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开选拔领导干部制度是我国干部任用制度的一场革命性变革。它的形成和发展决不是偶然的，而是有着历史发展的客观必然性。

一、公开选拔领导干部制度是不断吸收和借鉴古今中外人类选拔任用领导人才的优秀文明成果的重要结晶

任何一种思想和制度的产生都不是孤立地出现的，它都是在继承和吸收人类的一切文明成果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我国公开选拔领导干部制度的产生有着深厚的历史根源和世界意义，它是在不断吸收和借鉴古今中外人类选拔任用领导人才的优秀文明成果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

1、公开选拔领导干部制度是我国古代封建科举制度批判地继承和发展。

古代科举考试制度是我国封建社会一种基本的选官制度。据考证，官学考试早在我国西周就已经建立起了比较完备的制度，但作为一种科举考试制度，它始创于我国隋朝，在中国实行了一千三百多年。公元598年隋文帝采用分科取士的办法，选拔官员。科举考试对考试的科目、类别、程序、内容、场期、科第名称、取士名额、及第待遇、科场规章都有严格的规范。到了唐代，这一制度才正式确立，科举制度正式成为一种国家选官制度，但科目繁多。到了宋朝科举制度得到了进一步完备，科举考试增加了许多防范措施，增加了殿试制度，把各科合并后只设进士科。到明代时，朱元璋诏告天下，正式恢复和确立了科举制度。颁布了设文武二科取士的命令，揭开了明朝科举的序幕。在清朝，科举制仍然十分兴盛并发挥着重要作用。总之，在其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科举制度迭经变革，逐步详备完善，逐渐发展成为一个规范而又严密的制度体系，直到清朝末年随着封建社会的没落，科举制度日益内容陈腐，形式僵化而被逐渐废除 [1]。封建科举制度由于历史的局限，确实存在着明显的缺陷。但是，应该肯定，科举制度作为中国传统人才选拔的最重要、最主要的制度，它与封建社会较低的生产力水平和专制政体等社会状况是相适应的，对于当时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社会安稳、文明传承等都起了重要作用。特别是科举制度以考试为主要手段，注重知识和才能，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相对的平等性，现今社会仍然是值得倡导的。还有它在选拔官员的程序、方法等操作层面上的规范也是可以借鉴的。公开选拔领导干部制度就是批判地借鉴了我国古代科举制度的许多优点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与科举制度有某些共通性，但又与科举制度有着本质的区别。一是公开选拔领导干部制度突破了科举制度倡导的“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学而优则仕”狭隘思想的束缚，提倡的是“为中华崛起而读书”，“服务祖国，报效人民”的宽广胸怀。二是公开选拔领导干部制度突破了科举制度牢笼人才、钳制思想，为封建家天下服务的政治理念，坚持的是为党和国家选拔优秀人才，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三是公开选拔领导干部制度突破了科举制由少数人在少数人中选拔人才的所谓公开公正，实现了由多数人在多数人中选拔优秀人才的真正公平公正。四是公开选拔领导干部制度突破了科举制度闭门造册、暗箱操作的神秘作法，实现了名副其实的阳光工程。五是公开选拔领导干部制度突破了科举制度一考定命运，高中可授官的单一形式，实现了考试与考察相结合，坚持德才兼备，注重实绩，群众公认。六是公开选拔领导干部制度突破了科举制度纯粹死记硬背的机械方法，实现了应试考试向素质性考试的转变。

