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   录

 

赵飞英 1

李中和 10

黄  淑 21

章季康 26

张亚巨 31

李文彩 37

李崇德 43

黎子明 52

冯可安 61

陈万营 67

黄冬生 75

李  兰 82

姚天才 91

罗松柏 101

廖德桂 108

陈文恒 116

陈先进 122

熊桂南 130

熊绍祥 136

刘益民 143

廖  哲 152

李华伯 157

殷  标 166

张祖德 172

李子才 178

黎锦辉 186

梅继尧 192

梅重奇 201

李断渊 211

易沐清 221

沈凤楼 228

许爱国 234

刘天柱 240

赵  飞  英

(1907——1927)

 

赵飞英，又名赵六元，湖南临湘县长安大屋赵家人，一九○七年五月八日，出生在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因家境贫寒，父母无力抚养，在飞英刚满四岁的时候，父亲赵春和不得不忍痛把她抱给哥哥赵谷声做养女。她小时活泼聪明，深得养父喜爱。

赵谷声是个远近闻名的古书先生，长期在本村设学馆教书。飞英不满七岁，就随养父在学馆读书。七年寒窗，她读了《五经》、“四书”和其它的古诗文。十四五岁时，她就写算俱全。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她性格刚强耿直，求学善思好问。例如她在经书中读到妇女要讲“三从四德”，在婚姻上要尊“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时，她敢于向先生提问：“当今社会为什么对女人束缚、限制如此之多呢？”她对封建礼教和宗法制度，从小就很反感。而对明清之际思想家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名言，则铭刻于心。一次赵飞英向养父央求说：“父亲，为了知晓天下事，尽匹夫之责，我想进新学堂学点新知识行吗？”赵谷声觉得女儿有抱负，就高兴地答应了她的要求。

一九二三年初，赵飞英赴县治——陆城考取了县办师范学堂。她学习勤奋，成绩优良。一有空，就找进步书籍和报刊杂志阅读。她对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建国方略》爱不释手。从读书得到的启迪，再对照当时北洋军阀政府腐败无能，乡里土豪劣绅横行霸道，广大劳苦群众灾难深重的社会现状，赵飞英胸怀殷忧，情绪激愤。她常在课余饭后，在同学们中间宣传“当今中国如此落后，妇女如此受苦，我们年轻一代，应立志承担救国救民的重任”的道理。有的纨绔子弟对她的言谈举止，看不顺眼，听不顺耳，嘲讽她“不遵礼教忧妇命，学问不大口气大。”对此，赵飞英理直气壮地反驳道：“难道我们女人就只能世世代代瞄锅底，做奴仆吗？难道劳苦大众的大事，国家民族的大事，就可以不闻不问吗？”十七岁的赵飞英，思想活跃有追求。她常常以历史上的巾帼英雄来勉励自己，希望有朝一日能站在反帝反封建的前列，高举国民革命的旗帜，为工农大众的翻身事业贡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

一九二五年冬，年方十九岁的赵飞英师范毕业了。就在这时，她得知陆城街上的女大学生黄淑，为了发起临湘的工农运动，从厦门大学结业回家了。赵飞英特地登门拜访，虚心求教。两人一见如故，以工农运动为题，谈得非常倾心。她俩都满怀革命激情，决心争做一个反帝反封建的先行者。为了以身示范，两人先将自己所蓄的长辫子剪掉了。这件事一传到赵飞英养父的耳朵里，反感很大，催她火速回家，准备给她定下终身，以免再干出“伤风败俗”的事来。赵飞英得知这个消息后，就立即找黄淑商量，她俩共同的主张是，要想废除包办买卖婚姻，实行婚姻自主，必须先从自己做起。于是，赵飞英就自己作主，向和自己志同道合的同学、当时在陆城学堂颇有名气的进步青年胡寅初写了一首求爱诗：“君居陆城有名声，如雷灌耳仰高名。邂逅有缘三生幸，愿订桃园生死盟。”

胡寅初是聂（市）区胡家山人。胡家与赵家相距不到二十华里。胡见赵才貌出众，胆识过人，又主动向自己求爱，就欣然执笔给她答了一首诗：“国难年荒叹桑田，欣逢知己缔良缘。卿若有志求改革，愿订偕老永向前。”就这样，两位青年男女自作主张，私定了终身大事。赵飞英的养父母闻讯后，气得暴跳如雷。认为她自订终身，有辱门楣，扬言要弄死她。赵的邻居赵必升（与胡家山屋场的人有亲戚关系）闻讯即来相劝。他向飞英的养父母介绍了胡家的家世，说胡赵两家开亲，堪称门当户对。加之男女两厢情愿，真是珠联璧合。赵谷声无可奈何，只得顺水推舟。是年冬月，赵谷声请赵必升为媒，赵飞英与胡寅初举行了婚礼。

赵飞英嫁到胡家山后，这里的男女青年了解到她很有学问，能写会算，因而闲时登门找她求教的人不少。赵飞英不管自己有事无事，对求教于她的人，总是热情接待，循循善诱，耐心指教。青年们都夸她是一位难得的义务教师。可是，封建意识较深的婆母，则看不惯这种现象，有时竟然出口骂她。对此，赵飞英也不顶嘴，只是一笑了之。

赵飞英与胡寅初结婚后，只在胡家山居住了两个来月。小俩口便于一九二六年春，迁往陆城居住。这时黄淑为发起农民运动，已在陆城做了一段时间的群众工作。赵到陆城后，在黄淑的影响和带动下，她阅读了《帝国主义侵略简史》、《社会学浅说》和《敬告农民书》等进步书刊，并深入工农群众调查研究。是年八月，北伐军克复临湘，这时临湘的工农运动，如火如茶，发展迅速。赵飞英和黄淑，一心扑在工农大众的翻身事业上。在省党部特派员地下党员李中和、卢子云的培养下，她们俩人于同年十月二十日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一九二七年春，胡寅初去陆城农讲所学习。党组织则派赵飞英回家乡聂区开展妇运工作。她为了配合农运把全区妇女动员组织起来，赵飞英废寝忘餐，东奔西走。她每到一地，大揭封建制度的罪恶，大讲妇女们的苦楚，大讲妇女谋求翻身解放的必要。她经常蹲到地边、灶前，找妇女们促膝谈心，态度分外和悦，说理清楚动听。她十分同情妇女们的苦难，尽力为姐妹们排忧解难。妇女们都把她当知心朋友，愿意听她的话。在一个多月的时间内，赵飞英差不多跑遍了聂区所有山乡村落，使全区报名参加妇运组织的很快达到了两百多人。是年二月，聂区农民协会和女界联合会联合召开成立大会。会场设在五里牌下街，参加大会的群众有上千人。会场红旗招展，气氛异常热烈。大会选举了方德明为区农会主席，张启民为区农会副主席，方景民为区农会秘书长，赵飞英为区女界联合会主席，易正英、李兰英为区女界联合会干事。当时聂区的群众把他们称之为“三民三英”。区农民协会和区女界联合会的机关设在五里牌上街陈玉光家里。区农会和女界联合会宣布成立后，立即挂起了两块红色大牌子，树起了一面绣有步犁的大红旗。赵飞英头上蓄着短发，身着普通的女生青服装，脚穿一双青布鞋，举止庄重大方。她面对到会的群众慷慨激昂地说：“今天是我们劳苦大众翻身出头的日子，特别是对我们女人来说，从今天起，就要跳出苦海争做一个自由的人！长期以来，封建的政权、族权、神权和夫权把我们妇女束缚和压迫得太苦了！譬如，女人很小的时候，就规定笑不露齿，话不高声。订婚时，要听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出嫁成了家，就要从夫命。丈夫死了，还要从子命。童养媳更是苦不堪言了，吃的是残菜剩饭，穿的是破烂衣鞋，睡的是门板草窝，做的是牛马工夫，多少穷人的小女，被饥寒和病魔夺走了生命。”讲到这里，她提高嗓门问大家：“女人也是人，为什么受压受苦如此之深呢？对这个问题，有些姐妹认为是‘八字’不好，命里所注。这是封建宗法思想骗人的鬼话。其实，我们女人的苦根是万恶的封建制度。我们要想翻身做主人，就要彻底推翻中国的封建制度！”赵飞英一番通俗易懂的演讲，解开了广大妇女思想上的疑团，给了她们精神上极大的鼓舞。顿时，会场上掌声四起，有的人还情不自禁地高喊着：“要跳出苦海做人，紧跟女豪赵飞英！推翻封建制度，挖掉妇女的苦根！”大会后，聂区的农民运动和妇女运动的声势更大了。“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废除封建礼教”、“实行妇女剪发放足”的标语口号，遍及全区穷乡僻壤，土豪劣绅个个惶恐不安，有的吓得外逃了。而广大的劳苦农民兄弟姐妹，则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扬眉吐气。

在组织妇女运动的同时，赵飞英还配合区农民协会建立了“儿童团”、“天足会”和“拒毒会”等群众组织。参加儿童团的大都是学校里的学生。他们在儿童团长和女界联合会干部的带领下，成群结队，敲锣打鼓，手举三角红绿旗子到四乡宣传废除封建礼教，实行妇女剪发放足的好处。赵飞英率领五里牌街上的儿童团到远近二十多个村庄进行过宣传活动。她每到一地，都亲自向妇女们讲演。她为妇女谋求解放的赤诚之心和能言善辩的口才，给广大妇女以深刻的教育和鼓舞。就是当时有些干了丑事、坏事的女人，在受到她的教育和帮助后，大都能改邪归正。如当时五里牌街上，往来客商较多，秩序混乱，长期暗藏着一些娼妓，影响很坏。过去也有人为取缔暗娟娼做过一些工作，但无济于事。赵飞英掌握这个情况后，她从女人当娼妓大都是贫苦妇女受苦受害的认识着眼，通过和她们交朋友，做耐心的思想教育工作，很快使她们全部改过自新，做了自尊自重的女人。

实行妇女剪发放足，在当时是比较难做的事。赵飞英一面用自己剪发的行动现身说法，一面用妇女挽巴巴头，缠尖尖脚，在日常生活中所遭受的痛苦，广泛深入地进行宣传。这使众多的妇女都能响应“天足会”的号召，自愿剪发放足。但也有少数妇女觉悟较慢，迟迟不肯行动。对此，赵飞英就选择自己亲朋中的典型作突破口，强行帮助她们剪发放足。她不放过一个留长发和缠小脚的妇女。如大屋王家的罗元桂和新田畈的王勤生，都是赵的表姐妹，不愿剪发放足。一天，她俩一同来五里牌街上走亲戚，正巧碰上了赵飞英。赵先是和气地劝她俩将长发剪掉，而她们执意不肯。待她们走到理发店前，赵飞英邀了两个妇女帮忙强行将罗、王二人的长发剪掉，还将她俩的裹脚布甩掉了。当时罗、王二人反感很大。赵飞英即用亲切的话语劝慰她们，向她们讲了很多剪发放足的好处。并说，“现在你们的心里可能是恨我骂我，往后你们是会知道这样做的好处的。”过了一段时间，罗、王二人确实登门向赵飞英表示了谢意。

当时“拒毒会”的任务是查禁鸦片。主要是抓住贩卖和惯吸鸦片的豪绅，予以处罚打击，以此来教育更多的嗜烟人。聂区范围内群众怨恨最大的“烟鬼”有王德风、陈绍典几个豪绅。禁烟运动开始后，赵飞英带领“拒毒会”二十多名青年小伙子，把王德风、陈绍典从家里抓到区农会。通过训话之后，强令他们手端鸦片盒，颈挂烟具，胸贴悔过书到四乡游斗。这样一来，全区的烟鬼豪绅吓得胆颤心惊，鸦片也很快禁绝了。然而反动的土豪劣绅们对赵飞英却恨之入骨。五里牌附近两个有名的劣绅王西成与金年生，为了报复赵飞英，暗地唆使一帮坏人，对农民运动和妇女运动进行造谣威胁，扬言要铲除区农会和女界联合会。赵飞英得知这个消息后，立即与区农会负责人方德明等商量，组织农协会员十多人，星夜将金、王二人捉到区农会，旋即召开群众大会，宣布二人罪行后，就地处决了。对此，广大群众无不拍手称快。

正当全县农民运动进入高潮，贫苦农民兴高彩烈，土豪劣绅丧魂落魄的时候，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接着，夏斗寅于“五·一七”在宜昌叛变，反革命的血风腥雨很快刮到了临湘。临湘的团防局接到密令后，抢先于“马日事变”前叛变革命，他们肆无忌惮地逮捕屠杀共产党员和农运骨干。五月十八日，临湘羊楼司团防局长袁定恒亲领团丁来聂区五里牌抓人。在此万分危急的时候，聂区农民协会、女界联合会领导人商量决定，为了避实就虚，等待时机，所有共产党员和区农会、女界联合会的骨于，都以去乡间调查为名，火速分散转移。这时，赵飞英提出，为了稳定群众的情绪，掩护大伙安全转移，她要求留守区农会机关。虽然这个提议很有道理，但对赵飞英本人却是一个生死攸关的抉择。因此，大伙都不同意。而她十分镇静地说：“不要管我，现在大伙安全转移是大事。敌人尽管可以逞凶一时，但工农运动的烈火是不会熄灭的，革命红旗是不会倒下去的！”为了激励和鼓舞周围群众的斗志，她很快在区农会办公室编写了一段感人的歌词：“土匪嚣，不足惊，关键在于人心定。杀我一个不要紧，大伙照常干革命。不惊、心静，革命不惜命，青史自留名！”

大伙刚转移，一群匪徒气势汹汹地闯进了区农会的大门。一见赵飞英，就将她绑起来，从区农会强拉到陈宗汉的饭铺里。袁定恒见抓住了赵飞英，假惺惺地对赵飞英说：“好妹妹，委屈你了。今天我只要你交出聂区共产党员和区农会、女界联合会骨干的全部名单和去向，绝对保证你的安全。”对此，赵飞英报以一声冷笑。袁定恒见她态度强硬，就命令将她吊起来毒打。赵飞英被打得死去活来，不仅只字不招，反而破口大骂：“你们这帮狼心狗肺的家伙，残害工农，作恶多端。尽管今天你们可以嚣张一时，但你们得势的日子是不会长久的。劳苦大众是要找你们算账的！”袁定恒无可奈何地大声喝道：“赶快拖至街口斩首示众！”这时，几个刽子手，将赵飞英拖到五里牌街口塘边的五斗丘田磡上，用刺刀把她捅死了。飞英牺牲时年方二十岁。

这位壮志满怀的巾帼英豪，为了工农大众的翻身事业，披肝沥胆，尽心竭力。面对杀人魔鬼的屠刀，无所畏惧，视死如归。她的不幸早逝，人们无不为之深切痛惜。她所具有的神奇般的智勇，数十年来一直在方圆几百里的地方传颂着。

李  中  和

（1901——1927）

 

李中和，原名握恩，湖南平江县安定镇山背村新屋人。一九○一年二月出生在一个佃农家里，有兄、弟、妹七人，中和排行第二。父亲李泰久，终生务农，勤俭忠厚；母亲袁氏，纺纱织布，慈祥善良。全家九口人，全靠租种田土维持生活。

穷人的孩子，做父母的虽然没有想他读书中榜的念头，但很想他能识几个字，当家会写算就行。中和父兄勤耕苦做，全家省吃俭用，才把他送到附近一所叫幕屋校的私塾读了三年书。幼小的中和，十分体贴父母的艰辛，曾几次要求“辍学务农”。他这个好心遭到父亲“不争气”的斥责后，才在南乡一个经学堂又读了两年书。这时的李中和算是粗通文墨了。

由于贪官污吏的横征暴敛和土豪劣绅的租债剥削，李中和的家境日趋困苦。经亲朋荐引，去平江县城学做皮匠手艺，出师后，就在县城做皮匠活。他个性爽直，诚实可靠，人们乐于同他交往。平江“扑城暴动”爆发时，他积极参加了这一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在斗争中，他不仅十分勇敢，而且具有很强的组织能力。一九二五年九月，中共平江县委推荐他参加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第五届训练班学习。这时，正是北伐前夕，需要大量的革命骨干，农讲所的培训任务极其紧迫而又繁重。这里，对学员要求严格，学习内容丰富，除军事训练和实地调查外，讲授科目有毛泽东主讲的《中国农民问题与中国革命》，周恩来主讲的《农民运动与军事运动》，肖楚女主讲的《社会主义概要讲义大纲》等。在革命思想的熏陶下，李中和刻苦钻研，成绩优良，思想觉悟提高很快。是年十二月结业时，他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

一九二六年春，李中和受中共湖南区委的派遣，与广州农讲所同班同学卢子云（湘潭人）一道，以湖南省党部农运特派员的身份来到临湘县开展农运工作，迎接北伐。

临湘地处湘北，扼水陆要冲，素有“湘北门户”之称。这里土地肥沃，气候适宜，资源丰富，堪称“鱼米之乡”。可是，在军阀吴佩孚部叶开鑫的统治下，临湘和其它许多地方一样，土豪劣绅横行乡里，穷苦百姓挣扎在死亡线上。就在这种阶级矛盾极其尖锐的时候，李中和、卢子云肩负着党的重任，化装来到临湘。他们经过详细了解和分析后，选择桃（林）区为据点。桃林距离县治陆城较远，反动势力较弱，特别是有一批在各地读书的进步青年，其中不少人在学校里就参加了党、团或其他进步组织，积极拥护并投身国民革命；有的还利用节假日回乡宣传，唤醒工农群众起来革命。

李中和在桃（林）区扮装成游学先生，与进步青年陈振球、郑良（“马日事变”后叛变）、方星高、方家富、杨道合等人取得联系，秘密发展党员和农民协会会员。当时，妨碍他开展工作的，是驻在桃林街上的一个有二十多人、枪的团防局。李中和分析当时的客观形势，认为要排除工作中的阻力，就要争取团防局长中立，这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于是，通过与团防局长吴赤伯关系密切的朱若生去做工作，在朱的努力下，李中和、卢子云与吴赤伯会见了。李中和对吴说：“中国有句古话：‘识时务者为俊杰’。现在，国民革命军北伐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你做个明智人，北伐军来了，对你也有好处。”吴赤伯也曾听到过北伐军即将出师北伐的消息；这次又看到了迎接北伐的共产党人就坐在自己的对面，他经过衡量利害得失，答应了李中和、卢子云提出的要求，双方达成了“井水不犯河水”的“君子协定”。吴并答应负责保护李、卢的安全。这样，李、卢的活动就方便多了，甚至白天也可以开展工作。不久，便吸收了李高峰、方永忠（“马日事变”后叛变）、邓菊英、方家富、杨道合、杨凤美、方文恒、罗瑞祥等人入党。通过向农民宣传组织农民协会，支援北伐的重大意义，大大地提高了农民的觉悟。经过串连，农民纷纷加入农会，很快就发展了一大批农民协会会员。在中和的领导下，中共临湘县第一个区委会于一九二六年四月在桃林街上洞庭庙楼上诞生。同时还成立了桃（林）区农民协会，会址也设在洞庭庙。在桃（林）区的影响下，聂区、源区、城区的农会组织，也在迅速地发展着。

一九二六年七月，北伐军攻克长沙。为了迎接北伐军的到来，李中和、卢子云、陈振球、方星高等进入县城，去做县长高继霄的策反工作。当时县城驻有吴佩孚部董政国师所属赵武臣一个正规营，高继霄又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人称“高屠夫”。进入这一虎穴，是要担很大风险的。胆识过人的李中和胸有成竹，在同卢子云、陈振球等商量时说：“高继霄固然凶残，但在目前的形势下，他不敢动手，只要对他好好宣传北伐军节节胜利的大好形势，晓以大义，陈说利害，高倒戈反吴是有可能的。”于是选定了在湖滨毕业不久，颇有声望的陆城人詹先甲（又名詹仙侠）一同去做高的工作，终于使李中和与高继霄秘密进行了谈判，高表示倒戈反吴，支援北伐。高负责阻击从水路溃逃之敌，李中和负责阻击从陆路溃逃之敌。

当北伐军克复岳阳时，驻在陆城的董政国师赵武臣营，感到形势严重，军心惶惑。李中和抓住这一时机，发动县城周围有组织的农民和倒戈的团防武装一千余人包围赵部，全歼赵营。接着，将兵力转向铁路沿线，将电话线剪断，并在路口铺至五里牌之间撬毁铁轨三处，以防敌军乘车溃逃。敌军开来的军车到此受阻，纷纷下车逃窜，多被我农军包围缴械俘获。翌日清晨，我第八军将所阻列车上的枪械、物资尽行缴获。此即北伐战争中所称之“临湘之役”。

一九二六年八月二十二日，临湘全境克复，群众欢天喜地。当北伐军经临湘向北追击逃敌时，李中和负责组织了担架队、运输队、慰劳队、文化宣传队，还设了茶水站、稀饭站。许多农民手执锄头、梭镖，随同北伐军追击敌军至羊楼司。当时广大农民热烈迎接和支援北伐军，至今在群众中还流传着当时的《工农参战歌》：

……

临湘战，李中和，指挥得力，

疑兵计，少胜多，远近传奇。

汩罗战，北军败，向下溃退，

路两旁，农民军，埋伏四起。

山头上，田野间，红旗遍地，

鬼北军，那知计，逃遁狼狈。

革命军，乘机会，一阵炮击，

五百支，好快枪，收缴成堆。

又有那，五里牌，铁路工会，

乘北军，正败退，罢工阻击。

电话线，全剪断，难传消息，

毁铁轨，两三段，车相撞击。

两三列，军械车，难进难退，

又被我，全缴获，一份重礼。

农民运动有力地支援了北伐战争，北伐战争的胜利又推动了农民运动的迅速发展。一九二六年九月，全县农协会员已发展到一万余人。在全县九个区，两百多个乡（团）农协会建立的基础上，临湘县农民协会于一九二六年十月二十六日正式成立。李中和任委员长，方家富任副委员长，陈振球任秘书。县农民协会成立之时，举行了数千人的庆祝大会。会场上红旗漫卷，梭镖如林，锣鼓喧天，鞭炮齐鸣。农协会员佩戴着红色袖章，扛着各种武器。高举着各色三角旗，精神抖擞，意气风发。会后还举行了盛大的游行示威，“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土豪劣绅！”“打倒贪官污吏”等口号此起彼伏，震撼山岳，充分显示了农民组织起来的力量。

在节节胜利声中，李中和考虑到现在北伐军已向北推进农民运动应在此基础上再来一个大的发展，在发展中求巩固，防止农会权力落到坏人手里。一次，县农民协会秘书陈振球，把城区鸡笼山团同一个地方的两份要求建立农会的申请书递给李中和说：“你看，这是个什么名堂？”李中和看了说：“嗯！这倒是个值得研究的问题。好，我俩同去弄个清楚吧！”经了解，前一份申请都是一个姓的，领导成员多是土豪劣绅或其代理人。后一份申请书，领导成员多是农民。两人研究决定，批准了后一份申请。李中和回来时，边走边向陈振球说：“老陈，我看我们已经建立了农民协会的地方，恐怕也有类似的问题。”陈认为在农民运动大发展中，有这样的问题也不奇怪，问题是我们必须农会整顿，决不能让权力落到坏人手里。李中和随即派方家富、卢子云、郑良、沈大任、李崇德、方祖荫等以县农运特派员身份，分赴各区加强农民运动的工作。李中和、黄淑、方永忠等到各地巡视检查。整顿了一些由坏人操纵的农会，健全了农会组织。到一九二七年春，全县农协会员已发展到二万余人，遍及城乡的每个角落。在农民运动蓬勃发展的形势推动下，县、区青年团、工会、女界联合会、儿童团等组织，也相继建立起来。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李中和、方永忠、李绪芹、郑良等以临湘县工农和党代表身份，参加了湖南省第一次工农代表大会，并致了祝词。通过一段时间的准备，一九二七年三月，在县治陆城召开了临湘县第一次工农代表大会，到会代表七百余人，会期十天。李中和传达了省第一次工农代表大会精神，审理了上百条提案，通过了《告全县工人、农民书》。

随着工农运动的深入发展，一些不甘心失败的土豪劣绅，对工农运动百般诽谤，说什么“租有租福，债有债福，若要强求，定招报复”；“巴巴头，万万岁，瓢鸡婆，要枪毙”。或派出代理人混入农会，妄图负隅顽抗。为了打击敌人的阴谋破坏活动，临湘县特别法庭经省特别法庭批准，于一九二七年三月正式成立。由李中和、李正廷、蒋甲荣（县长）和各公法团体负责人组成。特别法庭建立后，处决了一批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劣绅、匪首。如桃（林）区独霸一方的大劣绅朱宝清，忠（防）区帝国主义的走狗陈竹青，城区一向与官警勾结、劫掠群众钱财的匪首沈双喜，源（潭）区大湖霸胡新虎和大劣绅王达圃。大长了革命人民的志气，大灭了土豪劣绅的威风。

正当酝酿成立中共临湘县委时，县党部执委詹先甲勾结县长蒋甲荣、团防队长丁惠和，组织“左社”反革命集团，妄图篡揽县党部大权，破坏农民运动。詹擅自通缉四区农会副委员长胡伯颜，逼死胡妻，杀害农民姜其志，实属罪大恶极。省特派员刘昆林同李中和对“詹案”进行了反复核实，并报请省特别法庭批准，县特别法庭于一九二七年开庭公审，判处詹先甲死刑，就地处决。

一九二七年三月，中共临湘县委会正式成立，钟堃任书记，方永忠任组织委员，方星高任宣传委员，李中和任农运委员，黄淑任妇运委员，李文彩任工运委员。

刘昆林、李中和在审理“詹案”过程中，觉察到原来倒戈的团防武装，多系明团暗匪，为今后农运一大隐患。只有建立农民自己的武装，才能对付明团暗匪，应付复杂的局势和巩固农运的成果。因此，建立农民自己的武装，已迫在眉睫。由于在李中和的积极努力下，“农运讲习所”（主要目的是训练和建立一支农运武装）于一九二七年三月正式建立，刘昆林任总务主任，李正廷任事务主任，方永忠任训育主任，李寿荪任军事教练。农讲所训练刚进行月余，当学员增加到八十人，枪支增加到三十余支时，一九二七年五月十七日，武汉政府所辖独立十四师师长夏斗寅在宜昌叛变。临湘县团防闻讯叛变革命，大肆屠杀共产党人。李中和于当夜召集学员紧急训话。先讲我党当前形势，农讲所学员系党培训的骨干，应不畏牺牲，为国效劳；后讲到夏斗寅已叛变，各地团防闻讯纷纷反水，形势危急，全体学员必须迅速到云溪火车站搭车去长沙，再作图谋。翌晨，李中和带领全所学员刚到云溪后街，不料丁惠和已带团丁数百追击而来，四面包围，学员被打散，李中和不幸被捕。

团匪们抓到了李中和，高兴之至。团防队长丁惠和为了邀功领赏，亲自审讯。一开始，丁惠和满脸堆笑地走到李中和的面前，又是倒茶，又是张烟，还把团丁从几里外弄来的、李中和平时爱吃的鲜红李子捧给李中和。李中和怒目以对，义正词严地说：“少跟我来这一套！”丁见此状，又佯装笑脸对李中和说：“你既已落到我们的手里，恐怕是插翅难飞了。俗话说得好，‘好汉不吃眼前亏’，现在只要你写出几个共产党员的名字来，不仅保证你的人身安全，还可包你今后升官发财。否则，刑法无情，你是明白的。希望你三思之后，择善而从吧！”李中和皱了皱眉头，轻蔑地说“那好吧，快拿纸来！”丁惠和忙纸笔墨砚捧给李中和。李中和奋笔疾书：“宁可站着死，不可跪着生；要我背叛党，难于上青天。”丁惠和顿时目瞪口呆，双手痉挛，然后，用他那嘶哑的声音嚎叫着：“给我狠狠地打！”团匪们一拥而上，拳打脚踢，打得李中和鼻青脸肿，口吐鲜血，丁惠和为了把对共产党的仇恨全往李中和身上倾泄，将他五花大绑，拖着游街，并逼着要他喊：“莫学我李中和造反闹农会”的口号。李中和却高喊：“打倒土豪劣绅！”“打倒贪官污吏！”匪徒们气得暴跳如雷，忙将他的双耳和双手砍掉，鲜血顺着双腿流淌，在街上走出了一条殷红的血路。当游到街边的一个方桌前，他朝桌上一睡，举起双脚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团匪！”“中国共产党万岁！”丁惠和命令团丁用刀直刺他的胸膛，李中和再也爬不起来了。团匪们把他拖到马鞍山断其双腿，剖腹剜心，真是惨绝人寰。跟着去看的群众无不掩面哭泣。李中和牺牲时年仅二十六岁。

李中和为革命壮烈牺牲了，可是团防和土豪劣绅还觉得不足以泄恨，后来又串通平江挨户团，要把李中和全家杀绝。一九二八年腊月二十四日早晨，平江南乡一个外号叫“令包皮”的挨户团头目，带着三个全副武装的团丁，气势汹汹地闯进了李中和的家。这时，李中和的父亲李泰久正在吃早饭。“令包皮”一掌就把李泰久的饭碗打落在地，随手抓起他的脾胸，恶狠狠地瞪着眼睛说：“你纵子为匪，可知罪吗？今天你交出你儿子李从恩（李泰久的第三个儿子，共产党员，在井岗山参加革命）来，就恕你无事，如有半点支吾，老子就枪毙你！”其余两个匪徒则在李泰久家到处搜查，结果都未获得什么，然后气忿忿地将李泰久拖到门前淡长丘田边枪杀了。“血沃中原肥劲草，寒凝大地发春华。”李中和、李泰久烈士的血没有白流，它滋润着灿烂鲜艳的山花，把大地映照得更加彤红。

曾任县农民协会的秘书陈振球（解放后在武汉师院任教），对李中和有这样一段回忆：“中和平江人，皮工出身，广州农讲所第五届学员，来临湘桃区时，虽化了装，但仍不失工农本色，他对革命有满腔的热情，有坚强的意志和毅力。在这样短短的时间里，做出了大业。平凡可贵的是，别人有什么意见，他总是耐心地倾听，那怕是细小的问题，也常与同事一道商量。他也发脾气，例如詹先甲的问题，他就象快刀斩乱麻样，立即处决。他工作深入，即使严冬腊月，大雪纷飞的时候，也经常奔走于农村山野之间。他虽体弱多病，但经常工作到深夜，毫无倦容。他惨遭丁惠和杀害，其英姿浩气，是万古永存的！”这是对李中和高度的评价和真实的写照！

黄   淑

（1904——1927）

 

黄淑，学名黄小春，湖南临湘县陆城街上人。一九○四年三月出生在一户小贩家庭。她祖父在世时，有水田两石多，还开了一个杂货铺，生活比较宽裕。她祖父一去世，其伯父（黄大爹）闹着与她父亲（黄二爹）分家。老大欺负老二，硬说家产是他一手置买的，与老二无份。忠厚老实的老二拗不过老大，忍痛把家产让了，带着一家六口搬出家门，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后征得族长同意，才搬进黄氏宗祠的一间偏屋居住，靠种菜兼营小生意来维持生计，家境十分贫寒。

黄淑弟妹四人，她是老大。年幼丧母的黄淑，从小就承受着繁重的家务劳动。诸如浆衣洗裳，烧茶煮饭，带管弟妹，养猪种菜样样都干，深得父亲的疼爱。她父亲觉得这孩子有出息，就送她到陆城小学读书。黄淑很体贴父亲的一片心意，起早摸黑操持家务，在校勤奋攻读，并以优异成绩考入贞信女子中学。贞信女中设在湖滨，是一所外国人办的教会学校。这里学费收得很高，她无法交下去，正欲掇学时，学校见她才华出众，便答应给她减免一半。这样，她才得以读完中学课程，后又考入厦门大学就读。

一九二六年，北伐战争开始了。正在厦门大学攻读的黄淑，响应共产党提出的“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号召，毅然放弃深造的机会，返回家乡，投身于革命运动。

黄淑，个子不高，头剪短发，温文大方，朴实干练。在领导妇女翻身求解放的斗争中，很有宣传、组织才能，深得来临湘领导发展工农运动的省党部特派员李中和、卢子云的器重。组织上安排她主管妇运工作，她既能明确响亮地提出妇女运动的口号，又能卓有成效地进行各项实际工作，在革命队伍中成长进步很快。一九二六年下半年，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久，被选为中共临湘县委妇运委员和县女界联合会主席，成为临湘工农运动的主要组织者之一。

黄淑对革命有一颗火热的心。为了妇女的翻身解放，她倾注了自己的全部心血。为了冲破封建伦理的束缚，宣传组织基层女界联合会，她不辞辛劳，奔走于全县的许多乡村。每到一地，就大讲妇女运动的目的是推翻封建主义的压迫和剥削，争取男女平等和女子起来掌握政权的权利，并保护妇女儿童的特殊利益，和全体人民一起求得翻身和解放。她善于演讲，说起话来口若悬河、滔滔不绝，能把很深的革命道理融汇于通俗的语言之中。她既利用开会作演讲，更重视深入工农群众之中，通过串门子，拉家常，启发妇女们的革命觉悟。她平易近人，同年老人、青年人都谈得拢。妇女们开始称她“黄主席”，后来老年人亲切地叫她“黄淑姑娘”，青年人叫她“黄淑姐姐”,她和乡亲们情同手足，亲密无间。

在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中，县女界联合会发动广大妇女开展了剪发放足的活动。可是，土豪劣绅却暗地散布谣言，说什么“巴巴头，万万岁，剪了头发的要枪毙。”还说剪发放足是“不要礼教”、“败坏门风”等等。对妇女运动极力造谣中伤，致使一部分妇女不仅不敢接近黄淑，甚至关在房里不敢出门。黄淑了解到这一动向后，即在源潭一千多人的大会上愤慨激昂地说：“我们闹革命，就是要革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命，革土豪劣绅和贪官污吏的命。有了他们，我们劳苦大众就不得翻身，我们贫苦妇女就没有出头之日！我们妇女一双好好的脚为什么要缠得细细的呢？走起路来，前躬后仰，一天走不得二、三十里，这就是万恶的封建主义把我们害成了残疾。我们有的人反认为脚越小越光彩，这是一个天大的笑话！我们妇女每天睡半夜，起五更，内外工夫忙不赢，却要花很长的时间去梳理长长的头发，饭都吃不饱，还要为头发梳得好不好担心，绕在我们头上的巴巴头，就是捆住我们妇女的一根绳索，我们还不应该把它剪掉吗？妇女男人同样都是人，妇女却不能参加社会活动，长年累月只能呆在灶下瞄锅底，连婚姻大事也不能自己作主，动不动还要挨打受骂，这些都说明我们妇女受压迫受苦最深！”接着，她迈开大步在台上走来走去。大声说：“你们看，这多方便，不是和男子汉一样吗！”她还把自己头上的短发拂了拂说：“你们看，我这头发，每天起来只要梳两梳就行了。”接着，她转过口气，严厉地警告土豪劣绅、流氓地痞：“不许你们造谣诽谤，你们胡说什么三从四德、败坏门风，嫁猪随猪，嫁狗随狗，你们数一数，有哪家土豪劣绅把自己的女儿嫁给猪狗了？（台下大笑）至于真正败坏礼教、败坏门风的正是你们土豪劣绅。你们口里讲的是仁义道德，行的都是男盗女娼！父老兄弟姐妹们，他们之所以造谣破坏，正是他们心里有鬼，害怕我们妇女起来革他们的命，我们穷苦妇女只有和广大农民兄弟团结起来，冲破封建罗网，打倒土豪劣绅和贪官污吏，才能求得彻底解放！”

会上，黄淑还代表临湘县特别法庭宣判了源区大劣绅王菊谱和大湖霸、匪首胡兴虎的罪行，并当场予以处决，到会的人，个个拍手称快。源潭街上响起了噼噼啪啪的鞭炮声，人们为除掉了两个无恶不作的大坏蛋而庆祝。有个叫蔡开文的读书人，听了黄淑的讲演十分感动，回家大书一块“天足书”三个大字的牌子挂在街头，妇女们听了黄淑的讲演，消除了心中的疑虑，纷纷自动剪发放足，申请加入农民协会和女界联合会组织。黄淑走到哪里，哪里就有成群的妇女围着她。许多老人，称赞黄淑是一个“女中之豪杰”，能干的姑娘！

黄淑对危害革命的坏人坏事，敢于斗争，毫不姑息迁就。她和国民党县党部常委詹先甲，同是陆城人，从小到成年又都是同窗要好的同学。在大革命运动中，他们一道从事革命工作，曾有过一段很深的情谊。后来，詹先甲参加了湖南“左社”首领刘岳峙组织的反革命集团，在临湘与县党部右派、县长蒋甲荣、团防队长丁惠和等相勾结，篡揽党部大权，破坏农民运动。当詹先甲的反革命罪恶活动被揭露以后，他一度逃往武汉，正是黄淑写信诱詹回县才得将他抓捕起来。詹先甲回县后，黄淑毅然同他断绝交往，并积极参与对詹案的审理，直到召开群众大会，宣判詹先甲的死刑，当场处决，黄淑亲自在场，没有流露出丝毫惋惜之情。这充分体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崇高理智和品德，深受广大革命者的赞誉。

一九二七年五月十八日，为调查了解妇运情况，黄淑从源潭来到了聂市，她怎么也没料到，就在这头一天，驻在宜昌的武汉政府所辖独立十四师师长夏斗寅叛变了。所部窜扰鄂南和湘北临湘，沿途对共产党员、农运骨干实行大屠杀，临湘各地团防接到密令，大施杀伐。声言要为拜把兄弟詹先甲报仇的云溪团防队长丁惠和，得知黄淑在聂市，即派几十人枪星夜赶到聂市。把住交通要道，四处搜捕黄淑。当黄淑获悉时，已来不及转移了。妇女们都为她担心，千方百计替她谋脱身之计，把她送到一家叫方志盛的私人茶坊楼上躲藏起来。这时一伙团丁正沿街挨家挨户搜查，终于在茶坊楼上把黄淑搜查出来，当即将她强拖至楼下，用绳索捆绑，用枪托毒打，逼着要黄淑走，黄淑不肯走，并大骂团丁。他们无可奈何，就把黄淑枪杀在聂市街上一家叫夏春连的小贩门前。

一个为广大群众拥戴的年仅二十三岁的革命战士，临湘妇女运动的发起者和领导人黄淑壮烈地牺牲了。噩耗传来，广大妇女和农友们无不痛哭流泪，哀悼黄淑烈士永垂不朽！

章  季  康

（1906——1927）

 

章季康，湖南临湘县源潭聂坳村人，生于一九○六年农历五月十四日。季康的父亲是个老实勤劳的农民，母亲常年纺纱织布，家里有些田地，一家三日，日子过得还好。季康三岁那年，父亲不幸病逝。从此，家务全靠母亲操持。

季康八岁入私塾，他天资聪颖，读书勤奋，一本《三字经》，只几天功夫就能背诵。仅三年时间，就读完了《幼学》、《诗经》和“四书”，经常受到老师的赞许。季康的母亲为此感到欣慰，邻居也都称季康是个有出息的孩子。为了使季康能得到一个好的求学环境，他的母亲特地将两间旧房修葺一新，当作教子的私学堂。并聘请了一位远近闻名的老先生教育季康。

随着年龄和知识的增长，季康开始关心社会问题。他常常这样想；为什么穷人一年忙到头总是缺衣少食？而那些富豪绅士，他们四体不勤，却花天酒地呢？对这些问题，他久思不解其故。出于对穷苦人的同情，季康常把穷人家的孩子带到自己家里来吃饭，有时还把自己积攒下来准备买纸笔墨砚的钱，送给村里的穷孩子。季康这种怜悯穷人，乐于济贫的行为，虽然得到很多人的赞誉，但却常常惹怒他那个心胸狭窄的母亲，说他“不顾自己怜别人，真没出息。”加之季康敢于提问和反对死记硬背的教学方法，而气走了请来的那位古书先生。这么一来，母亲就视季康为“不能成器之子”。尽管季康再三向母亲认错央求，而他那固执的母亲还是忍心关闭了私学堂，让他弃学务农了。

季康为了表达自己辍学后苦涩的心情，春节时，他特意写了一副对联贴在大门口：“鸠工建学堂，志短三年辄废；望子成名士，功非十载安能。”许多登门拜年的客人看到这副对联都称赞不已。当地一位德高望重的吴老先生，很赏识季康的才华，特意向他母亲讲述了古代孟柯、欧阳修之母教子求学的故事，这使得他母亲有所醒悟。从此，才又送季康就读于白荆桥姚松龄先生门下。姚先生是从新学堂毕业出来的人，思想比较进步。季康在姚先生那里学习了许多新知识、新思想，使他明确了当时社会贫富悬殊，国力不强的根本原因是有剥削制度的存在。

