如何才能做到居安防危？这是摆在我们各级党组织和全国人民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我认为，坚持居安防危，需要正确认识和处理好三个关系：
1、在居安防危的形势判断上，要正确认识和处理好主流与支流的关系。
讲居安防危，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如何对我们面临的形势作出科学的判断问题。一方面，我们在形势发展好的时候，更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在前进中看到问题，在顺利中发现矛盾，在稳定中洞察潜在的危机。另一方面，我们又不能一讲危机，就惊惶失措，好象现在到处是一团糟，因而全盘否定良好的发展形势，失去信心，悲观卸气，精神懈怠，萎靡不振。
从我国目前的情况来看，总的来说，全国的政治经济形势发展是比较好的，这是事物发展的本质和主流方面。但是对前进中存在的矛盾和问题也不可低估，这些问题虽然暂时还处于支流状态，但如果不及时疏导处理，支流就会变成主流，洪水就会泛滥成灾。因此，一方面，我们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要被胜利冲昏了头脑，敢于正视现实，坚持居安思危，采取有效措施，防范于未然。另一方面，又要树立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对形势发展充满信心，当今时代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历史新时代。这个时代是一个高铁时代，一个传媒时代，一个低碳时代。只要我们励精图治，埋头苦干，我们就一定能够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富裕、民主、文明和秀美的社会主义强国。
2、在居安防危的方针上，要正确认识和处理好坚持原则与韬光养晦的关系。
早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面对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的局面，邓小平提出了“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绝不当头”的方针。实践证明，这一方针是非常正确的。但是，现在有人却认为，韬光养晦是“驼鸟政策”，是不敢坚持原则、软弱无能的表现。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
我认为，从我国目前的形势来看，坚持居安防危必须坚持“韬光养晦”这一重大方针。韬光养晦应当成为我们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执政的座佑铭。为什么要坚持韬光养晦的方针呢？
①坚持韬光养晦的方针是由国际力量的对比所决定的。
在世界格局中仍然存在着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区别。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区别来看，世界出现了“一超多强”的局面，美国独霸称雄，主要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综合实力强大。发展中国家虽然数量之多，但经济实力还比较弱小。从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区别来看，苏联解体以后，社会主义国家所剩无几，力量弱小，而主要西方发达国家都是资本主义国家，实力暂时都很强大。我国是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仍然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没有达到与他们抗衡的条件，目前只能韬光养晦，积蓄力量，把我们自己的事情办好。
②坚持韬光养晦方针是由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所决定的。
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是什么呢？一是中国是一个大国，但还不是一个世界强国；二是中国经济总量虽然位居世界第二，但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三是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在处理国际国内重大事务中虽然有很大的制度优势，但仍然有不少麻烦和被动；四是中国既面临战略机遇期，同时又处在战略转型期。因此，今后一个时期，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
③坚持韬光养晦方针是由目前国际形势的深刻变化所决定的。
目前国际力量的对比虽然没有发生重大改变，但围绕一极与多极、霸权与反霸权、干涉与反干涉、牵制和反牵制的斗争并没有改变，特别是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与美国的矛盾问题加深。这就为我们加快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战略机遇期。英国《金融时报》亚洲版主编戴维·皮林发表文章说，在美国忙着在整个中东抓捕本拉登，给自己留下不可持续的财政赤字之际，中国却在专注于其势不挡的崛起。还说，美国干掉了头号敌人，却可能迷失了方向。所以，我们必须紧紧抓住这个战略机遇期。
④坚持韬光养晦方针也是由我们面临的发展环境所决定的。
中国的发展面临着复杂的外部环境。一些西方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并不希望中国十分强大，他们总是想利用一切机会牵制和遏制中国的发展。如果我们出风头，打头阵，就会引火烧身，惹来麻烦，影响我们改革与发展的大局。
因此，我们必须坚持韬光养晦的方针，但韬光养晦不是不要原则、逆来顺受，不是无所作为、不负责任。我们一方面要坚持韬光养晦的方针，处事低调，绝不当头；另一方面又要敢于坚持原则立场，切实负起一个大国应当承担的责任。
3、在居安防危的责任上，要正确认识和处理好国家与个人的关系。
顾炎武有一句名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居安防危是关系到整个中华民族兴衰存亡的重大问题。不仅党和政府责任重大，而且每个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也肩负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从党和政府来说，我认为，有五项工作要做：
①要重塑精神支柱。
江泽民说：“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如果没有自己的精神支柱，就等于没有灵魂，就会失去凝聚力和生命力”。
②要注重民生根本。
要一切为了民生，一切服务民生，让人民群众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
要实现四个转变：一是在发展内涵上，要从“以物为本”向“以人为本”转变；二是发展要求上，要从“全民共创”向“全民共享”转变；三是发展目标上，要从“速度至上”向“民生至上”转变；四是在发展考核上，要从“形象工程”向“民生富裕”转变。
③要加快经济发展。
不管这个理论，那个理论，发展经济是第一理论；不管这个道理，那个道理，经济发展是硬道理；不管这个风波，那个风波，经济发展要坚于磐石；不管这个折腾，那个折腾，经济发展不能折腾；不管这个中心，那个中心，经济建设是最大的中心。
我们一定要抢抓历史发展机遇，扭住经济发展不放松，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④要加大改革力度。
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只能前进，不能倒退。改革是有风险的，不改革风险更大。改则进，不改则退。倒退只有死路一条。
当前，要特别警惕既得利益集团左右改革进程，坚定不移地把改革推向前进，系统规划，顶层设计，综合配套，重点突破，全面推进。
⑤要加强党的建设。
居安防危首先是执政党自身要执政防腐。当前在加强党的建设上，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要加大反腐倡廉的力度。这个问题如果不能有效解决，党的认同度和公信度就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加大反腐倡廉从根本上来说，就是要推进中国的民主化进程，扩大党内民主，加强人民群众对执政党的监督。
从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个人来说，我认为，也有几条需要切实做到：
①保持清醒头脑，振奋奋斗精神。
②维护中央权威，保持高度一致。
③明确历史责任，搞好本职工作。
④牢记党的宗旨，严守党的纪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