2、公开选择领导干部制度是西方文官制度改造地借鉴和发展。

西方文官制度，也称西方公务员考试制度。西方公务员制度采取的是“两官分治”原则，政务官以选举方式登进，事务即文职官员以考试方式选拔，所以公务员考试制度其实就是非选举类的文官考试制度。公务员制度是国家人事管理制度发展的现代形态。它是指通过对公务员的分类、考试、录用、考核、奖惩、培训、晋升、保障、待遇、解职、退休等制定系统的法律和规章，并依此对公务员进行管理的制度。公务员的考试制度是公务员的“进口”制度，也是国家政治权力的分配制度 [2]。西方文官制度产生于19世纪中叶以后，它是在借鉴我国古代科举考试制度并结合各自国情建立起来的。西方文官制度与其私有制代议制、多党制、三权分立、两官分治等其他资本主义制度有着密切联系，是为维护资产阶级的统治地位服务的。但是，西方文官制度所依据的“天赋人权，人人平等，公民是国家的主人的思想理论基础，具有历史的进步性。西方文官制度实行的“两官分治，职务常任，政治中立，考试任用”的特点对避免政党政府频繁更迭造成的政治动荡具有积极意义。西方文官制度所实行的一套完备的考试考核程序和规范，具有一定程度的科学性。公开选拔领导干部制度就是改造地借鉴了西方文官考试制度的一些成功做法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我们借鉴了西方文官考试制度一些有益的经验，如职务分类原则、功绩制原则、依法管理原则和面试测评手段等。但我们决没有照搬照抄，而是在借鉴的基础上进行了根本性的改造，与西方文官制度有着根本的区别。如西方文官制度适应“三权分立”、“轮流执政”体制的要求，政务官与执政党共进退，事务官实行职务常任，严守政治中立，不受政党干预，不得参加政务官的竞选，否则，必须先放弃公务员身份。我国公开选拔领导干部制度则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的前提下进行的，参加公开选拔的人员在公务活动中必须坚决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政治上、思想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所有参加公开选拔人员，只要符合基本条件，不受身份、界别的限制，一经任用，身份可以按程序转换。在公开选拔的过程中，打破了单一的封闭考试制度的局限，实行以考为主、综合考核、群众参与开门选人。公开选拔的领导干部实行统一管理，大大提高了领导管理效能和科学化水平。这些都较之西方文官考试制度有了很大的进步和发展。

3、公开选拔领导干部是我国国民教育考试、公务员考试录用制度突破性地完善和发展。

我国的国民教育考试和公务员考试录用制度都积累了比较成功的经验。我国的高考教育制度经过几十年，特别是恢复高考制度以后的改革，制度日趋完善，在考试的组织、阅卷评卷、考试题库的建设等方面积累了许多成功的做法和经验。我国的公务员考试录用制度建立于20世纪90年代初，由点到面，逐步推开。《公务员法》的实施标志着我国公务员制度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公务员考试录用制度在其实施过程中也积累了比较丰富的经验。公开选拔领导干部制度在科学借鉴高考教育制度和公务员考试录用制度成功做法的基础上，解放思想，大胆突破，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一方面，公开选拔领导干部制度在具体操作上借鉴了高考教育制度和公务员考试录用制度的具体做法，特别是在考试组织、面试等方面的程序很规范。另一方面，公开选拔领导干部又在其基础上有新的突破。如由文化基础知识、岗位业务知识考试为主转变为以能力水平考试为主。又如增大面试和考察在公开选拔中的比重，注重平时工作表现和业绩。又比如非公务员身份参加公开选拔考试任职后可以确认公务员身份。又比如按照现行规定，领导类公务员中，属于党委负责人和政府行政领导的须分别经过党代会和人代会选举，目前在公开选拔中不少地方已经实际上突破了这一规定，经过公开选拔出来的政府领导候选人在人民代表选举时原则上要保证当选，不过这种做法还需要在法律上得到进一步的确认。公开选拔领导干部制度在高考教育制度、公务员考试录用制度的基础上实现了新的历史性超越。