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四年间，季康在岳郡联中读书。当时正值国共两党开始合作，建立了革命的统一战线。季康对革命的新形势异常高兴，对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充满了信心，他特别关心时局的发展，潜心阅读进步书刊。李大钊、陈独秀等创办的《新青年》、《每周评论》、北京《晨报》、毛泽东主编的《湘江评论》和周恩来等创办的《觉悟》等期刊，他都如饥似渴地认真阅读，从中懂得了许多革命道理。

一九二五年五月三十日，上海发生的“五卅惨案”，激起了全国各界人士的愤怒，各地纷纷成立了“五卅惨案雪耻会”。当时在岳郡联中读书的临湘籍学生，也响应成立了“临湘雪耻分会”，章季康是这个分会的主要成员之一。他和“雪耻会”的会员们积极组织和领导了教师、学生、市民和农民参加的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愤怒声讨了英、日帝国主义的侵略暴行，大大激发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爱国热情。

就在这一年，季康的家乡遭受了特大旱灾，庄稼颗粒无收，许多农民靠外出乞讨度日。季康十分同情灾民的疾苦，准备把家里多余的粮食拿出来赈济灾民，而他的母亲却执意不肯。于是，季康想出了另一个办法来援助灾民，即把家里剩余的二十多担稻谷，用“听价”的办法借给灾民。这样，便解了许多灾民的燃眉之急。

到了隆冬，季康的家乡野菜几乎挖尽，粮钱租借无门。为了不让百姓活活饿死，季康主动到县衙门为民请愿，请求政府发给灾民外出求乞许可证。获得许可证以后，他带着家乡几十个灾民，来到长江中游沿岸乞讨。由于他善于讲述灾情，同他外出的灾民，除从乞讨中解决本人的生活外，还能余下少量的钱粮接济家中的亲人。因此，他带领的逃荒队伍很快增加到了三百多人。季康带着这支庞大的灾民队伍，跑到湖北监利、沔阳等地，找政府，求大户，呼吁救灾恤民。就这样，他家乡的灾民，才得以度过灾荒难关。

由于遭灾，第二年春播季节快到来的时候，季康家乡的农民粮种毫无着落。为此，季康又特地来到县衙门，请求政府下放粮种。他凭着一颗炽热为灾民解难的心，面对面地同政府官员讲理，由于他能言善辩，终于迫使“县老爷”答应了他的要求。可是，粮种拨下来以后，却被当地团董扣压用去开槽坊放酒了。民众慑于团董的权势，敢怒而不敢言。季康摸清情况以后，亲自写出状纸，控告团董轻视民命，鲸吞种粮，并带领灾民冲入团董家里，逼着团董如数交还了种粮。

一九二七年春，农民运动的烈火，燃遍了临湘各地。这时在青山团教书的章季康，积极地投入了打土豪、惩劣绅的斗争，并被群众推选为青山团农民协会会长。季康担任会长后，领导全团贫苦农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减租退息运动。运动开始后，他首先是要求自己家里减租退息。他的行为遭到了母亲的严厉责骂，但为了维护革命的原则，保护群众的利益，他耐心地说服了母亲，终于把家里的钱粮拿出来减退了租息。这样一来，青山团一带凡是有田地出租和有钱放债的人家，都老老实实跟着减租退息了。

同年四月十二日，蒋介石在上海叛变；五月十七日，夏斗寅在宜昌叛变；五月二十一日许克祥在长沙叛变，许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惨遭杀害。中共临湘县委成员和临湘县农民运动骨干李中和、李文彩、黄淑等都先后被害。在白色恐怖中，季康仍冒着生命危险，背井离乡去寻找党的组织，后因故未能达到目的而返回故里。在家里，亲人声言与季康脱离关系，他只得在聂坳村泉坝借了一间房子教私塾。

六月五日深夜，在国民党临湘源区团防局的支持下，劣绅游会筹纠集歹徒偷偷摸摸来到泉坝，把季康的学堂包围起来。当时，季康还在灯下看书，团匪们一闯进季康的房门，就对他拳打脚踢，游会筹抽出腰间匕首，朝季康胸部刺去，顿时鲜血直流。接着，被歹徒们拉到门前禾场上，用梭镖捅死。人民的好儿子章季康就这样壮烈殉难了，时年二十一岁。

季康光荣牺牲虽已六十个年头了，然而，他家乡的人民却一直在怀念着他，至今源潭地区还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

先生章季康，一片好心肠。

大旱饥荒年，慷慨献余粮。

与民同艰苦，率民去逃荒。

青壮得生计，老幼有赡养。

挺身斗贪官，制服众“豺狼”。

失去章季康，忧患有主张。

有了章季康，乡民泪汪汪。

想起章季康，浑身添力量。

我们众乡亲，念念不能忘。

这是对季康一生事迹的概括，是对他高尚人格的写照，也寄托了乡亲们缅怀先烈的无限深情。

张  亚  巨

(1895——1927)

 

张亚巨，字仲生，留学德国时，改名张允，字执中。一八九五年农历正月初八日出生于湖南临湘县源潭东冶村燕海屋。祖辈历代务农，以勤劳节俭兴创家业，到亚巨父亲时，家里已经衣食无虞了。

亚巨幼年，启蒙乡塾，天资聪颖，一家人都非常器重他。十岁开始读经、史，老师稍加指点，即能领悟文、词意义。老师常称赞说：“亚巨将来必济世之才。”后来考入临湘县高等小学读书。这个学校的前身，是清朝末年的“莼湖书院”。民国初年，该校是临湘仅有的一所高等小学，设备完善，教师多为县内外有学问有道德的著名人士，学生也是通过严格考选的高才生，算是当时临湘少年英俊荟萃之地。亚巨当时是同学中的佼佼者，学科成绩优异，品德优良，体育也同样出众。他说：“身体的好坏，关系事业的成败。”所以非常注重身体锻炼，十几岁时身体健壮，纵身能跳跃近一丈高。对此，家乡人至今还在津津乐道。

一九一九年，亚巨以优异的成绩结业于临湘高等小学。当时，他看到祖国内有军阀混战，外受列强侵略，政府捐税繁苛，民不聊生，对此，亚巨极为愤慨。于是他毅然抛弃了仕途显达的念头，立志工业救国。这年秋季，到武汉考上了湖北省立甲种工业学校。学习期间，他生活俭朴，一身粗布衣，纵绔子弟开始瞧不起他，讥笑他是“乡巴佬”。然而这个“乡巴佬”勤奋好学，一心一意探索科学救国，在全校成绩斐然。尤其是谈及救国救民，抒发议论时，慷慨激昂，别具见解，为全校师生同声赞许。

一九一六年，北京教育界人士蔡元培等发起勤工俭学运动，组织赴法勤工俭学会，国内有志青年纷纷赴法寻求救国之道，亚巨十分向往。当时，他的工业救国思想，非常炽烈。认为要达到这一目的，必须去先进国家考察、学习。但他还未理解到救国必须首先进行社会改革的道理。在“五四”风云的激荡下，他才逐步意识到，虽然学得先进科学知识，如果国家仍然腐败落后，工业救国也是徒劳。当时就有许多在欧美学成回国的科技人员，处于英雄无用武之地。他从此有了正确认识：要振兴工业，国家富强，必须以反帝、反封建、改造社会为先行。但是怎样去改造中国？当时理论多端，道路分歧，有所谓乌托邦式的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吉尔特社会主义及修正派的社会主义等等，众说纷纭，何去何从？亚巨探求真理的激情，于是日益迫切。

一九二二年七月，亚巨毕业于湖北工业学校，旋从良师补习德语。一九二三年三月，他远涉重洋，赴德勤工俭学，进入普鲁士高等工业学校。是年，中国共产党旅德支部建立，朱德为该支部负责人之一。不久，亚巨便结识了朱德，朱德很器重他。在德期间，亚巨接受了马克思、恩格斯革命理论的熏陶，深刻认识到：只有共产主义才能救中国。一九二四年，他在柏林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积极参加党团活动。

亚巨留德期间，正值国内军阀混战，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他的家庭因此破产中落，无力继续接济他在异国学习。后经同学介绍，他利用假日去离校百里外的斯特丁小镇一家工厂做工，以维持学费和最低的生活费用。当时中国政府本有明文规，给予留学生津贴。亚巨曾多次向湖南省教育厅及驻德使馆负责人申请发给助学金，但任事者相互推诱，拖延不予解决，实际助学款项，多被他们中饱私囊。因此，一些留学生被迫辍学，有的当劳工，有的回国，而亚巨终于以顽强的毅力，克服了重重困难，完成他的学业。

亚巨留德期间，对亲友故旧，总是从政治上关怀、启迪，以刻苦读书，救国济民为己任相勖勉。一九二四年三月，他在寄胞弟季生的信中说：“你既入了师范，不仅对于教育方法和儿童心理要十分注意，就是各门功课，亦应尽心研究，不单是赚一纸文凭而已，实是要研究问题，才有益于社会。人生在世，必须有高尚知识、思想、人格及事业四项。鹦鹉能言，不离

飞禽，猩猩能言，不离走兽。人若无高尚知识和理想，则与鹦鹉、猩猩无异。”次年，寄其弟的信中又说：“二月间，老弟得一女，弟心忿词怨，很不悦然，还发出毫无道理损害女儿人格的言论，说什么‘哪有闲人养此无用之物’。试问：女儿怎样无用？男儿怎样有用？若世间只有男人而无女人，人类社会又怎能延续、发展？”一九二四年七月，在致友人曾子筠、曾魁梧、刘康民等信中说：“国步艰难，外患频迫，国耻者大，乡耻者小。我们不可弃此大耻而怀小耻也。”在他的影响下，源潭地区的有志青年，尔后大都纷纷投身革命。如源潭区农会副主席刘康民、秘书曾子筠、农会委员曾魁梧都是亚巨的青年朋友。可见，早在二十年代张亚巨对不求实学、徒务虚名、重男轻女等种种现象深恶痛绝，而对爱国思想的激扬，则不遗余力。他站在时代的前列，处处以国为重，勉人进取，勉人有为。

一九二四年四月十二日，亚巨写信给他的夫人满贞说：“你在家不仅对于自已的兄弟及弟媳要和睦，就是对邻居左右的人，亦要温和并乐于帮助。千万不要象那些糊涂妇人一样，不是打街骂巷，就是吵嘴相骂。如果这样，我是很不高兴的。你真正是我的贤妻，是我儿子的良母，应该待己严格，待人宽厚，好好地把几个儿子教养成人。”亚巨的夫人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村妇女。她虽然没有文化，缠着小脚，蓄着巴巴头，但是一位贤良的妻子。亚巨对她一直钟情，常勉励她亲善邻里，和睦家庭，严格教养子女。亚巨这种“修身”、“齐家”的品德，实足体现他治国济民的大志。

一九二五年，国共合作时期，大革命的星火已成燎原之势，中国共产党急需大批干部，旅欧支部的骨干和成员，先后奉调回国。一九二六年，国民革命军挥师北上，所向披靡，首克武汉。这年十月，亚巨回国到达武汉，担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特务委员。当时军务繁忙，战斗激烈。他远离家乡，已经好几年了。武汉离家甚近，交通也方便，可他忙于工作，没有回家。十二月，他给弟弟季生的信写道：“余已于本月就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特务委员，……事务忙碌，暂难返家，一切事务，老弟好自为之。旧历年关，看可否回家一行。”后因戎马倥愡，年关探亲的愿望，也没有实现。

一九二七年初，亚巨奉党组织派遣；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特派员。当时周恩来在上海组织工人武装斗争。不久，亚巨又调任江苏省溧阳监察使，但未到职，奉命留上海，在周恩来部下工作（周恩来任中共中央军委书记和中共江浙区军委书记）。三月二十二日，上海工人武装起义全面胜利，北伐军进驻上海。四月初，窃踞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位的蒋介石，阴谋篡夺国民革命胜利成果，将与他沆瀣一气的北洋军阀周凤歧部（第二十六军）调驻上海，作为策应背叛革命的军事准备。四月十二日，风云突变，蒋介石于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亚巨奉命撤离上海，返回武汉。途中受到反革命军警检查，以嫌疑犯被监禁河南许昌十多天。反动派威胁利诱，无所不至。亚巨以共产党人的大无畏精神，和敌人开展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后乘机由监所后院越墙逃走，到达武汉。此时，蒋介石已在南京另立国民政府，与武汉国民政府相对抗。亚巨到武汉后，即受命任国民革命军第五军政治部总务科长。这时，国民革命军在武汉国民政府领导下，正准备再次北伐。不料反革命事件无独有偶，七月，汪精卫又在武汉召开“分共会议”，并密令第三十五军军长何键，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提出“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的极其残酷的口号。第五军政治部被迫解散，亚巨奉命调往江西，路过临湘，顺便还家，打算与家人团聚后再作远别。不料行踪被源潭团防局长廖少生探悉。廖曾任国民党四川省宜川县长，对进步青年十分忌恨。一九二七年农历九月十三日，亚巨被廖少生带兵杀害在家，年仅三十二岁。

亚巨被害，乡民深表痛惜。亚巨生前好友，不顾自身安危，前往吊唁。源区农民协会秘书曾子筠，马日事变后，被迫出走湖北监利，他惊闻噩耗，极端悲痛，写下了一副对联，遥致哀挽：

“德土独茂春风，传授马恩衣钵，留学成才方有用！何期衅起萧墙，栋折梁摧天欲暗！

纯湖同沾化雨，切磋欧美新知，分途救国岂无功？不料盟忘歃血，我亡君逝恨难平！”

李  文  彩

(1899——1927)

 

李文彩，字淦安，学名李序满，兄弟五人。他排行第五，又称李老五。湖南临湘县陆城新港李家门人。一八九九年三月三日出生在一个贫苦船民家庭。一九二六年八月参加工人运动，是年十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七年腊月初八在县治陆城英勇就义，时年二十八岁。

李文彩的祖籍是临湘贺畈鸦嘴山。那里人多田少，土地贫瘠，村民们终年辛勤耕耘，所收甚少。要是遇上干旱年成，则颗粒无收，全靠野菜树皮充饥度日。可是，土豪劣绅上门逼债，如狼似虎。有年大旱，他祖父被逼得走投无路，不得已带着全家老小，捆着破烂，离乡背井，流浪他乡，最后在临湘陆城新港李家门定居，以驾船为生。

李文彩童年时代，因家境贫困，上不了官办学堂。父母为了让他识几个字，便想方设法送他读了几年私塾。他从小聪明能干，读书刻苦用功，学业成绩出众，老师夸他是个有出息的孩子，邻近的人也都很喜爱他。

李文彩从小就有正义感。陆城原是临湘县治，那时，这里有钱有势人家的子女都到县城的新学堂读书，有些纨绔子弟仗势欺侮穷人的孩子。李文彩却不怕那些“阔少爷”，他把穷孩子们组织起来，多次挫败那些“阔少爷”的威风。正因这样，他从小就养成一种遇恶不畏，嫉恶如仇的刚正性格。

李文彩年幼辍学后，得亲朋保荐，被送到陆城街上熊义盛商店当学徒。他做在人前，吃在人后，从早到晚无半点休息时间，老板放个屁都得听。有时为点小事也挨打受骂，稍有不满，就会解雇。这些更加深了李文彩对黑暗社会的憎恨，在他幼小的心灵上就播下了仇恨的种子。

一九二六年八月，北伐军以摧枯拉朽之势，一举消灭了盘踞在临湘的北洋军阀吴佩孚部，有力地推动了临湘工农运动的向前发展。全县农民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后，工人们都纷纷参加了这一斗争行列。深受压迫和剥削痛苦的李文彩，这时年已二十七岁，正是血气方刚的时候，他满怀革命激情，积极参加共产党领导的各种斗争活动。在省农运特派员李中和、卢子云的培养下，李文彩成长很快，是年十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临湘早期工人运动的主要组织领导者之一。李文彩为了劳苦大众的解放事业，他把自己的全部精力用到了革命工作上。他利用在陆城街上当学徒，广泛结识店员的便利，不辞劳苦，废寝忘食，登门串户，向广大群众宣传北伐战争的胜利形势，工农运动对于国民革命成功的重大意义，以及工人农民只有联合起来，才能打倒土豪劣绅和贪官污吏，广大劳苦群众才能当家作主的道理。不少人听了他的宣传讲演后，深有感慨地说：“共产党真会培养人，象李文彩这个当学徒出身的后生，一搞起工人运动来，就象开了天才窍样，讲起话来头头是道，句句说在我们工农群众的心坎里。”为了使工人有组织地开展斗争，李文彩首先在陆城街上组织了店员工会。带领广大店员工人进行了调整工价，反对师傅虐待徒弟，反对男尊女卑等维护工人利益的斗争。通过这些斗争，店员们的月薪由原来的七吊提高到了八吊钱，店员工会的威信提高了，其他各行各业的工会也随之建立起来。在各区工会建立的基础上，临湘县总工会于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底正式成立，会址设在陆城文昌宫（又叫文昌阁）。挂起了“临湘县总工会”醒目的牌子。李文彩当选为县总工会主席。在县总工会成立大会上，李文彩宣讲了组织工会的目的和任务，号召工人群众联合起来，为解除压迫和痛苦而斗争。从此，临湘县工人运动发展越来越快，形势越来越好。到一九二七年五月上旬，全县八个区中就有六个区共成立了十七个行业工会，会员达九百余人。随着各区工会的相继建立，所有行业工会都很快成了基层的战斗堡垒。在县总工会的号召下，广大工人群众积极配合农运、妇运，开展了打倒土豪劣绅，打倒贪官污吏，严禁鸦片牌赌，废除封建礼教，维护社会治安等斗争活动。革命斗争的实践，锻炼了广大工人群众，涌现出了不少的动人事迹。如城区西平团铁业工人甘先学，主动为农会承担制造梭镖的任务，没有钱买铁，便把家里仅有的一脚牛和一头猪出卖，买回几百斤铁，起早摸黑赶制梭镖两百多把，无偿地交给了区农民协会。桃区工会主席罗瑞祥，积极组织工人配合农会、妇联收缴了该区团防局长杨正伯的枪支，武装了自已，大大鼓舞了群众的斗志。他们还同农民协会、女界联合会配合，召开了群众大会，把桃林街上屡教不改的鸦片鬼、赌棍李德和、鲁继光、李眠生、黄南柱等人捉拿，责令他们扎好木架，贴上吸鸦片和开赌场的漫画，挂着吸鸦片和赌博的工具，强制他们戴着高帽，抬着木架在桃林游街。游行群众不断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打倒贪官污吏！”“严禁鸦片！”“严禁牌赌！”“反对封建礼教”等口号。桃林街上一时挤得水泄不通。当队伍游行至桃林港坪，大家便把收缴来的两箱鸦片和一堆洋货付之一炬，广大劳苦群众无不拍手称快。在这以后的一段时间内，地方上鸦片禁尽，牌赌禁绝，社会秩序空前好转，出现了人们称颂的好世道。

一九二七年三月，在县总工会主席李文彩、县农民协会委员长李中和、县女界联合会主席黄淑的联合主持下，在陆城召开了临湘县第一届工农代表大会，到会代表七百余人。会议传达了湖南省第一次工农代表大会精神，学习讨论了《湖南省总工会章程》和孙中山先生制订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以及《建国大纲》，审理了上百条提案，通过和印发了《告全县工人农民书》，极大地鼓舞了革命人民的斗志。

一九二七年春，当国民党临湘县党部执委詹先甲组织“左社”反革命集团，妄图篡揽县党部大权，破坏工农运动时，在省党部特派员刘昆林的领导下，李文彩积极参加了同詹先甲的斗争。正当工农群众运动蓬勃发展的时候，一九二七年五月十七日夏斗寅在宜昌叛变，接着进攻武汉，被叶挺部队击溃后，残敌窜扰鄂南和湘北临湘一带，所到之处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工农骨干。这时，临湘团防武装先于“马日事变”前四天，疯狂枪杀我共产党员和工农群众，临湘一时笼罩在血雨腥风之中。县农会委员长李中和在掩护同志们突围转移的途中被惨杀于云溪马鞍山，县女界联合会主席黄淑被惨杀于聂市，桃区农会委员长李高峰被惨杀于桃林。反动团防武装和夏斗寅溃窜临湘之敌，兵分三路进攻县治陆城，城区农会委员长李序芹被惨杀子陆城北门外。身为县总工会主席的李文彩在这次突围中，机智勇敢地冲出了虎口，日夜兼程奔赴江西，在那里找到了党组织。同年腊月初三，他奉命从江西潜回家里，从事地下工作。当他一回家就被叛徒告密，李文彩被捕了。反动派对他进行了连续五昼夜的严刑逼供，把他摧残得奄奄一息。虽然敌人的手段极其恶毒残忍，但李文彩在敌人的酷刑和屠刀面前视死如归。他大义凛然地怒斥反动派：“革命不怕死，怕死不革命，为了工农大众的翻身解放，我乐意流尽最后一滴血。不过，我要正告你们，革命者的鲜血，不会白流，有朝一日人民大众是要找你们算帐的，你们横行的日子不会很久了！”反动派见在他身上捞不到半点口供，遂于一九二七年腊月初八凌晨，用箩筐把他抬到南门外杀害了。噩耗传开，革命人民无不失声痛哭。

“英勇壮烈，浩气永存。”人民群众出于对烈士的无限敬爱，冒着生命危险，含着悲愤泪水，将烈士遗体安葬在陆城杨家垄，后改葬于李家门大坟坡。劳动人民的好儿子李文彩烈士牺牲已经五十九年了，但他在临湘早期工人运动中所建立的业绩是不可磨灭的，他那共产主义战士的光辉形象将永远留在人民心中，激励着革命人民前进！

李  崇  德

(1889——1931)

 

李崇德，原名李怀德，一八八九年三月二十二日出生于湖南临湘县贺畈分水村一户贫农家庭。父亲李仕兰，母亲喻氏，他们为了送孩子们读点书，辛勤劳作，省吃俭用。

一八九七年春，李崇德快八岁时，开始读私塾。他年纪虽小，但读书勤奋，求知欲旺，常常一个人点着油灯读到更深人静。善良的母亲望子成龙心切，常常拖着劳累了一天的疲惫身躯，以纺纱或做针线活伴着孩子。李崇德深感母亲伴读之苦，勤读之心更坚。读书、练字、写文章，长年累月，坚持不懈。因而，李崇德十五岁时，便成了当地颇有才华的青年。

一九○五年八月，废除科举制度，改办新学堂。李崇德转入临湘县高等小学读书。一九一○年春，他高小毕业后，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岳郡联立中学。出生于大山沟里的李崇德，初到岳州，一切都感到新鲜。特别是浩瀚的洞庭湖一望无际，使他大开眼界。李崇德常邀同学好友来到岳阳楼上读范文正公的《岳阳楼记》，使他对文中“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爱国之情有了新的理解。

时隔不久，辛亥革命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标语在岳州睁眼可见。岳郡联立中学一些思想进步的教员和同学常在课堂上或大小集会上，对清政府腐败无能，割地赔款，辱国丧权的行为，发表言词激昂，声泪俱下的演讲。在老师和同学进步思想的影响下，李崇德卷进了革命的洪流。他利用课余时间，认真阅读进步书籍，积极参加各种社会活动，主动帮助学校出墙报，写宣传标语，成了活动中的积极分子。

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政府，结束了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在全国热烈庆祝“中华一统，共和万年”时，李崇德在日记中写道：“辛亥九月中，革命发武昌，湖南一应各省倡；健儿显身手，血战满汉阳，弹雨枪林苦备尝，威声震荆楚，勇气压沪杭，光复神州如反掌；铲除旧专制，创建新共和，自由幸福乐无疆。”

一九一二年，李崇德在岳郡联立中学毕业后，参加教育工作。他先后在本地龙湾、郭山和长岭余家等地教私塾。当时，学生读的虽是《五经》、“四书”，但他能利用空余时间向学生讲解风、雨、雷、电等自然科学知识，传播爱国主义思想。因而，学生们都很喜欢他。李崇德家里人多田少，生活困难，他坚持省吃俭用，节衣缩食，同全家人过着极为俭朴的生活。他体恤民情，深明农家子弟读书的难处，尽量把学生的学费压到最低标准，并视学生家庭经济状况的不同，分作三等收缴学费，对极为贫穷人家的子弟，则免收学费。因此，一些家长和学生都很感激他。

李崇德在教书的时候，很重视向群众做政治宣传工作。如向学区群众讲解帝国主义侵略我国的罪行，中国被帝国主义霸占去的土地有一百五十多万平方公里，相当于我们湖南省七个大，帝国主义五次强加于我国的不平等条约，共掠夺我国的白银十一亿一千七百多万两，群众听了这些，都骂清朝政府腐败无能，骂帝国主义是强盗。

一九一八年二月，李崇德正在分水坳教书，北洋军阀昊佩孚带兵打到临湘，杀人放火，无恶不作，李崇德带着学生回避时，路遇北军，被北军抓住，绳捆索绑。在快要将他处决的危险时刻，幸得七八个为北兵送伕的学生家长，为他苦苦求饶，才幸免于死。对此，李崇德愤怒极了，回到学校，他随即作了几句顺口溜，谱上曲，教学生唱，以泄心头之恨。

“杀！杀！杀！杀军阀！杀绝军阀好安家，重新建立新中华！”

一九二五年，“五卅惨案”发生，英帝国主义巡捕枪杀我同胞的暴行，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公愤。李崇德满怀爱国激情作了几首反帝爱国歌词并亲自谱上曲子后，教学生唱，其中一首歌词云：

高丽国，琉球岛，与台湾，地不少，可惜被帝占去了；

巴和会，开得糟，正义声，竟无效，二十一条不取消；

赔白银，二亿两，搜民脂，刮民膏，腐败政府须打倒；

狗军阀，太可恼，横着眼，举着刀，不杀敌人杀同胞；

四亿人，日夜焦，高声喊，怎得了，不灭倭奴恨不消！

在军阀混战的几年中，李崇德终日忧国忧民，不时叹息“中华一统，共和万年”的美好希望何时才能实现？晚上，他仰望北斗，大哼“但悲不见九州同”的诗句；早上面对东方太阳，发出“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的叹息，以消除自已心中的愤懑。

一九二五年秋，正值李崇德报国有心，请缨无门的时候，他的妹夫廖可运（地下党员）为他送来了《共产党宣言》等马列著作。他如获至宝，通过细心阅读，认真钻研，开阔了视野，初步认识了共产主义是救国救民的伟大真理。在廖可运的帮助下，李崇德政治思想进步很快，一九二五年冬，由廖可运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李崇德入党后，他利用自己教书的合法身份，在贺畈、黎家山一带，积极宣传马列主义，秘密发展党的组织，他先后介绍了七人入党。一九二六年春，李崇德应聘去忠防乡沙坪国民小学任教。这时，中共临湘县委派地下党员李鳌伯来忠区搞农运筹备工作，路过沙坪时，李鳌伯化装成游学先生同李崇德讲诗书，谈国事，话语投机，志同道合。临行时，李鳌伯叮嘱他要“时刻警惕，坚持斗争，克服困难，争取胜利。”李崇德则作诗以赠：

才疏学浅道难传，帐设沙坪且访贤。

李杜诗才王氏笔，拨开茅塞志弥坚。

一九二六年十月，中共忠（防）区委员会成立，李崇德任组织委员，不久，任县农协会委员，被派到忠区贺畈等地领导农民运动。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动和组织工作，至一九二七年三月，界头、沙团、大云、头巾等地的农民协会相继成立。迅速开展了打倒土豪劣绅，打倒贪官污吏，严禁鸦片、严禁牌赌等运动。广大农民群众扬眉吐气，而土豪劣绅则惶惶不可终日，他们躲在阴暗角落里，纠集反动势力，妄图搞垮农民协会。贺畈福音堂基督教牧师陈竹青（湖北孝感人），披着传教士的外衣，借助外国教会势力，在忠防、贺畈一带，勾结当地土豪劣绅，为非作歹，欺压群众，农民无不恨之入骨。农民协会成立后，受害的农民纷纷要求严惩陈竹青。为了打击土豪劣绅的嚣张气焰，鼓舞农民的斗争士气，李崇德亲自为忠区农民协会起草了《铲除封建余孽的通告》。历数陈竹青重利盘剥，强占民田，打骂残害百姓的罪行十八条）。沙团、头巾、大云山等团的农会会员看到通告后，义愤填膺，怒不可遏。在通告发出的第二天早晨，一千多名手执梭镖和肩扛锄头的农会会员，在乡（团）农会领导人的带领下，从跳石、云山、分水三路向贺畈福音堂围去。开始，陈竹青有恃无恐，祥洋得意地站在福音堂门前看热闹，后见来势不妙，便溜进福音堂，钻进天花板内躲起来。大云团农会积极分子程其美爬上天花板，在一个漆黑的角落里，抓住了这个狡猾的狐狸，把陈竹青从天花板里一脚踢下来，农会会员拥上前去，挥起锄头，把恶贯满盈的陈竹青送上了“西天”。当时，陈竹青的尸体陈放在贺畈八斗丘田边，围观者近万人。很多农民见农会处死了陈竹青，都情不自禁地高呼：“农民运动万岁！”

罪大恶极的陈竹青被处死，狠狠打击了土豪劣绅的反动气焰。他们中有的潜逃，有的躲藏，有的则采取利诱的手段，妄图软化拉拢农会骨干。卢家洞有个土豪，收租大斗进，粜谷小斗出，囤积居奇，妄图卡农民的脖子，获取暴利。陈竹青被处死以后，他怕农民找他算帐，特地请了一个平日与李崇德相好的人带了不少光洋，前来说情。李崇德对那个人说：“我和你相处几十年，我的性格和为人，你还不知道吗？不受人怜不乞怜，清贫自守几多年。千金夜馈非良策，英雄自古不爱钱。”他不仅没有接受光洋，并严肃地要来人传讯那个土豪，要他赶快主动向农会悔过请罪，争取宽大处理。在李崇德的带领下，大云、头巾团等农会还成立了禁烟勒戒所，负责查禁烟土，销毁烟具，并要吸烟者去农会登记。李崇德对工农群众中的吸烟者都晓以大义，陈述利害，劝其戒烟。对影响极坏的“烟鬼”则视悔改态度，作出不同的处理。禁烟运动开展后，贺畈一带有名的“烟鬼”李灿琴，心怀叵测，负隅顽抗，一九二七年四月的一天，他竟敢给李崇德写匿名信：“昔项羽，力拔山，气盖世，乌江船上歌声止；关云长，过五关，斩六将，麦城头落送许昌。”李崇德看后，随即挥笔写了几句话，予以回击：

三载同窗并未忘，深更半夜接“华章”。

农军百万谁能敌，横扫妖魔学霸王。

莫笑关公走麦城，乌江流水更多情。

英名千古垂青史，留得丹心育后人。

李灿琴接到信一看，吓得魂不附体，坐立不安，他无可奈何地躺在床上哀叹道：“逃无盘费，躲无地方，问罪罪多，我将是第二个陈竹青，死期快到了！”李灿琴的堂客从旁劝道：“你去求求崇德兄何如？”老奸巨猾的李灿琴深知李崇德为人善良正直，他按照堂客的提示，于第二天深夜，独自窜到大云团农民协会处找李崇德，找不到李崇德就跪在农民协会领导面前求饶：“小人狂妄，罪该一死，恳请宽恕，永不再犯。”说完磕头如捣蒜。农民协会领导一时轻信了李灿琴的“悔改诚意”,竟不慎给了他悔过自新的机会，这给李崇德留下了后患。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和工农骨干。五月间，这股反革命的妖风刮到了临湘各地，一场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很快被镇压下去了。那些曾经挨过农会批斗，极端仇视农民运动的土豪劣绅，都乘机从阴暗的角落里爬出来进行反扑。为了保存革命力量，中共忠区委员会安排李崇德暂时离开贺畈，避实就虚，以利再战。李崇德便化装成游学先生，在岳阳、临湘、通城等地继续秘密从事革命活动。

一九二八年三月，李崇德不幸在岳阳新墙被挨户团抓住，因查无实据，关押四十多天后，在一个平江难友的帮助下，才逃出了虎口。

李崇德回到贺畈后，继续从事革命活动。他家住在黎家山的半山腰里。这里周围是山，林深草密，位置偏僻，是地下党组织活动联络的好地方。从江西过来的地下党员冷尧林也曾常常扮着算命先生，同湖北监利县过来的张嘴巴、刘鼻子来此接头或开会。每逢地下党开会时，李崇德就安排自己的两个孩子在屋前放哨，一有动静，随即报信。这样作，他们担心时间长了泄漏风声。为了保证安全起见，地下党就决定在每年的三月三、五月五、九月九等几个日期，以登山踏青为名，上大云山庙里开会。在这几个日子里，李崇德就带着自己的儿子李儒林与李中团挑着炒米糕上大云山卖，责令他们一边卖炒米糕，一边放哨。一次，会议刚开始不久；挨户团的几个背枪的坏蛋窜来了，当李崇德等听到卖炒米糕者发出的暗号声后，他们连忙改装成敬神抽签的，跪在那些敬香的群众中间，坏蛋们一看，无隙可乘，只好没精打彩的溜下山去。会议结束后，李崇德诙谐地对大家说：“大云山上庙嵯峨，坛内同仁道法多，纵使鬼魔来作怪，祖师自有降妖戈。”

一九二九年冬，红军来到了药姑山和大云山，李崇德经常受命奔走于江西的铜鼓、修水和跨岳（阳）临（湘）的大云山之间，搞联络，传任务，一天到晚，忙个不停。尽管家里无米下锅，他也顾不上。就在李崇德夜以继日全力以赴为革命操劳的时候，大劣绅、大烟鬼李灿琴则念念不忘两年前“叩头求饶”之耻，密谋杀害李崇德。红军来到大云山后，他觉得有机可乘

了。李灿琴勾结土豪劣绅魏杏村，多次向挨户团头目袁定恒告密，要求惩办李崇德。一九三一年四月中旬的一天，李崇德从大云山开会回来，走到离家不远的一个田坳上，被袁定恒的三个便衣匪徒抓住了。李崇德被捕后，敌人对他连续进行了几天的严刑拷打，他始终坚贞不屈，视死如归。无产阶级的忠诚战士李崇德，终于在四月二十二日被敌人惨杀身亡，时年四十二岁。

黎  子  明

(1905——1931)

 

黎子明，字立成，外号“乖聋巴”。一九○五年六月八日出生于湖南临湘县贺畈一户贫农家里。全家五口人，有山地七亩，在当时的贺畈山乡，家境算好。父亲黎顺清，读过《五经》、“四书”，有一定的文化素养；母亲谢氏，勤劳俭朴，四邻称贤。黎子明虽然是个独生子，但父母从不溺爱他。小时候，父亲就注意对他进行怜悯穷人，反抗不平的教育。如当地农民终年艰苦劳动，衣不蔽体，食不果腹，黎顺清就结合这个现实，诱导他理解《诗经》里的“硕鼠，硕鼠！无食我黍”和唐诗里“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道理。这在黎“聋巴”幼小的心灵上，就埋下了仇恨剥削制度的种子。十岁念私塾那年，父亲又给他取了个名字叫立成，意在勉励他自立成才，长大了去反抗那些危害农民的“硕鼠”。

十二岁那年，黎子明因家境不顺，入不敷出，只得辍学去詹桥一家裁缝铺当学徒，三年出师后，就在附近做手艺。他常常利用给大户人家做衣服的机会，千方百计地省下一些布料，藏入自己的衣内，拿回家缝成百衲衣，送给贫困的农友。熟悉他的乡亲们总是亲切地喊他“乖聋巴”。

一九二六年七月的一天，黎子明做手艺回家，见到年余未见的同年（黎的结拜兄弟），他是衡山“农工会”骨干张先生。那天晚上，同黎子明等谈到深夜。他讲述了当时农民运动的大好形势，还讲到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民运动的作用，启发他们投身工农运动。临走时，还给他们两本书，并细声嘱咐说：“这两本书（《中国青年》《向导》），都是共产党办的刊物，里面写的是革命的道理，要好好保存，不要随便泄漏它的内容。”这给对当时社会怀着极大愤懑，但又不知如何寻找救国救民真理的黎子明，以极大的启发和鼓舞。

一九二六年底，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各地农民运动蓬勃开展起来。在临湘县农民协会的领导下，忠区（贺畈属忠区）成立了区农民协会，黎顺清被推举担任了区农民协会的秘书。正好这年黎子明也结了婚，人们都说他家里双喜临门。黎顺清鼓励他的独生子黎子明参加了农民协会。打土豪，吃大户；禁鸦片，查牌赌；减租减息，剪发放足等，一切权力归农会。农友们第一次挺起了腰杆，高兴得如痴如醉。黎子明也是第一次这样扬眉吐气，更使他感到骄傲的是自己已是农民协会中的一员了。

一九二七年，由于党内陈独秀的右倾错误，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势力乘机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军阀夏斗寅五月十七日在湖北宜昌叛变革命，许克祥在湖南长沙发起“马日事变”。他们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和农运骨干，一场轰轰烈烈的工农革命运动被镇压下去了。白色恐怖一时笼罩着工农运动发展得最盛的南方数省。“五·一七”事变后，黎顺清被团防局逮捕，后变卖家产，经多方营救才保释出狱。此后，黎子明只得带着妻子远离故土，以缝纫为生，隐姓埋名，辗转于陆城、云溪一带。

大革命虽然失败了。但党的“八·七”会议却又制定了新的路线。一九二七年秋，各地武装起义风起云涌。不久，湘鄂西红色游击大队筹备会议在监利举行，江北的革命烈火熊熊地燃烧起来，在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临湘在反革命大屠杀时隐蔽下来的部分共产党员和工农运动骨干，纷纷过江加入革命组织，黎子明也象失掉了亲人的游子一样，跑到江北去寻找自己的队伍。后来通过临湘在监利白螺矶的地下党员的介绍，与当地苏维埃政府负责人张永松取得了联系。随后，江北地下党的负责人也派人同黎子明一道来临湘大云山一带发动群众，组织农民，准备武装起义。如江北派来的地下党的负责人张永松（监利白螺矶人）、刘崇龙（监利人）、曾楚恒（湖南临湘陆城丁家山人）等经常出没在大云山一带，常在大革命失败后隐蔽下来的共产党员和农运骨干家里开秘密会，黎子明家里也是他们的秘密联络点。当时黎子明还没有入党，就和妻子坐在门口缝衣，以便闻风报信。时间久了，挨户团探察出一些端倪，又开始到处搜捕。一次，正在秘密研究组织农民武装、发展党员时，挨户团又来搜查了，幸好挨户团中有黎子明一个远房侄子提前报信，才没有被发觉。从那时起，黎子明为了全力参加革命，便将妻子留在云溪做手艺的内弟家，自己就随刘崇龙等人到了湖北监利白螺矶，由刘崇龙介绍认识了湖北监利临时县委书记陈步云。陈步云接鄂中特委指示，于九月中旬在洪湖南岸的剅口和江南一带举行武装暴动。

陈步云、刘崇龙组织了一支由江北农民江南组成的“湘鄂红色暴动大队”，那面威震敌胆的队旗，就是黎子明亲手缝制的。在江南谷花洲暴动的那天晚上，刘崇龙发给黎子明和江南暴动队员每人一把梭镖。随着暴动队长一声令下，暴动队就象开了闸的洪水一样，向豪绅、湖霸的家里冲去，黎子明双手擎着红旗，身背梭镖，冲在最前面，暴动队四战四捷，土豪劣绅闻风丧胆。

由于黎子明在暴动中表现突出，在刘崇龙等人的介绍下，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那天，“子明”的名字正式取用。黎子明向队友们解释说：“我之所以今天才取用这个名字，有个想法，这就是我们正处在黎明前的时刻，让我们努力打出一个红色的新中国，那就是子夜后的黎明。”

监利县委正式成立之后，黎子明被派到宋家河任区委书记，领导由暴动大队改编的“湘鄂红色游击队”，配合贺龙、周逸群领导的红军，对国民党的正规军、地方的“铲共团”和“清乡团”的“围剿”进行了顽强的斗争。一九二九年下半年，主力红军离开监利后，反动的挨户团又血腥地镇压革命群众，刚建立起来的宋家河苏维埃政权受到严重威胁。湘鄂红色游击队采取避实就虚的游击战，利用河湖港汊与敌人周旋，有利、有节地打击了敌人。一九二九年九月，县委派遣黎子明到江北和江南等地去发展武装力量，以便进一步扩大革命根据地。

一九二九年十月，黎子明带领江北、江南十八名共产党员为首组成的三十多人的游击队，神不知鬼不觉地潜回家乡——大云山，妻子含着眼泪望着比以前更加消瘦的丈夫，劝黎子明不要再去冒风险，黎子明抑制着感情，细心地安慰妻子说：“我们革命队伍里有句老话：‘救人救到头，杀人杀到喉，革命革到底，永远朝前走’。今晚鸡叫三遍时，你叫醒我，我们的队伍要去深山里活动，你明天多煮点饭，放到前湾的石庙里，晚上你去取碗筷。”