二、公开选拔领导干部制度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

马克思主义认为，在一定的社会形态中，经济基础是起决定作用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有什么样的经济基础就应当有什么样的上层建筑。上层建筑一定要同它所处的经济基础相适应。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的要求，社会就稳定，就发展，就前进；否则，就动荡，就停滞，就倒退。一定社会的经济基础主要体现为社会的经济制度，由经济基础决定的上层建筑则包括政治上层建筑和思想上层建筑两个方面。干部任用制度是属于政治上层建筑的范畴，在全部政治制度和社会生活中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实现了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重大转变，党的十四大已经正确确立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经济基础发生了变化，必然要求以干部任用为主要内容的上层建筑领域也随着变化，以更好地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公开选拔领导干部就是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而产生的。

1、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资源配置性要求领导干部选拔任用方式也要实现一定程度上市场配置。

人类社会物质生产过程也是对资源进行有效使用和配置的过程。迄今为止，人类社会对资源的配置，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计划配置，即在整体上通过国家计划调拨来实现资源配置；另一种是市场配置，即整体上通过市场竞争来实现资源配置。所谓市场配置方式，就是按照价值规律的要求，适应供求关系的变化，发挥竞争机制的作用，从而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它的优点是能够把有限的资源配置到效益较好的环节中去，促进生产与需求的协调和平衡。在现有社会经济条件下，市场经济是配置资源的最有效的形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配置资源的一种主要方式，它是对传统的计划配置资源的一种巨大突破，其特点是在国家宏观调控下，通过市场的作用，从而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和生产力诸要素的最优组合[3]。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证明，社会主义市场配置资源的方式是成功有效的。领导干部是社会生活中一种重要的特殊资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资源配置方式的确立，也必然要求作为上层建筑重要内容的领导干部选拔任用方式也跟着变化。领导干部的选拔任用不能总是由组织内定，必须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在坚持党管干部原则的基础上，根据领导职位空缺的需要，采取公开考试和考核的形式，在全社会范围内选拔领导干部，从而实现领导干部供给与需求的相对平衡。公开选拔领导干部制度就是在党的统一宏观管理下，实现领导干部市场机制配置的有效尝试。

2、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竞争规律要求领导干部选拔任用方式也要在一定范围内引入竞争机制。

竞争是市场经济内在矛盾的必然产物，是市场经济固有的规律，是现代社会最具活力的因子。没有竞争就没有社会的活力和进步。有市场经济存在，就必然有竞争规律在起重要作用。市场经济就是一种竞争经济，是“天生的平等派”，竞争主宰着每个商品生产者的命运，它一手拿着桂冠，一手拿着棍棒，赏罚分明，铁面无私地执行着“优用劣汰”的强制规律，“它们不承认任何别的权威，只承认竞争的权威，只承认他们相互利益的压力在他们身上的强制” [4]。竞争不是资本主义特有的现象，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竞争同样存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显著特征就是竞争经济。在性质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竞争是建立在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基础上的互相促进，共同提高；在目的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竞争是激励先进，鞭策后进，促进社会生产发展，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的需求；在手段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竞争是在国家法律规定的范围内通过正当手段进行，要求公开公平公正 [5]。领导干部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重要要素。社会主义市场竞争规律的作用，必然要求作为上层建筑重要组成部分的领导干部选拔任用方式也随之变化。领导干部的选拔必须在党的领导下，引入竞争机制，通过公开平等的竞争，择优选拔优秀人才。如果不引入竞争机制，就不能在最大化范围内选拔出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的优秀人才。从这个意上来说，竞争是领导干部任用选拔的必然要求，而公开选拔领导干部正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竞争规律在干部选拔任用中的必然产物。公开选拔领导干部按照公开竞争的要求来设计，是有很强的合理性。面向全社会，具备了同等条件的干部都有参与竞职的资格和权力，体现了公开平等的要求；采用客观、公开、科学的检测手段，让参选者按同一标准参与竞争，体现了公平公正的要求；实现专家评议与群众参与相结合，把文化知识测试同能力水平、政治素质综合考虑，体现了物竞天择的动力因素。

3、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宏观调控要求领导干部选拔作用也要实现一定意义上的有效调控。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对计划经济体制的否定，但不是对宏观调控的否定。实现宏观调控是现代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的经济，它固然有着市场主体、利益直接、竞争充分、灵活多变等优越性，但同时也存在着本身不可克服的固有的盲目性、分散性和局限性等缺陷和不足。为了弥补市场调节的多种缺陷和不足，国家政府部门必须从宏观上加以调控。从战略的高度，着眼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和长远利益，在充分发挥市场调节作用的前提下，提出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和实施对策，对市场运行进行事前预测、事中监控、事后矫正，从而保证整个市场经济的良性运行和健康发展 [6]。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这一特性，也要求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制度与之相适应。公开选拔领导干部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宏观调控的产物。公开选拔领导干部虽然充分体现了公开竞争的要求，实现了人才资源的市场配置，但它是在党组织的统一领导下，按照党管干部的原则来实施的。党组织在公开选拔工作中始终处于领导地位，管方向，管政策规范，管全局。整个公开选拔工作是在党委组织、人事部门具体领导下进行的，是按照坚持公开、公平、公正，考试与考察相结合的原则开展的，是按照党委批准制定的规模、条件、程序和比例等政策规范运作的。党委在公开选拔工作中有很大的主动权，但党委决不滥用权力，不包揽具体事务，不介入具体运作程序，不专注某个具体人选，一切工作由公开选拔机构按照公开竞争选拔的规则去进行。所以，公开选拔领导干部制度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宏观调控的要求。

三、公开选拔领导干部制度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本质要求

民主化是一种势不可挡的历史潮流。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不仅是当代中国现代化建设总体布局中的一个重要目标，而且是达到其他重要目标的政治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为社会主义民主提供了重要的社会组织基础的成长和公众权利意识的增强，推进着民主政治的发展，民主政治的发展也必然促进社会经济的进步。民主政治对于经济现代化最显著的促进作用，就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有利于充分激发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创造性和主动性。因此，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是正在全面走向现代化的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是摆在全党全国人民面前的一项紧迫任务。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是多方面的，领导干部的选拔任用制度就是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必然要求不断创新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制度。公开选拔领导干部就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本质要求。

1、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核心要求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必须由人民群众自己决定。

我国《宪法》规定：“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社会主义民主是一种新型的人民民主。社会主义民主的根本目的就是要全面确立人民群众的主人翁地位，让人民群众当家作主，让人民群众拥有参与权、知情权、表达权、监督权。社会主义民主要求不仅要让人民群众有参与管理国家事务的权力，而且有决定管理国家事务人员的权力。公开选拔领导干部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民主的核心要求。一方面，公开选拔领导干部制度，面向全社会公开选拔，凡是具备参选资格条件的人都可以报名参加，都有参加管理国家事务的机会和可能。另一方面，公开选拔领导干部制度，十分注重人民群众的参与作用，让更多、更广泛的普通群众，参加到公开选拔工作中来，实现充分的监督和评判，使人民群众拥有参与决定管理国家事务人员的权力。

2、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制度必须公平公正。

马克思主义认为，公正是人类社会的崇高境界，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首要价值之所在。公正应当成为工人阶级最为重要的价值理念。马克思在1871年为国际工人协会起草的《共同章程》中明确指出：“加入协会的一切团体和个人，承认真理、正义和道德是他们彼此间和对一切人的关系的基础，而不分肤色、信仰或民族……” [7] 。公正是人类社会永恒的主题。人们对公正的渴求与生俱来。人类社会在人们对公正的不懈追求中不断发展，政治文明在人们对公正的不懈诉求中不断进步。可以说，一部人类社会的发展史，一部政治文明史，就是向着公正的目标渐进的历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核心价值在于公平正义，没有公正，就没有社会主义民主。公正包括政治上的公正、经济上的公正、法律上的公正等。干部人事制度的公正是一切公正的基础，是社会公正和政治文明发展的重要标志。公开选拔领导干部制度以公正为出发点，力求做到四个公正：机会公正，凡符合报名资格和条件的人都有平等参与竞争的机会；规则公正，参与者遵循同一规则，在规则面前人人平等；标准公正，在笔试和面试阶段，完全以分数为标准依次确定各阶段的入围人选；结果公正，确保最终选拔出来的是相对最优秀、最合适的人选 [8]。这些正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要求。