黎子明的游击队兵分两路，一路由他带领在大云山一带活动；一路由张永松带领前往陆城丁家山活动。

大云山，山势险要；丁家山，襟连长江，与湖北监利隔江相望，距县治陆城也仅有十余里。这两个地方的群众，在大革命时期经受过斗争的锻炼，群众基础较好。黎子明家在大云的边缘，过去他在这一带做手艺，乡亲们都认识他，见了都称黎师傅，黎子明就利用上门做衣为掩护，其他人就以砍柴卖柴掩护身份，秘密地串连农友，发展党的组织。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发展了十一名党员和二百多名农民协会会员，伺机举行暴动。

一九三○年七月间的一天，黎子明去农民王××家（共产党员）联系夺取挨户团枪支一事，被王的妻子得知，王的妻子因害怕丈夫冒险夺枪，无意中告知了娘家哥哥，娘家哥哥与黎子明的父亲有隔阂，当即报告了挨户团头目袁定恒，说黎子明是共产党的重大嫌疑犯，袁定恒派人深夜围住黎家，捉住了黎子明及其他党员。为了邀功请赏，袁定恒对黎子明等人，使用了种种酷刑，如用铁丝穿过黎子明的两耳，用麻绳穿过他的锁骨，用刺刀在他的背上划下“共匪”二字。这一切都没有使他屈服。临刑前，他从容不迫地说：“死，对共产党员来说，在宣誓的那天就已作了准备，遗憾的是，我对革命作的贡献太少，满腹的壮志未酬而心不甘。”他扫视了四周，发现他被拉到的地方正是大革命时不少的先烈就义的地方，他面对凶残的敌人，轻蔑地笑了。一声“准备”！黎子明泰然自若，将脸扭过来，利剑似的目光射向团丁。“砰！砰！”两枪，黎子明却没有倒下去，子弹擦过耳朵，呼啸而去。行刑的团丁头目一脚踢倒黎子明，用刺刀在草丛中割下一个血肉模糊的人头，把一纸团抛在黎子明身边，然后手一挥，一声喊“走！”团丁都匆匆离去。

黎子明觉得蹊跷，他抓起纸团一看，啊！原来是在挨户团当队长的堂叔黎必湘写的，他用钱买通了行刑队，来了个“狸猫换太子”救了黎子明。

当天晚上，黎子明带上堂叔给他的几十块光洋，扮成商人，转赴湖北蒲圻，隐藏在一户农民家里养伤。

一九三一年一月，黎子明带着尚未痊愈的伤痕，找到蒲圻

中心县委，由李济平向中心县委介绍了他的履历。同年二月，中心县委将黎子明安排在金峰村举办的为期三个月的“白区工作训练班”学习。五月初，黎子明由蒲圻中心县委派到崇阳县任县委书记，县委机关设在三山源斑鸠坳王家，刘久成任少共书记，李济平任军事部长。

不久，黎子明在崇阳三山源洪家湾参加了由蒲圻中心县委主持的工农代表大会。会上由黎子明宣布崇阳县苏维埃政府成立，主席刘道炳，秘书长熊敬兰，财政部长邓给金，妇女部长张继华，苏维埃政府成立后，黎子明还着手恢复和发展了妇女协会、儿童团、少年先锋队、农民协会等组织，壮大了武装力量。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黎子明从多年的实践中，充分地领悟到这句话的重大意义。要巩固苏维埃政权，就得用革命的武装去消灭反革命的武装；而壮大武装力量，又要靠夺取敌人的武装来武装自己。

一九三一年四月，黎子明接上级指示，令他率县武装大队配合红军攻打崇阳县城，不到两小时，县城攻下了，歼敌守军一个连，缴枪四十多条，子弹八百多发。

一九三一年，党内出现了王明的“左”倾错误，国民党对湘鄂边苏区开始残酷的“围剿”。为保卫苏维埃政权，黎子明不顾伤痕的疼痛，翻越三山源、洪下、五柳等区的崇山峻岭，发动群众，动员青年参加红军。

一九三一年五月初，蒲圻中心县苏维埃政府在南上徐公庙召集会议，讨论土改政策和分配土地等问题，黎子明领导的崇阳县委分成四个组，分别去做宣传发动工作。五月二十一日黎

子明一行五人，在庙铺组织群众开会，不料被当地劣绅告密，国民党第八十五师所辖的某团团长花实秋带兵包围了会场，黎子明等人又一次落入了虎口。

黎子明被押到国民党设在大沙坪的监狱，关押在仅一平方米又黑又脏的监狱里。这间牢房正对着刑讯室，叫你日夜都不能入睡。耳闻目睹着难友被折磨的惨状，他感到十分难受。

三天后，花团长亲自提审黎子明。在他的客厅里，摆下一桌丰盛的酒席，花团长亲手打开黎子明的脚镣手铐，皮笑肉不笑的拉黎子明入座，黎子明走近桌边，端起酒杯自斟自饮。花团长狂笑起来，连说：“痛快，痛快！”说着，又是斟酒，又是敬菜，显得十分殷勤。黎子明若无其事地只顾吃，吃完了向花团长说：“我吃也吃了，喝也喝了，你有话就说吧！”花团长低头哈腰地说开了：“嘿嘿！难得贤弟这么爽快，鄙人明说了吧，你是共产党的崇阳县委书记，应该知道不少情况吧！”

黎子明说：“那还用问，当然比你了解得多，那又怎么样？”

“看来贤弟还是一个识时务的人，从湖南到湖北，山遥路远，上有高堂，下有娇妻，而今落得这般地步，未免有些牵肠挂肚吧？”

“你这些可以用油印印出来的反动派的腔调，我早就听腻了，有屁快放！”

“别发火嘛，来人啦！”

敌参谋长递过白纸和墨笔。花团长说：“很简单，请黎书记在纸上写上你所知道的共产党员的名单。”黎子明接过纸笔，将纸撕得粉碎，将笔掷向花团长，墨汁溅了花团长一脸。黎子明补上一句：“现在是你唱黑脸的时候，用不着化装！”气得花团长野驴似地嚎叫：“铡刀抬上，铡断贱骨头的手！”刽子手们残忍地铡断了黎子明的十个指头去。黎子明顿时昏了过去。

次日，骄阳似火，黎子明头发被剃光，衣服被剥得只剩条

短裤，强迫他游街。黎子明忍着疼痛和烈日的暴晒，游到人多的地方，就挣扎着向群众宣传党的主张，呼喊口号。花团长暴

跳如雷，命令匪徒用棉花塞住他的嘴，并割掉了他的双耳。

五月二十五日下午，黔驴技穷的花团长终于向黎子明下了毒手，把他枪杀在距崇阳县城六十多里的地方——大沙坪。牺牲时，他还未满二十六岁。崇阳的青山有幸埋下了这具忠骨。

冯  可  安

(1900——1931)

 

冯可安，化名邱可安，一九○○年四月，出生于湖南临湘县长塘托坝一户贫苦农民家里。他七岁就开始帮人放牛、打猪草。到十二岁，才在外祖父的资助下，读了几年私塾。贫寒的家境，苦难的童年，农民的辛酸，社会的黑暗，都在他幼小的心灵里留下深刻的印象。因此，青少年时代的冯可安，初步具有了反抗封建的精神。

一九二四年，村里人见可安品学兼优，呆在家里可惜，就推荐他到红万石设馆教书。求知欲很旺的冯可安，见教书这门职业，既能解决生计问题，又能增长知识，便欣然应允，办起了一所启蒙学堂。他一边教书，一边阅读进步书刊，广交朋友，开阔了视野，增长了见识。他用书中所讲的道理剖析社会，思考社会问题，增强了他对黑暗社会的憎恨和对革命前程的向往和追求。

一九二六年八月，北伐军攻克临湘，临湘农民协会迅猛发展起来，广大农会会员斗争情绪高涨。对此，可安欣喜若狂。他到处寻找革命党人，很快就结识了从监利来临湘发展党组织的地下党员姜炳炎。在姜炳炎的帮助下，冯可安提高了革命觉悟，明确了方向，坚定了斗志，积极参加了革命活动。

当时，北伐军节节胜利，北洋军阀节节败退。可安为建立革命地方武装，决定从败退的逃兵身上打主意，做他们的策反工作。当一队战败北逃的北兵途经托坝驻扎时，冯可安结识了其中一个年轻的士兵，交谈中，了解到那个青年是被迫当兵的，就给他讲述当时的革命形势和革命道理。这个青年对北洋军阀早有不满情绪，经可安一番鼓动，决定弃暗投明，参加革命。于是，他便携带武器弹药，悄悄地跟着可安走。刚走过两栋屋，被正在一间民屋里调戏妇女的敌连长发现，那家伙怕丑事外扬，当场开枪打死了那个士兵，又追赶可安，打伤了他的左腿，幸得地形熟悉，可安才幸免于难。

第一次尝试革命，虽然遭受了挫折，但是，冯可安在失败面前没有灰心，脚受了伤，不能行走，而革命意志毫不动摇。他托亲友打听革命消息，潜心学习革命理论。一年后，可安的伤口好了，但成了一个“跛脚汉”。然而，他对革命的信念却更加坚定了。

一九二九年五月，彭德怀领导的红军驻扎在岳阳和临湘交界的托坝冯家一带。这时，可安如鱼得水，又活跃起来。他每天一步一拐地东奔西走，协助红军打土豪，分田地，开展农民运动。他还与共产党人姜炳炎联系，同进步青年冯其义、黎锦辉等人着手筹建苏维埃政府。

九月十八日这天，天高云淡，金风送爽，托坝大屋的禾场上，红旗招展，锣鼓喧天，远乡近邻的数千名男女老幼喜气洋洋地云集这里，这就是托坝区苏维埃政府成立的时候。在成立大会上，冯可安当选为区苏维埃政府主席，冯其义当选为秘书，还选举了冯正才、冯治安、冯成正、冯有贵、黄绍卿等人为委员。会上还成立了苏维埃赤卫队，冯治安任队长。八十多个青年队员肩扛梭镖、鸟铳，整队入场，冯可安当场发给他们红袖章，会场上“打倒土豪劣绅”、“苏维埃政府万岁”等口号声响彻云霄。

苏维埃政府一成立，便显示出了红色政权的威力。首先镇压了恶霸地主冯其国，没收了他的房屋和其他财产，苏维埃政府机关就设在他的屋里，在大门口还挂起了托坝区苏维埃政府和农民协会的牌子，镰刀斧头和步犁红旗在屋顶上迎风飘扬。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把可安这个主席忙坏了。他组织分田分地，解决群众中的大小问题，忙得不可开交。群众都说：“可安为了穷人的翻身事业，经常顾不上吃饭、睡觉，真是一心扑在革命工作上。”

十月中旬，驻扎在岳、临边界的红十六军奉命攻打岳州，冯可安担任突破大队长。他率领赤卫队首先在岳阳破塘口打了一仗，给了敌人一次狠狠的打击。不久，红军主力撤往长沙，由可安指挥赤卫队，以牵制敌人。可安出色地完成牵制任务后，便有计划地把队伍撤回托坝。这时形势发生了变化，即红军撤走后，反动的挨户团、保安团和还乡团又嚣张起来。反动头目廖鹏、喻大道等又向革命群众举起了血淋淋的屠刀，大批积极分子和工农骨干被残酷杀害。一时间弄得托坝一带人心惶惶，鸡犬不宁。为了保存革命的火种，冯可安一回托坝便开始了紧张的疏散工作。一个漆黑的晚上，可安在柳厂港湾的一个瓜棚底下，秘密地召开了苏维埃政府委员会议，他怀着沉重的心情说道：“红军走了，以廖鹏、喻大道为首的这群疯狗正在滥杀革命党人，根据上级指示，我们要分散隐蔽起来，大家要坚信红军肯定会回来的，我们穷人总会有出头的日子！”接着，可安把从土豪劣绅那里没收来的七十块银元分给大家作路费。

会议散后，可安独自蹲坐棚内，还在冥思着今后发展组织的问题，突然村里枪声大作，可安料定是廖鹏这帮匪徒来捕人了。他立即转到山上，注视着敌人的动静。这时可安的妻子十分担心丈夫的安危，一听到枪声，她就抱着第二个小孩吉异，伫立门外，观察敌人的行动。忽然，几个黑影从对面走过来了，她急忙抱着孩子躲藏于屋旁一座水堰的柳树蔸下，因水太深，小孩吉异被淹死了。他爱人痛不欲生，夜不成寐，只望可安安全归来。

第二天清早，村子里又响起了零乱的枪声，还在野外隐藏着的可安担心群众和同志的安全，再也忍不住了，于是从野外悄悄地回到家里。妻子含着悲愤的眼泪，把昨天晚上的事，给丈夫诉说，要丈夫狠揍这帮土匪。可安安慰了妻子后，就外出打听昨晚的情况。原来是赤卫队员冯圣运告密，带领团匪捕获了农会会员与赤卫队员共四十多名，第二天将他们解往方山洞监禁起来了。苏维埃政府秘书冯其义被惨杀在柳家的沙滩上。其父抚尸痛哭，大骂廖鹏伤天害理，惨无人道，结果又被廖鹏杀害。刚刚燃起的革命之火，遭到了腥风血雨的扑灭，形势非常严重。但是冯可安并没有被敌人的嚣张气焰所吓倒。他满怀对敌人的深仇大恨，抱着为死难同胞复仇的决心，毅然告别妻子，背景离乡，只身来到了湖北监利革命根据地。

冯可安到了监利，会到昔日来临湘的地下党员姜炳炎时，就象见到了亲人一样，诉说家乡革命遭受挫折的情况。老姜听了之后心里十分难过。当时姜炳炎担任监利县第二区区长。他同区其他领导研究之后，要可安负责该区的政治宣传工作。可安在此工作期间，一面孜孜不倦地学习革命理论，一面尽心竭力工作。他每天跛着脚四处奔波，大家都亲切地称他为“冯忙人”。

一九三○年九月，在“左”倾错误的影响下，湘鄂西根据地的红军，奉命攻打长沙去了，监利县的反革命武装趁机反扑。可安根据党的安排，组织群众转移之后，立即潜回岳阳龙湾黄卯山区，化名邱可安，在黄卯小学以教师的身分作掩护，秘密地从事党的地下工作，经过短短几个月的努力，发展了冯有才等三十多人参加革命队伍。一九三一年五月，可安打算重返托坝，发展地下组织，扩大革命队伍。一天晚上，他从黄卯山区带着四个同志回到家里。回家后，所看到的是挨户团抄家后的惨状，听到的是二十三位同志被杀害的噩耗，他怒不可遏。但他考虑到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草率行动只能给革命带来更大损失。因此，第二天清早，他们只好饮恨返回黄卯山区。

可安的这次行动被恶霸冯梅西探悉，冯梅西本来就对可安恨之入骨，现在更加害怕农民运动东山再起，于是立即派人送信报告县政府。县警察局接到县政府的密电后，随即派出八名警察，化装成农民，窜入黄卯山区。五月二十九日清晨，他们象虎狼一般扑向黄卯小学，顿时，八只乌黑的手枪对准了冯可安，并将他绳捆索绑连夜解到临湘县治长安。

可安被关押在长安监狱，敌人对他进行了严刑拷问，用鞭子抽、坐老虎凳和猴子抱桩等酷刑来折磨他，妄想可安就范。然而，可安这个革命硬汉子，任凭敌人怎样凶残，他始终守口如瓶，使敌人捞不到半点东西。敌人无可奈何，就去托坝抄他的家，并诓骗他妻子说，可安是嫌疑犯，只要多拿点钱就可以保释出来。善良的妻子信以为真，为了救出丈夫，她将家中所有能变卖的东西都变卖一空，最后，将仅有的一间房子也卖掉了。然而，她哪里知道，敌人对可安既恨又怕，欲速除之而后快，可安的妻子苦心筹集的金钱只是白白地送给了敌人。

六月初的一个早晨，也就是可安的妻子把钱送到警察局的第二天，人民的优秀儿子——冯可安，被凶残的敌人枪杀在长安桥北的港滩上，年仅三十一岁。

可安的鲜血没有白流，临湘的人民记得他，洪湖的战士记得他，黄卯山区的革命者记得他。在他的家乡，在他工作过的地方，人们一代又一代地传颂着他动人的事迹。

陈  万  营

(1906——1931)

 

农民运动声势大，犁头红旗映彩霞；

农会组织如春笋，黑脚杆子当了家。

土豪劣绅要打倒，封建残余连根拔；

工农联合掌政权，千年铁树开了花。

这几句歌词，是一九二七年春，年方二十岁的陈万营为区农民协会写的“打土豪，闹翻身”歌词中的一段。寥寥数语，道出了广大贫苦农民心里从未有过的喜悦和迫切愿望。

陈万营，一九○六年生，原籍湖北沔阳县，一九一三年承继给临湘县坦渡陈家大屋一位贫苦农民为子。继父陈立中，靠种庄田为生。由于继父母辛勤劳作，节衣缩食，全家老小五人，方能勉强糊口。一九一四年，万营进了附近私塾学堂。他自幼诚实，勤奋好学。三年时间，读完了《三字经》、《增广贤文》、《幼学琼林》等启蒙书籍，且能包本背诵。他勤练书法，能写一手好字，深得老先生的称赞。无奈家庭贫困，一九一七年被迫缀学。

万营十一岁便在家里帮助继父母干活，成天打柴、放牛，忙个不停。在湖里放牛时，别的孩子戏牛斗，打棍架（农村孩子的一种游戏），他却骑在牛背上看书，寒来暑往，几年如一日。后来，万营识字较多，农村应用文也懂得不少，屋场里的红白喜事写对联几乎少不了他。万营的继交为他日后的生计考虑，在他刚满十四岁时，便把他送到蒲圻的洪山学裁缝。万营心灵手巧，未满两年，裁剪针线都干得不错了，就是挂皮货做绸缎活也勉强拿得起，深得师傅的喜爱。

一九二二年，万营十六岁，就由继父母包办与张桂生结婚。婚后，夫妻俩感情很好。次年，桂生生一女，取名早生。不幸的是，早生未满三岁，桂生去世了。此时，万营继父年逾五十，身体每况愈下，只好由耕田改做小生意。万营仍做裁缝手艺，日子还能过得去。

一九二七年春，临湘的农民运动蓬勃发展，农会组织如雨后春笋，迅速在全县各地建立起来。陈万营加入农会以后，积极为农会作歌谣，写标语，领头开展宣传活动。特别是抓土豪，斗劣绅，他每次都是挺身而出，表现了很高的革命热情。是年，蒋介石在上海制造“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不久，宁汉合流，临湘各地的团防局都纷纷反水，到处搜捕共产党人和农会骨干，反动气焰十分嚣张。坦渡地处临湘东北边沿，与湖北仅隔一条小河。陈万营为了避险，便以做手艺为名，离家去蒲圻洪山一带开展革命活动。他去洪山后，以从师访友为名，去寻找志同道合的朋友。很快就结识了宋友章、宋仕松、李景邦等几位进步青年，这为他立足洪山，开展工作创造了条件。

万营为了发动和争取劳苦群众，他在上门做裁缝手艺中，做到贫富有别，即穷人家请他做艺，有求必应，不论生活好与差，一天做到晚，布料量了又量，算了又算；而富人请他上门做工，尽管是客气款待，他却不多用脑子就料，随便裁剪了事。有时将多余的布藏起来，贴给穷困人家，有人识破了他的“机关”，半真半假地跟他开玩笑，他直言不讳地说：“你们想想，穷苦人一年劳动到头，没吃没穿的，不接济他们，不发狠帮他们做事，怎么能行呢！而那些富豪人家，不劳而获，帮这号人做工，过于认真又有什么意思呢！”万营的为人，在洪山乡里传为美谈，这为他进行革命活动建立了牢固的群众基础。

一九二九年春，洪山一带传闻红军快要来了，又要成立农民协会和苏维埃政府。万营闻讯，打心眼里高兴。忙邀宋友章去蒲圻县城寻找红军和党组织。他俩经过许多周折，终于找到了由沔阳过蒲圻来的共产党员徐自然。通过和徐接触交谈，俩人深受教育。他俩在徐的授意下，很快串连了宋仕勤、宋仕凡等进步青年，成立了“交通站”。一面秘密为党传送情报，一面筹办在洪山成立苏维埃政府等事宜。一九三○年五月，经汪子侠、沈国祯介绍，陈万营、宋友章于是年七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一九三一年元月，湘鄂赣根据地红军某部一个营由营长李家谋率领来洪山一带开展革命活动，扩大苏区根据地，建立苏维埃政权。不久，洪山区第七乡在建立党支部以后，成立了苏维埃政府。陈万营、宋友章分别担任苏维埃政府正、副主席，方家长任赤卫队长。此外，还组织了妇女会、少先队、儿童团等组织。苏维埃政府在党支部领导下，积极开展了清匪反霸，土地改革等革命活动。

苏维埃政府领导的赤卫队有四十多人，五支步枪，几门檀木炮，其余则是鸟铳、梭镖。另外还组织了一个预备队，预备队的队员平时在家生产，一有情况，就击鼓为号，预备队立即出动。当地的土豪劣绅，谁也不敢轻举妄动。洪山区在清匪反霸中，赤卫队在应嘴、从林一带，镇压了土豪劣绅方家鲁、张客先和族长方淑坤等罪大恶极分子。对此，群众无不拍手称快。清匪反霸结束后，紧接着进行了土地改革。其作法是：各村造出人口花名册，平均分配土地。结果，每人分田三斗，实现了耕者有其田。这样农民的生产和革命积极性空前高涨。

洪山地区的革命烈火燃烧起来后，陈万营等因势利导很快把它引烧到了临湘境内。同年二月的一天晚上，他们率领赤卫队渡过新店河，来到昆山一带，捉拿了二十多个土豪劣绅，令他们交款、交粮，对抗拒不交者，予以严惩。因此，土豪劣绅对他们恨之入骨，便勾结坦渡挨户团头目、铲共义勇队队长余草堂等伺机报复。同年三月，余草堂纠集百余人，三十多条长短枪，十多只大木船，渡河至洪山，企图捣毁我洪山苏维埃政权。他们在人形山、早阳湾一带，杀人劫货，宰猪牵牛，闹得人心惶惶，鸡犬不宁。民哨得知，急忙擂鼓，陈万营闻讯，即邀方家长等一道率领赤卫队和预备队两百余人，从四面包围过来。匪徒见此阵势，摸不清虚实，都仓惶逃命了。余草堂在逃跑中坠入河中，后得随从抢救，才免于死。这次行动，缴获两支长枪，拦截三条木船。匪徒所抢劫百姓的东西，丢得遍地皆是。赤卫队员将拾得的物资，一一归还了原主，群众高兴极了。

洪山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后，各项工作都干得有声有色，成为当时蒲圻县苏区工作的一面旗帜。在洪山区的影响和带动下，这一年蒲圻县的苏区先后都实行了土地改革。对此，蒲圻县反动派惶惶不可终日，忙向上司求援。不久，湖北省政府调遣国民党军八十二师进驻蒲圻，其中一个团的兵力分驻在赵李桥、茶庵岭铁路沿线。团部下属一个营驻扎在新店，他们妄图配合当地刘铁牛的铲共义勇队，将我洪山红色政权一举摧毁。湘鄂赣省委获悉这个情况后，即于九月下旬，派红军主力一个连的兵力，从江西修出发，昼伏夜行，经通城、临湘来到山。经过与当地党政领导接头后，决定与赤卫队、预备队等配合行动，给新店的国民党军一次狠狠的打击。十月初，陈万营、方家声等按行动部署，扮做挑贩，率先来到新店，侦察敌情和地形。他们发现敌人戒备松驰，敌军官都在寻欢作乐，花天酒地。根据侦察到的情况，决定将主力红军兵分三路围攻新店。中路走雨亭岭，上路走夜珠桥，下路走马蹄湖。三路兵力都于十月十四日凌晨三点赶到新店附近埋伏。这天清晨，赤卫队员和预备队员都扮做上街卖柴、卖菜和打货的，分批进入了新店街内，把守隘口。当时街头的哨兵没精打采地坐在那里，新店街上的国民党驻军都在酣睡。见此，陈万营认为这是行动的好时机。他机智地靠近了敌人的岗哨，干掉了哨兵，旋即发出信号弹，三路红军同时开始向新店合围。霎时间，喊杀声、军号声、枪声响成一片，吓得敌人象“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乱成一团。敌营长刚走出街头就俯首被擒了。这一仗，除街东一个连的部分敌军向赵李桥方向逃窜外，其余的敌军死的死，伤的伤，投的投降了。这仗计缴获敌人的长短枪二百余支，弹药三十余箱。铲共义勇队长刘铁牛也逃之夭夭了。通过这次战斗，壮大了革命的武装力量，洪山苏区赤卫队很快发展到一百多人枪。

十月中旬，陈万营带领洪山苏维埃部分成员来临湘昆山一带（今定湖乡新建村）活动，领导建立农会组织。他将大革命时期加入农民协会的三十多位老会员召集起来，进行选举，选出了陈慎燕、陈万鹏为乡农民协会正副主席，王其美为赤卫队队长，陈夭姑为妇联主任。同时，建立了临湘东区苏维埃政府。陈万营任区苏维埃主席。十月底，他又与宋友章、宋仕松等人来临湘活动，在昆山召开有关负责人会议，讨论发展革命组织的问题，不料被人告密，坦渡挨户团头目余草堂带领三十多人枪前来围捕。起初，敌人没有找到他们开会的地方，继而施用诡计，佯装撤走。农会炊事员以为匪兵已去，连忙送饭上山。炊事员的行动被敌人发现后，敌人悄悄尾随来到了他们秘密开会的地方昆山。就这样，陈万营等人不幸被捕。

他们被关押在坦渡街上的一间暗屋里，余草堂主持审讯，洪山区挨户团也派人参加。余草堂采用软硬兼施的手段，妄想陈万营供出临湘东区和蒲圻洪山地区的共产党员名单。陈万营

身陷囹圄，意志坚定，敌人的种种卑劣伎俩，都没能动摇他对共产主义的信念。在用刑前，余草堂狞笑着对陈万营说：“你年纪轻轻的，又有才华，何苦要干这号无名无利的苦差事！中国有句俗话：‘回头是岸。’今天只要你交出共产党员的名单来，保你往后鹏程万里！”陈万营冷笑一声回答道：“你们不要打错了主意，我陈某什么时候也不会供出共产党员的名单来。老实告诉你们，共产党人，一不计较个人的名和利，二不怕流血掉脑袋。凡是追名逐利，贪生怕死的人，就不配做共产党员！”余草堂大所失望，狂叫：“他敬酒不吃，吃罚酒，跟我‘用刑’!”他话音刚落，几个刽子手一拥而上，对陈万营施用“猴子抱桩”的酷刑，万营昏厥过去后，匪徒们又用盐水喷他的全身。待万营一苏醒过来，又用“踩地杠”的酷刑摧残他。余草堂大声吼道：“让你知道老子的厉害，看你说不说！”万营怒目以对，坚定地回答：“不知道！”余草堂无可奈何，又对陈万营施行“蝙蝠扒壁”的酷刑，将其四肢撑开，用铁钉钉在墙上。最后，匪徒们还惨无人道地将万营的尸体砍成四块，丢在坦渡街上，其情景真是惨绝人寰。

陈万营烈士遇难时，匪徒们不准其继父母见面。万营一个八岁的女儿早生，见到父亲牺牲的惨景后，嚎陶大哭。见此，坦渡街上的人无不为之伤心落泪。后得陈万营生前一位好友牵头，凑了些钱，钉了一个木匣子，才将烈士的遗体收殓起来，安葬在陈家大屋的后面山上。陈万营牺牲时年仅二十五岁，人们都称他是“革命的硬骨头！”

黄  冬  生

(1916——1932)

 

巍巍药姑山，孕育了多少惊天动地的故事，滔滔壁河水，洗涤着多少重峦迭嶂的青山。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箩筐洞，又有一个年仅十六岁的女子，为故事续上了十分悲壮的一页，在青山上开出了一枝永不凋谢的花朵。

黄冬生，曾名冬梅，一九一六年出生于湖北省通城县大港冲一户穷苦人家。她原姓许，六岁丧父，母亲胡先贞只得委身临湘县箩筐洞的黄兰香，冬生遂更姓黄。

冬生自幼胆大泼辣，天资聪颖，记忆过人。八岁时，由于无钱上学，只好尾随读书的孩子跑到学堂“听窗”（窗外听先生讲书）。久而久之，冬生也能背得出《三字经》、《百家姓》了。因此，深得继父疼爱。九岁时，继父勉强送冬生上了私塾。一进学堂，先生就找来一本《女儿经》给她，她推脱着不要。先生问她“为什么不喜欢《女儿经》？”冬生一本正经地回答：“我将来要干男子汉的事，读《女儿经》有么用？”先生频频点头，称赞这孩子将来会有出息，黄兰香也夸奖养女有志气。

冬生从小就嫉恶如仇，看到土豪劣绅的儿子欺侮穷孩子，总是勇敢地站出来，组织起受欺的孩子，共同对付那些富人子弟。有一次，她们把一个恶少爷哄到外面，饱以拳头，并令其

答应一不准回家“告状”，二不准再惹是生非，方才罢休。从此，那些少爷、小姐一见黄冬生就畏而远之。

一九二七年，她继父去世，家里揭不开锅，母亲不得不忍疼把未满十一岁的冬生送给本村一户姓杨的人家做童养媳。冬生的婆母封建意识严重，要她按《女儿经》上的训诫去做，常常摆出一副威严的架势，动辄打骂，百般虐待冬生。她心里愤愤不平，总是在想：什么时候冲破这个牢笼，到外面去自由自在就好了。

一九三○年三月，冬生随母亲回大港冲走亲戚，听到这里的人都在津津乐道，什么“革命”呀，“红军”呀，尽是些新鲜事儿。特别是听到表姐们谈起红军队伍里还有女兵时，冬生象是找到了希望似的，分外惬意，决意要去红军队伍里看看。凑巧，母女俩返回箩筐洞时遇上四个穿灰色制服的女兵。其中一个和善地说：“老妈妈，小妹妹，你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冬生看到四个人态度和蔼，穿着不同一般，就反问：“你们是做什么的？”当她知道眼前的人就是红军时，便惊喜地问道：“革命是什么意思？”女红军告诉她：“革命就是推翻旧世界，让穷苦人过上好日子。”冬生恍然大悟，她头一次理解了“革命”的含义。回家后，黄冬生背着婆母四处打听红军的下落。婆母看冬生经常外出不安，她刚满十四岁，婆母就张罗完成了儿媳的婚事，以为这样就可以拴住冬生的手脚。

一九三一年初，赵琪（红军团长）率领几百红军战士开到箩筐洞，顿时，这个小天地变了样。

四月，黄冬生借回娘家机会，跑到柳坪听女红军召集妇女开会。会上，女红军结合自己如何摆脱封建意识束缚，冲破封建礼教樊篱，参加革命斗争的经历，号召妇女们起来，为争取自由而斗争。这些亲切感人的话语，都是黄冬生平素想听而无法听到，想说而无处诉说的心里话，她激动得连忙拉着女红军的手恳求：“要象你一样当红军。”当赵琪团长问黄冬生“为什么要当红军”时，冬生不假思索，干脆答道：“我要做人，因为红军能让我做一个自由的人。”赵团长十分赏识这位年纪轻轻的姑娘，答应了她的要求，并委任她为红军“湘北工作组”宣传组长。从此，在药姑山的红军队伍里，年龄最小的兵算是黄冬生了。冬生穿着那套很大的灰色制服高兴地回到家里。婆母看到她这身打扮又气又恼，骂她“伤风败俗”，并怂恿儿子杨松林打她。这一回，冬生没有忍让，十分自信地说：“放清楚一点，我已经是红军战士，再不是你们的下饭菜了……”当晚，黄冬生来到了红军驻扎的药姑山。

为了使更多的受苦受难的人加入壁山区苏维埃，壁山区委和“湘北工作组”编印了一些好唱好记的民歌，以便进一步唤醒民众。在几个有文化修养的红军战士协助下，黄冬生也编了一首《十二月长工苦》的歌词，配上临湘花鼓调演唱，深受群众的喜爱。歌词是：

正月（咯）里来是（哟）新春，

热闹（咯）过年是豪绅，

可怜只有我长工苦（呀），啷当，

豪绅过年我（哎）上工。

……

二月（咯）里来是（哟）花朝，

豪绅（咯）出门我抬轿，

可怜只有我长工苦（呀），啷当，

压得背驼又（哎）躬腰。

……

三月（咯）里来是清明，

劣绅（咯）土豪黑良心，

可怜只有我长工苦（呀），啷当，

要想翻身就（哎）革命。

在红军“湘北游击队”里，在箩筐洞方圆几十里的农村中，广泛流行着这首动听的歌儿。

五月，黄冬生在柳坪村下湾山坳里，召集了一次妇女会。会上，黄冬生坐在较高的一块石板上，象拉家常一样讲自由，讲斗争，讲革命，几百名妇女席地而坐。起初，妇女们低头纳鞋底，显得漫不经心。黄冬生理了理耳际的散发，站起来慷慨激昂地讲道：“姐妹们！享自由，争平等，不是我们妇女份外的事。我们箩筐洞山高皇帝远，封建的那一套‘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等臭规矩，象绳子一样捆住了我们的手脚。女人没结婚要包脚，男人怎么不包，他们就巧些？女人也是人呐！古代就有花木兰从军，武娘娘当皇帝的事，她们不也是女人吗？女人一结婚，叫什么‘堂客’，女人一生都是‘堂前客’吗？不！我们要做‘堂前主’。做‘堂前主’就得革命，革命就得先放足、剪发。这不是什么新鲜事，我老屋的姐妹都剪了发，放了足，梳起头来爽爽快快，走起路来舒舒服服……”妇女们听了黄冬生这番令人神往的讲话，很受鼓舞，胆大的几个当场就剪了发。在冬生的鼓动下，箩筐洞的妇女们冒着风险替红军送情报，掩护红军脱险的不乏其人，为革命作出了贡献。

由于苏区的日益扩大，反动的挨户团、铲共义勇队和国民党白匪军恨得要死，怕得要命。他们加紧封锁苏区，不许一粒盐、一根纱、一粒米运进来，妄图把红军困死在壁山。为了生存和发展，苏区人民和红军一起，同敌人展开反封锁斗争。在艰苦的岁月里，黄冬生接受了“搞盐”的任务。端午节快到了，冬生打发年仅十二岁的弟弟去通城老家设法搞点盐回来。小弟弟按照姐姐的吩咐，一次又一次避开敌人的岗哨，把盐弄回苏区。过了两天，黄冬生又打发弟弟去通城搞盐，谁知这一去竟成永别。在回家路上的詹桥，弟弟被铲共义勇队逮住活活打死了。黄冬生按捺住心中的悲痛，走村串户，进一步发动群众，更顽强地同敌人展开斗争。一九三一年五月底，由陈严成（红军排长）介绍，黄冬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六月，壁山区委配合红军攻打鸡笼山，红军指示“湘北工作组”加强宣传攻势，摸清敌人虚实。黄冬生等人趁着夜深人静，摸到詹桥张贴标语，散发传单，虚张声势宣传，红军从江西调来主力一万多人，吓得敌人心惊胆战，蜷缩碉堡里不敢出来。战斗打响，红军强攻鸡笼山，全歼守敌一个排。

为了增强革命力量，冬生还动员了自己的丈夫杨松林参加“湘北工作组”。起初，杨还有些顾虑。冬生慎怪道：“亏你还是个男子汉，干革命就得不怕杀，砍掉脑袋也不过是碗大的疤。我一个女人都不怕，你这个‘大丈夫’，还怕什么？”丈夫在黄冬生的感动下，加入了“湘北工作组”，担任情报员。

一九三二年三月的一天，黄冬生等湘北工作组成员在冬生家开会，布置当晚给江西红军送给养的工作。会议快结束了，突然闻报，冯德成带领一个排的兵包围过来。黄冬生沉思片刻后，对大家说：“莫慌，敌人是冲我来的，趁你们都还没有暴露身份，我来引开他们，你们从我屋后左边的山旮旯里疏散，我从右边走。”说完，冬生飞也似地向右边方向跑去。“砰砰！”敌人发现了目标，子弹从冬生的头顶上呼啸而过。敌人围上来了，冬生望着喘着粗气的敌人仰天长笑。冯德成问她为何发笑，她毫无惧色地回答：“我笑你们这些二百五的蠢猪，几十个人被我哄得团团转，捉一个手无寸铁的女人，用得着带上这么多的兵吗！”

黄冬生被绑到桃树坳据点，冯德成企图从这个涉世不深的女子的口中撬出点什么名堂来，特意把审讯地点设在桃树坳。刑讯前，冯德成指了指周围几具血肉模糊的尸体说：“黄妹子，想必你也看到了，这些人都是为红军卖命又不肯‘悔过自新’的。你年纪轻轻，模样俊秀，人生还长着哩！不会象他们那些人一样不肯开窍吧！”“哼！”黄冬生轻蔑地瞪了冯德成一眼，“不能自由而生，就得自由而死！”“哎，别固执罗！只要你交出共产党‘湘北工作组，成员的名单，保你活着来，活着回去。”冯德成仍是软的一套。“名单我是知道，只怕你不得到手。”“在哪里？”冯德成惊喜地追问。“在老子心里！”冬生大声回答。“小小年纪，嘴还蛮硬，那我就要剜你的心！”冯德成呲牙咆哮着。“今天你可以剜我的心，明天就会有人剜你的黑心，剥你的皮，抽你的筋！”说着，黄冬生大骂起来。冯德成气急败坏，打了冬生几个耳光。黄冬生猛扑过去，对着冯乱撞乱冲。冯德成恼羞成怒，拔出匕首，刺死了冬生。

黄冬生，这个未满十六岁的女子，在人生的道路上，刚刚叩响青春的金门，为了自由，为了革命，义无反顾地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黄冬生，这个优秀的名字，永远镌刻在药姑山下方圆近百里人民的心中。

李  兰

(1906——1932)

 

“我早就知道参加红军闹革命是有生命危险的，不过，我相信我的血不会白流。我死后，请将我的尸体埋在屋对门的高山上，好让我望着红军早到来，看着劳苦大众全解放。”这是李兰烈士一九三二年四月二十二日在临湘县城长安桥边就义前，托监狱女佣人王娭毑带给家里亲人的遗言。人们读着烈士的遗书，想着烈士的奋斗精神和对革命的坚强信念，无不肃然起敬！

李兰，又名李迟清，一九○六年五月十日出生，系湖南临湘县苎麻嘴白石园人。父亲李茂林，是个读书人。年轻时，他很有抱负，只因生性耿直，爱打抱不平而屡遭挫折，后来只得弃书务农，寄希望于后人。但不幸的是，李茂林早生的三个儿女都因病先后夭亡，直到四十岁时，才生李兰。受父亲言行的耳濡目染，李兰从小就性格倔强，喜爱群体生活。他常把家里给他的零食分给小伙伴吃，深得村里人的喜爱。

李兰六岁开始读私塾，他天资聪明，勤学好问，学业成绩优良，深得先生的欢心。村里一些读书人看了李兰写的文章和大字以后，当着他父亲夸赞说：“迟也升堂矣，快入室也！”李茂林为了让李兰健康地成长，每年寒假都要他跟当地的拳师学武，锻炼身体。少年时的李兰进取心强，不论学文学武，都爱穷根究底，不得要领，决不罢休。有一次，他读了《孟子》上“人皆可为尧舜”的话，连忙问先生：“甘罗十二为丞相，我今年十五岁了，为什么还不能为丞相呢？”先生戏谑地说：“你不是在学拳术吗？当不上丞相就做武将嘛！”李兰笑而退出。

正当李兰立志奋进时，他父亲突然染上重病，卧床大半年，家中田地减产，生活困难，李兰不得不暂时辍学种田。父亲病愈后，才得亲友介绍去长沙湘江中学读书。湘江中学是共产党举办的一所正规中学。学生不收学杂费和伙食费，规章制度健全，读书风气浓厚。李兰入学后，遵照学校“以启迪学生，使之成为健全的战士，为国民除障碍，为民族争自由”的办学宗旨，一边努力学习文化科学知识，一边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各种社会政治活动。他在政治学习中进步很快，初步懂得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军阀连年混战是中国致弱致贫的根本原因。

一九二五年五月，上海爆发了“五卅 ”运动，很快掀起了全国性的革命风暴。这时，正在长沙读书的李兰，参加了这一伟大的反帝爱国斗争运动，从斗争中进一步加深了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仇恨。他在一篇日记中这样写道：“今天，我参加了游行，又听了校长的训话，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不革命不足以图存，不革命不足以自强。一个有志青年，应该站到反帝反封建斗争的最前列，做旧制度的埋葬者，做新制度的创建者。”

一九二五年冬，李兰在湘江中学毕业后，学校推荐他去黄埔军校长沙三分校学习。经过军校一年时间的军事训练和政治教育，他的学科和术科都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如实弹射击和刺杀表演，都名列全校第一。遗憾的是，学习结业分配工作时，李兰因母亲病故回家，未能按时成行，使他失去了一个施展才智的良机。