3、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原则要求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制度必须权力制约，加强监督。

没有制约的权力必然产生腐败。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要加强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资本主义国家实行的是“三权分立”的分权制度，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三权分立，相互制衡。虽然这一制度对于避免专制现象，减少腐败等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被列宁肯定为“世界社会历史上的一种巨大进步” [9]。但它也造成了统治阶级内部相互扯皮、相互恶斗的严重后果。我国是一个在半封建半殖民地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国家，我国的国情不允许我们搞“三权分立”。但是，我国是一个以建设政治文明为目标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虽然不搞“三权分立”，但我们却十分重视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加强对权力的有效制约，把人民赋予的权力真正用来为人民谋利益。干部任用部门是一个很重要的权力部门，如果失去制约和监督，必然出现用人问题上的严重腐败现象。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建设要求必须加强对领导干部选拔任用问题上制约监督。公开选拔领导干部就是适应这一要求而产生的。公开选拔工作虽然在党组织的领导下进行，但党组织只管方向、管全局、管政策，具体事务和操作程序都是由公开选拔的工作部门按公开竞争选拔的规则去运行的。公开选拔工作中，要在党委的统一领导下，建立起组织协调、评议审查、纪律监督三套机构，分工明确，各司其职，相互监督，整个公开选拔工作都置于严密的监督之中，不仅有党的纪检监察部门专门监督，还邀请部分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群众代表全程参与，新闻媒体跟踪报道，发现问题，马上曝光，及时查处，有效遏制了不正之风的发生。

4、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根本要求要求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制度必须依法依规运行。

现代政治的发展既要求民主化，也要求法制化，要求民主化与法制化的有机结合和相互促进。民主化表现为参与，法制化表现为秩序。没有民主，社会就会走向专制主义；没有法制，社会就会走向无政府主义。民主化必须依靠法制化来保证 [10]。以公开选拔领导干部为重要形式的干部任用制度必须适应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要求，自觉纳入制度化、法制化、规范化的轨道。公开选拔工作中建立了包括领导组织机制、信息公开机制、工作运行机制、监督机制在内的一整套完整的工作机制。建立健全了选拔标准与资格条件的确立制度、公开报名和资格审查制度、考试制度、结构化面试制度、量化考核制度、党委集体表决制度、培训试用制度、监督评价制度，等等。同时，还作出了不准事先内定人选，不准在实施过程中随意改变内容和操作程序，不准弄虚作假、搞非组织活动，不准在考察中夸大、隐瞒或歪曲事实，不准泄露考试试题、考察情况和党组织研究情况等纪律规定，从而确保了公开选拔工作沿着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方向健康发展。

四、公开选拔领导干部制度是我国干部任用制度改革的历史选择

干部选拔任用制度作为一种政治制度，在社会主义事业的进程中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但是，任何事物都是发展变化的，历史条件和经济基础发生了变化，政治制度也要跟着变化，不断改革。公开选拔领导干部制度就是适应干部任用制度改革的需要产生的，而且是我国领导干部任用制度改革的历史选择。

1、从我国传统的领导干部任用制度的弊端来看，催生了公开选拔领导干部制度的萌芽。

我国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制度经历了一个较长时期的探索和发展过程。从建党开始到改革开放之前，我们的干部任用制度大体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21年至1949年，由于党长期处在白色恐怖和战争年代，虽然党的章程和文件都规定有党的领导干部需要经过民主选举产生，但除一些根据地实行了选举制度外，大多数情况下一般都是采取的由组织委任指派领导干部的方式。第二阶段是1949年至1956年，这一时期，在领导干部选拔任用的方式上，形成了以委任制为主要形式，并适当采取考任、选任等多种方式的格局。第三阶段是1957年至1966年，这一时期，仍然实行以委任制为主体的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制度，并逐步建立了干部的吸收、调配、考核等一整套比较完整的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制度。第四阶段是1966年至1976年，这一时期，由于“文革”十年内乱，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破坏，推行极“左”政治，全面夺权，在领导干部的选拔任用上搞以人划线，以派划线，完全否定了干部选拔任用的正常程序，整个干部选拔任用处于混乱状态 [11]。回顾这段较长时期的历史过程，虽然我们党选拔任用了一批又一批优秀领导干部，夺取了革命和建设事业的胜利。但是，经过实践的检验，特别是“文革”的教训，我们党传统的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制度的弊端逐步显露出来，主要的问题是体制僵化，权力集中，缺乏领导人才资源合理配置机制，缺乏良性竞争机制，缺乏科学鉴别机制，缺乏有效监督机制，干部队伍严重老化，优秀人才无法启用。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提出了沿着民主的方向进行干部选拔任用制度改革的要求，从而催生了公开选拔领导干部制度的诞生。上个世纪80年代初一些地方采用公开的方式选拔领导干部的尝试，就是这种制度的萌芽。

2、从我国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制度改革的实践来看，凸显出公开选拔领导干部制度具有强大生命力。

我国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制度改革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开始，先后尝试过委任制、选任制、考任制、竞争上岗、聘任制等多种形式，虽然每一种形式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都有其存在和出现的客观理由，但同公开选拔制度比较，都存在明显的历史局限性。委任制是由选任机关在其任免权限的范围内直接指定任用人、选派其担任一定职务的任用方式。它与公开选拔制度虽然在任用的目的、任用标准、任用主体上相同，但公开选拔制度在选用领导干部的范围上、公开程度上、选拔的结果上等方面比委任制有更大的优势。选举制是以选举方式选拔任用领导干部的一种制度，它虽然在更大程度上体现了党的民主，有利于干部队伍四化建设的加强，但现阶段，公开选拔制度比选举制度适应范围更广，选择的余地更大，把握的标准更全面，党管干部的主体作用体现得更充分。考任制是一种通过考试选拔任用领导干部的方法，同公开选拔制度相比，虽然都是面向全社会公开招考，都有一定的资格条件限制，都必须经过竞争性考试，但公开选拔制度对于应试者的思想品德、综合素质、个性特征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的掌握上更准确、更全面、更稳妥。此外，同竞争上岗比较，公开选拔制度可以打破本单位的局限，在全社会选拔人才。同聘任制比较，公开选拔制度更具吸引力，稳定性，有利于优秀人才的脱颖而出。虽然公开选拔领导干部的制度目前仍然需要进一步完善，但从总体上讲，它作为一种新型的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制度更具强大的生命力。

3、从我国现阶段干部选拔任用制度上出现的新情况来看，呼唤着公开选拔领导干部制度的出现。

改革开放以来，虽然我们的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制度改革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是，我们必须看到，现阶段作为干部选拔任用的主要形式委任制和选举制也出现许多新情况。主要表现在：一是“一把手”权力过大，容易出现用人上的主观武断，特别是近年来来自各方面的打招呼太多，很难平衡关系。二是目前不少领导班子中，好人主义、本位主义、宗派主义倾向滋涨，任人唯亲，团团伙伙，难以公正把握。三是一定范围内的民主选举、民主推荐不少地方成了拉票贿选的搏弈，虽中央三令五声下令严禁，拉票者仍然我行我素，置若罔闻。每一次选拔领导干部活动总是要伴随着一场拉票风波。在这种状态下，真正优秀的人才很难选拔出来。因此，公开选拔领导干部是我国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必然选择，应当成为我们党和国家选拔领导干部的一种经常性制度，并逐步成为我国领导干部选拔任用的主要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