一九二七年春，李兰受聘在本地一所国民小学任教，他工作认真，爱护学生，深受学生和家长的欢迎。后因他对校长聂某勾结贪官污吏，侵占学校财产，愚弄师生的行为有反感，而以“本人才疏学浅，不能为人师表”为借口，请求辞职，离开了学校。

李兰回家后，很少外出，一心帮着父亲耕种田土，以待时机。李茂林不理解儿子的心意，便于茶余饭后唠叨着“幼而学，壮而行”“扬名声，显父母”“岁不我与，时不再来”想以此激发李兰奋发上进。其实李兰早有抱负和打算，他对父亲的催逼，不予正面回答，只恳切地申述：“我小时候就很爱清洁，现在长大懂事了，就更加爱清洁，您何必硬要将儿子推入污泥浊水之中，把我洁白的肌体弄得脏脏的呢？”这时，李茂林才了解到儿子辞书不教的真实想法。于是勉励李兰说：“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一切由你自己作主吧！”李兰在家务农的几年里，处境极为艰难。田地遭灾歉收，苛捐杂税繁重，母亲因病去世，一个孩子夭折……忧虑、烦恼交织于一身。他多么希望能进入一个新的环境，以消除内心的忧郁啊！

一九二八年初夏，李兰接到好友李平桂从湖北监利县白螺矶的来信，邀他去参加红军闹革命。临行前，好心的妻子卢静珍对他说：“你去参加红军干革命，我不反对。不过，这不是一件小事，你得三思而后行，进去容易出来难。”李兰说：“三年以前，我在长沙读书时，就有了这样的思想准备：‘为国民除障碍，为民族争自由’，即使赴汤蹈火，也在所不辞，有什么难不难呢？”接着，李兰参加了红军，九个月后就晋升为连长。他任连长后，深感责任重大，为了不负众望，他先给自己定了三条纪律：一是放下架子，平等待人，不打骂战士；二是以身作则，与战士同吃同住同训练，三是谦虚谨慎，开诚布公，团结全连干部战士。他是这样定的，也是这样做的。战士病了，他送汤送药；战士有困难，他设法帮助解决；战士犯了错误，他先责备自己要求不严，教授不得法，并热心与战士谈心，帮助改正错误。在训练场上，他亲自传教，从徒手操到班排练，边讲要领，边做示范动作，反复多次，不厌其烦，对有些接受能力较差的战士，他从不发脾气，坚持耐心地教育，直到每个战士学会为止。所以，全连干部战士都很敬爱他，称他为“耐心连长”。经过李兰训练的士兵，都有组织纪律，战斗力很强。一九二九年九月，李兰在监利县尺八口附近组织指挥的一次伏击战，只花了两个多小时，就消灭国民党军队岳维峻部的一个连，缴获长短枪五十多支，子弹七百多发。

为了扩充队伍，一九二九年十二月，李兰从湖北监利县潜回临湘苎麻嘴一带秘密招募新兵。经过几天的串连发动，有李庆桂、卢先样等十多名青年自愿报名要跟李兰当红军，并约定第三天晚上启程赴监利。正当李兰高兴地从敖家冲返回白石园时，不幸在苎麻嘴卢家被桃林挨户团抓住，说他是“赤匪”侦探，要将他捆绑起来。李兰急中生智，向团丁大打官腔说：“好大的挨户团，老子是堂堂的黄埔军校长沙第三分校第一期毕业的少校军官，能由你们随便捆绑吗？你们血口喷人，该当何罪，见你们挨户团头目去！”团丁们一听来头不小，怕惹是非，连忙引他去找挨户团头目喻大道。李兰一见喻大道，满不在乎地说：“团长钧座，本人这次请假看家，被贵部抓住，诬指为匪探，还要动刑，真是欺人太甚！”说完，递过军校毕业证书，喻大道看过证书，面对这位身着礼帽长袍，人才英俊的青年，心里有些畏怯了。连忙赔礼道：“小弟误会，有渎尊严，见谅见谅！”李兰为了摸清桃林挨户团的兵力和行动规律，有意跟喻大道闲扯起来，他讲的一大堆带兵的道理，说得喻大道口服心服。当喻大道得知李兰是武汉卫戍部队少校营长时，更是敬仰之至，一再要求关照。喻大道一边说，一边用大拇指和食指做着短枪的手势，要求在这方面特别关照，越多越好。李兰听了，先装出一副为难的样子，停了一下后，才慢吞吞地说：“同乡至谊，愿效微劳，试看如何？”就这样，李兰顺利脱险了。

李兰归队以后，继续扩充队伍，训练部队。在四个多月时间内，队伍已发展到一百五十多人枪，军容严整，士气高昂。就在这时，家中传来了李兰父亲患重病的消息。在上级领导的劝慰下，李兰向各排长交待任务后，才迟迟离队回家探望父亲。当他步行到横铺百川屋时，又碰上了桃林挨户团清乡的一伙团丁。面对这突然出现的险情，李兰先发制人。他不等团丁开口，劈面就问：“喻团长来了没有？”团丁往后一指，“就在后面！” 喻大道一见李兰，喜出望外。寒喧以后，急切地问：“李营长，上次所托之事，消息何如？”李兰故作姿态道：“形势紧张，困难不小。幸好找着了我们的供给部贾部长，少量可以，多了难办，且价钱昂贵，运输不便。”喻大道要短枪心急，一再婉言曲承。两人边谈边走，最后商定购短枪二十支，子弹数千发，定值光洋两千块，并约定三月底在云溪火车站接货。为了消除喻大道的疑心，李兰坚持自己不带枪，要喻大道派亲信武装运送，喻大道答应一一照办。

李兰走后，喻大道的弟弟喻长阶问道：“大哥，这个人行迹有些可疑，他是不是红军的便衣侦探呢？你千万不要上了他的当！”喻大道说：“你太多心了，人家是堂堂的黄埔军校毕业生，有文凭为证，哪是什么红军便衣侦探！为了慎重其事，我还派了五个带短火的人跟着他，他只有一个人，又没有武器，这下我就放心了。”正当喻大道做着来日取枪的美梦时，谁知他派去的五个团丁一到云溪，就被以“赤匪”的罪名押到监利县白螺矶，去接受“改邪归正”的教育了。

一九三一年春，临湘的壁山，大云山都建立了苏维埃政权。驻在这些地方的红军和游击队，经常到詹桥、桃林、横铺、云溪等地活动，吓得反动派昼夜不安。桃林挨户团喻大道，迫于形势，加紧了清乡活动。是年三月二十八日，他亲自带领两百团丁去云溪一带，一边清乡，一边找李兰取回定购的短枪。正当团丁们大模大样往云溪进发时，事先埋伏在象骨港的红军早已为他们准备好了“午餐”。当团匪们全部进入伏击圈时，顿时枪声四起，密集的子弹落在团匪们的头上，一排排地被击倒在地。喻大道兄弟若不是骑马逃得快，也会送进“阎王殿”。一点多钟的战斗，共打死打伤团匪八十多人，俘虏三十多人，缴获长短枪一百多支，给了平日作威作福，残害人民的桃林挨户团以致命的打击。

象骨港伏击战一结束，李兰火速率领全连干部战士，押着俘虏回到了白螺矶。部队经过整训改编后，李兰被晋升为营长。此后，他跟随红军大部队转战于洪湖、监利等地，屡立战功，特别是朱河一仗，他身先士卒，端着一挺机枪，对着夺路而逃的敌军，猛烈射击，使国民党保安团一个加强排三十多人，都死于他的机枪之下。战士们都夸他是“神枪手”。经过多次实践的考验，李兰不仅作战英勇，而且指挥有方，充分显示了他的军事才能，深得部队首长的信任。一九三一年春，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被提升为红九师某团团长。

一九三○年至一九三一年间，洪湖、沔阳、监利等地，水灾严重，百姓流离失所，而丧心病狂的国民党反动派还掘堤灌水，妄图以此来困死湘鄂西根据地的红军。随着老百姓灾难的加重，红军不但在给养上承受着极大的困难，而且对扩充兵员也很不利。为了不断扩充队伍，增强部队的战斗力，一九三一年冬，李兰奉命回临湘长安、云溪、苎麻嘴等地，秘密招募新兵，许多贫苦农民不堪忍受土豪劣绅的剥削和压迫，积极报名参加红军。为了招足一个营的兵力，李兰没有马上离开苎麻嘴，他昼伏夜出，不辞劳苦地工作，时间久了，引起了敌人的注意。当风声越来越紧时，他妻子卢静珍劝他火速离开家里。然而，年轻的李兰，革命征途上的这匹骏马，哪里顾得上个人的安危，正当他招兵回营的时候，不料，被他的嫡表兄邓富魁出卖，在一九三二年二月二十四日被捕入狱。

李兰被捕入狱后，苎麻嘴、白石园等地的群众和开明绅士，纷纷签名呈文县府，请求保释。呈文特意指出：“李兰仅仅参加了红军，并无其他劣迹；且人才出众，社会难得，一旦杀害，实为可惜。”当时的临湘县长魏云，见李兰人才英俊有为，且保释的人甚多，打算先关押起来，再慢慢软化，留着他用。尽管桃林挨户团头目喻长阶和坏蛋邓富魁等多次进禀，要求加速严惩，但魏云没有采纳，一味等着李兰“回心转意”。可是李兰坚贞不屈，不管魏云怎样威胁利诱，他只字未吐。魏云耐着性子，皮笑肉不笑地说：“你到底要怎样？”李兰豪爽地讲了两个字：“放”、“杀”！魏云又问：“放了以后还干不干红军？”

“死了就不干！”

“为什么要这样呢？”李兰坚定地回答：“天生庶民，各有其志，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我既然信仰共产主义，就只有干到底，死而不变。”就在这时，魏云听说红军大部队，即日要来临湘，营救李兰，踏平县政府，他迫于形势，于是年四月二十一日深夜下达了杀害李兰的手令。

李兰同志虽然不幸牺牲了，但他生前的遗言终于成了现实。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饥寒交迫的奴隶，粉碎了旧世界的锁链，成了新中国的主人。

 

姚  天  才

(1906——1932)

 

在药姑山周围的崇阳、通城、临湘几个县中，凡是熟知革命往事的人，一谈起壁山苏区游击队队长姚天才，无不称赞他是少见的“孤胆英雄”。姚天才凭着他那神奇般的智勇，曾多次赤手空拳，从街头、剧场和敌军的岗哨上，只身夺取敌人的枪支，弄得敌人昏头转向，谈“姚”色变。姚天才率领的百余人枪的游击队，转战于药姑山的壁山地区近三年时门，战功累累，威震一方，为建立湘鄂赣边区革命根据地作出了贡献。

姚天才，字春生，湖南临湘县壁山长坪姚家人。一九○六年三月出生于一个农民家庭。母亲早年去世，父亲姚仁怀，秉承祖业，有水田五亩，旱地、茶园七亩，在长坪那个深山沟里，算是一个比较富裕的家庭。姚仁怀为人善良，富有同情心。村里人不管哪家有困难，或是借东借西，总是尽力帮助。万一做不到，也是婉言解释。所以，村里人都和姚家合得来，这为姚天才后来在壁山开展革命活动提供了有利条件。

姚天才的两个伯叔，都没有男孩，姚天才是他父辈的唯一继承人。父亲爱他，伯叔疼他，伯母婶娘也都喜欢他。不管姚天才在家里或在外面干了什么事，总有人为他说话。这使姚天才从小就养成了天不怕，地不怕，敢作敢为的性格。

姚天才七岁开始读书，勤奋好问，是他求学的特点。凡是先生讲授过的诗书，他都能一字不漏地背诵。对一些名言警句，更是读了又读，想了又想。他常常一个人在房子里或野外大声朗读：“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有一次，先生吩咐同学扫地，姚天才则拿着锄头刮天井，他一边刮，一边大声说：“当今天（井）下舍我其谁？”引得先生哈哈大笑，连声夸奖：“善哉斯言！”

姚天才小时候个子不高，身材同实际年龄不相称。因此，人们叫他“矮子”。后来长高了，人们也还是这样喊他。有一天，他家请姚立清先生吃饭，连陪客一共来了七八人，闲谈中，人们仍旧叫他矮子。姚天才不以为然说：“怎么，矮子不好吗？矮子中间有将军，楚国的晏子不就是一个矮子吗？”午饭后，姚先生特意给他取了一个大名叫“天才”。从此，天才这个名字就在姚家大屋的上上下下传开了。

姚天才共读了十多年私塾，文章、诗、对、毛笔字和一般农村应用文都会。村里人非常器重他，请他教书，他不愿意，他想外出进新学堂深造，被一家老小极力劝阻，他只得辍学家居。但还是一边劳动，一边自学。他特别爱看进步书籍，他常常用“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来勉励自己。村里人常常夸赞说：“姚天才是个好后生，将来一定有所作为。”

一九二七年春天，农民运动在湖南各地蓬勃兴起，偏僻的山区壁山长坪团，也成立了农民协会。“打土豪、分田地”的口号响彻云霄，犁头红旗高高飘扬，广大农民笑逐颜开，奔走相告。姚天才更是欣喜若狂，积极加入农会，主动帮助长坪农民协会写标语，印传单，造册子，干得浑身是劲，恨不得一下子干出一个“土劣全打倒、耕者有其田”的崭新社会来。正当工农群众展望胜利前景的时候，蒋介石背叛革命，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腥风血雨很快席卷湖南城乡，把一场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镇压下去了。那些丧心病狂的土豪劣绅配合反动团防武装，疯狂向革命人民反扑过来，到处逮捕、拷打、屠杀共产党员和农运骨干，一些流氓地痞也乘机为非作歹，欺压群众。姚天才目睹此情此景，义愤填膺，怒不可遏。但在白色恐怖下，他爱莫能助。于是，他果断地离家出走，去寻找革命的出路。

一九二八年冬，姚天才为了弄到武器，他冒着生命危险打入桃林挨户团。在第二年夏天的一个晚上，轮到他站岗放哨，夜深人静时，姚天才见前后左右没有人来往了，于是背着一支步枪，五个多小时跑了六十多里，天亮前赶到了苏区壁山。后经廖海仁、廖哲等人介绍，加入了红军队伍。

姚天才参加红军以后，如鱼得水，跟着红军走南闯北，浑身有使不完的劲。每次作战，他都奋不顾身，冲锋在前，屡立战功，赢得了红军官兵的赞扬和信任。一九二九年十二月的一天，红军独立团团长赵琪，派他去羊楼司探听白军活动情况，并嘱咐他见机行事。姚天才在羊楼司附近的几个村子里走访了一阵，探明了敌人的兵力、武器和动向以后，准备动身回营时，在街口碰见了原来在长坪农民协会煮过饭的地下党员金老头。金老头告诉他：“前面街上有个坏蛋在那里强买胁卖，你去干掉他，我帮你放哨。”姚天才一听，遵循赵团长“见机行事”，的嘱咐，连忙向前走去。这时天色已晚，又下着毛毛细雨，路上行人很少。他一边走一边注视前方，果然，一个身穿灰色制服，腰挂驳壳枪的白军，正指着一块精肉上的一点点骨头，同肉店老板争吵着。姚天才走上前去，责怪屠夫老板太不识礼：“抬眼看人，低头砍肉。”屠夫老板觉得天色已晚，快要罢市，担心为小失大，情愿让他一下算了。那个买肉的家伙看到占了便宜，心里暗自高兴，脸上的怒色顿时消失了。姚天才那连忙从屠凳上摸起一把大劈刀，在一块精肉上磕了一下，佯作砍肉的样子，突然，他反手一刀猛劈，“嚼啪”一声，把那个坏蛋砍死了。姚天才不慌不忙地从白军尸体上取下驳壳枪，解下子弹带，留下一个纸条，呼了一声暗号，飞也似地跑了。一九三○年初，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一九三一年春，中共壁山区委会成立，姚天才被任命为壁山区游击队队长。他任职以后，工作十分积极，一面发动群众，壮大游击队伍，向土豪劣绅摊派枪支费；一面配合红军向白军进攻。一九三一年四月间，为了营救被挨户团、铲共义勇队抓去关押在忠防区公所的红军家属，姚天才率领壁山游击队配合从江西搬来的主力红军三百多人，半夜出发，从雁岭、汀畈、马港三路将忠防区的挨户团、铲共义勇队团团围住。当红军围攻忠防袁家嘴上屋时，敌人才得讯起床，仓惶应战，一触即溃，除了几个顽固分子被打死外，其余全部缴械投降。共计缴获长短枪三十多支，子弹一千多发，被抓去的红军家属及无辜群众全部解救出来。

一九三一年五月，壁山区游击队已发展到一百五十多人，有长、短枪一百二十多支。在红军的领导下，改编为“湘鄂游击队”，姚天才任队长。一天，姚天才受命去通城县公干，路过北港，那儿正在唱花鼓戏，看戏的人很多，卖零食的也不少。姚天才顺便走进戏场，四处看了一下，忽然发现港边一个小摊贩旁有两个团丁坐在那里，一边喝酒，一边谈笑，两支步枪斜倚在两人之间的凳沿上。姚天才慢慢地靠拢去，站在两个团丁的背后，那个卖酒的见了姚天才，喜出望外，两人会心地望了一跟，便殷勤地给团丁劝酒，喝完一杯，又添一杯，到团丁酿醉欲醉时，台上的戏也进入高潮，锣鼓也越打越响，喝采声、鼓掌声，此起彼伏，戏场开始动荡起来。姚天才一看，时机已到，便向团丁靠上一步，一手抓住两支枪，一手用力扳翻板凳，两个团丁仰面一跤，四脚朝天。姚天才放开嗓子大喊起来：“红军来了！红军来了！”接着朝天放了两枪。戏场顿时大乱，哭的哭，喊的喊，争先恐后地向四面八方乱跑，就连台上唱戏的也吓得来不及卸装，穿着龙袍马褂跟着乱跑。没等那两个团丁爬起来，身上已被人踩了好几脚。姚天才趁着哄乱之际，背着两支步枪，沿着港堤一溜烟似地跑了。

一九三一年六月，“打土豪，救穷人；杀白军，除祸根；搞共产，享太平”的标语口号传遍了湘鄂赣边区，广大贫苦群众欢天喜地，而反动分子却惊恐万状，咬牙切齿地要扑灭这股越烧越旺的革命烈火。他们采取在要道设卡，四面包围的办法向壁山根据地进行围攻。在羊楼司、桃树坳、詹桥、北港等地修建碉堡，挖掘战壕，妄图截断交通，阻止行人，把红军和湘鄂游击队困死在山沟里。敌人这一着确实毒辣，给根据地群众的生产和红军部队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困难。为了突破封锁，解除威胁，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壁山区委会和湘鄂游击队共同商议，决定选择地理位置非常重要，而敌人兵力又比较薄弱的詹桥鸡笼山碉堡作为突破口，然后各个击破。根据这一部署，一九三一年六月，一个天刚蒙亮的早晨，姚天才率领湘鄂游击队配合红军，出敌不意地向鸡笼山碉堡进攻了。姚天才身先士卒，带头从正面进攻。敌人守在碉堡内，居高临下，疯狂扫射，我军几次冲锋受阻。后来采取用“土坦克”（即把几层水浸湿了的旧棉絮钉在方桌上用人顶着）进攻，挡住了敌人密集的子弹，在我军火力的掩护下，“土坦克”冲到了敌碉堡脚下，一连甩上十多个手榴弹，将敌碉堡炸垮，战士们一拥而上，残敌全部被歼。这次战斗，缴获三十多支枪，六百多发子弹，姚天才在这次战斗中表现得异常英勇。

詹桥白军的碉堡被捣毁，守军被消灭的消息很快传遍了湘鄂边区根据地，革命人民拍手称快。反动派又怕又恨，连忙纠集便衣队、铲共义勇队和保安团对壁山根据地进行反扑。一九三一年冬，县保安团五百余人枪，开进了壁山长坪姚家。中共壁山区委会分析了敌我情况，决定避实就虚，待机而动，并派土生土长的姚天才去探听虚实。一天晚上，姚天才换穿了一件长袍，戴着一顶礼帽，潜回姚家老屋。在群众的帮助下，带着姚猴婆等几个十二三岁的小孩，在姚家大屋大大方方地走进走出，白军以为他是一个教书先生，谁也没管他。姚天才四处看了一下，摸到了一些情况。正往外走，他的伯父姚月清看见了，体会他的来意，悄悄地对他说：“兔子不吃窝边草，要发财远点去！”姚天才小声回答说：“这儿不行，就到岗上去。”他慢慢走进他伯父的房中，认真思考着摸哨的办法。就在这时，猴婆走了进来，悄声地说：“春生叔，今晚白军哨兵的口令叫‘星光！”“你怎么知道的？”“我妈叫我来告诉你的。”姚天才点了点头，叮嘱他莫乱讲。大约到了晚上十一点多钟，第二班岗哨已换了。姚天才脱掉长袍，带上匕首，向姚家西北方向的桥上走去。这天晚上没有月亮，当姚天才走到距桥边不远的地方，敌哨兵发现了，马上端枪喝道：“口令！”姚天才大声回答：“星光！”对上号了。哨兵以为查哨的来了，马上收枪立正。姚天才快步上前，以猛虎擒羊之势，夺了哨兵手中的枪。姚天才对哨兵说：“你丢了枪，回不去了，只要你跟我走，我保证不杀你；你如果愿意当红军，我们欢迎，不愿意，发给路费放你回去。”当晚这个哨兵就跟着姚天才来到红军驻地。

保安团的刘团长得知哨兵被抓，枪支被缴，气得暴跳雷，大声喝道：“这还得了！红军不就睡在我们的身边吗？我刘某的脑袋不就提在红军的手里吗？快去通知姚保长，明天清早带路搜山，就是红军躲得再巧妙，也要抓几个来！”可是，一天、两天、三天过去了，不但没有看到一个红军的影子，反而把白军拖得疲惫不堪。正当他们返回姚家大屋时，忽然看见一块大石壁上用白粉笔写着一条标语：“你来我飞，你去我归，来来去去，你们吃亏，何必枉费心机！”这条二十多个字的标语，对刘团长来说，比一个重型炸弹的威胁还要厉害！他气得牙关紧咬，两眼发黑，身子往后一仰，如果不是卫兵扶得快，险些从马背上摔了下来。一个五百多人的保安团，举着“清剿”红军的旗帜，气势汹汹地开进壁山，不但没有碰掉红军一根毫毛，反而丢了一人一枪，灰溜溜地滚出壁山。对此，姚天才送给他们一首打油诗：

“白军吃白饭，个个是混蛋。

一条小标语，吓破团长胆。”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中旬，国民党反动派又纠集了两千名反动武装，再次向湘鄂游击队扑来。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维岗亭一仗，我游击队失利，因而个别战士悲观失望，情绪低落。姚天才奉命将游击队带到药姑山的桃李坪休整。在动员会上，姚天才首先引咎自责，痛哭流泪悼念牺牲了的同志，恳切地要求大家向他提意见，集思广益，总结经验教训，以利再战。接着，他引经据典阐明胜败乃兵家之常事，要求大家象春秋时代的越王勾践那样“卧薪尝胆”去夺取胜利。姚天才那远见卓识和诚恳的话语，使全体游击队员受到极大的鼓舞，从而精神振奋，斗志昂扬，决心利用有利时机打击敌人，以雪维岗亭一仗之恨。正在这时，姚天才的一个远房叔父找来了。夜间，他用关心的口气劝姚天才认清“形势”，为时不晚。姚天才一听，几乎要发火了，但他忍住了气，只是说：“君子爱人以德，小人爱人以姑息’，你是我的长辈，应该象‘君子’那样，鼓励我为贫苦群众的翻身大业勇往向前，而不应象‘小人’那样给我泼冷水，我的家庭事小，穷人的翻身事大，请你再不要多言。”那个远房叔父辩解说，“不是我要多言，是你父亲要我来的。”姚天才马上回答说：“请您转告我的父亲，父子骨肉亲，理应同路行，只因志不同，各闯各的门。”

姚天才领导的湘鄂游击队经过休整，战斗力大大提高了，曾经先后几次在桃树坳、青咀等地利用有利地形，打败了来犯的反动武装，缴获了不少枪支弹药。为了配合主力红军夺取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姚天才率领湘鄂游击队于一九三二年三月去了江西。整编以后，姚天才担任了红军团长。

湘鄂边陲的临湘、崇阳和蒲圻三县交界的地方有个桃花洞。周围是山，中间有一条要道，是通向湘北的大门。自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建立以后，敌人经常派重兵把守。一九三二年六月，第四次反“围剿”开始后，桃花洞成了敌我必争的重地。一天，姚天才奉命率领红三团配合红五团，从南北两面夹攻桃花洞。战斗打响后，敌人依靠有利地形，集中火力，守住桃花洞口，红军几次冲锋受阻。这时，姚天才来到前沿阵地，仔细观察了地形和敌人的火力点，认为硬打硬拚，损失太大，必须以少量的牺牲去夺取更大的胜利。于是，他亲自率领两个突击小组，在炮火的掩护下，向敌人的两个火力点爬去。这时，后续部队也作好了一切准备，只待敌人的机枪一停火，就猛插上去。两个突击小组快靠近敌人的地堡时，只见姚天才一跃而起，双手抓住敌人的机枪管，使劲往外一拉，敌人机枪顿时成了哑巴，后续部队猛冲上去。在战斗将要胜利结束的一霎那，突然间，斜刺里飞来一颗罪恶的子弹，二十六岁的姚天才随着桃花洞战斗的胜利，流尽了自己最后一滴血。

烈士的鲜血没有白流，它不仅浇灌着桃花洞的桃花，使其越开越鲜艳，而更重要的是，它所产生的巨大精神力量，永远激励着湘鄂边区人民前仆后继的斗争。

罗  松  柏

(1900——1932)

 

罗松柏，是湘鄂西红军中一位出色的指挥员。曾在贺龙领导的红四军（后改为红二军）担任过侦察排长、侦察连长、团长，在段德昌领导的红九师（红三军所属）任过补充团团长、骑兵营营长、团长。一九三二年六月在洪湖根据地第四次反“围剿”战斗中，不幸牺牲。

罗松柏，又名福松，乳名和尚。一九○○年六月十四日，出生于临湘县桃林骆坪村。出生的时候，他的父亲罗恩普抱着赤条条的婴儿，神情凄然地说：“伢崽，喜得在六月天出生，要是生在三九天，连条裤衩都冒得办法搞。我看，就叫你和尚吧！”取这个名字，意思是这个孩子来到尘世间，家里缺衣少粮，什么也没有。罗松柏的童年，就是在父母的长吁短叹中度过的。

罗松柏有一个哥哥和一个姐姐。父亲领着松柏的哥哥和姐姐垦出一块约六分面积的山地，全家人就靠这块山地以及罗恩普打短工取得的微薄的收入糊口。他母亲李寿妈体弱多病。罗松柏八岁时就每天担着菜去桃林街上叫卖。有时，一些地痞无赖，欺负松柏年幼不识字而诈骗他。为此气得松柏几次嚷着要父亲送他去读书。

松柏十一岁那年，在舅父的资助下，终于实现了读书的愿望。在私塾里，他以超人的天资，不倦的毅力，在两年时间内，就读完了《三字经》、《增广》、《孟子》、《大学》等十多本书，初步显露了他的才华。十五岁那年，因家境贫困辍学时，附近的前清进士吴獬先生知道了，念其聪慧好学，免俸收他到自己开办的经馆里读书。在吴老先生的耳濡目染下，罗松柏的才华脱颖而出。十五六岁就能写出一般的先生也难以写出的好文章。十七岁，还在报刊上发表过文章。因而，罗松柏深得先生的喜爱和学友们的艳羡。

一九一七年，罗松柏在吴先生馆里结识了从湖北监利来求学的张永松（后来为岳临苏维埃筹备委员会主席）等人，他们感情甚笃，交往频繁，经常在一起谈国事，谈将来。

正当吴獬先生庆幸自己有这样一位得意门生而高兴，罗恩普为自己有这样一个出类拔萃的儿子而欣慰的时候，一九一九年三月，罗松柏突然提出辞学，要和张永松等人北渡长江去监利白螺矶一带去“游学”。临行前，他对先生和父亲说：“而今军阀混战，国难当头，哪有读书人的天下？”这时，望子成龙的父亲只是摇头叹息，吴獬先生也感到怅然若失，他对罗松柏说：“老朽也是空有栽培之心，原打算刻意助你步入仕途，做个人上之人，好光大门庭，而今你另有他图，人各有志，由你去吧！”

同年五月，“五四”运动的爱国热潮，席卷全国。在游学过程中，罗松柏参加了监利县城的学生游行示威活动，他听了进步青年陈步云催人泪下的演讲后，激动不已。当晚，他铺纸挥笔，写了一篇题为《覆巢之下，焉有完卵》的言辞激愤的论文，发表在《楚光日报》上。在以后的几个月里，他还写了不少反映时代，针砭时弊的文章。

九月，松柏回到了家乡骆坪，迫于生计，在三合村罗家墩执教，他一面教书，一面在学生中宣传爱国思想，传播新文化，还把从湖北带回的《青年杂志》、《楚光日报》等书报送给先生们看。

一九二四年五月，罗松柏出于对革命的追求，再次冬到监利朱河。在朱河镇一所小学里以教书作掩护，秘密从事革命活动。

一九二五年冬，罗松柏在朱河镇高小加入中国共产党。在那里，罗松柏一面教书，一面暗暗地为陈步云、刘崇龙等创办的《容城前哨》撰稿，用新的观点，议论时政，唤醒民众。

一九二六年夏，罗松柏受陈步云等人的振遣，回家乡发展党员，组织农民协会和农民自卫军，并带回《向导》周刊、《楚光日报》。回家后，罗松柏很快和李中和取得了联系。他协助李中和在桃林成立了区农民协会。积极发展农民武装，支援北伐军进占临湘。在李中和等主办的临湘农民运动讲习所里，罗松柏被聘请为教师，他那娓娓动听，切中时弊的讲课，深深吸引了学员们。

一九二七年，“五·一七”夏斗寅叛变后，李中和被反动团防局杀害，罗松柏潜至监利县“避风”。八月下旬的一天，罗松柏在白螺矶又结识了在监利任农运特派员的刘革非（湖南华容人）。年底，罗松柏、张永松、恭慕堂、黎子明等人受监（利）、华（容）两湖革命非常委员会派遣，来到江南的临湘发展和建立革命组织，不久又返回了湖北。

一九二八年二月，罗松柏和同乡李受青由刘革非引荐，参加了贺龙领导的工农革命军。

贺龙领导的工农革命军经过调整，在监利县配合当地农民武装，攻打朱河镇、尺八口，在这两次战斗后，罗松柏被提升为班长。

一九二九年二月下旬，罗松柏随工农革命军撤出洪湖，从焦山河出发，渡过江湖，翻山越岭率武装部队来到鄂西，继续开展游击战争。七月，贺龙率领自湘西而来的武装与鄂西工农武装会合改为红四军，活动于长阳一带。

一九三○年春，红四军奉命东征洪湖，在巴东，罗松柏与刘革非重逢。当时，刘革非任红军团长，罗松柏在刘革非团任侦察排长。七月，红四军改编为红二军团开进洪湖根据地后，连续攻克了沔阳、天门等县镇。八月稍事休整，准备消灭盘踞在监利县城的敌人。在攻打监利县城的战斗中，罗松柏领导的侦察排出生入死，立下了功劳，因战绩突出，罗松柏提升为侦察连长。

一九三○年九月，由于李立三的“左”倾错误，红军为保卫洪湖根据地历尽了千辛万苦。罗松柏在这大大小小的战斗中，锤炼得更加英勇坚强了。由于他作战英勇，指挥有方，是年被提升为改编后的红三军某团团长。

同年十二月，在贺龙率领红二军团突围西进的同时，罗松柏在杨林市战斗中被敌人冲散，他和剩余的战士一起收编在段德昌的新六军里，并被任命为补充团团长。

红九师（新六军改编）先后攻克沔阳、华容等地后，东征西讨，收复了洪湖许多根据地。

一九三一年秋，敌人对红军根据地发动了更疯狂的第三次“围剿”，国民党反动派借长江、汉江东荆河涨水之机，掘堤灌水，妄图淹没苏区，同时加紧对洪湖苏区的经济封锁。罗松柏补充团一方面协助二十五团巩固后方，一方面作准备去协助二十六团做扩编发展工作。

八月，红九师三个团在取得沙洋等地战役胜利后，占领了潜江县城。敌新三旅残部汇合敌三十四师一部向我反扑，罗松柏团负责引诱敌人于潜江城下。二十四日，罗松柏穿上从潜江县城守敌缴获的军装，所部扮成被红军打散的一团敌军残兵，与三十四师一部狭路相逢，佯装一同向潜江县城的红军进犯。朦胧月光下，只见潜江县城一片寂静，城池下几个站岗的哨兵似乎都在打着瞌睡。敌指挥官狞笑一声，“今天，老子要以牙还牙，血洗潜江！”说罢，敌兵如狼似虎扑了上去，闪着寒光的刺刀向哨兵刺去，但刺倒在地上的却是些伪装的假人，霎那间，城墙上的轻重机枪喷出了火舌，手榴弹在敌群中开了花，敌人丧魂落魄，胡乱抵挡了一阵，掉头就跑。此时，一直跟在敌人屁股后面的罗松柏团的红军战士，甩掉伪装，将一串串密集的子弹射向敌群，敌旅长也被罗松柏一枪揭了天灵盖，敌人扔下几百尸体，落荒而逃。

九师的胜利，粉碎了敌人发动的第三次“围剿”。

由于王明“左”倾冒险的影响，红军和苏区的形势一步步恶化。红军在保卫苏区的斗争中，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红九师在取得了龙王集战役、文家战役的胜利后，罗松柏已是红九师一名优秀骑兵团团长了。

一九三二年六月，蒋介石集结数十万的兵力，向各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四次残酷的反革命“围剿”。

六月初，敌人在洪湖根据地中心区域乘虚而入，设在周老嘴的中央分局和省委机关受到严重威胁。红三军接到通知后，以罗松柏带领的骑兵团作前锋，直插新沟嘴。翌日，国民党范绍增部第四师开始向新沟嘴进犯。敌人趾高气扬地向红九师隐蔽的工事冲来，距我阵地仅五十来米时，仍不见红军动静，敌人便放胆过来。这时师长段德昌一声令下，轻重机枪交织成密集火网，敌人死伤枕藉，残敌抱头鼠窜。我步兵也不追赶，当敌人逃到东荆河堤内罗松柏部骑兵组成的伏击圈时，只见罗松柏跃马横刀，率领战士冲向敌群，手起刀落，敌兵头颅乱滚。

敌人被逼进了东荆河，骑兵战士越杀越勇，这时，敌人援兵赶来了。按战斗计划，罗松柏这支骑兵营佯装败走。敌人整伤队伍后又端枪回追，杀气腾腾，此时埋伏在东荆河另一岸的骑兵如滚滚铁流，冲入敌兵阵地。围歼时机已到，罗松柏骑兵营勒马回缰，高举超马刀，又在敌阵中飞舞起来。这时，突然一颗流弹射中了罗松柏的右膀，马刀险些掉在地上。他敏捷地腾出左手，迅速抢过马刀，来不及包扎一下伤口，象一只发了怒雄狮。在敌群中左冲右突。

“砰砰！”一个伤兵向罗松柏的关部开了两枪，罗松柏摇晃了一下身子，跌下了马背。

“为团长报仇！”战士们激怒了。这时，战马长嘶，刀光闪闪，敌兵丧失殆尽，逃得快的几十个敌人，早已溃不成军。

为保卫革命根据地，保卫湘鄂西苏区，罗松柏将一腔热血洒向了肥沃的洪湖土地上，时年仅三十二岁。

 

廖  德  桂

(1902——1932)

 

廖德桂，又名虎山，湖南临湘县江南谷花洲人，生于一九○二年二月一日。德桂的父亲廖士剑是个船伕，一生摇船荡桨，往返于新堤、谷花洲之间；母亲方氏，勤劳善良，她迫于生计，开了几亩湖洲荒滩种植，但每年收入甚少。尽管德桂的父母劳作不息，而一家四口仍然衣食难保。因家境贫寒，德桂和哥哥德炳都没有读书，德桂刚满九岁便作了人家的放牛娃，不满十六岁，就给土豪劣绅李太华做长工，起五更，睡半夜，吃的糠菜食，干的牛马活。他饱尝了长工生活的痛苦，恨透了土豪劣绅。

在那弱肉强食的社会中，为了操练一点防身自卫的本领，德桂从十二岁起，便跟他三叔廖孝炳学武术。孝炳武艺高强，他教自己的侄子，毫无保留。加之德桂自己舍得练，吃得苦，几年时间，终于练得一身好本领。棍打、拳术等功夫，都不在他叔叔之下，在当地颇有名气。

德桂为人耿直，爱打抱不平，加之还有一身好武艺，因而，谷花洲那些有权有势的人对他都有几分畏惧，而那些穷人们又都与他合得来。德桂对那些穷人们说：“我和大家都共了一个‘穷’字，我们交朋友，在朋友二字的前面要加上一个‘穷’字，我们交朋友，在朋友二字的前面要加上一个‘穷’字，那就是‘穷朋友’，但是，我们人穷志不穷。我们穷人人数多，只要大家齐心合力，没有办不成的事情！”

谷花洲地处湘鄂边陲的长江边上，与湖北洪湖、监利隔江相望，东北面紧连湖北嘉鱼、蒲圻，属湘鄂西革命根据地边沿之地。在这里，国民党的统治势力比较薄弱，对开展革命活动较为有利。一九二三年，地下党员李平阶、徐敬之、祝志清等人，从蒲圻潜入谷花洲进行革命活动。他们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动员当地李子才、李庭干等人参加革命，并在谷花洲、牛湖、篾洲等地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李子才不幸被捕入狱，关押在湖北嘉鱼，后经多方营救才得出狱。李子才出狱不久，便吸收廖德桂、宋念才等人加入了革命队伍。他们与徐自然、宋继安、元龙、刘美容等人在谷花洲一带继续开展革命活动。是年十二月，临湘城区团防局长艾荣来谷花洲，搜捕革命志士，农运骨干张传德、陈绍琴等人不幸牺牲，革命组织又遭到了破坏。

一九二九年秋，蒲圻中心县委书记李平阶、沔阳县委书记杨光华来谷花洲等地，建立了一支由“鄂南特支”领导的游击队，代号为“古发初”（谷花洲谐音），下设四个分队。廖德桂担任其中一个分队的队长。经过两个多月的串连和发动工作，“古发初”游击队发展到一百多人，有手枪一支，长枪数支，梭镖、大刀百余把。游击队的力量壮大以后，于是年十二月十七日晚，在谷花洲领导了农民暴动。暴动前，游击队员都集合宣誓：“捉到谁，将命拼；要杀谁，谁就死；不自首，不叛变。”确定这次暴动的斗争目标是：捉拿作恶多端的土豪劣绅李太华、肖世海、王龙兵、李公柱，稽查长陈本昌和巡官李茂勤等人，并决定没收他们囤积的粮食。经过事先周密部署，一千多农民配合游击队参加了暴动。游击队分队长廖德桂在斗争中一马当先，他带领愤怒的农民先将李太华、肖世海等人捆绑起来了。接着，打开他们的粮仓，分光了被他们剥削去的粮食。第二天，在谷花洲召开了数千人参加的群众大会。在大会上，由游击队长李子才宣判了李太华等人的死刑，并当场处决。这就是当时震动临湘、嘉鱼、蒲圻、沔阳四县的所谓“谷花洲暴动”。谷花洲暴动七天之后，当地外逃的土豪陈先凯窜至县治陆城，搬动城区的挨户团武装前来谷花洲围歼游击队和镇压农民运动。李子才、廖德桂率领部队和敌人展开了顽强搏斗，终因敌众我寡，损失惨重，游击队里的干部和队员李华庭、宋念中、张绍德、傅洪岱、陈绍清等四十多人不幸在战斗中牺牲。在遭受这次重大挫折之后，谷花洲地区的革命活动被迫转入地下。游击队长李子才指示廖德桂、宋念才、李庭干等人留在谷花洲继续秘密活动。他自己则带领部分队员渡江到了洪湖苏区。一九三○年秋，李子才的游击队活动在沔阳郑道湖一带。这时，廖德桂等在谷花洲的处境艰难，于是，他随后也转移到了郑道湖。自谷花洲暴动以来，廖德桂的革命意志和胆略，经受了考验和锻炼，进步很快，得到了组织上的赞许。不久，他便由李子才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十月间，李子才的游击队随红军新六军攻占沔阳、峰口，沔阳县委为了配合正规部队作战，一九三一年二月调集部分地方武装干部到剅口进行军事整训。廖德桂在历时三个月的训练中，无论是政治思想和军事素质都大有提高。训练结束时，他被提升为排长。

一九三一年四月，沔阳地方武装执行上级命令，攻打潜江毛家口。毛家口地处潜、沔交通要冲，战略地位重要。它前临大河，背依平原，河岸高地上建有碉堡，敌人派有一个营的兵力把守着，要攻毛家口，困难很大，李子才所率游击大队，奉命担任前锋，任务是尽快拿下敌人碉堡。李子才在召集廖德桂等分队长以上干部研究进攻策略时，廖德桂说：“敌人钻在碉堡内，居高临下，火力集中，如单从正面强行进攻，伤亡必重，攻取极难；不如兵分几路，包抄合围，方可制胜。”大家一致赞同廖德桂的主张，于是决定兵分三路进攻：一路由李子才率领，从正面虚张声势，牵制敌人火力，一路由廖德桂率领，自上游渡河，从左右两侧进行夹攻。同时，还请求红军主力，给予支援，以震慑敌军。进攻开始后，李子才率部从正面攻至河岸，埋伏待命。廖德桂率部准备从毛家口抢渡。离毛家口五里处有一渡口，敌军在这里设有哨所。快近黄昏时，廖德桂率队隐蔽地来到了渡口附近，他率先带着一名战士，扮做农民渡过了河。等他们刚一上岸，几个哨兵就一齐围上来进行盘问。说时迟，那时快，廖德桂用他那娴熟的拳术绝招把几个哨兵打翻在地，迫其缴械投了降。廖德桂旋即把住渡口，命令战士们抢渡，他潜伏在碉堡附近，黎明前，按原计划攻打毛家口的战斗打响了。这时，敌人尚在睡梦中，他们惊闻枪声，乱作一团，糊里糊涂地持枪反击。廖德桂身先士卒，拉开手榴弹，投进碉堡。“轰隆”一声巨响，碉堡坍塌。里面的敌人全部葬身火海，扫除我军前进的障碍，很快实现了占领毛家口的计划。在这次战斗中，廖德桂表现出有勇有谋。战斗结束，他被提升为连长。

一九三○年前后，在湖北的仙桃、天门麻阳潭、彭家河地，“大刀会”、“扇子会”、“硬肚子会”等反动会道门组织活动猖獗，土豪劣绅利用封建迷信，欺骗群众，大肆进行反革命活动。彭家河“硬肚子会”头目姚达，妄称自己是“天下第一流好汉”。一九三二年二月十五日姚达率领会徒三百多人，扬言要血洗仙桃、麻阳、彭家河。他们首先烧毁了彭家河农会骨干的房屋，还说什么要活捉“赤鬼”，砍头祭天地。李子才、廖德桂等闻讯后，带领部队，日夜兼程赶至彭家河，配合当地农民武装，将姚达一伙全部包围了。姚达知道自己被围后，他便手持道剑，口念符咒，强令会徒突围，并歇斯底里地吼叫：“快捉拿‘赤鬼，送阴间”。那些会徒中毒极深，他们不听李子才、廖德桂等的喊话劝降，都一股劲地朝前瞎冲。眼看着这些愚不可及的会徒白白丧命，廖德桂深为惋惜。因为这些人多是受蒙蔽的农民兄弟。廖德桂两眼冒着怒火，决定勇捕罪魁姚达。只见他机智地夺过姚达的道剑，很快迫使他俯首就擒。李子才、廖德桂等回师峰口后，对姚达进行了公开审判，并就地正法了。“硬肚子会”也就随之土崩瓦解了。

当时湖北天门的“扇子会”，气焰也很嚣张，该会有两百多会员，备有土枪、土炮、大刀、长矛、梭镖等武器。那些女会员，一手挽竹篮子，一手执蒲扇，扬言“你子弹打过来，我将扇子一摇，子弹便落进篮中了”。除掉了“硬肚子会”后，李子才、廖德桂又奉命赴天门，取缔“扇子会”。兵至天门，果见会徒都在那里烧香拜佛，念咒语，饮符水，肆意向我游击队冲杀。领头的并发狂地喊叫：“冲呀！冲呀！捉拿‘赤鬼’下油锅！”李子才廖德桂知道大多数会徒是受骗的群众，便大声劝戒他们不要受骗上当，白白送命。同时，并向天鸣枪警告。有的会徒能听劝戒，有所收敛。但顽固分子则气焰更加嚣张，眼看着这些执迷不悟，不可救药的顽固会徒，李子才、廖德桂被迫率队射击。那些亡命之徒都被当场毙命，首恶分子也一命呜呼。其余会徒有的四下逃窜，有的乞降了。至此，这股“扇子”妖风，终被平息。

廖德桂在战斗中成长进步很快。一九三二年组织上调他任嘉鱼县赤壁区区委委员兼任游击队大队长。廖德桂到任不久，就率队歼灭了邵家村敌军一个连，缴获了全部枪支弹药。原来邵家村距赤壁仅四十多华里，因我游击队常来这一带活动，使当地土豪劣绅李昌华、黄自然等惶恐不安。为了抵制游击队的活动，李昌华、黄自然特地搬来敌军一个连，驻扎邵家村。并在村子周围挖有深水壕沟，沟边布有密集的铁丝网，防守甚严。廖德桂得到歼灭这股敌人的命令后，一天夜晚，他趁着朦胧的月光，率部星夜赶赴邵家村，先将队伍在村外埋伏下来，将村子团团围住。廖德桂率领两名战士，带着武器和钳子四处侦察敌情。三更时分，廖德桂等匍匐前进，当他们泅过壕沟，靠近铁丝网时，敌哨兵都倦怠入睡，村子四周万簌俱寂。于是，他们拿出钳子剪断铁丝，开辟几处进门，继而迅速返回营地。黎明前夕，战斗打响后，廖德桂率领队伍顺利越过壕沟和铁丝网，这时，敌军毫无准备，仓惶应战，乱成一团。廖德桂一马当先，率部冲进敌营，端起机枪奋力扫射，敌军死亡过半，敌排、连长都命归“西天”，侥幸活着的敌军全部举手投降。这时，廖德桂传令：我军实行宽大俘虏的政策，要求回家的每人可发给五块光洋作路费；愿当红军的，我们表示欢迎。对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李昌华、黄自然等则就地处决了。对此，邵家村的群众无不拍手称快。他们感谢共产党为民除了大害。

一九三二年，国民党煞费苦心，纠集五十万大军，向我革命根据地发动极为残酷的第四次“围剿”。六月初，以国民党湖北省主席何成濬为左路军司令官，徐源泉为副司令官兼总指挥，集结兵力十万余人向我洪湖苏区发起进攻。当时敌众我寡，敌我力量悬殊，敌人乘虚直逼根据地中心区域。设在监利周老咀的中央分局和湖北省委机关受到严重威胁。与此同时，徐源泉指挥两个师的兵力，围攻峰口。沔阳县委为了保存革命力量，命令县武装部队迅速转移，迂回战斗。廖德桂率部杀向白螺矶后，仍不能摆脱重围，只得又回师峰口，不料峰口已被敌军占领。徐源泉张贴布告，引诱我军叛降。在此严峻的形势下，我军队伍中的一个软骨头，被敌引诱叛变，他为了苟安求荣，竟无耻出卖了廖德桂。敌人得到廖德桂后，利令智昏，他们到处宣扬抓到了共产党的一个大官。徐源泉亲自出马劝降。面对凶残的敌人，廖德桂怒目圆睁，正气浩然，他连声责骂徐源泉为蒋介石卖命，祸国殃民，该千刀万剐，死有余辜！徐源泉恼羞成怒，凶相毕露，下令要让廖德桂喝几杯“罚酒”。敌人惨无人道，对廖德桂施行了多种酷刑。但是，廖德桂意志坚定，宁死不屈。敌人没能在他身上捞到一根稻草，终于对廖德桂下了毒手。廖德桂就义前，气宇轩昂，连声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这位劳苦大众的优秀儿子，党的忠诚战士牺牲时，年仅三十岁。

陈  文  恒

(1905——1932)

 

壁山，位于药姑山主峰之下，山高岭峻，地瘠民贫。一九三一年春天，我县第一个红色政权——壁山区苏维埃政府就建立在这里。为革命英勇献身的陈文恒烈士，就是这个区的第一任书记。

幼小心灵  阶级仇深

在山岭逶迤的壁山山冲里，一条小溪沿山蜿蜒而下，溪边李树坡就是陈文恒的家。全家九口人，只有旱地八分，生活难以维持，他父亲只得肩挑贩运，捞点收入来糊口，一家人过着半饥不饱的生活。

陈文恒，从一九○五年十月出生起，就在苦水里成长。他刚满十岁那年的大年三十，全家正团聚在桌边吃年饭，突然一声门响，土豪带着狗腿子直闯进来，气势汹汹地说：“哼！年是过得热闹，欠我三十块光洋，今天该还了吧！”他父亲立即放下饭碗，向土豪央求道：“欠老爷的钱，当然应该还，只是今天实在没有啊！等过完年后设法还。”并指着菜碗说：“这还是借来的两斤猪婆肉。”狗腿子不听讲情，暴跳起来，小文恒气红了脸，站起来说：“今天我家没有钱，看你们怎么办！”“噼噼啪啪！”土豪挥动手里的文明棍，向陈文恒劈头盖脑打过来；一个狗腿子飞脚将饭桌踢翻在地，接着抱起床上仅有的两床旧被絮扬长而去。当时，他父亲含着眼泪紧握拳头，愤怒地申诉：“天哪！你难道就让这些吃人的野兽长此下去吗！”小文恒没有哭泣，没有悲伤，强忍着内心的愤怒，细声安慰着父亲，并暗暗下决心：我一定要报仇！他那幼小的心灵里，就这样深深地埋下了阶级仇恨的种子。

革命走在前  深山烈火燃

一九二九年冬，红军来到壁山后，陈文恒想起家里的苦难生活，想起当年土豪逼债的情景，顿时怒火涌上心头，革命激情油然而生。在红军的爱抚和教育下，陈文恒很快觉悟到：只有跟着红军走，才能挺直腰杆做主人。因此，他头一个报名参加了红军。入伍后，党组织看到他革命意志坚定，又能出色地完成各项任务，一九三○年，第一批吸收他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三一年春天，在壁山晒谷坪，正式成立了中共壁山区委员会，陈文恒被选为区委书记。

中共壁山区委会成立后，共青团、儿童团、妇联会等群众

组织也相继建立起来。接着又建立了地方革命武装——工农红军后备队，并很快发展到一百多人，拥有枪铳九十余支。

站在斗争前列的区委书记陈文恒，白天坚持在晒谷坪的石洞里办公，刻印宣传资料，召开区委会，部署各项工作；晚上

深入群众，访贫问苦，宣传革命道理。因此，壁山地区的革命烈火，越烧越旺。

为了打击土豪劣绅的反动气焰，向他们讨还剥削债，陈文恒亲自领导壁山人民，向反动势力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一九三一年六月，正值青黄不接之际，不少农民无米下锅，老幼嗷嗷待哺，陈文恒带领壁山区的贫苦农民一百多人，扛着梭镖、鸟铳，挑着箩筐，来到钟家屋场集合。首先，他号召大家“团结起来，坚决向土豪劣绅讨还剥削债。”接着，组织农民分三路进逼万家畈，包围了土豪劣绅李介凡、李蓝村、李桂村的房子，数十人一拥而上，推开了大门，不料三个罪魁越墙逃跑了，他们的臭老婆吓得象木鸡似的跪在农民面前哀求饶命。农民们怒斥她们一顿后，打开谷仓，挑出一百多担谷，牵走两头牛，搬走一些布匹杂物。这一斗争，使农民第一次看到组织起来的强大威力。从而认识到：只有在党的领导下，组织起来，才能夺取更大的胜利。

随着这一次斗争的胜利，农民的斗志更加旺盛了，组织纪律也进一步加强。一九三二年四月的一天晚上，月明星稀，微风拂拂，陈文恒和区游击队队长姚天才带领三十多名队员，又将李蓝村、李桂村的房子团团围住，四名战士悄悄潜入他们的房间，把他们从床上拖下来，逮捕了这两个恶贯满盈的家伙，押至桃树坳正法了。区游击队为民除害的消息，很快传遍了壁山的每个村落，大家拍手称快，青壮年农民自动报名参加红军和游击队的越来越多，革命势力迅速发展壮大。

智取鸡笼山  全歼“精锐排”

一九三一年六月，国民党的一个保安团进驻忠防、詹桥、羊楼司和湖北通城的北港等地，四面包围壁山。他们还挑选一个“精锐排”，配备三挺机枪，凭借靠近詹桥的鸡笼山上的碉堡，企图堵死壁山的出路。面对这一情况，陈文恒召开了区委紧急会议，分析了敌我形势，强调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不能和敌人正面硬拼，而只能出敌不意，先发制人。这就是把“鸡子”歼灭在“鸡笼（山）”里。大家为陈文恒这种沉着无畏的精神和多谋善断的才能所感动，人人信心百倍，个个磨拳擦掌，表示坚决剜掉鸡笼山这个“毒瘤”。会后，陈文恒一面派人去江西搬来了红军三百多人；一面组织游击队赶制三辆“土坦克”，（即用三层浸湿的棉絮钉在桌面上）。以对付三挺机枪的火力。在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决定兵分三路行动：一路由姚天才带领敢死队从正面攻击；一路由陈文恒带领游击队与红军从两面包围；另一路由李海燕带一部分游击队员赶赴界牌、雁峰关埋伏，以狙击可能从忠防前来增援的敌人。并切断敌人的电话线，接上我们的电话，冒充敌排长请求忠防、桃林之敌立即增援。敌人听到红军主力来了，反而跑得更远了。第二天拂晓，红军和游击队六百余人，把鸡笼山团团围住，一声令下，枪声四起，守在碉堡里的敌人从睡梦中惊醒，吓得魂飞魄散，敌排长命令三挺机枪拚命射击。姚天才指挥发起的第一次冲锋被机枪火力压住，不能前进。陈文恒立前命令“土坦克”掩护冲锋。战士们推着“土坦克”前进，直冲到敌碉堡附近，一束束手榴弹塞进碉堡里，碉堡开了花，机枪哑了，勇士们一拥而上，杀声震天，霎时，敌军全部被歼，鲜红的战旗插上了鸡笼山顶。战士们胜利的笑脸迎着东方喷薄而出的朝阳，尽情地欢呼、歌唱！

晌午，陈文恒领着游击队和红军，带着胜利品，又浩浩荡荡回壁山去了。

壮烈牺牲  永垂不朽

敌人是不甘心自己的失败的。鸡笼山战役之后，主力红军撤走不久，国民党又从城里调来大批反动武装，与地方上的挨户团、铲共义勇队纠合一起，继续向壁山区大举进犯。他们一到壁山，见房就烧，见物就抢，见人就杀。一时白色恐怖笼罩整个壁山。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革命队伍内的动摇分子叛变了，他们认贼作父，带领挨户团、铲共义勇队缉捕革命同志。一九三二年九月十四日晚上，天空乌云密布，大地一片寂静，陈文恒因公来到南京岭姐姐家里。由于叛徒告密，驻在团湾的挨户团便衣匪徒尾随而至，陈文恒听到急促的砸门声，知道情况突变，迅即上楼，将共产党员和红军战士名单撕碎吞下肚里。剩下的文件，陈文恒用力掀起装满茴丝白木桶，把文件藏入底下，谁知木桶太重，放下时，将楼板压断一块。匪徒们听到楼上的响声，即上楼搜查，陈文恒不幸被捕了。在敌人的重金引诱和酷刑逼供面前，他怒目以对，坚贞不屈。当一名叛徒低头哈腰要陈文恒把壁山共产党员和红军战士的姓名报出来时，他转过身来，冷笑一声。站在旁边的刽子手问他笑什么？他诙谐地回答说：“我笑你们嘴脸不象人！”并且厉声说：“你们记住，共产党人杀不尽，革命人民杀不绝，总有一天，劳苦大众是要找你们算帐的！”他姐姐倒在地上痛哭，陈文恒转过身来，对姐姐说：“擦干眼泪回去吧，红军会回来的！”敌人没奈何，便将陈文恒押到南京岭的一块田里，拔出马刀，砍了下去……

青山默哀，溪水泣诉。壁山人民无不为之失声痛哭。陈文恒烈士的英名与山河共存，“红军会回来的”这句话，一直铭刻在壁山人民的心中。

陈  先  进

(1909——1932)

 

陈先进，一九○九年二月十二日，生于临湘县詹桥水泉村一个殷实户家里。其父陈海清，以屠宰为业，兼营南杂货，生意颇为兴隆，置得水田十五亩，铺面两个。他因自己不识字，进出帐项雇人代笔，深感不便，殷切期望着儿子早日成人，以继父业。陈先进只有五岁就入私塾，他勤奋好学，几年之后，长进很快，并写得一手好毛笔字，当地的名师许九成夸他是陈氏的“千里驹”。先进从小爱看古典小说，如《水浒》、《聊斋志异》、《侠客列传》等，成了他生活上不可缺少的精神粮食。他模仿书中的英雄人物，坚持天天早起，爬高山，举石斗，练拳术，使棍棒，希望长大了，也做一个仗义疏财，劫富济贫的英雄。

一九二三年，陈先进的生母被父亲遗弃，不久后母登堂。时过两年，先进的处境，发生了变化，“小主人”变成了“小媳妇”,“千里驹”变成了“小长工”。陈先进想起前人“忧劳可以兴国，逸豫足以亡身”的名言，对繁重的家务劳动并不感到烦恼，最使他不满的是生父和后母除了经商收租外，还用“押干租”，放“高利贷”和囤积居奇等手段坑害农民。当时，十五六岁的陈先进，曾以“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话劝告父母。可是他们不听，反说：“收租、放债自古有之，人家干得，我们为什么干不得呢？你真是一个没有头脑的蠢宝。”年轻的陈先进虽然知道农民生活痛苦，却不知道农民生活痛苦的根源，更想不出解除农民生活痛苦的办法，所以当他父母骂他是个“蠢宝”时，也拿不出什么理由来反驳，只把不满情绪藏在心里。

一九二五年，临湘遭受特大旱灾，田地颗粒无收。湖北部地区却发生水灾，讨米逃荒的纷至沓来。目睹那些面黄肌瘦，拖儿带女的灾民，陈先进深表同情，要求后母施舍一点。可他后母却无动于衷，连红薯丝也不肯给一根。陈先进气愤地骂道：“不生崽的女人不知肚子痛！”这话刺痛了后母终生不育的痛处，于是大吵大闹，要找陈先进拼命。这时，陈先进的业师陈盛兴将先进叫到房子里，对他说：“你有割股之心是好的，不过你是个只知治标，不知治本的‘庸医’。”聪明灵活的陈先进听了先生的话，有所领悟，便对陈盛兴先生说：“您的意思是说，只同情人民的疾苦还不够，应该想办法铲除人民痛苦的根源。”老师只频频点头微笑，没有作答。

一九二七年，农民运动在南方各地蓬勃兴起，詹桥、壁山等地也成立了农民协会，“打土豪、分田地”的口号到处可闻。陈先进看到这种形势，好似久旱逢甘雨，高兴之至，便主动帮助农会工作，深得农会领导的欢心。临湘县忠（防）区派来詹桥指导农运工作的李鳌伯看了陈先进写的“哀鸿遍地情何忍，不杀豺狼恨不消”的诗句，觉得陈先进年轻有为，是个革命的好苗子，就要他在农民协会当通讯员，并送给他《农民协会章程》、《共产党宣言》、《新青年》等许多书刊。陈先进如获至宝，一面工作，一面研读，心境豁然开朗，决心跟着共产党走革命的路。

陈先进的家住在大路边上，过往行人很多，消息比较灵通，“南昌起义”，“秋收起义”等有关革命情况，他都听到一些。几次动身外出，因故未能成行。一九二九年冬，红军来到药姑山，陈先进喜出望外，为了掩人耳目，借口家庭不和，带妻去壁山岳父家居住。岳父问他；“听说药姑山来了红军，杀人放火，不久要来壁山，我们这里人心惶惶，你们还搬进山来，难道还不知道吗？”陈先进随声应道：“怎么不知道呢，您别听信谣言，红军是为穷人打天下的，怕什么，我们只管安心生产，将来自有好处的。”在座的人听了，都点头称是。一九三○年春，红军果然来到了壁山。陈先举的愿望实现了，成了一名光荣的红军战士。他运用自己的文化知识帮助红军抄写文件，印传单，写标语，宣传共产党的政策和主张，并根据山区人民爱唱山歌的特点，经常编写一些通俗易懂的歌谣印发给群众。他编写的歌词有《长工苦》、《爱民歌》、《红军好》、《前进曲》等十多首。其中《前进曲》的歌词是：“要翻身，靠红军，壮大胆，打敌人，消灭豪绅享太平。弟兄们，团结紧，肩并肩，向前进，奔赴共产美前程。”

同年夏天，一个皓月当空的晚上，陈先进带着两个助手来到水泉村，张贴“热烈欢迎红军！”“打倒土豪劣绅！”等标语时，有个助手笑着问他：“你家是土豪，打不打倒？”陈先进毫不犹豫地说：“照样打倒。”这话传到后母耳里，吓得她东躲西逃，不敢回家。

陈先进当红军的消息传开以后，人们议论纷纷。有的说：“先进当红军，是好事。”有的说：“先进参加红军是甜的不吃吃苦的。”土豪劣绅则骂他是“乱臣贼子”！陈先进理直气壮地表示：“我就是要做这样的‘乱臣贼子’，砸烂旧世界，建立新中国！”水泉一带的青年小伙子听说陈先进当了红军，非常羡慕，悄悄来到壁山。在陈先进的引荐下，先后有十多名青年参加了红军，走上了革命的道路。红军党组织看到陈先进入伍以后，出生入死，许多艰巨任务，都能出色完成，便根据他的要求，于一九三一年吸收他为中共党员。不久，中共壁山区委会建立，他当选为宣传委员兼壁山区苏维埃秘书。

陈先进对工作极端负责。一九三一年六月的一天晚上十一点多钟，他刚刚上床躺下，苏老乡乡长李华伯送来密信，说挨户团的头目李介凡已窜来万家畈老家，要区政府赶快派人去抓来正法。陈先进得了这个信，争着要去。同志们劝他道：“你已连续工作两天两晚没有休息了，今晚就不去啦！”陈先进说：“俗话说，‘做屋造船，昼夜不眠。’现在我们正在建造通向共产主义的‘大航船’，就是豁出命来干，也是应该的，两晚没睡何足道哉！”说着拿起武器带头出发了。这晚虽没有抓住李介凡，但捉住了李介凡的老婆和他的弟弟，押至壁山的牛咀坳把他们处决了。这一斗争的胜利，大长了苏区人民的志气，大灭了土豪劣绅的威风。许多土豪劣绅气愤地说：“再莫听李介凡的狗屁了，他连自己老婆和弟弟都保不住，还能保住我们吗？不如早日逃跑！”李介凡听了这些讽刺言语，气得暴跳如雷。他恼羞成怒，纠集一伙狐群狗党，疯狂向壁山红色根据地反扑，杀人放火，无恶不作。壁山区委会率领全体游击队员，利用高山深沟的有利地形，将敌人打得焦头烂额，狼狈逃窜。

为了夺取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壁山红军主力转移江西，只留下一些地方工作人员和部分游击队员继续与当地反革命势力开展斗争。敌人乘虚而入，冯德成的铲共义勇队，李介凡的挨户团，还有国民党的正规军，从四面向壁山围攻。敌众我寡，陈文恒和陈先进带领壁山区委工作人员和游击队员依靠群众，采取“敌来我走，敌去我归”的方针，把敌人拖得精疲力竭。但是狡猾的敌人，不甘心自己的失败，便改变原来进攻

的方式，采取“全面包围，遂步推进”的策略，并贴出招安标语，还以杀害亲属相威胁。在这关键时刻，有的人动摇了，有的人产生了悲观情绪。陈先进开导大家说：“坚持就是胜利，投降是没有出路的。只要我们团结一致，没有不可克服的困难。”听了陈先进的话，大家的情绪高涨，决定化整为零，分散隐蔽，昼伏夜出，伺机而动。敌人无计可施，正在进退维谷之际，区长钟梅松叛变投敌，出卖了同志。冯德成、李介凡等根据叛徒钟梅松提供的情况，驱使他的喽罗不分日夜地出击，并且把每个屋场都派人监视起来，切断游击队员与群众的联系。这样，形势越来越恶化了。一九三二年九月十四日，因叛徒告密，区委书记陈文恒被杀害了。有些同志在战斗中牺牲了，派去江西搞联络的同志也杳无音讯。

壁山区委会遭到严重破坏，游击队伍损失很大。时令到了严冬，鹅毛大雪铺天盖地，陈先进和游击队员被围困在深山老林。寒冷、饥饿，甚至野兽一齐威胁着他们。陈先进等是铁汉子，他们用渴饮白雪，饥吞草根的意志，坚持革命，争取胜利。

阴险恶毒的敌人根据多次“清剿”和挨户查访得到的情

况，断定壁山的红军头领只剩下陈先进一个人了。这时，敌头

目感到在此千山万壑，峭壁悬崖，大雪冰封的山里捉拿陈先进单凭武力正面出击是得不偿失的。只有走内线，才是上策。碰巧就在这时，陈先进的父亲在其后母的怂恿下，带着二百四十块光洋，去向冯德成求情：“这点小意思，请收下，我一定把先进找回来，叫他洗手不干了。”冯德成见了几百块白花花的光洋，喜形于色，满口答应：“只要先进回来，一定保证人身安全，并可量才录用。”而暗地里却勾通李介凡，布下迷魂阵。先进的父亲陈海清头脑简单，不知是计，更不知有人跟踪尾随，竟轻率地去壁山找儿子。一见面，父亲就说明来意，陈先进火冒三丈，冲着父亲说：“你是叫我姓陈的去送肉上砧板吧？！我是不去的，快送路费来，让我过江西……”陈先进的话还没有讲完，便衣匪徒围拢来了。陈先进当即向悬崖冲去，却被从背后赶上来的匪徒抓住了衣服，一阵摔打，捅翻了两个匪徒，终因寡不敌众而被捕了。匪徒将陈先进五花大绑押到詹桥去受审。路过人口稠密的水泉村时，李介凡为了显示铲共义勇队、挨户团的威风，勒令陈先进高喊：“我是杀人放火的陈先进！陈先进毫不屈服，放开嗓子大声喊：“杀人放火的是冯德成、李介凡！”月个匪徒打了他一记耳光，越打他越喊，一连喊了三四句，声音响亮，引得沿途观众纷纷议论：“陈先进的胸襟胆量真好，的确是个了不起的角色。”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十日晚，审讯开始了。李介凡这个穷凶极恶、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此刻却忽然装出一副慈善的样子，慢吞吞地说：“先进，你是个读书人，深明大义，年轻人被人引诱，误入歧途，可以原谅。只要你把共产党和红军的组织与活动情况讲出来，保证不加害于你！”陈先进斩钉截铁地说：“钟梅松叛变了，陈文恒被你们杀害了，其余的全部去了江西，壁山的红军就只剩下我一个了。”李介凡奸诈地问：怎么只有你一个人呢？前日那个大雪天，我们看到你们逃跑的脚印有蛮多人呀！”陈先进冷笑一声道：“大雪天逃跑，好让你们循着脚印抓人，就是一只肥猪（李介凡是个大胖子）也没这么蠢。”李介凡被陈先进骂得哑口无言，尴尬不堪。冯德成连忙过来解围，沉着脸说：“陈先进，你是个独生子，又有才学，本不想加害于你，但是你杀人放火，罪大恶极……”冯德成的话还没有说完，陈先进抢着说：“你们在壁山、大云山等地放了几十次火，烧掉了上百间房子，杀了数百人。仅“一九三二年三月的一个早上，你命令水泉村陈庆成用大马刀一连砍杀了七个无辜的老百姓，到底是谁杀人放火？是谁罪大恶极呢？就是瞎了一只眼的人（冯德成一只眼睛是萝卜花）也看得清清楚楚！”冯德成气得暴跳，嚎叫：“给我踩地杠！”坐在一旁的李介凡也跟着呐喊助威。经过一夜的严刑拷打，陈先进两只脚胫骨被压得粉碎，他奄奄一息。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十一日拂晓，被匪徒杀害于詹桥的港洲上。时年二十三岁。

熊  桂  南

(1900——1932)

 

一九三二年隆冬，在临湘县文白乡桃树坳白军据点的操场上，一群衣衫褴褛的老百姓被二十多个白军逼着站成半个圆圈，他们的眼里放射着愤怒的目光。随着一个白军头目几声咆哮，“带上来！”一个身材魁伟，气宇轩昂的男子汉，被五花大绑押了上来。

“熊屠夫，想好了没有？”白军连长周胡子乜着眼喝问。

熊屠夫就是威震敌胆的湘鄂赣边区湘北工作组组长熊桂南，他抬起布满伤痕的脸，望了望崔鬼的药姑山，转过脸，朝周胡子报以一声轻蔑的冷笑。

“只要你交出‘湘北工作组’和‘湘北游击队’成员名单，我马上放你回去，明天腊月三十可以和老婆孩子一起吃团圆饭，不然的话，就莫说我周某不留条后路给你。想好了没有，赶快回答。”周胡子走近熊桂南，装模作样要给他松绑。

熊桂南转过脸看了看抱着孩子、泪流满面的妻子，沉吟片刻，昂起头说：“团圆饭，哼！我熊桂南自来到这个世界几十年来，吃过几次团圆饭，有了你们这班家伙，我们穷苦人就吃不了团圆饭。过去我年年腊月帮你们这些老爷杀年猪，自己屋里却连红薯都吃不上，拿什么去做团圆饭，我要用点红刀杀绝你们这些大白猪，我们穷人才能真正吃上团圆饭，过上团圆的日子……”熊桂南越说越激动。

“住嘴！”“死到临头，还这样嘴硬！”周胡子一边歇斯底里地狂叫，一边向几个满脸横肉的刽子手挥手喝道：“送客！”气急败坏的敌人终于对这位英勇不屈的硬汉下了毒手。

一九○○年六月，熊桂南出生于桃树坳一户穷人家里。六岁时，他父亲积劳成疾，甩下四个嗷嗷待哺的孩子和赢弱的妻子离开了人世，家境自此每况愈下。尽管勤劳的母亲一年到头累死累活地劳作，可还是吃了上顿没下顿。在无法活下去的情况下，桂南的母亲下堂到詹桥大湾杨家一户穷人家。在这里，聪颖、机灵的小桂南深受私塾先生杨岳峰的怜爱，免费读了两年书。十一岁那年，桂南的母亲又染病辞世，未成年的熊桂南无依无靠，流浪到箩筐洞的熊家冲，承继给一个叫友妈的做儿子。几年后，他又回到了故乡桃树坳。颠沛流离，饱经风霜，熊桂南好不容易才熬到十六岁。

一九一七年，在亲友的资助下，熊桂南在桃树坳开了一爿小店，当了宰猪屠夫。成家后，又开起了饭铺，夫妻俩一年忙到头；日子仍过得十分清苦。

一九二九年冬，药姑山一带来了红军，土豪劣绅吓得心惊胆颤。桃树坳据点的挨户团、铲共义勇队和国民党白军，四处抓丁，敲诈勒索，闹得鸡犬不宁。熊桂南的店铺，也经常闯进白匪。他们白吃白拿，做小买卖的人苦不堪言。有一天，熊桂南挑着肉担出去叫卖，突然被一个白军拦住，说这担肉他买了，要熊桂南到据点去拿钱。到了敌人据点，守门的哨兵诬陷他有意闯哨所，是共产党的“探子”，不由分说用枪托把他痛打一顿。熊桂南丢了肉，挨了打，气得几天卧床不起。他愤愤地说：“总有一天，老子要宰了这些白毛猪。”

一九三一年阳春三月的一天晚上，春风和煦，桃花吐香。熊桂南的饭铺里来了几个不寻常的人物。他们时而低声地商量

着什么，时而发出朗朗的笑声，这些人发现店主待人热情、诚实，便邀店主入座，问寒问暖。当他们知道熊桂南是苦水里泡大的孤儿时，便有意给他讲起许多闻所未闻的新鲜事。熊桂南才开始明白自己的痛苦是那些富豪、白军造成的，并非什么“生死由命，富贵在天”。通过与这些人的一次次倾心交谈，熊桂南看到了希望，看到了未来。他激动地握着其中的一个高个子的手说：“我猜得出，你们就是红军，我也要参加。”他猜得不错，这几个人就是壁山根据地来的共产党员李雄岗、朱新斌、胡勤来（后叛变）等人。从此，熊桂南便投身到艰苦的革命活动中去，在血与火的洗礼中成长为一名铁骨铮铮的共产党员。

一九三一年三月中旬，熊桂南参加了红军领导的“湘北工作组”，并任组长。这个工作组属于党的地下组织，专门在敌占区从事侦察、宣传、发展党员和购买征集军需物资等工作。熊桂南就是在这个特殊的工作中显露出了非凡的革命胆略。为了物色更多的优秀青年加入“湘北工作组”和“湘北游击队”，他挑着肉担子，下箩筐洞，上桃树坳，攀清正岭，东家走，西家串，山洞里，哨棚中，经常出现他的身影，不少穷苦的青年在他的影响下，走向革命，走向光明。熊桂南在斗争中成长很快，一九三一年三月底，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同年四月，熊桂南率领工作组部分成员和游击队员，夜袭中和村，没收了土豪何站堂、何遁的财物，分给了贫苦的农民。这一举动，提高了“湘北工作组”和“湘北游击队”的威信，赢得了群众的拥护。因此，许多青年，如熊绍祥、张祖德、张银海、张叙炳等分别参加了湘北工作组和湘北游击队。

一九三一年六月，为配合红军攻打鸡笼山，工作组接到壁

山区委指示：迅速筹集五百块光洋，以解决部队给养问题样才能既不暴露身份，又可在短时间内筹集五百块光洋呢？熊桂南和大家经过一番商议，拟定一个“劫财”的方案，即给当地的富豪下书面通知，要他们限期交纳一定数量的光洋。谁知通知下去之后，竟没有一个土豪按要求送来光洋。原来，土豪熊长庚、姚细妈等家里有人在挨户团、铲共义勇队里干事，有恃无恐，甚至扬言，“红军如果有本事就到家里来取钱。”气焰十分嚣张。在他们的煽动下，别的土豪也壮着胆子一毛不拔。

为了打击土豪的嚣张气焰，熊桂南、熊绍祥等处决了熊长庚、姚细妈，湘北工作组这一行动，震慑了嚣张一时的大小土豪。他们连忙乖乖地把光洋送到了指定的地点。机智、勇敢的熊桂南等很快就为红军筹齐了给养。

然而，土豪们并不甘心失败，他们把湘北工作组视为眼中钉，做梦也在想如何尽快除掉“工作组”。于是，白军、挨户团和铲共义勇队勾结起来，狼狈为奸。他们用金钱诱惑革命队伍中的动摇分子，到处贴榜悬赏捉拿共产党人。一时间，“清共”、“铲共”的气焰甚嚣尘上。熊桂南的妻子几次忧心忡忡地对他说：“那些家伙吃人不吐骨头，我总觉得你担的风险太大了，这几天晚上我常从恶梦中惊醒，你可千万要小心啊！”桂南理解善良妻子的心情，他爱与自己同甘共苦的妻子，爱自己的事业，爱受苦受难的农民兄弟。为此种种，他早已把自己的一切置之度外。他意味深长地对妻子说：“谁愿意担这个风险？还不是他们给逼的，你看我们这些人过的是什么日子？如果我们现在还不起来跟着共产党、红军干革命，那还有什么出头的日子！你不用担心，须知恶梦醒来是早晨！”

一九三二年二月，因叛徒告密，熊桂南身份暴露。地下党组织通知熊桂南及全家迅速隐蔽。熊桂南愤怒极了，革命队伍中的软骨头激怒了他，敌人的猖狂激怒了他，他不愿意隐蔽，而要豁出命来狠狠地回击。他反复分析革命形势，构思斗争方案。他把“假装叛变，诱敌出洞，加以围歼”的想法向红军团长赵琪汇报后，赵团长沉思良久，虽然他十分了解这位可爱的战士，十分赏识他斗争的胆略和勇气，但是舍不得让熊桂南去担那么大的风险。“团长，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这可是个难得的机会啊，下命令吧！”桂南迫切地恳求道。“好吧！一定要多多保重。”赵团长心情沉重地点了点头。

次日清晨，熊桂南象往常一样，挑着一担肉去桃树坳叫卖。白军探子一发现他，如获至宝，便假说据点里要肉，请桂南送去。他知道有诈，仍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向据点走去，一进据点，敌人立即把他捆绑起来。下午，白军在操坪上摆好刑具，敌连长亲自提审。桂南见状，假装害怕，连声说道：“我招，我招！”于是煞有介事地供出一串名字及红军在药姑山的据点。

疯狂而愚蠢的敌人，早已对药姑山的红军恨之入骨，现在觉得时机到了。刚吃过晚饭，桃树坳白军据点的一个连，加上挨户团、铲共义勇队共一百多人倾巢出动，企图在天黑之前，将红军一网打尽。然而，他们哪里知道，红军正严阵以待。

敌人匆匆忙忙爬到半山腰时，已累得气喘如牛，可连红军的影子都没发现。敌人正疑惑时，突然一阵枪响，紧接着乱石劈面掷来，吓得敌人手足无措。还没等他们喘过气来，山顶上又射下一排密集的子弹。敌人懵懵懂懂地倒下了一大片，连红军的影子也没见到一个。此刻敌连长方知中计，气急败坏地带着残兵败将滚下了山。这一仗，红军以不足百人的兵力歼敌几十人，缴获数十支枪和数千发子弹。但是，熊桂南却未逃出虎口。敌人恼羞成怒，他们把对红军所有的愤恨都发泄在熊桂南身上，桂南受尽了折磨。

一九三二年农历十二月二十九日，熊桂南在桃树坳英勇就义，年仅三十二岁。

熊  绍  祥

(1911——1932)

 

熊绍祥，一九一一年六月，出生在湖南临湘县文白乡友爱村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他七岁时，就读于大湾杨家杨岳峰先生的私塾。绍祥性格直爽，爱打抱不平，就连豪绅的儿子，也惧怕他三分。有些富人的孩子为了巴结绍样，常常从家里拿来好吃的东西给他，他却把这些东西分给穷苦的孩子。

一九二二年，绍祥因家里生活困难，被迫停学回家，跟随父兄在箩筐洞山上打柴烧炭、挖药、狩猎。

熊绍祥特别喜欢看书，常常利用狩猎空隙，独自蹲在山上的狩猎棚里，阅读《薛刚反唐》、《大明英烈》、《水浒传》等书，他十分钦佩书中那些杀富济贫、除暴安良的英雄好汉。

几年的狩猎生活，使熊绍祥有机会结识了来自通城、詹桥、白羊田等地的热血青年廖哲、廖海云、殷标、许清成等人。他们经常聚集在熊绍祥家里或守猎棚里（供打猎用的临时住所），谈论社会，抨击时弊。他们对动荡时局和豺狼横行的世道深感忧虑和极端不满，迫切希望做变革社会的人。但革命道路怎么走，又感到茫然。

一九二九年腊月的一天，熊绍祥等十多人正在守猎棚里饮酒猜拳，突然，绍祥的同村好友熊桂南领着在余岗亭庙里当和尚的通城人走进棚里来，向大家介绍说：“这就是我常跟大家说的胡勤来和尚，他跟红军有联系，当和尚仅仅是为了掩护身份，大家不要随便对外人讲，讲了是要杀脑壳的。”胡勤来坐下来和大家一起饮酒、谈心，当讲到彭德怀率领的红军已到了通城，很快就要来到箩筐洞时，绍祥等人的脸上顿时露出兴奋的神色。这一夜，他们都高兴得没有睡着。

“父望子成龙。”为人忠厚老实的熊绍祥的父亲熊金阶，觉得自己的儿子愈来愈不“循规蹈矩”，很是担心。一天，他摸到猎棚里，语重心长地对儿子说：“绍祥，你今年吃十九岁的饭了，再不是细伢子，应该懂事，不要老跟那些不三不四的人混在一起，出了岔子，我们熊家可担当不起呀！”

父亲为了控制儿子的行动，急急忙忙托人做媒，给绍祥撮合了一门亲事。一九三○年上半年，熊绍祥与本村一位姑娘结婚了。结婚并没有成为束缚熊绍祥的绳索，他仍然和那些热血青年聚集在一起，研读进步书刊，听胡勤来和尚讲通城县农民与土豪劣绅斗争的故事。后来，到守棚里去听故事的人和去余岗亭庙里串门的人越来越多了。

同年四月，由赵琪（红军团长）、李雄岗（红军营长）等十多人组成的“湘北工作委员会”和余岗亭庙里的胡勤来取得了联系。他们在箩筐洞一带积极而慎重地物色对象，扩大红军队伍，通过训练后，作为建立地方武装的种子留下。

一九三一年三月，陈文恒领导的壁山苏维埃政府在晒谷坪成立。熊绍祥、熊桂南等被吸收为湘北工作组成员，担任情报、宣传工作。三月，熊绍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担任湘北工作组宣传组长。与此同时，“湘北游击队”也成立了。廖哲、廖海云、殷标等负责游击队工作。

熊绍祥担任宣传组长以后，白天照常狩猎、打柴，晚上却走东家，访西家，一边调查情况，一边进行革命串连，有时还摸到敌人的眼皮底下张贴标语，常常是披星戴月出去，鸡叫几遍回来。绍祥的妻子不理解他，责怪绍祥丢了家事，经常拉后腿，绍祥怎么解释她也听不进去，一气之下竟跑回娘家不肯回来了。熊绍祥经过反复斟酌，觉得一个革命者应以革命利益为重，决不可迁就家庭，于是与妻子离婚，排除了干扰。

一九三一年四月，熊绍祥遵照壁山区委和红军团长赵琪的指示，为了进一步扩大红军的影响，搞好宣传工作，达到震慑敌人，鼓舞人民的目的，在五月初的一个夜晚，熊绍祥等三人，背着一捆标语，摸到敌人盘踞的桃树坳，到处张贴。一夜功夫，桃树坳的山道上、房屋的墙壁上、当人眼的树杆上，都贴上了标语。靠近敌据点的一条赫然入目的标语是：“红军大如天，扎在高山尖，你来我就飞，你走我就追。”敌人看了这铺天盖地的标语，不知道箩筐洞到底驻扎了多少红军，心惊胆战，终日龟缩在碉堡里，不敢轻易下山。熊绍祥掌握了敌人认为“哪里标语多，哪里红军就多”这个心理，在红军力量薄弱的地方，密密匝匝地张贴标语，壮大声威。真真假假，虚虚实实，搞得敌人草木皆兵，晕头转向。

一九三一年六月，驻扎在箩筐洞里的红军被调赴江西反“围剿”。这时，李介凡的挨户团、冯德成的铲共义勇队与国民党正规军李觉所部狼狈为奸，加固了鸡笼山上的碉堡，加紧了对苏区的控制，铲共义勇队、挨户团屡屡进犯苏区。对此，壁山区委研究决定：湘北游击队配合赵琪领导的红军攻打鸡笼山。区委一面派人去江西请求主力红军援助；一面要湘北工作组扩大张贴标语的范围，大造声势，制造大批红军队伍登上了药姑山的假象，以蒙蔽敌人。

六月二十日，赵琪率领的红军及江西赶来的三百多名援军，星夜来到了壁山区委会。拟定攻打鸡笼山计划。熊绍祥按照区委的布置，迅速筹措五百块光洋，解决部队给养问题。当晚，熊绍祥、熊桂南等七人筹划了一个“劫财”方案。在一个万籁俱寂的夜晚，熊绍祥等敏捷地将一把把缠有催款单的匕首，插在土豪劣绅的大门上，催款单上写着：“要命要钱，悉听尊便；谁要捣乱，命归西天。”并注明催款的光洋数目、送达的时间、地点，没料到，这些豪绅中的熊长庚与姚细妈因有人在挨户团和铲共义勇队里办事，有恃无恐，居然一毛不拔，并放出风来：“红军有本事要钱，到我家里来取。”不仅如此，这两个家伙还串连其他豪绅，对抗红军。熊绍祥把这个情况向壁山区委会汇报后，得到区委同意，决定先从这两个顽固分子开刀，杀一儆百。头几天，熊长庚、姚细妈还请了挨户团的人来壮胆，过了几天，便趾高气扬毫无顾忌了。当熊长庚正在得意洋洋的时候，熊绍祥等人，悄悄地爬上他家的房顶，揭开瓦片，从天而降，一把杀猪点红刀对准了熊长庚的胸膛。熊长庚见状，磕头如捣蒜，哭丧着脸，战战兢兢地说：“绍祥，我们都共了一个‘熊’，就饶……饶了我……这一回吧！”话音未落，熊绍祥手里的杀猪刀已经刺进了他的胸膛。同时，姚细妈也被熊桂南等送到了“阎王殿”。第二天，在熊家背后山坡上，倒悬着这两具尸体。尸体旁飘着一张纸条，上面写道：“敢有不缴款者，同此下场。”这样一来，那些一向耀武扬威的土豪劣绅，都吓得魂飞魄散。有的携眷外逃，有的则乖乖地把钱送到指定的地点。湘北工作组的这一行动，不仅为红军攻打鸡笼山筹措了给养经费，更重要的是大灭了土豪劣绅的嚣张气焰。

一九三二年二月，由于叛徒告密，熊桂南、黄冬生被国民党军队某部周连长杀害了。敌人的凶残并没有吓倒湘北工作组的其他成员，他们在壁山区委领导下，与敌人展开了更顽强的

斗争。

一九三二年六月，壁山一带的红军奉命去江西反“围剿”去了，铲共义勇队、挨户团又猖撅起来，对苏区疯狂的进行烧杀掳抢。

湘北工作组和湘北游击队根据区委的指示，决心锄戮顽匪，清除叛徒，使敌人知道革命的火种是扑不灭的，让人民知道，革命的队伍还在箩筐洞坚持斗争。在白色恐怖十分严重的时候，熊绍祥等人仍然坚持用标语的形式，鼓舞群众的斗志。有一条标语是这样写的：“红军是靠山，白匪要完蛋，思想莫动摇，胜利在眼前。”

由于敌人的严密封锁，苏区的困难日益增大，个别地下工作者思想动摇起来，革命同志的生命安全受到严重威胁。区委书记陈文恒及部分区委委员先后牺牲。为了保护自己，更好地打击敌人，熊绍祥等暴露了身份的地下工作者白天就去药姑山、大云山隐蔽，晚上，又悄悄地下山贴宣传标语，写信劝挨户团、铲共义勇队中那些被强迫当兵的人弃暗投明。

十一月，熊绍祥了解到箩筐洞燕屋有个恶迹累累的铲共义勇队长张巨和，死心踏地为白军卖命，跟红军作对，在地方上无恶不作。当时，他又强占了一个已经许人的姑娘。经地下党组织同意，决定除掉这个恶棍。一天夜晚，熊绍祥身背猎枪，手持马刀，摸进了张宅，砍下了张巨和的头，放在张家的祖宗牌位上。熊绍祥提起神龛上的笔，把张巨和贴在祖宗牌位旁的对联“天帝德，祖宗恩，当酬当报；皇王土，圣贤书，可耕可读”改为“红军敌，革命逆，当诛当杀；土豪肉，白军血，可餐可饮。”

十二月一天凌晨，熊绍祥刚贴完标语回家准备上床休息，铲共义勇队几十人包围了他的家，他不幸被捕了。队长冯德成拷问了熊绍祥几天，知道从这个硬汉子口中得不到什么，就将他绑赴刑场——詹桥的杨家桥。临刑前，冯德成差人提来一壶酒，要他喝。熊绍祥瞪了敌人一眼，没有说话。冯德成得意地说道：“早闻你有一饮三江尽的酒量，有妙语惊人的口才，今日为何滴酒不沾，片言不吐呀？”熊绍祥轻蔑地一笑，说道：“哼，我的酒只跟朋友饮，我有话只和同志讲，你是个什么东西，也配和我说话饮酒？对你们，我唯一有的是仇恨！”

冯德成被这一番话气得颈上的青筋暴起，他拔出连发数弹，熊绍祥，这位党的优秀儿子的鲜血便洒在巍峨的药姑山下。

刘  益  民

(1906——1933)

 

刘益民，湖南临湘县人，一九二七年参加革命，一九三○年入党，曾任云山区委组织委员。他多谋善断，英勇过人，在六、七年短暂的革命生涯中，为了人民的解放事业与敌人进行了不懈的斗争。一九三三年，正当风华正茂的时候，由于叛徒出卖，刘益民不幸遇害，时年仅二十七岁。

一九○六年十月二日，刘益民出生在詹桥高岭村一户农民家庭。父亲刘荣华是个勤劳俭朴的庄稼汉，只因秉性刚直，爱讲公道话，以致屡遭陷害。他家常常深更半夜有人闯进来，不是要钱，就是要粮。一九一三年夏，刘荣华被人构陷，一场无端人命案，使一个殷实的家庭破产中落。刘荣华积愤成疾，弥留之际，把妻子和儿子都叫到床前，摸着孩子的头，对妻子说：“我这一生就是吃了不识字的亏，别人一张状纸就把我搞得倾家荡产，这血的教训要牢牢记住，将来设法送孩子读书啊！”荣华的妻子遵循丈夫的遗嘱，益民十岁时，便把他送进了当地的私塾。益民进私塾后，勤奋攻读，志向远大，暗地下决心，要为父亲报仇雪耻，为受苦受难的人们伸张正义。

一九二四年，益民的祖父逝世，家庭无依靠，便辍学务农。在母亲的教诲下，益民逐渐成长为一个具有正义感、好打抱不平的人，他曾多次为穷人写诉状伸冤。他以扎实的事实和犀利的笔调，痛斥豪绅的卑鄙行径。但是丑恶的现实毕竟是“衙门八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单靠写状纸是拯救不了穷人的。 那么，究竟用什么办法来改变社会现状呢？这是他朝朝暮暮考虑的问题。

一九二七年，临湘的农民运动和全国各地一样蓬勃地发展，革命风暴席卷城乡。忠区农民协会于同年三月成立。广大劳苦大众在区农会的组织下，打土豪，闹革命，轰轰烈烈，威震遐迩。刘益民看到这种大好形势，痛快极了。在他的强烈要求下，经姐夫黎子明介绍，加入了农民协会。在农会里，他帮助刻传单、写标语，很快成了农会骨干。当时，距云山不远的岳阳梦城，有个叫杨海鳌的土豪，为人心狠手辣，干尽了坏事，群众对他恨之入骨。农民运动开展起来后，其他豪绅诚惶诚恐，而杨海鳌竟敢招兵买马，拉起了一支由十几个地痞组成的家兵与农会对抗。刘益民早就想把这条地头蛇除掉。一天，杨海鳌的家兵从外地运货回家，刘益民闻讯后，马上带领三十多个农协会员潜伏在离杨家不远的山岔道口。不一会，几个脚伕挑着东西在家兵的驱促下匆匆地走过来。刘益民手一挥，十多千手持大刀、梭镖的农会会员一拥而上，四个家兵见势不妙，连忙举枪投降。刘益民指定几个会员将杨的四个家兵捆好，严加看守，自己带领其余的会员冲进了杨海鳌的家。不料，杨早已望风而逃了。刘益民随即起草了一张布告，列举杨海鳌的罪行，张贴在杨的大门上。布告最后写着：“云山红旗飘，穷人舞大刀，杀死白狗子，活捉杨海鳌。”穷人们看后，无不欢欣鼓舞，奔走相告。会员们把缴获的枪支和没收杨海鳌家的什物全部交给了当地农协会。

正当云山区农民运动掀起高潮之时，“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了。那些极端仇视革命的豪绅纷纷从阴暗角落里爬出来，勾结团防局的头目，大肆搜捕共产党人和农会骨干，忠区农会被迫解散。在白色恐怖严重的情况下，刘益民只得背井离乡，扮成游学先生辗转于岳阳、临湘、通城一带，暗地寻找党的地下组织。

一九二九年，刘益民在通城教书时，通过各种关系，认识了地下党员邓家邦、方正平、陈干等人。他们白天各行其事，晚上秘密聚会，发展党组织。一九三○年，刘益民经邓家邦等人介绍，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被派到云山开展党的地下工作。他回到云山后，不辞辛劳，串亲访友，发动和组织群众，积极开展农民武装斗争。一九三一年八月，中共云山区委会成立。杨心田任区委书记，刘益民任组织委员。不久，云山区苏维埃政府、区农民协会及农民自卫队相继成立，革命的烈火燃遍了整个云山地区。一天，刘益民等几个共产党员和积极分子在刘家坡屋的楼上开会，被云山挨户团获悉，二十多个团丁尾随而至。当会议正在紧张进行时，忽然传来急促的敲门声，还有人破口大骂：“他妈的！走得了和尚走不了寺，今天看你们往哪里跑。快开门，不然，老子就要砸了！”有人口吐狂言，耍抓活的，不让一个跑掉。刘益民面对这种紧急情况，便立即取下后墙窗口上的蓑衣，搭上通向后山的跳板，全体会员很快转移到后山的灌木丛中去了。守门的老人估计刘益民他们已经疏散，才不慌不忙地打开大门。团丁们骂骂咧咧：“快说，刘益民在哪里？”“不说，当心你这个老东西的脑袋！”另一个满脸横肉的家伙恶狠狠地在一旁帮腔，几个团丁满屋搜过后，找老人要梯子上楼搜查，老人神态自若，连连摇头说：“我一个残废人，脚不方便，要梯啥用？”他急中生智，把话一转：“啊，啊！你们要抓刘益民，刚才我在井边提水，看到他带一伙人进冲去了。”老人边说边指点。听老人这么一说，一个头目立即命令：“快给我追！”团丁们一个个垂头丧气朝冲里追去，益民等在山上听见老人“咕咕……咕咕”唤鸡的暗号声后，又回到屋里来了。他们按照老人指点的方向抄小路埋伏在要道旁，待团丁们走近时，一阵枪响，五个家伙应声倒地，其余的人不知所措，落荒而逃。这次袭击，一共缴获敌人长短枪五支，子弹两百余发，刘益民等兴高彩烈地回到了区委会。

一九三二年初，刘益民被介绍到江西党员训练班学习，学习期间，他刻苦钻研马列主义理论及有关中国革命的重要文献，还经常和学员们下乡调查，结合实际开展讨论。在讨论中，刘益民往往能以独到的见解，使大伙儿信服。一九三二年五月，刘益民结业回乡，当他赶到漆家山木形坡的拐弯处时，迎面碰上了一队进山“清剿”的挨户团。走在前面的那个家伙，见到益民，连忙惊叫：“这就是刘益民！”益民一边跑一边跟着喊：“刚才跑出去的就是刘益民。”这么一来，敌人摸不清路子了，就朝山上穷追不舍，益民跑到山巅，无路可走，眼看敌人快要追上来了，便急中生智，忙脱下长衫朝悬崖下抛去，自己躲进离崖边不远的茅草丛里。敌人追上崖头，看见一件长衫挂在崖下树枝上飘动，高兴得狂叫：“刘益民摔死了，快下山去寻尸领赏！”敌人吆喝着，蜂拥下山，刘益民却安全地回到了区里。

革命力量日益强大，敌人象热锅上的蚂蚁，坐立不安。一九三二年六月，敌保安团数百人对壁山、云山革命根据地进行疯狂的“清剿”，叫嚣“抓不到活人，石头也要砍三刀。”为了解除敌人“清剿”的威胁，刘益民主张联合革命势力，布设疑阵，诱敌深入，各个歼灭敌人。他这个意见获得了大家的赞同。随后，刘益民只身前往壁山，同地下党取得联系，共同分析了敌强我弱的形势，便将壁山、云山的农民武装联合起来，组成农民自卫大队。在刘益民的率领下，和敌人周旋在方圆一百多里的崇山峻岭之中，多次给敌人以沉重的打击。

一九三二年七月，临湘保安团刘团长率领保安部队进驻团湾港，准备血洗云山。为了迎击敌人，刘益民和自卫大队其他负责人经过一番周密策划，想出了一个智歼白匪的办法。当天，自卫大队埋伏在一个山口上，刘益民和陈先进等四五个人故意从敌哨口不远的地方经过，敌团长得到自卫队过港的情报，连忙派出一排兵力随后跟踪，他们把保安团带进埋伏圈后，突然消失了。敌人正疑惑不解，向四下张望时，刘益民一声喊“打！”于是，埋伏在峡谷两侧的自卫队员立即封锁口子，土地雷、机关枪一齐向敌人投射，敌人惊恐万状，乱成一团，有的应声倒下，有的抱头鼠窜。这次伏击，毙敌二十余人，缴枪二十余支，子弹数百发，沉重地打击了保安团的嚣张气焰，进一步壮大了革命武装力量。

敌团长得知派去跟踪的一个排几乎全部被歼，气得暴跳如雷，又调来大批队伍，配合铲共义勇队、挨户团对云山进行全面“清剿”，见人就杀，见屋就烧。一时，白色恐怖笼罩着整个大云山区，自卫队被迫转移到茅草丛生的港背垅或山窝里扎营，面对着饥饿和死亡的威胁，但刘益民信念弥坚，思想乐观，教育大家坚持战斗。一天，一条丈来长的蟒蛇“光临”“帐棚”，大伙儿七手八脚地把它打死了，刘益民指着死蟒妙趣横生地说：“汉高祖，斩白蛇，而兴汉室；自卫队，除大蟒，定得天下。”说得大家都“咯咯”地笑起来。在这样艰苦的环境里，刘益民多次带领自卫队，神不知，鬼不觉地奇袭敌人，闹得大云山一带的敌人风声鹤唳，草木皆兵。敌人明搜暗查，使尽心计，怎么也发现不了自卫队的踪影，他们非常恼火，就生出一条毒计，在红军常驻的山上，放起火来，并派兵四处把守，刘益民他们隐蔽的港背垅处于山路下方，敌人放火烧不着自卫队，但敌人的严密封锁却使自卫队的生活陷入了困境。没有饭吃，就采些野菜充饥；没有房子住，就躺在茅草丛中栉风沐雨，敌人一再踩山，自卫队有被发现的可能。刘益民果断决定，全体队员迅速突围，分头隐蔽，待机而动。当敌人折腾了三天三夜精疲力竭的时候，刘益民在一个月色朦胧的晚上，率领自卫队员潜入突围的必经路口。这时，口子上十几个白狗子正三三两两围在一起发牢骚：“他妈的！共产党真是个怪物，明明驻扎在大云山上，我们烧了几天几夜，却不见一点影儿，就是全部烧死了，也该有几具尸首吧！”殊不知我们的自卫队已经来到他们的眼皮底下。为了引开敌人，刘益民眉头一皱，计上心来，随手捡起一块石头，用力向路那边的茅草丛扔去，石头“啪”的一声砸下，吓得敌人跳了起来，“哗啦、哗啦”地把子弹推上膛，随即狂呼“抓共产党啊！”“共产党在这儿！”趁着敌人慌乱之际，刘益民带着自卫队员顺利突围，分头隐蔽去了。

转眼冬天到了，大云山冰封雪盖，云山人民处于饥寒交迫之中，为了帮助群众度过困难，刘益民经常组织队员深夜出动，悄悄摸到财主家，强令他们拿出大米、衣服之类的东西，分发给贫苦农民。那些土豪劣绅惶恐万状，常常到敌据点去告状，要求缉拿共产党。

此后，敌人对云山地区实行更严密的封锁，对稍有嫌疑的人就严加审讯。一九三三年正月，岳阳梦城区委胡德忠被捕，自首变节了，初十那天，胡德忠诡称“有紧急情况，要刘益民等几位地下党员到云山新庙商量对策。”刘益民等刚进庙就被杨海鳌的挨户团围住了。经过一场激战，终因寡不敌众，几位共产党员当场牺牲。刘益民、陈云清和刘付堂等不幸被捕，并被押到岳阳大云塅由杨海鳌亲自审讯，为了“杀鸡吓猴”，杨首先对陈云清、刘付堂二人施行“踩地杠”的酷刑，尽管他们的小腿压得铮铮作响，但仍坚贞不屈，大义凛然。陈、刘昏厥过去后，杨海鳌转身满脸奸笑地对刘益民说：“益兄，真是久违了，这些年来，你在找我，我也在找你，鹿死谁手，就看今天。我知道你是一个明白人，老实交出共产党员的名单，那还好说，否则，就只能是同他们一样的下场！”刘益民斩钉截铁地回答道：“呸！共产党人救国救民，何罪之有？老实告诉你，真正的革命者，是不怕杀头的！共产党员是斩不尽、杀不绝的！你们这些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刽子手，只不过是秋后的蚱蜢——活不了几天的！若不悬崖勒马，迟早会被人民碎尸万段的。”几句掷地有声的话，把杨海鳌骂得狗血淋头。他恼羞成怒，便狂叫：“给我泼冷水！”几个团丁一拥而上，把益民的衣服脱光，然后用冷水从头上一直淋下来。数九寒天，刘益民顿时全身发抖，浑身鸡皮疙瘩，但他的心里却燃烧着仇视敌人的怒火，怎么也不吭一声。这时，杨海鳌在一旁吼叫着，“上刑”，几个团丁按住刘益民“上压杠”，敌人一声喝，益民的双腿“咔嚓”一声断了，他昏了过去。杨海鳌使尽伎俩，一无所获，便命令部下把刘益民推出去杀掉！

霎时间，天空乌云翻滚，大地北风呜咽，刘益民被害了。他那忠于党，忠于人民的坚贞不屈的革命精神，将世世代代激励着云山人民奋勇前进。

廖   哲

(1908——1933）

 

廖哲，又名廖和初，乳名廖四保，湖南临湘县白羊田方山洞上屋人，一九○八年九月二十五日出生在一户贫农家里。廖哲九岁那年，他勤劳俭朴的父母亲积劳成疾，无钱治疗，先后离开了人世。此后，廖哲只得与自己唯一的亲人祖父廖立朝相依为命。

廖哲由于家境贫寒，只读了几个月私塾。十岁，便给人看牛、砍柴，过着半饥半饱，挨打受骂的生活。他就这样熬过了一个又一个春秋。一九二五年十月，廖哲的祖父突然卧床不起，因无钱治疗，与世长辞。这时，廖哲已十七岁。

祖父逝世后，廖哲孤苦伶仃。一九二五年冬，为了寻求生活出路，他与同村的穷苦兄弟廖海云、殷标等一起去当地廖鹏的团防局（“马日事变”后，团防局更名为挨户团）当兵。

一九二九年夏，廖哲的好友廖德文，被挨户团分队长游金以“共产党探子”的罪名逮捕，并施以酷刑，强迫招认。廖哲闻讯后，立即赶到挨户团，气愤地对游说：德文是好人，为何陷害他？”游金说：“他已招认是共产党探子，你为什么还为他辩护？”廖哲反驳道：“你拿烟火熏坏了他的眼睛，又用地杠踩破了他双脚的小腿骨，他怎得不‘招认’，我如果用这套办法来整你，怕你不招才怪呢！”说完，背起德文就走。他边走说：“你们要杀就杀我吧！”就这样，廖德文被救出了虎口。

一九三○年初春，廖海云从挨户团出走，去湖北朱河找红军，后受党组织的派遣，回到壁山参与组建湘北游击队，并任队长。

一九三○年春末，廖哲来到药姑山箩筐洞，加入湘北游击队廖海云部，并担任副中队长，同年九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尔后，他奉党的指示，以劈扇骨子为掩护，发动群众侦察敌情。廖哲住在桃树坳开饭铺的杨方才家里，经常活动在懒板凳、桃树坳、关王洞一带，向广大群众宣传“婚姻自主”、“耕者有其田”、“打倒土豪劣绅”、“打倒贪官污吏”等革命道理，并散发传单，唤醒民众起来革命。有一次，农民刘国兴、邹爱成、黄梅青上山摘茶，碰上了廖哲等三个红军。开初，他们以为是白军，想躲避却来不及了，显得有点恐惧。廖哲目睹此状，便立即向他们解释说：“你们别怕，我们不是‘刮民党’，是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当了解到刘国兴等都是贫苦农民时，廖哲便给他们讲革命道理，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使他们认识到自己受苦的根源是土豪劣绅的剥削和压迫，穷人只有团结起来打倒土豪劣绅，推翻国民党的统治，才能过上好日子。红军是带领穷人闹革命求解放的。廖哲还动员他们回去串连穷人加入红军。刘国兴等人听了廖哲这番话，非常激动。一回家，就把廖哲讲的革命道理向亲友们宣传，一传十，十传百，产生了巨大影响，广大农民纷纷要求加入红军。

一九三○年冬，廖哲在驻壁山红军团长赵琪的领导下，任湘北独立二团游击队中队长，率领一百五十多人的队伍，活动在药姑山一带。与此同时，还在壁山成立了工农红军后备队及岳、临游击队等武装组织。一九三一年春，壁山苏维埃政府成立了。为了保卫年轻的苏维埃政权，廖哲率领游击队到处宣传打土豪，筹军晌，反“围剿”，同铲共义勇队、清乡团、挨户团进行顽强的斗争。

桃树坳有个恶霸叫徐良舟，他独占一方，草菅人命，奸污妇女，搜刮民财，是个有名的“地头蛇”，群众对他恨之入骨。廖哲了解情况后，征得党组织同意，于一九三一年五月的一天深夜，带领三个战士，赶到桃树坳，捅开徐的大门，把他拉到门外，令其跪在禾场上，庄严地宣判说：“徐良舟，你血债累累，恶贯满盈，死有余辜。今天，我代表苏维埃政府和广大人民群众，向你讨还血债。”随着一声枪响，徐良舟受到了应有的惩处。徐的老婆见状惊恐万分，一边往外跑，一边大叫：“红军杀人啦，救命啦！”廖哲原想留她一条狗命，但见这个恶婆娘硬要与人民为敌，廖哲就果断地将她拖至桃树坳下面处决了。这件事，极大地鼓舞了人民的斗志，震慑了大小土豪劣绅。

湖北通城县的北港与壁山毗邻，北港保安团一个姓龚的队长，与廖哲相熟。一九三一年六月的一天中午，龚按照保安团的密谋到壁山庙坡会见廖哲。龚见廖哲后显得格外亲热，在庙坡一户农家吃饭时，龚提出要与廖哲结拜为“把兄弟”，并摆下雄鸡血酒。廖哲看龚来得这么突然，“热情”反常，认为这里面一定有名堂，决心好好制服姓龚的。但考虑到龚身高力大，又有拳击功夫，硬拼不行，只能巧计对付。喝完雄鸡血酒后，他与龚肩并肩地朝自己的驻地——文官屋场走去，走到麦桃坡时，廖哲假装腹部剧痛，躺在地上左翻右滚，叫唤不止。龚见此状，心里犯了难：若廖碎死，北港保安团部策划的全歼廖部的计划将会落空。龚无奈，只得背着廖走。为进一步迷惑姓龚的，廖在他背上拼命挣扎。当行至离文官屋场不到五百米远的下马店时，廖哲乘龚不备，从腰间拔出手枪，对准龚的后颈就是一枪，龚应声仆地。接着又将龚的尸体扳过来，对准其胸膛补了一枪。廖哲一路小跑到文官屋场，立即将队伍集合转移。不到一餐饭功夫，北港保安团二百多人，包围了文官屋场。敌人满以为这下可一举歼灭廖的游击队，可是到处搜索，不见游击队的踪影，只得快快而去。

土豪劣绅是火烧冬茅心不死，他们纠集保安团，挨户团，铲共义勇队等反动武装，趁红军主力转战江西机会，向廖哲领导的一支人马进行反扑。廖哲沉着勇敢，与敌人展开了三天三夜的迂回战，终因敌众我寡，队伍被打散了。为了避敌锋芒，保存实力，奉上级命令，化整为零，分散转移。廖哲与一个部属隐蔽在白羊田的西港山一户农民家里。隐迹藏身总不是长远之策。为了寻找红军，廖哲离开西港山，转移到华容。他在华容一边烧炭，一边打听红军的消息。

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临湘县政府贴出布告：“缉拿廖哲归来者，赏光洋三十元。”由于叛徒出卖，廖哲到华容不久，便落入了敌手，被送进了临湘监狱。在狱中，敌人对廖哲酷刑逼供，要他交出共产党员和游击队的名单，廖哲咬紧牙关，忍受折磨，只字不吐。当敌人一再威逼，硬要他交待时，他昂着头，义正词严地对敌人说：“我只有一句话奉告你们，共产党人是杀不绝的，革命人民是要找你们算帐的！”廖哲宁死不屈的坚强态度，使敌人大为恼火，便残忍地对廖哲使出了最后一招。一九三三年三月十日，廖哲在长安桥下的沙滩上英勇就义，时年仅二十五岁。

李  华  伯

(1906——1933)

 

从詹桥镇往水泉村走，不到十里路远的一个山坳里，居住着几十户人家。这里就是当年壁山区苏老乡苏维埃政府主席李华伯的出生之地——苏老坡。一九三三年，李华伯为革命壮烈牺牲后，中共湘北工作委员会和中共壁山区委会作出决定，将苏老乡改名华伯乡，纪念李华伯这位坚贞不屈的战士。

李华伯，乳名斌它。一九○六年四月十一日出生于一个贫苦农民家里。父亲李克清，是个老实善良的人。可他是个“药罐子”，做不了多少事，全家八个人，靠华伯的母亲拖伢带崽，耕种着几亩山地，才勉强维持生活。华伯共有六弟兄，数他最小。由于家境贫寒，几个哥哥都没有进过学堂门，后来全家省吃俭用，才送华伯读了五年私塾。五年中，李华伯熟读了《增广贤文》、《幼学》和“四书”。在当时苏老坡那个深山沟里，他算是一个颇有文化的人。李华伯辍学后，又在自学中阅读了不少古典小说。他对小说中那些行侠仗义，杀富救贫的义士很佩服。为了效法义士，李华伯觉得非学一点武术不可。于是，他一边种地，一边求师练拳术。由于他勤学苦练，武术进步很快。到后来，华伯一人徒手可以敌过几人，他并谙悉人体穴位。那时，苏老坡这个偏僻的山村里，不少的年青人，每到农闲时，总爱打牌赌博，对此，做父母的无可奈何。李华伯为了引导青年走正道，为发挥自己的专长，他热情组织他们学拳术、听故事。这样，青年们的家长都夸李华伯做了好事。

壁山田少地多，盛产红薯。很久以来，这里就流传着贫苦农民一年到头吃红薯的民谣：“早晨吹牛角，中午吃泡它，晚餐图简便，火炉煨几个。”正因为壁山人穷生活苦，这里长期存在着青年男子难以配偶的问题。因为土生土长的姑娘不愿留在壁山做媳妇；而大畈里的妹子又都害怕嫁到壁山吃红薯。因而，壁山不少青年男子年过三十仍在“打单身”。在壁山长大的李华伯，十分理解这里穷人的隐忧。他曾经为此思考过不少。开始，他想到的是埋怨壁山这个地方太穷了。后来他又想：壁山这地方固然穷，但为什么穷地方的土豪劣绅却终日花天酒地呢？他从多次沉思中，悟出了一个重要的道理，壁山土地贫瘠收入少，固然是人穷的一个原因，但壁山人穷的根子还在于社会上的弱肉强食和世道不公！对此，李华伯曾多次仰天长叹：“天哪！你何时能替我们穷人砸碎这个不公的世道啊！”

一九二九年，彭德怀领导的工农红军路过湘鄂边区时，留下了以赵琪团长为首的红军独立二团七百余人，在药姑山一带开辟根据地。一九三○年春天，李华伯去文白走亲戚，路过壁山的高家岭，看到红军印发的传单和标语，头一次得知红军是为穷人闹翻身的队伍。对此，李华伯有说不出的高兴。他顾不上跟家里人商量，就自动报名参加了红军。李华伯参军后读了不少革命书籍，懂得了许多革命道理。他明白了穷人为什么穷，富人为什么富，怎样才能从根本上改造这个不合理的社会。在参加军事训练中，李华伯学习刻苦，执勤认真，进步很快。不久，便由陈文恒、李雄岗介绍，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随着红军的影响日益扩大，药姑山地区的革命形势发展很快。在壁山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后，党组织即指派李华伯回苏老坡开展工作，发动群众，建立乡一级苏维埃政权。苏老坡地处壁山和詹桥之间，是出入壁山的大门，战略地位重要。驻扎在詹桥的白军常来此骚扰，便衣侦察更是出没无常。为了隐蔽自己，监视敌人，李华伯遵照壁山区委的指示，特地在苏老坡的大路边开了个小铺子，以卖烟酒和传授武术作掩护，秘密向群众宣传红军的主张和政策，发展党的组织。经过一段时间的艰苦工作，李华伯等先后吸收了杨良舟、杨庆龙等十多个贫苦农民入党，建立了苏老坡的支部委员会，李华伯任支部书记。在发展党组织的同时，李华伯还不时深入到一些农户，进行阶级教育和时事教育，启发群众的觉悟，动员农友们送亲人参加红军。通过李华伯做工作，苏老坡一带先后有十多名青年农民参加了红军。

一九三一年冬，苏老乡苏维埃政府成立，李华伯任主席。在乡苏维埃政府领导下，共青团、妇女会、儿童团等一些群众组织也相继建立起来，苏老乡一带的革命运动闹得轰轰烈烈。过去在这里作威作福的土豪劣绅，如今“夹着尾巴”做人；而过去受苦受难的贫苦农民，如今扬眉吐气。随着苏老乡苏维埃政权影响的日益扩大，敌人对苏老坡虎视眈眈，他们首先盯住的是村口上李华伯的小铺子。一天上午，一个白军便衣鬼头鬼脑地窜进了李华伯的小铺店，一双贼眼四处张望。李华伯机警的妻子一见此状，便知来者不善，而她外表却十分镇静，若无其事地热情接待“来客”。她从倒茶、递烟中仔细观察对方的动静。不料，在她转身倒水的时候，那个家伙不知从那条墙壁缝里抠出了一个纸它。那家伙连忙打开一看，高兴地喊叫着：“好家伙！”并旋即窜出门溜走了。李华伯的妻子知道情况不妙，连忙去把华伯找回来，讲刚才发生的事情。李华伯焦急地说：“我们家的片纸只字都不能落到敌人手里，那家伙走了多久？我去追他。”李华伯心急如焚，当他跑步赶到苏老坡和水泉交界的地方，才追上那个家伙。一看，原来是詹桥地区铲共义勇队的侦察“张麻子”。李华伯早知此人诡计多端，阴险毒辣。他连忙上前陪过笑脸说：“张先生，我刚才上山砍柴去了，不知你今日驾到，怠慢了，请莫见怪。现特赶来请你去我家喝杯淡酒！”张麻子拉下长脸，凶神恶煞地说：“你李华伯明卖烟酒，暗当红军！你请我喝酒，只怕是想要我的脑袋吧！”“张先生，这是从何说起呢？我李某为养家糊口，做个小本生意，哪里晓得什么红军呢？”李华伯一边沉着地应付，一边察颜观色，视情况变化采取对策。“你不要装聋卖哑，这是什么？”张麻子得意地扬起那块纸片，脸上露出了杀气。这时李华伯已想起了那纸片是壁山区苏维埃政府印发的《十二月长工苦》的歌子。李华伯十分镇静地说：“我家哪有那样的东西，准是过路人丢的！”张麻子阴阳怪气地说：“不用狡辩啦，我说你是红军你撒赖，可黄泥村的杨良舟、杨庆龙也说你是红军，还说你是个什么主席，这你该要认帐了吧！”李华伯一楞，这时他才知道原来内部出了叛徒，但他很快镇静下来。正待张麻子要扬长而去时，李华伯脑子里转现出一个念头，若让这家伙好端端地回去，不仅苏老乡苏维埃政权保不住，还会祸及壁山区委会；若眼下把他送回“老家”，也会惹出麻烦。想到这里，李华伯打算采取另一个好办法对付张麻子。只见他飞步上前，对准张麻子的背部要害处狠狠地按了三下，张麻子连呃三口气，聋拉着脑袋，溜倒在地上了。李华伯随即从张的口袋搜出那张纸条，朝张麻子喷了一口痰：“滚你妈的蛋吧！”张麻子象只癫皮狗，垂着双手，歪着脑袋，缓缓地朝前移动着。李华伯估计他最多能捱到天黑前就会上“西天”。不一会，李华伯碰上了交通员陈明会从詹桥方向回来，他连忙向他问道：“你见到张麻子吗？他脸上的气色如何？”陈明会回答说：“见到了，气色难看极了。是不是你对他下了重手？”李华伯笑着答道：“不错，这条‘疯狗，是走不了多远就要见‘阎王’的。”果然，张麻子刚到詹桥驻地，就倒在床上断气了。敌人以为他是得急症死的，谁也没过问什么，便给草草埋葬了。李华伯除掉了张麻子，又立即派人去黄泥岭和最新屋，严密监视杨良舟、杨庆龙的行动，并向壁山区委书记陈文恒汇报了“二杨”叛变的情况。李华伯同

陈明会去黄泥岭后，群众纷纷反映说，杨良舟、杨庆龙挨家挨户派款催钱，不知他们想干什么。最新屋的群众也是这样反映。经过深入调查，终于弄清了“二杨”的叛变行为。为了暂时稳住“二杨”，李华伯和陈明会特地来到杨良舟、杨庆龙的家里，询问了他们的工作情况，肯定了他们的工作成绩。第二天，李华伯即派人将杨良舟、杨庆龙抓到了苏老乡乡政府。在铁的事实面前，“二杨”供认了叛变行为，并从两人家里搜出光洋两百多元。乡苏维埃政府根据“二杨”叛变罪行，决定将他们处决。杨良舟的父亲与李华伯的父亲是沾亲带故的老交情，杨的父亲为了免儿子一死，特地出面向李华伯求情。李华伯严肃地说：“大伯，我们两家几代人相好，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但公事只能公办，我不能念私情而丢革命原则，也不能一人独自改变乡政府的决定。”杨良舟的父亲见自己求情不成，又特地请来李华伯的父亲李克清老人说情。李华伯不等父亲开口，就抢先说道：“如果杨良舟、杨庆龙他两和我私人有仇，那还好说。他们私自派款购买武器暗通白军，妄想搞垮苏维埃政权，请问二位老人家，你们是要苏维埃政权，还是要两个出卖革命的叛徒？”杨良舟的父亲无言以对，只得尴尬地离去。杨良舟、杨庆龙被处决以后，苏老乡的群众交口称赞李华伯秉公办事，不徇私情，是个真心实意的革命者。

为了把守苏老乡这座出入壁山的大门，身为乡苏维埃政府主席的李华伯，革命警惕性高，工作尽职尽责。他对路经苏老乡的行人，从不马虎放过。有时，他还亲自出马去詹桥一带侦探敌情。由于及时摸清了敌人的动向和行动规律，使得敌人的几次“清乡”和“围剿”都遭到了失败。例如一九三二年七月

的一天清早，铲共义勇队队长冯德成和挨户团团长李介凡率领

的一批反动武装窜到壁山清乡，当他们刚进到壁山的青咀时，

就遭到了李华伯部署的游击队的伏击，以致损失惨重，狼狈逃回詹桥。敌人多次进山，不是扑空，便遭伏击。对此，他们产

生了怀疑：“我们的行动消息是怎样走漏的？”狡猾的白军小头目邹远明说：“我看苏老坡路边那个开铺子的李华伯行动可疑，他很可能是红军的坐探，只是现在没有证据。我看，先把他抓起来再说吧！”

一九三三年十月的一天夜里，冯德成的铲共义勇队突然把李华伯的小铺子包围起来，几个匪徒砸门闯入。李华伯猝不及防，落于敌手。当敌人要捆绑他时，他义正词严地质问道：“你们凭什么捉我这个做小生意的？”匪徒们有点理屈地说：“别罗嗦，我们是奉上司命令来的，今天你就老老实实跟我们到詹桥去吧！”这时，李华伯知道现在敌人捕他并未抓住任何把柄，他准备伺机与敌人舌战一场。当时，有份党员花名册装在李华伯的身上，他来不及转移了。他想，这只能在路上寻找机会将它处理。李华伯跟着匪徒摸黑行进，当走到竹马坑时，他佯称要“拉大便”，趁机将那份党员名单撕个粉碎，吞进了肚里。

李华伯押到詹桥后，冯德成、李介凡先想用利诱来软化他。声言只要李华伯交出共产党员名单和党的活动情况，要官升官，要钱有钱。对此，李华伯嗤之以鼻，“谁不想升官发财呢，只可惜我不是共产党。我若是共产党，你们过去从我家门口经过，我不早就寻机把你们捅死了！”李介凡恼羞成怒，立即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本子，朝桌上一摔，讹诈说：“这个本子上就有你的名字，还敢抵赖！”李华伯说：“只要共产党的册子上真有我的名字，我万死不辞！如果是你们捏造的，那就要摸摸自己的良心了！你们打着‘义勇’的招牌，深更半夜肆意捕捉一个小商民，这就是你们的‘义勇’吗？”冯德成和李介凡被质问得瞳目结舌，无可奈何地说：不管三七二十一我们善捉不善放，暂将他押下去！”这时，李华伯奋步上前道：“今天捉由你们，放也由你们。不过，我要正告你们：多行不义必自毙！”冯德成和李介凡气急败坏，耳语几句以后，定下了杀害李华伯的毒计。但冯、李二人担心没有证据，在本地下手会惹出麻烦，于是决定将李华伯带到外地处决。

一九三三年十月七日傍晚，天阴沉沉的，李华伯被两个刽子手押着朝通城县北港方向走去。从刽子手的表情中，李华伯断定此去凶多吉少，面对死亡的威胁，他无所畏惧。在途中，他大声疾呼：“杀戮无辜，天地不容！”这时，刽子手们惊慌失措了，其中一个刽子手突然举起大刀，朝李华伯头部砍去，李华伯倒下去了。

烈士的鲜血擦亮了人们的眼睛，激励着人们前仆后继的斗。苏老乡的人民踏着李华伯烈士的血迹前进，终于在一九四九年迎来了全国革命的伟大胜利。

殷   标

(1904——1934)

 

殷标，又名殷应成，一九○四年三月五日，出生在临湘县白羊田方山洞一户贫苦农民家里。

殷标家底单薄。全家六口人，仅有山地六分。父亲殷宝贵领着一家人勤耕苦做，累断筋骨，还是吃了上顿没下顿。

穷人求不到“赵公元帅”，就把希望寄托在孩子身上——读书发家。殷标八岁时，父母含辛茹苦，节衣缩食省下一点钱，勉强让他读上了私塾，指望儿子读出点名堂，剜掉穷根，光宗耀祖。小殷标也似乎领会到父母的心意，读书十分刻苦，两年后，学业得到了很大长进。

正当殷标求知欲日趋旺盛时，家境愈加贫困，殷标无法继续读书了。

十岁时，殷标打柴、看牛顶得上半个劳力。长年累月的劳动，把他磨炼成了一个强健的小伙子，他十七岁能肩挑二百多斤。于是，跟着父兄当了挑脚夫，常常挑着二百多斤重的担子奔波在岳、临两县的高山峻岭及大街小巷里。由于苛捐杂税多如牛毛，尽管殷标风餐露宿，肩膀磨破，仍旧无法摆脱穷困。他体会到单靠力大挑担难以解决家庭经济困难，想当兵找条出路。于是，一九二五年，殷标和廖哲、廖海云几个青年就在白羊田方山洞廖鹏的团防局里当上了团丁。

谁知，凤凰落进了乌鸦窝。团防局实际上是明团暗匪，局长廖鹏是条地头蛇，胡作非为，鱼肉百姓，广大人民切齿痛恨。殷标原想在这里干一番事业的愿望已化为乌有。

殷标爽直、正派，在团防局威信很高。许多团丁在他的影响下逐渐有所觉悟，有的将抢来的东西送还原主，有的收敛了土匪习气。如果有人胆大包天，为虎作怅，只要殷标知道了，总要寻找机会，借人家的拳头狠揍他一顿。

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方山洞团防局积极策应县团防局反水，疯狂地屠杀共产党员及农协会干部。殷标看在眼里，恨在心里，悔恨自己走错了路，朝思暮想，离开团防局，寻找一条光明之路。

机会终于来了。一九二八年下半年，廖海云出公差到了湖北监利县朱河镇，廖与当地的红军地下工作者张飞舞（化名张嘴巴）偶然取得了联系，张飞舞见廖海云年纪轻，有志向，就用自己参加革命的经历去诱导他，用革命的道理去启发他。一

番推心置腹的交谈后，廖海云的思想大为震动，但仍举棋不定，临别时只说了句“让我回去与几个要好的伙伴商妥后，再行回复。”

同年冬，张飞舞带领三十多个地下工作者从江北潜到方山洞一带，悄悄与向往革命的殷标、廖哲、廖海云建立了联系。一个难忘的夜晚，在山洞里，殷标等三人通过张飞舞谆谆教诲，看到了穷人的希望，懂得了剜掉穷根的途径，明白了“穷人只有跟着穷人的队伍才有出路”的道理。当晚，殷标等就要求加入红军，张飞舞答复了他们的要求，并笑着说：“为了斗争的需要，现在你们还不能脱离挨户团（“马日事变”后团防局更名挨户团）。”“为什么，难道你不信任我们？”“不是的，革命，并不是硬要穿上军装，扛上枪才能革命，让你们留在挨户团也是革命的需要！”接着，张飞舞给他们部署了一个开展地下工作的方案。

年底，殷标所在的一个分队，由一名挨户团心腹分队长

前往贺畈执行任务。傍黑时，在云山附近突然听到一阵激烈的枪声，子弹呼啸而来。那个分队长，挥舞着手枪，声嘶力竭地指挥着慌成一团的团丁们，缩进矮树丛中，企图负隅顽抗。趁着团丁们惶乱之时，殷标、廖海云、廖哲暗暗地举起他们的枪，各自对准早已商定的目标，“砰！砰！砰！”三声枪响，那个挨户团的心腹分队长和另外两名团丁同时倒地见阎王去了。“树倒猢狲散。”团丁们看到头子毙命，纷纷夺路逃去。这时，殷标跃出草丛，大声呼唤：“弟兄们，我现在代替分队长，为分队长报仇，有种的，跟我冲！”在殷标的指挥下，“敌人”被赶跑了。回到挨户团，廖哲、廖海云等把殷标勇敢击退“敌人”的战绩渲染了一番，团丁们蒙在鼓里也把殷标英勇驱“敌”的情形，绘形绘声地描述了一通，廖鹏对殷标大加赞赏，并委任他为该分队队长。从此，廖鹏把殷标看成了他的心腹。殷标“谢”过廖队长，望着廖哲、廖海云会心地笑了。原来，这是张飞舞同他们早已商定了的计策。殷标取得了廖鹏的信任，在挨户团威信更高了。

一九二九年，红军开到壁山，革命烈火蔓延到方山洞一带。红军和地下工作者通过开展“打土豪、捉财政（筹军晌）”的群众运动，农民协会迅速恢复起来了。挨户团队长廖鹏公然打出旗子，死心塌地要跟共产党斗到底。张团长与来壁山的红军团长赵琪接上关系，决定除掉廖鹏。办法是：“借别人的手，取廖鹏的头。”

那么，借谁的手呢？殷标素闻廖鹏与驻扎在沙塅的某团黄团长有过宿怨，为争一个女人，廖与那个黄团长差点兵刃相见，只因黄位高势大，廖鹏只好饮恨心中、并好几次去国民党县政府告过黄团长私通红军的状。因此，双方的宿怨愈结愈深。殷标把自己如何使用“离间计”除掉廖鹏的想法向赵团长汇报后，得到了他们的热情支持。

一九三○年三月，殷标等把他们“侦察”到的张飞舞带领一个连的红军，正在药姑山至云山一带活动的情况，向廖鹏报告后，廖鹏如获至宝，以为升官发财的机会来到了。当晚，责令李副队长把发现红军多少人，驻扎在什么地方等情况写成公文，连夜送到国民党县政府。县政府密令：廖鹏挨户团配合国民党驻沙塅的黄团长部前去围剿。次日，黄团长部倾巢而出，同时催促廖鹏部迅速驰援，以防不测。偏不凑巧，廖鹏的兵这天全部食物中毒。等黄团长率领部队赶到事先指定的地点时，连个红军影子也没见到，反而被红军兜屁股打得他落花流水。新仇旧恨涌上心头，黄团长愈发怀疑是廖鹏使了“调虎离山”计，但又苦于没有确凿证据。正当黄团长为吃了败仗而怒火未息时，廖鹏挨户团的殷标求见。殷标密报：廖队长正与红军头目张飞舞秘密接头。黄团长听完殷标的密报，立即派心腹去监视查证。于是，一场狗咬狗的斗争挑起来了。

几日后，黄团长以朋友的身扮邀请廖鹏前往沙塅检阅部队，廖鹏以为是黄团长宽宏大量，想与他重修旧好，便欣然应允。不顾副队长劝阻，带了两个随从上了路。

一到沙塅，既不见黄团长，也未见受检阅的部队，廖鹏顿生疑窦，刚转身回行，几个凶神恶煞的士兵将他五花大绑起来，从他身上搜出一张纸，不容分说带进了团长室。黄面露杀机地说：“据密报，你暗通共匪，勾结红军，杀我兄弟，捣我驻防，现将你缉捕押送县府。”“这是陷害！我廖某忠心耿耿为党国效劳，从无二心！”“罪证在此，这是从你身上搜出的红军团长给你的信，还有什么可说的，押走！”

数月后，从长沙传来一个大快人心的消息，廖鹏被他顶礼膜拜过的主子砍了脑壳。凶恶而愚蠢的廖鹏哪会知道，食物中掺毒，贻误战机；内线掩护红军闯进廖鹏房里，恫吓、收买侍卫将盖有红军大印的信装入他的军衣口袋等计谋，全是殷标所设。

廖鹏被除后，新任队长还没有到任，殷标又暗暗策应红军将挨户团一举围歼。残余势力被红军收编，开到江西反“围剿”去了。

一九三○年底，殷标、廖哲、廖海云先后被吸收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殷标、廖哲被派到湘北独立团，分别任特务长和副中队长。

在湘北独立团任职的殷标，率领红军游击队在打土豪、捉财政、反“围剿”、发展党的组织等艰难曲折的斗争中，立下了汗马功劳，经受了严峻考验，博得了党和人民的赞许。

一九三四年五月，国民党对我革命根据地的“围剿”更加疯狂，地方武装严重削弱，红军力量损失惨重。为了避敌锋芒，保存革命实力，奉上级指示，殷标率领湘北独立团准备向江西方向转移。途中，不幸落入铲共义勇队魏桂村的魔掌。敌人使用各种酷刑，殷标毫不动摇。在詹桥就义时，他昂首挺胸，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浩然正气。

张  祖  德

(1896——1934)

 

张祖德，曾名张典黄，湖南临湘县人。一八九六年二月四日，出生在药姑山下一个偏僻山冲——箩筐洞老屋。父亲张家启，是个勤劳淳朴的农民，母亲也是善良的农家妇女。全家四口人，仅有几块贫瘠的山地，汗水洒得再多，也难以糊口。由于家境贫寒，祖德到了入学年龄也无法上学，成天打猪草，挖野菜，拾柴火。眼巴巴地望着有钱有势人家的孩子上学，心里很不是滋味。祖德十三岁时初懂世事，再也按捺不住读书的欲望了，嚷着对父亲说：“就是一天少吃一顿饭，我也要上学读书。”于是，父亲咬紧牙关，拼命攒钱，送他进了本村一所私塾。在私塾里，祖德发奋攻读，成绩优异。后因家里经济拮据，入不敷出，只读了一年就含泪辍学了。

为什么穷苦人终年劳作，还是挨冻受饿，为什么土豪劣绅不知稼穑，却“酒盈樽，谷满仓”？张祖德常常思考这个问题。他感觉到这个世界不公平，不合理。在他幼小的心田里，埋下了憎恨黑暗社会的种子。他意识到，穷人想要有出头的日子，就必须打倒土豪劣绅，就必须自己掌握政权。

一九三一年，革命的熊熊烈火烧到了祖德的家乡——壁山。三月，壁山区委会和农民协会相继建立。在区委会及农民协会的领导下，壁山人民投入了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打土豪、分田地的革命风暴席卷整个壁山，这如火如茶的农民革命运动，强烈地吸引着祖德。他心中追求的东西有些已经成了现实，他如鱼得水似地投入了革命的洪流。一九三一年五月，在红军干部李雄岗、地下工作者胡庆来（后叛变）的帮助下，张祖德和他的堂弟张银海一起参加了红军。革命使张祖德浑身充满了力量，他没日没夜地干，经常来往于壁山和箩筐洞之间，为红军送信，总是风雨无阻。这年七月，根据革命斗争的需要，他和张银海等负责组织了一支三十多人的农民自卫队。为了解决武器缺乏间题，他和队员们商定，在当时情况下，只能先发动农民自筹经费购买马刀。当时国民党严禁农民制造和购置武器，不少革命者就是在购置武器的途中被敌人杀害的。张祖德对队员们说：“要吃辣椒就不怕辣，要搞革命就不怕杀。”他到处打听能工巧匠，终于打听到羊楼司有个马铁匠会打马刀。张祖德亲自出马，星夜摸进马铁匠家。他说明来意后，马铁匠一声不吭，只是连连摇头。张祖德轻轻地拍拍马铁匠的肩膀说：“大哥，我们的刀可是长眼睛的，专只斩‘毒蛇’!”他顺手掏出一把银元塞进马铁匠的衣袋，祖德用银元买通了马铁匠。三天之后，十七把闪光发亮的马刀赶制出来了。羊楼司地处湘鄂两省交界处，白军封锁严密，怎么把马刀运出羊楼司呢？张祖德琢磨，明里运出去是不行的，他与张银海商议了一个办法：弄来几床蔑晒簟，将马刀裹在其中，然后捆得严严实实。时值仲夏，正是买晒簟的时候，他们路过敌人哨口时非常镇静，装得若无其事，哨兵连问也没问，就放过了大摇大摆走过来的张祖德一行。

一九三一年六月，红军取得攻打鸡笼山的胜利后，大部队返回江西，留下小部队支援壁山苏区的斗争。为了保存实力，留下的队伍也隐蔽起来了。敌人的严密封锁，给红军的给养造成很大威胁。张祖德为此心急火燎，食不甘味，寝不安宁。为了解决红军的给养问题，张祖德、张银海等经过周密商量，决定采取“绑票”的办法来解决。一种作法是把土豪劣绅捉住，通知其家属筹款，限期送到指定地点，这样就可以给土豪劣绅留条性命；另一种作法是不捉土豪劣绅的人，只通知土豪劣绅限期交出一定数额的粮款。会后，一份份“绑票”通知单被塞进了壁山一带土豪劣绅家的大门缝里。通知单上是这样写的：“××：限你在接此通知的第二日晚上，送白米一担，光洋伍拾元到老屋细冲口，如有违抗，严惩不贷；若走漏风声，当心脑袋！红军司令部，某月某日”。这一招果然灵验。第二天晚上，张祖德带领三十多个农民自卫队员，潜伏在细冲口附近的山沟里。夜深人静，那些土豪劣绅们便接踵而至，将大米光洋送到指定地点，无人敢打折扣，红军的给养矛盾在一个时期内得到了缓和。

革命斗争的锻炼，使张祖德很快成长为一名坚强的红军战士。一九三二年四月，由李雄岗介绍，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接着，又被上级任命为湘鄂赣特委湘北工作组组长。在工作中，他很快显露了才干。

老屋、柳坪是两个相邻的村庄，离红军驻地较近，白狗子害怕红军，很少来此地骚扰。然而这里却盘踞着两条“地头蛇”——张先德、张合仁。他们既是土豪劣绅，又是铲共义勇队的分队长，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广大群众对他们早已恨之入骨，张祖德决心为民除害。经过了解，张祖德得知这两个家伙每隔五六天潜回家一次，但又怕红军杀头，往往是半夜三更偷偷摸摸回家，不待天亮就回据点。一天晚上，张祖德主持召开了“诸葛亮”会，拟定一个“打蛇”方案，并立即行动。晚上张祖德、张银海带领五名精干的自卫队员埋伏在通往柳坪的要道边。时值七月，夏夜的山道旁，热气蒸人，蚊虫叮咬。张祖德和队员们不顾这些，静静地伏在几尺深的草丛中，等候“毒蛇”的到来。张祖德他们一直守到了东方现出启明星，却不见这“两条蛇”的影子，他们没有灰心。第二天晚上，他们照样埋伏在这里，十二时许，视力敏锐的张祖德头一个发现远处路上两个黑影，由远而近，他们估计是“蛇”出洞了。张祖德轻声嘱咐队员们说。“要沉住气，不要性急，等‘蛇’到了脚跟前再打，往‘七寸’处狠狠地打。”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目标越来越近，他们一边走，一边嘀嘀咕咕说着什么，“两条蛇”进入伏击圈了。“下手”！张祖德一声令下，队员们立即跃出草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这两条蛇逮住了，把他们捆得严严实实，带到路旁的一个山洞边，处决了这两个罪大恶极的“地头蛇”。

一九三二年九月奉上级指示，原驻壁山的红军主力转移到江西去了。国民党反动派趁机对壁山苏区进行疯狂的“围剿”。为了粉碎敌人的“围剿”，巩固和加强农民自卫队的武装，张祖德把留在壁山的红军邀请到自己的家里，商讨反“围剿”的对策。张祖德的母亲坐在门口望风。不一会，张祖德的母亲跑进屋来报信说：“有狗来了。”不一会，便听到门外粗声粗气的问话声，“这里有共匪吗？"张祖德一听，这是外号“老麻子”的白军小头目。张母故作痴聋地回答道：“么子呀！你们要吃红茴（共匪谐音），这里只有广东的白茴（谐音白匪）。”李雄岗听到外面的对话，压低了声音说：“祖德，你去干掉他，我在后面接应你。”张祖德顺手操起一条扁担，打开门，迅猛地对着“老麻子”当头劈去。老麻子还没有弄清东南西北，便一命呜呼了。张祖德缴获了驳壳枪一支，子弹二十余发。

一九三三年三月，国民党一个连驻扎在詹桥附近的陈家祠堂，企图与桃树坳、凤凰据点连成一片，控制壁山及箩筐洞一带。匪军经常要挨户团派人送粮送肉。一天，张祖德被抓去送

货。他利用这个机会，摸清了敌人的岗哨、连部驻地和军队实力等情况。回来后，他向李雄岗作了详细汇报。他们觉得这是袭击敌人，夺取枪支弹药的极好机会，当即组成了一支百多人

的农民武装，决定午夜开始行动。按照计划，一路潜伏在驻地前的要道两旁，作为外援，防止敌人追击；一路由张祖德带领潜入祠堂，直取敌人驻地。他和另一名战士，手拿长巾，首先将两个哨兵勒住，取下枪支弹药，埋伏在陈家祠堂的战士，见到“火光”的信号后，一拥而进。这时敌人睡得象群死猪，战士们趁机迅速地取下了墙上的枪支，敌人迷迷糊糊睁开惺松的睡眼，黑洞洞的枪口已经对准他们了。这时，守卫在门口的战士鸣枪发出信号，外面顿时枪声大作，我军乘机迅速撤出。敌人听到四起的枪声，一时摸不着头脑，不敢贸然追赶。这次袭击，共缴获步枪七十余支，机枪一挺，子弹三千余发。

一九三四年，由于叛徒出卖，张祖德不幸被冯德成的铲共义勇队逮捕。冯德成对张祖德施用酷刑，要他供出红军在药姑山的活动情况。张祖德轻蔑地一笑，说：“红军大如天，住在药姑巅，要想去捉拿，除非是神仙。”冯德成见硬的不行就来软的。他假惺惺地对祖德说：“祖德呀，你三十才完婚，家有娇妻幼女，难道你忍心抛下他们吗？”张祖德怒不可遏，愤然说道：“你这个家伙，不要花言巧语，我张某决不会让你满意

的，要杀要剐随你的便吧！”冯德成黔驴技穷，恼羞成怒，便对张祖德下了毒手。八月十四日傍晚，三十八岁的张祖德在桃树坳慷慨就义，用鲜血和生命为人民的革命事业谱写了一曲悲

壮的歌！

李  子  才

(1900——1934)

 

李子才，一九零零年农历五月十三日，出生于嘉鱼县蔑洲村（今临湘县江南乡长江村）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一九二四年参加革命，一九二九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担任过鄂南特支谷花游击队大队长，沔阳县委秘书长，嘉鱼县委书记等职，一九三四年十月，在洪湖反“围剿”的战斗中，壮烈牺牲。

李子才七岁上私塾读书。他勤奋好学，天资聪颖，《五经》、“四书”都读过。他最感兴趣的是历史和诗词，特别是屈原、岳飞、文天祥的诗词，更为他所喜爱。英雄人物可歌可泣的事迹，给了他巨大的教育和鼓舞，铸成了他见义勇为，打抱不平的性格。

李子才的私塾同学中，有个纨垮子弟叫李茂勤，经常欺侮穷人的孩子，李子才早就想教训教训他，后来找了个机会，狠揍了这位少爷。从此，他再也不敢欺侮穷人的子弟了。

一九一九年，李子才到武汉求学，不仅学习勤奋，而且刻苦锻炼身体。他说：“我们想将来成就一番事业，不仅要有丰富的知识，而且还要有强健的体魄，绝不可做‘东亚病夫’。”

一九二一年下半年，由于家里经济拮据，缴不起学费，子才辍学了。为了糊口，他在本村教私塾。在这里，他结识了地

下党员李平阶、徐敬之和祝志清。在他们的影响下，李子才的思想觉悟日益提高。一九二四年，他参加了革命，在党的领导下，李子才以谷花、牛湖等地为基地，积极发展农会组织，开展农民运动。这样，他就成了土豪劣绅的“眼中钉”。

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鄂南地区的反动势力十分猖撅，妄图把刚刚建立的农民协会扼杀在摇篮之中，把伤透了他们脑筋的李子才一下除掉。不久，李子才被诬陷入狱。在监狱里，李子才不知被审问了多少次。一次，国民党县长假惺惺地说：“子才，你一个文武双全的青年，何苦要受这个罪？只要你交出你们的组织，说出你的同伙，洗手不干了，我马上放你回去。”李子才象铁塔一样立在那里，一双锐利的眼睛怒视着敌人，他大声对那个县长说：“县长，我犯了什么罪，我不明白，要我交出什么组织什么同伙？我一概不晓得。”“哼，装什么蒜？直说了吧，免受皮肉之苦！”李子才斩钉截铁地说：“你们问一千遍，我也是这句话。我没有参加什么组织，也没有什么同伙。”县长气急败坏，大声吼叫：“给我把他吊起来，用皮鞭抽开他的嘴！”皮鞭象雨点一样落在李子才身上。面对残暴的敌人，李子才一声不吭，岿然不动。县长恼羞成怒，恶狠狠地说：“你李子才今天就是钢铸铁浇，我也要你变个样，看你嘴硬不硬？”于是“踩地杠”、“坐老虎凳”等酷刑都搬了出来。真金不怕火烧。李子才被囚一百零八天，尽管受尽折磨，却丝毫没有动摇他那坚强的革命意志。敌人无可奈何就把他放了。

一九二七年九月，李子才回家后，仍在谷花洲教书。革命的低潮并没有使他对前途丧失信心，而是迎难而上，坚韧不拔。他又动员他的亲戚廖德桂参加革命，同时继续与监利的徐自然、蒲圻的宋继安、临湘源潭的元龙、刘美容等紧密联系，从事地下工作，组织游击队。由于土豪陈本国父子告密，同年腊月二十八日凌晨，陆城挨户团队长艾荣率领人马突然将谷花洲围住。在这十分危急的时刻，李子才果断地指挥队员与敌人展开了激烈的战斗，在突围中，孙传德、陈绍琴等壮烈牺牲。

一九二八年，李子才带领游击队员转移到洪湖徐家棚，继续发展游击队员。一九二九年正月，嘉鱼保安团将徐家棚围住，李子才带领队员机智地突围，然后转移到张家塘。同年三月，李子才经沔阳县委书记杨光华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同时入党的还有宋念中、傅洪岱、李华林、景国盛。

同年秋，蒲圻中心县委书记李平阶、沔阳县委书记杨光华，遵照省委指示，来谷花洲建立一支由“鄂南特支”领导的代号为“古发初”（谷花洲的谐音）的游击队。十月二十日在谷花洲召开“古发初”游击队成立大会，参加会议的有徐敬之、彭国才、祝志清、李子才、傅洪岱、袁昌东、宋念才等。李子才被任命为队长。经过两个多月的串连和发展工作，游击队扩大到一百多人，有手枪一支，长枪数支，梭镖、大刀百余把。游击队决定在十二月十七日晚进行武装暴动。

武装暴动前，李子才召集了分队长以上的成员开会，在会上宣布了这次暴动的主要任务是捉拿当地恶霸李太华、肖世梅，稽查长陈本昌，从沔阳潜逃过来的土豪王龙兵、李公柱，警察局巡官李茂勤。晚上，游击队员们分头行动，迅速将那些劣迹昭彰的土豪劣绅一网打尽。第二天，召开了数千人的群众大会。会上，贫苦农民控诉了土豪劣绅的罪行，游击队长庄严宣布，就地处决了人民切齿痛恨的几个坏蛋。当时会场上人声鼎沸，贫苦人民扬眉吐气。

李子才领导的游击队，由于斗争经验不足，对土豪劣绅镇压得不彻底，以致那些嗜血成性的家伙，一有机会就进行反扑。就在这次武装暴动后的第七天，土豪陈先凯向陆城挨户团告密，挨户团当即派来大批武装窜到谷花洲，企图消灭“古发初”。李子才率领游击队员奋起还击，战斗十分激烈，子弹打完了，就举起马刀与敌人肉搏。队长李子才以板凳、棍棒为武器，冲入敌群，直逼陆城挨户团队长艾荣。艾荣吓得心惊肉跳，随即吆喝他的乌合之众仓惶地从芦苇丛中逃走了。这次战斗，由于装备简陋，弹药缺乏，有四十多位游击队员英勇牺牲。为了保存革命实力，李子才率领余部跨过长江，转入洪湖苏区。这时有位好心的同学劝他说：“革命道路多险阻，你屡遭挫折吃苦头，不如当个老百姓，安安乐乐度春秋。”李子才豪迈地回答：“男儿自有凌云志，好汉何惜抛头颅，革命这条路我走定了！”

一九三○年秋，李子才来到沔阳郑道湖，积极发展农民武装力量，同时与峰口彭国才领导的游击队密切配合，在一个晚上，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捣毁了敌人在峰口的碉堡，歼敌一个营，缴获了这个营的全部武器弹药。

随着革命力量的发展，沔阳县委迁往峰口，李子才被任命为县委秘书长。一九三一年，李子才率领游击队员去监利剅口进行军事训练。在红军指挥员的耐心指导下，通过三个月的训练，游击队的战斗力大大提高。一九三一年四月，这支游击队在段德昌的统一指挥下，进攻潜江毛家口。毛家口前面有一条河，河岸上筑有坚固的碉堡，里面有一个排的兵力，扼守通往毛家口的交通要冲，易守难攻。天一黑，游击队就向敌人发起了猛烈进攻，敌人用轻重机枪拼命扫射，使我们游击队一时难以攻上。李子才当即组织十几个人的尖刀班，由廖德桂带领，在火力的掩护下，从侧面迂回过去，一接近敌碉堡，他们把捆好的手榴弹投进去，“轰隆”一声巨响，敌人的碉堡坍塌了，机枪哑了，李子才便率领战士们猛扑上去，全歼了碉堡里的残兵和增援之敌。

正当农民运动蓬勃发展的时候，仙桃、天门、麻阳潭、彭家河等地的土豪劣绅，利用封建迷信，诱骗群众，组织了“大刀会”、“硬肚子会”（又叫“白极会”）。这些反动会道门到处活动，破坏农民运动，逮捕革命干部。彭家河的土豪姚达自称是“天下第一条好汉”，利用“硬肚子会”蒙骗不明真相的群众，为他卖命。

一九三二年二月十五日，姚达率领三百多名会徒，烧毁了彭家河农会干部的房子，扬言要“活捉赤鬼，砍头祭天地”。李子才、廖德桂奉命前往彭家河平息这股妖风，率领游击队埋伏在彭家河堤两侧的芦苇丛中。当时，上百个愚昧会徒手持刀剑，口念符咒，来到街头。顿时烟雾缭绕，纸灰纷扬，会徒们饮烈酒，吞朱砂，念符咒，高喊“天兵天将从天降，活捉赤鬼见阎王。”李子才命令队员先朝天鸣一排枪，然后向受骗群众喊话，要他们赶快回家。但有些会徒中毒很深，误认为“苍天保佑，刀拾不入”，他们挺起胸膛，露出画有八卦图的肚皮，排成方阵向前推进。这时，李子才一声令下，队员们一齐开火，谁知神灵不灵，符咒无效，子弹射穿八卦图，那些顽固会徒倒下去了，其余的会徒见势不妙，四散逃走。这次，土豪姚达被擒，愤怒的群众把他绑在峰口街头的大杨树上，砍下了头颅。

同年七月，李子才率领队伍，风餐露宿，转战天门。这里的反动武装“白扇子会”，十分猖撅。这支反革命武装是当地土劣蒙哄无知青年男女组成的。女青年一手挽篮，一手执着蒲扇，声称“枪打过来可用扇子把子弹拦落在篮里”。七月二十日，李子才带领游击队来到天门县附近，只见会徒们烧钱纸，饮符水，吞黄表，念咒语，凶神恶煞地向游击队员冲来。李子才朝天放了两枪，大声喊道：“农友们，不要受土豪劣绅的欺骗，赶快回家吧。”话音未落，会徒们在少数人的煽动下，摆开阵势继续往前冲。李子才当机立断，命令队员们开枪。这时，冲在前面的亡命会徒死的死，伤的伤，某余的纷纷夺路逃。

一九三二年五月，李子才率领游击队编入了贺龙领导的正规部队。由段德昌、彭国才指挥，攻克了天门的皂市、文家墩，歼敌精锐师一四四旅，活捉旅长韩昌俊，挫败敌四十师，摧毁了反动会道门，从而粉碎了敌人的“清剿”阴谋。

同年夏天，李子才率部转移到嘉鱼、蒲圻一带，担任嘉鱼县委书记。

一九三三年八月的一天，县挨户团长刘昌做六十大寿，刘宅高朋满坐。正当他们畅饮时，走进一个身材魁梧，戴着墨镜，绅士打扮的人，后面跟着三个卫兵。团丁见来人派头小，又带着重礼，连忙点头哈腰迎迓。“刘老爷今天万寿，县长公务缠身，不能前来祝贺，特派卑职代为祝寿。”来人一面寒暄，一面走进大院。此刻，刘昌正坐后厅，和几个绅士觥筹交错地痛饮，见大摇大摆走进四个陌生人，便问：来人有何贵干？”“他们是县长派来的。”守卫的一个团丁连忙禀告。“有公文吗？”“有！”李子才边说边掏着腰包。突然，从腰间“唰”地抽出一支手枪，对准了刘昌。李子才摘下墨镜，威严地说：“刘昌，今天是你的寿辰，也是你的末日，我代表人民，宣判你的死刑。”刘昌吓得面如土色，刚想拔腿逃跑，“叭”的一声，被结果了性命。枪声一响，埋伏在大院周围的农民自卫军冲了进来，迅速消灭了还没弄清是怎么一回事的团丁。随后，李子才带领红军，抄了刘昌的家，烧毁了土地文契，把他家的粮食全部分给了农民。

一九三四年十月，国民党军徐源泉率领所部十万兵力对沔阳戴家场（现属洪湖县）一带的革命武装进行“围剿”。在反“围剿”战斗中，李子才指挥部队与敌人展开了殊死的战斗，打退了敌人多次冲锋。傍晚，敌人向我军阵地发起全面总攻，敌人在猛烈炮火掩护下，整排整连地冲上来了。在这紧急关头，李子才接过战士手中的机枪，愤怒地扫射，敌人抛下大批尸体，败下阵去。这时李子才也负了重伤。乘敌人重新调整之机，红军开始突围，李子才不顾伤痛，指挥队伍，高喊着：“同志们，冲啊！”战士们英勇地冲了过去，故人的子弹象密集的雨点扫射过来。就在这时，身经百战、历尽千辛万苦的党的忠诚战士李子才倒在血泊里了，时年三十四岁。

烈士的鲜血，化作一朵朵鲜花的红莲花，妖娆地开在洪湖清波之上。

黎  锦  辉

(1908——1935)

 

一九二七年三月的一天，临湘县柳区李家屋门前的港坪上，人头攒动，红旗招展，口号声一阵高过一阵。原来这里聚集着一千多个贫苦农民，在愤怒地声讨无恶不作的大豪绅冯松柏。港坪的台正中一位年轻英俊的小伙子，在慷慨激昂地演说：“乡亲们，我们一年到头起早摸黑地苦做，吃没吃的，穿没穿的，生活不如牛马；而那些土豪劣绅却终日花天酒地。为什么我们总是受苦，而他们反而享福呢？其原因就是我们劳动听得的果实被那些吸血鬼侵占了！这个侵占，就是剥削，就是压迫！”这位义正词严的演说者，就是临湘柳区籍的岳群联中学生、地下共青团员黎锦辉。

黎锦辉，别名黎喜荣，化名蒋爱民，湖南临湘白羊田人。一九○八年十月十日，出生于白羊田黎家屋一户农民家庭。受父母勤耕苦做的影响，锦辉年幼就热爱劳动，从小就爱和穷苦人家的孩子交朋友，他体贴和同情穷孩子们的困难，经常用自己的零用钱和纸、笔、墨、砚周济穷朋友。他这种济贫助人的行为深得长辈们的夸赞。

锦辉七岁入私塾，他学习勤奋，才智出众。但长期“日诵诗书，暮临柳帖”的寒窗生活，却满足不了他对新知识、新生活的追求。一九二六年八月，他离开私塾而以优异成绩考入岳郡联中。这时，正值北伐战争节节胜利，岳州为北伐军所攻克之际，在革命形势的影响下，岳郡联中的师生，思想异常活跃。锦辉从进步师生中获悉了共产党的革命主张，再对照观察北兵（吴佩孚部）蹂躏百姓，社会一片混乱的现实，使他明确了自己的奋斗目标。他在一首题为《春光》的散文诗中写道：“浩浩洞庭，莺飞鱼跃；青青芳草，绿满天涯，义旗指处，风卷民间痛苦；凯歌高奏，唤起时代英雄。”寥寥数语，抒发了他对自由天地的向往和北伐胜利的赞颂，革命热情洋溢纸上。当时岳郡联中地下共青团组织的负责人曹瑛、邹之模见黎锦辉是一位政治敏感性强而又有抱负的青年，便于一九二七年三月，介绍他加入了共青团组织，并明确他负责学生自治会的宣传工作，还要他利用假日回乡协助临湘柳区农会开展工作。锦辉回到柳区后，通过和农会负责人商量，他提出了以无恶不作的冯松柏为靶子，召开批斗土豪劣绅的大会。黎锦辉在批斗大会上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讲，深刻揭露了土豪劣绅的罪恶，明确指出了穷人受苦受难的根源，迅速点燃了积压在人民心中的怒火。广大农民认清了只有组织起来，才有力量打倒土豪劣绅，消灭封建势力，才有真正翻身出头之日。

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紧接着长沙又发生了“马日事变”。一时，白色恐怖笼罩着岳阳、临湘。因此，岳郡联中被迫停办。黎锦辉按照学校共青团组织的决定，妥善处理好大批宣传资料后，便与同乡同学邓学尧一道来到武汉，考入了武昌国民革命军学兵连学习军事。锦辉在学兵连所受到的学习和训练，为他后来从事革命武装斗争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一九二八年初，黎锦辉离开学兵连，返回岳郡联中复学。是年底，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久党组织派他去长沙广雅中学预备部学习。在广雅中学学习期间，锦辉每当看见军阀何键乘车经过校门前时，他便气愤地对易鹤年、易沐清等同

乡同学说：“我将来定要杀掉这个‘何光头’。”易鹤年说“枪杆子不在你手里，怎么办？”锦辉颇有见地地说：“我们现在就是要尽快组织革命的武装，来反对国民党反动派和军阀的统治。”年方二十的黎锦辉，身在学校，心里却时刻想着革命事业和武装斗争。为了宣传发动群众，他特意搜集并编写了“姊妹们的消息”等许多宣传资料，秘密分发各地。同时，还写了许多书信，托易鹤年带给岳、临两县的同学和乡友。锦辉在书信中，深刻分析了将、冯、阎等军阀之间的尖锐矛盾，详细介绍了井岗山和长沙地区革命武装斗争的新形势，这对唤起劳苦大众起革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一九三○年五月中旬，红五军彭德怀部和红八军何坤（又名何长工）部攻克岳州。同年七月，红十六军邹之模部转战岳阳西塘和临湘柳厂一带。地下党员黎锦辉、刘正堂、徐群普、冯可安等奉命在西塘、托坝、柳厂、合盘等地开展了打击土豪劣绅和组织革命武装斗争的活动，狠狠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嚣张气焰，大大鼓舞了人民的斗志。在广泛发动群众的基础上，经中共湘北特委批准，成立了岳、临两县苏维埃政府。成立大会由何坤、邹之模主持，在西塘刘祥子屋后山上召开。大会宣布刘正堂任政府主席，黎锦辉、任景芳、徐群普、任雄、伍湘等任政府委员。苏维埃政府成立后，刘正堂、黎锦辉、徐群普等人先后在西塘、托坝等地组织了农民暴动，处决了叛变分子柳权之，并将柳权之的岳父谢钧铨（临湘县副县长）捉拿到湖北监利县白螺矶正法了。在火热的革命斗争中，黎锦辉废寝忘餐，夜以继日地工作，一心扑在农民运动和武装斗争上。现在，在柳厂、西塘、白羊田等地，凡是熟悉革命往事的人，一提起黎锦辉，都异口同声地赞誉他是个难得的革命者。都说锦辉对豪绅恨之入骨，对农民关怀备至，他思想敏锐，做事果断，为人民大众敢于出生入死，是个了不起的人。

岳、临苏维埃政权的建立和农民暴动的兴起，给地方的反

动势力以沉重的打击。但这年八月，当红军主力一撤走，反动势力又卷土重来了。他们对红色政权和革命人民进行了疯狂反扑，许多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惨遭杀害。为了避免不必要的牺牲，政府委员任景芳出走到了监利白螺矶，黎锦辉好不容易才转移到药姑山苏区参加了红军。

一九三○年八月，黎锦辉受命奔走于平江的虹桥和岳阳柘港等地，领导发动穷苦农民开展“打土豪、禁牌博、查鸦片”等革命活动。同年十一月，红军湘北独立团在平江岑川正式成立，邱训民任团长，黎锦辉负责政洽工作。此后，湘北独立团便活动在湘鄂赣边区的岳阳、临湘、崇阳、通城、修水一带。临湘的桃林镇，它既是湘鄂赣边区的交通要冲，也是沟通幕阜山与洞庭平原的重镇。可是，在这里长期盘踞着一股近四百人枪的地方挨户团武装，对我湘鄂赣边区的交通妨碍极大。挨户团头目喻大道穷凶极恶，干尽了奸淫抢劫、残杀无辜的坏事。喻大道还疯狂地反共清共，杀害了不少共产党员和工农骨干。为了救民众于水火，变交通阻隔为通途，一九三一年元月的一天，黎锦辉率领红军湘北独立团三百余人枪，从岳阳的柘港洞出发，星夜奇袭桃林镇。可事不凑巧，那晚喻大道带着众匪徒在外抢劫没有回来。面对这变化了的情况，黎锦辉当机立断派了六位红军战士把喻大道的妹妹喻六姑捉住，作为诱饵，带往柳厂方向去了。

翌日凌晨，在桃林至柳厂的大道上，急促的脚步声和杂乱的哟喝声，打破了黎明前的沉寂。挨户团队长喻大道为救妹妹喻六姑，连忙邀其弟弟喻长阶、喻凡波（均为挨户团分队长），驱赶着近四百人的团匪武装，直奔柳厂方向而来。当这长蛇似的队伍迫近车轮大港时，在前面奔跑的七个人影依稀可辨。喻大道见此好不高兴，他骑在马上连忙下令：“不准开枪，要抓活的！活捉一个共产党，赏光洋五百块！”这群乌合之众，为了讨得主子的欢心和赏赐，无不竭力向前。他们越过车轮的祠堂村，涌进了猪头冲，六男一女辨得更清了，连零乱的脚步声都听得见了。喻大道心想：追上去，既可救出妹妹，又能捉住六个共军，“立功”加官就在眼前，禁不住喜溢心中，他骑在马上挥舞着手枪，发出了阵阵狞笑。当喻大道的笑声还在山谷里回荡时，埋伏在猪头冲两旁山上的红军战士一齐冲杀下来，犹如神兵天降。匪徒们杀得人仰马翻，六十多个团匪倒下了。“喻司令”还未来得及搞清是怎么回事时，他们就成了瓮中之鳖，中了红军“牵牛进栏”之计。待喻大道清醒过来负隅顽抗时，被我红军战士一枪击毙，从马背上滚落下来。喻大道的二弟喻凡波亦被当场击毙。喻六姑见大势已去，企图跳塘自杀，也被当场处决。只有负责殿后督战的喻长阶，甩掉了亲哥胞妹，只身骑马往西塘方向逃跑了。

黎锦辉率领红军歼灭团匪喻大道的这场战斗，包括打扫战场在内，前后不到一个小时，打得巧妙，打得痛快。干净利索地消灭了这股作恶多端的敌人，缴获了长枪三百多支，短枪三十多支，子弹一万多发，手榴弹二百多枚，高头大马二匹。对此，桃林镇的人们无不拍手称快。这次用革命武装智歼反革命武装的胜利，充分显露了黎锦辉的军事才能。

不久，黎锦辉继邱训民之后，担任了红军湘北独立团团长，并奉命开赴江西的铜鼓、万载、修水一带，开辟和扩大革命根据地。一九三五年八月，黎锦辉在江西修水白沙岭的一次反“围剿”战役中，他身先士卒，英勇作战，不幸血洒沙场，壮烈牺牲，时年仅二十七岁。

梅  继  尧

(1907——1941)

 

梅继尧，字忠贻，湖南临湘县桃林中畈梅家人。一九○七年元月三日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农民家里。父亲梅顺慈，为人勤劳善良。全家八口人，因田土收入微薄，常靠帮工养家糊口。后得亲友资助，开铺做点小生意，家里略有积余。

梅继尧十岁时，进本村梅子雨的私塾学堂读书，他天资聪敏，学习用功，深得父母和老师的喜爱。十三四岁时，即能背诵五经四书的某些部分，在当地是个才华出众的少年。一九二二年春，考入本县陆城高级小学。一九二四年初，考入岳郡联立中学，一九二六年十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年低毕业于岳郡联中。

一九二六年八月，北伐军胜利进占临湘。临湘的农民运动如火如茶，席卷城乡。这时的梅继尧，年近二十，是个朝气蓬勃、壮志满怀的青年。他在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影响下，积极投入这一革命洪流。他组织家乡的同学印文件，发传单，搞演讲，为全县农民运动的迅速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斓的作用。一九二七年四月，梅继尧加入中国共产党。

正值农民运动兴起高潮之时，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政变，接着，夏斗寅于“五·一七”在宜昌叛变，临湘县团防局接到密令，纷纷反水，抢先于“马日事变”前三天，对共产党人和农会骨干十大肆屠杀。梅继尧看到许多革命志士惨遭杀害，更激起了他对国民党的仇恨。几个月后，他不顾家人劝阻，约同李舜臣等十多名青年，去南京报考军校，准备打入国民党军队内部，秘密从事革命活动。到南京后，他们的计划未能实现，只好又返回家里。

一九二八年春，梅继尧考入湖南省立一师，他一边学习，一边从事地下革命活动。一九二九年六月，岳阳湖滨中学地下党组织遭到破坏，敌人从地下挖出来的共产党员花名册上载有梅继尧的名字。当时临湘县县长孙业震获悉后，立即下令缉捕。在一师求学的梅继尧收到临湘地下党组织写来的密信后，抢在反动派下手之前，假称父亲病危，并请来在长沙警察局工作的乡友李训勤作证，向学校训育部请假回家。当时被国民党反动派控制的训育部，对梅继尧的行动已有监视，没有准假。在这危急关头，梅继尧当机立断，化装卖货郎离开了学校。在长沙火车北站，搭上了开往临湘的列车，打算回家暂避“风浪”。

反动派得知梅继尧离开一师后，一方面将在长沙警察局工作的李训勤扣押；另一方面电告临湘县警察局，要求派人到湘县境内各火车站堵截缉捕梅继尧。反动派自以为布下了天罗地网，可以从临湘很快捉住梅继尧，殊不知他早已预料到了反动派的鬼蜮伎俩。当火车行驶到离路口铺车站约三公里的地方时，梅继尧跳下了火车。由于车速较快，跳车跌脱了几颗门牙，身体几处负伤。为了摆脱敌人的追捕，他忍着伤痛，昼伏夜行，第三天就潜至白泥塘（现横铺乡坪头村）岳父张敦全家里。岳父将他藏在后山的一个石洞里养伤。

穷凶极恶的反动派，没能抓到梅继尧，恼羞成怒，除了把李训勤扣押并声言重处外，还威逼梅继尧的家属，若不交出梅继尧来，就要把他全家老少杀掉。梅继尧得知上述消息后，甚为焦虑，他知道反动派是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的。在这生死关头，梅继尧大义凛然奔赴县治陆城，义正词严地对反动派说：“我的事与他们无关。”乡友李训勤被释放了，而他却被临湘县反动派判处了五年徒刑。

当时临湘的县治陆城，与湖北的洪湖仅一江之隔。洪湖的红军，侦察到陆城监狱里关押了一批共产党员和革命骨干，随即组织力量营救。一九三○年春的一个夜晚，红军一个小分队，乘船过江，来到陆城进行武装劫狱，在当地赤卫队员曾楚恒等人的接应下，很快救出了梅继尧等一批革命志士。此后，梅继尧跟随红军来到了洪湖革命根据地，参加了红军领导的武装斗争。

一九三二年六月，国民党反动派纠集十万兵力，对洪湖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四次军事“围剿”。在反“围剿”的战斗中，梅继尧右腿中弹，负了重伤。当时由于敌众我寡，部队被迫转移，组织上便把梅继尧安置在洪湖附近一个农民家里养伤。由于反动派搜查甚严，在一个地方不能久留，只得边养伤边转移。当他转移到监利县朱河镇王福山桥时，伤口进一步恶化，生活不能自理。组织上就派人把梅的爱人张暑英接到朱河伺候他。住了一个时期，为了避免敌人的猜疑，他同爱人打扮成放牛的，骑在牛背上转移。当他悄行至白螺矶时，被叛徒发现告密，梅继尧又一次被捕。反动派将梅继尧先后押解到湖北沔阳、监利和湖南的华容、岳阳等地，最后他被关押在长沙陆军监狱。陆军监狱里一个思想较开明的头目，在与梅继尧的接触中，深为他担效国家民族的精神所感动，同时，看他才华出众，于是特意四处为梅继尧说情讨保，结果反动派只判了他十二年徒刑。

一九三三年秋，梅继尧从长沙陆军监狱转押到临湘监狱。由于伤口溃烂，生命垂危。家里得信后，连忙四处请人保释。在亲朋好友的帮助下，请出了临湘知名人士方经国、梅浩然和方永珊等人出面担保，梅继尧获得了监外就医的特许。治疗几个月后，伤势逐渐好转，但右腿终成残废，以后一直跛行。

一九三四年，梅继尧得梅浩然、方永珊两人的推荐，来到群英小学教书。这个虎口余生的青年，虽说身在学校，心却想在革命事业上。因伤未痊愈，身体虚弱，只得用教书来隐蔽自己的身份。他一面教书，一面休养身体，以等待时机。

一九三六年“西安事变”，促成了国共第二次合作。这时，在梅浩然等人担保下，临湘反动当局将梅继尧宣布释放。这年冬天，临湘县第四高级小学校长方永珊，身患重病，方推举梅继尧接替了他的校长职务。此后，梅继尧利用县四高校长这个合法身份继续秘密从事革命活动。在他的革命思想影响下，县四高不少学生萌发了对革命的向往和追求。在县四高读过书，后来投奔到延安“抗大”学习，成长为抗战时期的领导干部的李继渊、黎洪宇等一批进步青年，在报考“抗大”所填写的自传中就曾写到：“桃林四高校长梅继尧对学生的特别教育，使我们从小就知道了共产主义是为人类解放而斗争的伟大真理。”

梅继尧在秘密从事革命活动中，胆识过人，智勇双全。他特别善于抓住有利时机，利用敌人内部矛盾分化瓦解敌人。如他曾利用宗族关系，策动临湘县长王剪波部下的游击队长梅妙南、梅森富等，拉起武装，自成势力，以摆脱王翦波的控制。尽管对二梅的策动被王翦波识破，致使他俩遭杀身之祸，但策动二梅所起的作用是很大的，它不仅挑起了反动派之间狗咬狗的斗争，还引起了敌人内部惶恐不安，军心涣散。王翦波深感自己中计上当，从而认识了“二梅事件”背景的复杂性。此后，王翦波对梅继尧的疑虑增多了，但又没有借口对他下手。他知道梅继尧是个人才，也是个很难对付的对手，是争取还是除掉？王翦波的思想一度极为矛盾。

一九三九年冬，王翦波心生一计，喊来副官，要他一字一句按自己的口述，给梅继尧写了一封长信。信中提到：“当今日寇进犯，国家民族处于危亡之秋，你为我县有志之士，万望速来县府，一致图谋抗日大计，为党国效力……”信中尽是一些假仁假义和威胁利诱之言。其名是邀梅继尧到县府参加抗日工作，实则妄图把他调进虎口，严加控制。

梅继尧接到王翦波的信后，意识到了王翦波的险恶用心。经受过多年革命考验的梅继尧，此时，他不仅没有为个人安危生死而忧虑，而是为自己能得到一个有利于与王翦波展开斗争的机会感到高兴。去县府临行之前，他挥笔疾书十八个大字来勉励自己：“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梅继尧打入王翦波的巢穴后，利用接近和了解敌人的有利条件，展开了巧妙的斗争。如王翦波与其部属游击大队长李垂才有矛盾，梅继尧就利用这个矛盾，用离间之计，使王、李貌合神离，勾心斗角，从而影响到县政府和游击队领导层内部矛盾重重。

一九四一年，在国民党中统头目、教育部长陈立夫的控制下，成立了“湘鄂边区战区教育工作队”。该队名为摧毁“奴化教育”，实则进行防共监共活动。中统特务邓惠人担任队长，并创办了一个《湘北风云》的刊物，后改为《湘北边警》月刊。梅继尧通过多方努力，同共产党员李云霄（后自首）、梅重奇等人打入了“战教工作队”。邓惠人指定梅继尧为《湘北边警》刊物的主编。这样，国民党特务组织“战教工作队”便成了临湘地下党的掩护机关。

这一时期，战教队里的共产党员，经常秘密约会于县府附近一个叫炭坡的地方，名曰打麻将，实则秘密联络，发展党的组织。当时，任岳阳中心县委军委和青委的李继渊也经常来此相会。在梅继尧、李继渊等人的共同努力下，很快发展了二十多名党员。

一九四一年四月，活跃在湘鄂赣边区的地下党联络员李华调离，组织上派另一位联络员到临湘来找党组织接关系，身上带有联系临湘地下党员地址的文件。路经蒲圻时，被游击队支队长徐自然抓住，并搜出所带文件。不久，这份名单落到王翦波手里，这份名单上虽然没有梅的名字，但在这关系到党组织遭破坏、同志遭杀害的危急关头，他再一次表现出了一个共产党员无私无畏的高尚品德。他不计个人安危，立刻给梅重奇、李云霄等人写信告知情况。不幸的是，秘密信又落到了王翦波手里。王翦波立即传令，将梅继尧、梅重奇、李云霄等人全部逮捕，亲自处理。

梅继尧等人被捕后，王翦波对他们首先是严刑逼供，逼供无效，又百般利诱。其中个别经不起考验的人，竟向敌人自首了。而梅继尧、梅重奇则坚贞不屈，面对敌人的屠刀和利诱，显示出了革命者的英雄本色。

梅继尧第三次入狱后，一家老小为他牵肠挂肚。当时的县政府离梅家虽只相隔二十多华里，但由于日寇据点的封锁，国民党游击队的骚扰，一县之内，咫尺天涯，音讯不通。

梅继尧和梅重奇的妻子，为了探望亲人，结伴绕道，爬山涉水，偷越敌人的岗哨，好不容易找到了丈夫被关押的地方——黄金坑。不料，看守人员如狼似虎，说什么也不准她们夫妻见面，她们只好含着悲痛的泪水返回家乡。后来，梅的妻子在亲朋的资助下，筹集了一些光洋，买通了看守人员，才准许他们隔着铁窗相见十分钟。

梅继尧的妻子张暑英，在荷枪实弹的看守人员监视下，隔窗望着遍体鳞伤的丈夫，禁不住泪如雨下，喉咙便咽，一时什么也说不出来。在这将要生离死别的时候，梅继尧望着泪人般的妻子，抑制自己的感情，镇静地劝慰她：“暑英，你冒着生命危险，前来看我，我内心十分感激。看来，我这次被捕，是很难逃出虎口了，你快回家去，两个年幼的孩子在盼着你。今天见面，千嘱万托一件事，望你把孩子好好抚育成人！”这位为革命屡遭劫难而坚贞不屈的战士，隔着铁窗望着自己朴实善良的妻子，内心的悲痛是难以言表的。然而，十分钟很快就过去了，梅继尧再三劝妻子早点回去，注意保重身体，路上多加小心，妻子哪里肯离开。“快走！十分钟早过了。”看守人员凶神恶煞地把她撵走了。

一九四一年农历六月十五日深夜，这个为了人类的解放事业不畏艰险，曾两次身负重伤，三次锒铛入狱的共产党员梅继尧，被王翦波的心腹惨杀在大云山下八仙桥的一个山坡里，时年三十四岁。

梅继尧被害后，王翦波下令不准亲人收尸，任其抛尸露体一个多月。后来，在村里父老和亲友的帮助下，他们冒着生命危险，偷越日伪岗哨，才将已腐烂的尸体，秘密运回家乡安葬。

革命烈士的鲜血，没有白流。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中国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终于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了，烈士的遗愿实现了。解放后，临湘县人民政府为了缅怀革命先烈，在梅继尧墓前竖起了烈士墓碑，并在墓碑两边镌刻着：“浩气贯长虹，英名留人间！”

梅  重  奇

(1911——1941)

 

“驱逐日寇，还我河山。抗战救国，何罪之有？”这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临湘县委组织部长梅重奇殉难前的“自白书”。这掷地有声的话语，充分显示了一个共产党员的铮铮铁骨，给了威逼他“自白”的临湘县长王翦波之流当头一棒；而对同仇敌忾，抗日救国的革命人民则是巨大的鼓舞。

梅重奇，字福保，号雪庵。一九一一年五月十二日，出生在临湘县桃林中路畈石板咀一户农民家庭。兄弟姐妹七人，数他最小。其父梅育才，是个勤劳淳朴的庄稼人；母亲李二妈，勤纺苦做，为人慈善。由于重奇的父母勤俭治家，全家衣食尚能自给。

梅重奇的几个哥哥姐姐都没有读书，因而梅育才夫妇千方百计送“满崽”多读几年书。重奇刚满七岁，便进了私塾。十三岁考入陆城县立高级小学。十五岁进入岳郡联立中学读书。一九二七年春，北伐战争节节胜利，工农革命运动风起云涌。这时的梅重奇，刚满十六岁，在社会要变革，工农要当家的革命形势的影响下，他壮志满怀，决心要跟上时代潮流，干一番事业。他一面发奋求学，一面积极参加社会活动，每逢课余和节假日，就组织一些进步同学到大街小巷、乡村田野张贴标语，散发传单，热情宣传北伐战争的胜利和工农革命的伟大意义。在迎接北伐军的日子里，梅重奇为做宣传工作，废寝忘餐，日夜奔波，终日处在一种无比激动的情绪之中，象是感受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痛快。

一九二九年春，梅重奇考入武昌大公中学高中部，由于家境不宽，学费一度发生了困难。于是，他尽量节衣缩食，坚持

以范仲淹“断齑画粥”的精神砥砺自己，立志刻苦攻读，因而

学业成绩优良。平时，梅重奇爱看一些进步书报，思想比较活跃，政治上进步较快。他曾多次参加地下党发起的闹“学潮”运动，一次又一次地经受着革命斗争的考验。一九三○年三月，梅重奇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一九三二年，重奇在“大公”高中毕业后，党派他回临湘从事革命活动，发展党的组织。当时，正逢县立第四高级小学（设在桃林）需要教员，校长梅继尧（地下党员）就聘他当教师。在“四高”，梅重奇常以教师身份深入农村，走访学生家长，秘密地宣传共产党救国救民的主张。在“四高”任教的几年中，他同梅继尧配合工作，先后发展党员二十多人，壮大了党的组织。

一九三八年十月，日寇进犯，临湘沦陷，“四高”被迫停办。梅重奇被迫率妻携子来到离家二十多华里的大云山下的秀质屋居住。一次，他潜回老家一看，只见一个个屋场都被日寇烧成了废墟。过去人口稠密的中路畈，几乎见不到炊烟了，梅重奇触景生情，便顺手在断壁上写下了一首《回乡有感》的诗：

只道今年好，谁知苦更多。

油盐不济手，柴米费奔波；

屋焚留残壁，家倾剩破锅。

旧恨添新仇，挥戟扫强倭。

一九三九年春，临湘县当局利用桃林原“群英”和“四高”的师资力量，在大云山的石庙恢复了“群英”小学。受校长梅浩然的聘请，梅重奇到“群英”任教。石庙这个地方与詹桥接近。抗战时期，这里是商贾云集之地，对发展党的组织比较有利。梅重奇利用每周到贺畈基督教堂做礼拜的机会，常与湘鄂赣边区地下党联络员李华联络，秘密地进行革命活动。

梅重奇在群英小学担任地理教学，并兼事务主任。他在教地理课时，很注重向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一次，他在黑板上先画出全国地图，标明各地的主要矿产资源，并将被日寇侵占的国土用绿色标明，然后对学生讲：“同学们！这些美丽富饶的国土，现在都被日本鬼子侵占了。日本强盗在我国土上烧杀掳抢，无恶不作，弄得田园一片荒芜，老百姓家破人亡。同学们！对于日寇的侵略罪行，我们能够容忍吗？”梅重奇慷慨激昂的话语，有效地激发了学生们的爱国之情，同学们个个义愤填膺，有的学生还情不自禁地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还我大好河山！”这些愤怒的口号声，久久地在校区回荡。梅重奇还经常教唱抗日歌曲来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他教学生唱《义勇军进行曲》、《我们在太行山上》。这两首歌，不仅在群英小学风靡一时，而且还传唱到了校外，就是在国民党的军队里也唱开了。梅重奇还特意将《我们在太行山上》改写成《我们在大云山上》。这首歌在大云山一带唱开后，大大激发了这里的群众抗日救国的激情。

一九三九年六月，“平江惨案”发生后，临湘地下党组织也遭到了严重破坏，一些共产党员惨遭杀害。因而，地方上的

土豪劣绅又趁机嚣张起来。梅重奇面对逆转了的形势，没有灰心，更没有胆怯，而是一如既往地坚持从事革命的宣传活动。他利用各种场合，宣传本县一批共产党员，面对敌人的屠刀而坚贞不屈的英雄事迹；声讨当地一个恶霸为着一块光洋，逼死三条人命的滔天罪行。用这些活生生的事实，启发群众的觉悟，激发大家拥护和参加革命。

这年十月，一封从西北寄给临湘地下党组织的机密文件，被县长王翦波的亲信截获，信中的内容牵涉到了梅重奇，王翦波立即下令缉拿梅重奇。当时县政府有位叫李美林的职员，是梅的老表，他一得讯，就连忙跑到群英小学催梅快逃。梅重奇当夜离校出走，跑到了湖北沔阳峰口隐藏起来。王翦波听说梅已外逃，甚为恼火，但因尚未抓到梅“闹共产”的扎实把柄，也就只得将事情暂时搁下来。一九四○年春，梅重奇探知事情已告平息，又从峰口回到了家中。不久便与亲友李经文、李长柄、梅金秋等合伙在詹桥开了个杂货铺。梅重奇以经商为掩护，继续从事地下活动。王翦波知梅返乡后，便生出一个“引蛇出洞”的毒计。王假惺惺地请梅重奇出任福寿乡的乡长。梅重奇识破了王翦波的用心，婉言谢绝道：“县座的栽培之意我领受，只因我才疏学浅，不谙政务，委任乡长之职，实难从命，请曲谅之。”王翦波见梅不上圈套，就再三叮嘱梅浩然说：“暂让梅重奇在群英小学任教，你一定要注意他的行动，发现可疑之处，立即向县政府报告，否则，以包庇共产党论罪。”从此，梅重奇一边在群英小学任教，一边经营原来合股的生意。他这样作，有利于更广泛地接近群众，开展地下活动。当中共临湘县委在贺畈拓木庄召开会议后，县委书记由易沐清接替李继渊，梅重奇任县委组织部长。从此，梅重奇身负重任，开始了新的战斗。

一九四一年初，国民党中统头目、教育部长陈立夫，以摧毁奴化教育为名，建立了“湘鄂边区战区教育工作队”。中统特务邓惠人担任队长。“战教队”办有《湘北风云》刊物（后改名为《湘北边警》月刊）。面对当时复杂的社会环境，梅重奇深知，“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他与梅继尧商量后，遂邀几名地下党员一同打入了“战教队”。他们以办《湘北边警》月刊作掩护，秘密活动，使国民党的“战教队”很快变成了临湘地下党的掩护机关。

“皖南事变”发生后，根据上级疏散干部的指示，县委书记易沐清调离临湘。常驻詹桥的联络员李华也派去滇、川。梅重奇、梅继尧等仍留在临湘工作。四月份，上级派一名联络员来临湘联系工作，随身带有湘鄂赣边区特委的密件及地下党员名单。路经蒲圻时，被蒲圻国民党游击队支队长徐自然部抓获，密件和地下党员名单均落入敌手。湘鄂边区战区教育工作队蒲、咸组组长张四维获悉后，急忙将密件等交给邓惠人，邓随即写了一封密信，派人送给了王翦波。这样，梅重奇、梅继尧等人的身份暴露了。五月二十九日晚，王翦波急令王生洪带兵到岳阳案山洞捉拿梅继尧，随后又去石庙群英小学逮捕梅重奇。

梅重奇被捕后，当晚就在岳阳八仙桥邓登普家（国民党临湘县党部所在地）受审，参加审讯的王生浚、王生洪、曹应元、邓惠人等使出软硬兼施的手段，企图迫使梅重奇供出临湘地下党员名单和行动计划。尽管反动派使出种种卑劣伎俩，梅重奇却守口如瓶。第二天，王翦波亲自出马审讯，梅重奇仍是只字不吐。王生浚、王生洪在“黔驴技穷”时，对梅重奇施用了“猴子抱桩”和踩地杠等酷刑。王生浚还嘲笑他“敬酒不吃吃罚酒”。梅重奇咬紧牙关，怒斥敌人：“我是光明正大的共产党员，既不饮你们的‘敬酒’，也不害怕你们的‘罚酒’。你们这些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刽子手，今天尽管可以任意对我施用种种酷刑，但我要正告你们，你们逞凶的日子不会很长了！”王生浚、王生洪恼羞成怒，便把他的上衣脱光，用绳索捆住手脚，丢到一间猪栏里锁起来，说什么让他去好好“思过”。

当时，正值盛夏，天气酷热，满栏猪屎尿，臭气熏人，蚊子叮咬，伤处剧痛。面对种种折磨，梅重奇咬紧牙关忍受着。到了天明，敌人又进行了第三次审讯。梅重奇坚贞不屈，敌人仍是一无所获。

王翦波、王生浚见硬的不行，便打算改用封官许愿的软办法来收买梅重奇。他们经过苦心策划，将梅重奇从猪栏房转到了一间石壁房子，特意给他安放了桌椅和纸笔墨砚。王生浚满脸奸笑地对梅重奇说：“只要你好好写出‘自白书’来，我们随时都可以放你回家。”一天时间过去了，看守催梅重奇的“自白书”，梅重奇漫不经心地回答道：“你们耐心等着吧！”看守扫兴地离开了。就在敌人要梅重奇写“自白书”的头一天，他趁外孙李学钧、李学初送饭的机会，把他在群英小学经手的帐务和合伙做生意的帐目，都一一写清交给两个外孙带回了。同时还顺便捎给了外孙的爸爸经文一封信：

经文贤婿：

吾已大祸临头，必遭诛戮。今诚心告诫，河清海晏，为期不远，剪除妖孽，势在必然。汝已跻身仕林，愿遇事适可而止，不可恣意自损，而失信于民也。前寄二书，望汝传递，日后希望楷模李密，孝敬外婆大人，以慰吾心。致嘱。

愚叔丈重奇字

六月二十六日

第三天，看守又催逼梅重奇的“自白书”，他不屑一顾地对看守说：“我还要慎重考虑呀！”看守又只得悻悻地离去。看守刚刚离开，梅重奇的妻子李金秀和两个侄外孙为他送东西来了。祖孙三人看见他衣上血迹斑斑，脸上伤痕累累，双脚红肿化脓，顿时泪如雨下。这时梅重奇强忍着剧烈的伤痛，尽量抑制自己的感情对亲人们说：“你们不要过分悲伤，人总是要死的，我为国家民族利益而死，死得其所。”他还轻轻摸着大外孙学钧的头说：“你们兄弟俩要好好读书，听爸爸妈妈的话，多明白些道理。”转而又对妻子李金秀说：“望你以后好好服伺老母，照料好两个孩子，这就是我对你的希望。”说完，梅重奇将自己写给母亲的家书递到妻子手上。信中写道：

母亲大人膝下敬禀者：

儿遭此厄难毋能赡养老母，报答抚育送读之恩，却伤心为我，实感痛切。儿生不能成事，死则笑洒热血。当今国难之秋，内忧外患，好男儿岂能屈身稽颡，苟且还乡？唯以五尺之躯殉国，而酬平生之志，死则死耳！磋乎，孽难如此，又何悲哉！日后敬请保重玉体，切勿自哀，使儿不系念于黄泉也。

敬请！

福安！                         儿重奇顿首

此后，学钧、学初两兄弟每天都去石壁房前看望外祖父，给他送东西，有时还帮他传递信息。看守见两个小孩进出次数多了，也就不怎么查询了。梅重奇利用与外孙接触的机会，得以把最后的一封家信传递到了亲人手中。信中写道：

春帆、少帆二兄暨金秀贤妻：

余遭不幸，身陷囹圄，倏忽月余。二兄当终日为我忧叹，

金秀必彻夜落泪难眠，盼我早归也。

方今豺狼当道，鹰犬塞途，无辜蒙难者，不可胜数。我之所为，惟求伸正义于天下，拯生灵于涂炭，真可谓光明磊落。然此时谁敢指责弊政，图谋革故，则横加罪名，置之死地。是以二兄、贤妻勿望我生还也。

“人生自古谁无死。”大丈夫为国难捐躯，死而无憾。惟念老母年近耄耋，日薄西山，吾未尽反哺之恩，感痛殊深，望二兄尽心赡养，俾终天年。金秀体弱，楚波年幼，祈二兄秉手足之情，多予关顾。

金秀尔后茕茕孑立，形影相吊，后事可由自主，惟望竭力抚子成人，以继父志，言已尽，意未穷。搁笔涕零。

重奇亲笔

七月八日

时间过去一个多月了，王翦波、王生浚等因久久得不到梅重奇的“自白书”十分烦恼。面对这位铮铮铁骨的坚强革命战士，他们一筹莫展。最后，终于决定要对梅重奇下毒手了。一天上午，王翦波、王生浚等神气十足地来到了牢房门前。一进门，王生浚就凶神恶煞地找梅重奇要“自白书”，这时，梅重奇显得十分镇定自若，他不慌不忙地从上衣口袋里取出一张纸片来，面对王翦波等大声朗诵着：“驱逐日寇，还我河山。抗战救国，何罪之有？”朗诵完毕后，他还笑着说：“这就是我的‘自白书’!”这时，王翦波凶相毕露了，他气急败坏地对梅重奇说：“好吧，那就随你的便吧！”身为临湘“地头蛇”的王翦波，早已知道梅重奇在临湘知识界的声望。他想，若公开杀害梅重奇，肯定会遭到社会舆论的谴责。做贼心虚的王翦波，为了避开舆论，除掉他的心腹之患，他经过与王生浚、王生洪等密谋之后，决定暗杀梅重奇。

一九四一年七月二十日深夜，王翦波密令特务排的几个刽

子手，将梅重奇的双手反捆着，嘴里塞上毛巾后，从黄金坑强

拉到银家山右侧的一个叫碓水坑的地方，悄悄地将他杀害了。

当时的梅重奇，年仅三十岁。这位无产阶级的忠诚战士，表现了他坚持抗日救国的浩然正气和视死如归的革命精神。

李  继  渊

(1918——1942)

 

一九四二年，农历二月初八清晨，北风呼啸，雾霭沉沉，随着急促的犬吠声，突然“砰砰”几声枪响，临湘桃林畈上大条李家的土地庙旁，一个年轻的汉子，艰难地支撑着身子，摇晃了几下，终于倒在血泊中了。这个年轻人就是中共临湘县地下党的负责人李继渊。这个日夜为抗日救亡东奔西走的坚强战士，没有倒在日寇的屠刀下，却死在高喊“抗日救国”的临湘县长王翦波手里。李继渊为抗日救国流尽了最后滴血。

李继渊，字学炎，乳名炎化子。在抗大学习时，笔名戈利。一九一八年农历十一月初五出生在临湘县桃林大条李家一户农民家庭。其父李瑞吾，其母张氏，终年辛勤劳动，省吃俭用，三口之家，不愁衣食。

受父母勤俭美德的影响，李继渊小时爱和穷人家的孩子交朋友。逢年过节，家里给他的糖果糕点，他总要分给他的那些穷小朋友们。谁要是欺侮了他的伙伴，他就打抱不平，定要出面相助。这样，他从小就对穷人充满着同情。有年冬天，大雪封门，同村的月桂娭姆家里几天揭不开锅，李继渊知道后，娇声娇气央求父亲借点粮食给月桂娭姆，父亲面有难色，没有吭声，小继渊缠着父亲又哭又闹，直到父亲答应下来，方才破涕为笑。后来，借粮人无力偿还，他又向父亲说情免了这笔债。因而，全村人都很喜欢这孩子，长辈见了他，爱抚地摸摸他的头，亲昵地夸道：“炎化子，长得多标致，既懂事又会读书，真是个好伢子！”

李继渊读书启蒙较早，刚满六岁就进了私塾，十一岁，继渊以优异成绩考入临湘县立第四高级小学。当时，该校校长方永珊（地下党员）是李继渊的亲姐夫。永珊格外喜欢这位勤奋求学，好奇心强的小舅子，一有空就辅导他做作业，教他怎样做人和怎样从现实生活中认识社会。从姐夫的言谈中，李继渊学得了不少见识，也听到了“穷人要翻身，就要闹革命”等一些从未听到过的革命言词。当时李继渊毕竟涉世很浅，对那些深奥的革命道理，他暂时难以理解。但是，姐夫对他的革命思想的启蒙，则为他后来走向革命打下了基础。

对李继渊影响更深的，还算后来的“四高”校长梅继尧。梅是共产党员，曾在洪湖参加过保卫湘鄂西根据地的战斗，因负伤回到家乡后，受聘到“四高”任教。方永珊病故后，梅继尧继任校长。基于方、梅二人的深交关系，梅继尧十分爱抚李继渊这位少年老成的学生。经常向他讲自己的革命经历，讲共产主义是解放全人类的伟大真理，引导他树立正确的政治信仰。随着年龄和知识的增长，李继渊对社会的认识提高了，对革命的理解加深了，对共产主义的信仰也坚定起来了。一九三四年，李继渊和高小时的同窗好友杨信允（杨其光）来到岳郡联立初级中学（校址在今岳阳市）读书。这时，他已是英姿勃勃的青年了。当时的“联中”已秘密发展了地下党、团组织，师生们的思想比较活跃。节假日，李继渊与同窗好友聚会洞庭湖边，岳阳楼上，追怀“范公”“先忧后乐”的遗风，并借古喻今，抨击时政，开始显露了他出众的政治才华。

在联中“学联”进步学生的影响下，李继渊对社会、对革命的认识又进入到一个新的境界。一九三五年底，“学联”为声援北平学生举行的“一二·九”抗日救国游行示威，在“联中”也发起了轰轰烈烈的学生运动。运动中，由于对斗争的目标不够明确，李继渊参加了殴打制止“学潮”的校长而被开除了学籍。

李继渊遭受挫折后，一九三六年初来到长沙兑泽中学就读。他一面读书，一面积极寻找地下革命组织。同年四月，李继渊听说长沙育群高中是学生运动的策源地之一，他又从“兑泽”转学到“育群”学习。在“育群”，李继渊结识了一些志同道合的进步学生，并有机会读到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湘江评论》等进步书刊，从这些书刊里，李继渊开拓了视野，增长了政治知识。

随着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侵略的加剧，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慨。同年六月，李继渊等一批学生，在与长沙国民党某军官学校的一次篮球赛中，因球场抢球引起了纠纷，激进的学生将这些国民党的军官狠揍了一顿，他们把对军官主子的仇恨全部倾泄到这些家伙身上。校方对此大为震怒。为了息事，学校开除了李继渊等学生。以后，他辍学在家自学了半年。

一九三七年初，李继渊来到武汉，考入了张楚中学高中部。就学期间，李继渊积极追求革命真理的言行，很快引起了武汉“学联”的关注。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他被吸收担任了“学联”委员。

一九三七年六月的一天，李继渊在课堂上聆听了语文老师（进步人士）一次难忘的教诲，老师语重心长地说：“同学们！你们现在都是高中学生了。你们知道高中毕业意味着什么呢？我认为这是人生重大的转折点。你们有志青年走向社会后，切忌苟且偷安，随波逐流，要展翅高飞，扶摇万里，不成大器，也要做个洁身自好，排污去秽的清道夫。”老师的话激起了李继渊心中的波澜：“当今之世，靠‘子日诗云’是救不了国家的。中国之大，已经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

不久，“七·七”事变爆发，平津危急！华北危急！武汉这个中原重镇人心惶惶。

可是高楼大厦的达官贵人，依然灯红酒绿，觥筹交错；而街头巷尾，流荡乞讨的穷人，却在死亡线上挣扎，这真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面对不平的社会现实，李继渊极为愤懑！觉得这种社会已是病入膏肓，必须从根本上加以改造，仅有拳拳爱国之心还无济于事，而是到了为国家为民族切切实实做一点事情的时候了。

芦沟桥事变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向全国人民发表了《为日军进攻芦沟桥的抗战宣言》。在全国人民一致要求抗日的强大压力下，国民党被迫接受团结抗日一事，轰动了武汉三镇。武汉很快掀起了抗日救亡的热潮。身为“学联”委员的李继渊积极投身到了这一热潮之中。他和杨信允一道参加了学校组织的抗日救亡宣传团的工作。李继渊一颗炽热的爱国之心为抗日救亡燃烧着。他浑身是劲，废寝忘食。他每唱一遍《松花江上》，就激动得痛哭失声，每唱一次《义勇军进行曲》，又觉得增添了无穷的力量。李继渊在“抗日救亡宣传团”的工作中作出了显著成绩。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李继渊与杨信允由武汉青年救国会负责人杨学成介绍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再由武汉办事处转西安办事处，最后去延安，进入抗日军政大学（第五期）学习。他和杨信允同在第三大队某中队。延安是当时抗日的大本营，这里到处充满生机和活力。当时，李继渊对周围的一切都感到新鲜。在抗大他如饥似渴地学习了毛主席的《论持久战》、《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等著作，学习了游击战、运动战等战略战术，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大大提高和充实了自己。由于他上进心强，学习成绩优异，一九三八年四月，由中队指导员李呈瑞介绍，他同杨信允一道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一九三八年七月，李继渊同杨信允在抗大结业后，由党组织输送到中共中央马列主义学校（即中共中央党校）学习。在这里，他比较系统地学习了马列主义原理、中共党史和毛泽东的许多重要著作。系统的理论学习，使他的胸怀更开阔，站得更高，看得更远了。

一九三九年一月，李继渊和杨信允在中央党校结业后，组织上打算分配他们到一二九师工作。杨信允同意去一二九师，李继渊则要求回湖南，他说：“我是湖南人，愿回家乡工作。”于是，李继渊经由西南局湖南省委介绍到湘鄂赣边区特委，由特委委派到岳阳中心县委，任中心县委军委、青委兼任临湘县委书记。这时，李继渊已是重任在身的党的地方负责人了，他深知自己肩上担子的分量。为了抓紧时间工作，李继渊途经长沙时，不顾旅途劳累，就趁机去小吴门北墙湾临湘同学会，访晤杨瑶伯、吴璜仲等同学好友。跟老同学一见面，就滔滔不绝地讲延安，讲抗大，讲抗日的形势。从多方面开拓他们的视野，启发他们对抗日救国的责任感。会见后，李继渊还特地把杨、吴等人带到长沙吉祥巷二十号谒见了革命老人徐特立，请徐老介绍他们去延安，后因故未能成行。

李继渊风尘仆仆回到临湘后，立即领导开展了抗日救亡工作，他以学生身份作掩护，写抗日标语，教抗日歌曲，组织学生演戏，开展多种形式的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在群众集会上，李继渊义正词严地揭露日寇惨无人道的“三光”政策，痛斥日本强盗烧杀掳掠的种种暴行，他慷慨陈词，句句打动人心。在宣传中，他把一般号召同个别串连结合起来，广泛深入地宣传抗日救国的意义，使普通老百姓都明白只有救国，才能保家；只有团结抗战，才能驱逐日寇。李继渊为宣传抗日，东奔西走，废寝忘食，他眼熬红了，人拖瘦了，在临湘桃林、白羊、贺畈、詹桥等许多乡村，到处都留下了他的足迹。“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把日寇从中国土地上赶出去！”一时成了这些地方广大群众共同的呼声。不少的人，还自动捐献各种物资，支援前方抗日将士。在广泛发动群众的同时，李继渊还特地征得驻在岳阳大云塅一带的国民党八十二师的赞同，在大云塅举办了有非沦陷区的乡、保长和部分失学青年（有的是地下党员）参加的战时训练班。他亲自为训练班讲解《论持久战》和游击战的战略战术。李继渊举办训练班之举，得到了八十二师主张抗日将士们的热情支持，但却惹怒了反共的临湘县长王翦波。王翦波出自他的邪恶用心，早就把为抗日救国而奔波的李继渊视为眼中钉。现在眼看着李继渊与八十二师拉起了关系，而且影响日益扩大，自然恼羞成怒。但如何对付李继渊，王翦波又感到左右为难，阻止他吧，师出无名。何况八十二师也不买他王某的帐；不阻止吧，自己的下属乡、保长竟被李继渊召去听讲共产党的《论持久战》。这真使他心里矛盾重重，哭脸假装笑脸。王翦波明里忍受着这口气，心里却在咬牙切齿：“好个李继渊，我们骑驴看唱本，走着瞧吧！”

李继渊在领导开展抗日救国的宣传工作中，还从临湘组织了一批知识青年去延安抗大。王翦波了解这个信息后，派人从途中将去延安的青年挡了回来。这时王翦波的行动，已证明他撕下了抗日救亡的假面具，露出了积极反共，阻止抗日的真相来了。李继渊及时掌握了王翦波的行动变化，面对王翦波这个“临湘太上皇”，李继渊没有表现出丝毫的胆怯和畏惧，而是运用组织的力量同他展开了隐蔽而巧妙的斗争。

李继渊同岳阳中心县委成员杨乐如、临湘县委成员易鹤鸣、梅重奇及梅继尧等人，以各种合法身份为掩护，利用黑夜雨天，秘密联络和发展党员。并指派一些党员用单线联系，打入敌人内部。如梅继尧、梅重奇、李云霄等人打入了“湘鄂边区战区教育工作队”。李继渊则深入到沦陷区桃林周围，以大条李家为据点，秘密发展党员，全县地下党的活动扎扎实实地开展起来了。到一九三九年，临湘的共产党员已发展到一百三十多人，建立了三个地下区委和十一个支部。是年，由李继渊主持，在贺畈拓木庄召开了县委扩大会议，改选了县委领导班子。易鹤鸣任县委书记，梅重奇任组织部长，李云霄（后自首）任宣传部长，李继渊继续任岳阳中心县委的军委和青委，他作为中心县委成员，留在临湘指导工作。

一九三九年六月，“平江惨案”发生后，湘鄂赣特委下达了关于疏散和隐蔽干部的指示。岳阳中心县委根据上级指示作出了决定，李继渊在临湘“闹红”了，已被敌特严密监视，应迅速转移到新四军去工作。其实，李继渊早就意识到了前进道路上的艰险。如临湘“三青团”曾几次要下他的毒手，幸得群众及时报信，并帮助掩护隐蔽，才得以脱险。到了一九四二年，斗争形势更加恶化，为避实就虚，同年二月，李继渊以去长沙治病为名，打算就此转往新四军。当时，临湘知识青年吴淑辉在李的教育影响下，决心参加革命，要求随行。李继渊以学生打扮与吴淑辉行至白羊田，被军统特务刘仁夫尾随，并告知当地国民党驻军将李、吴阻拦。刘仁夫见了李继渊奸笑着说：“李先生！耽误一会，请一同去黄金坑一趟，王县长有请。”李继渊毫不犹豫地说：“去见见王县长可以。”回头对吴淑辉说：“你先走一步，一路保重，我们在长沙相见。”李继渊到了黄金坑和王翦波寒暄了几句之后，王翦波假惺惺地夸讲李继渊年轻有为，在临湘抗日宣传有功，亲自送他走出县府大门。王翦波还心怀叵测地嘱咐道：“我看抗日宣传工作需要你，你就不必去别处了！”李继渊掂量了王翦波这句话的分量，他决定先回家一趟，再设法出走。

李继渊返回桃林大条李家不久，一个在王翦波手下当差多年名叫李垂满的人，听说王翦波要下李继渊的毒手，不忍看着这个年轻有为的青年无辜受害，便冒着生命危险，旋即报信给吴八珍，要吴转告李继渊马上离家出走。吴八珍连夜赶到李家，而李纵渊那晚却没有回家，原来，机警的李继渊，已经从王翦波的“嘱咐”里洞察到了他的险恶用心，他离开黄金坑后，当晚没有直接回到家里，暂借宿在附近一个熟人家里。待到次日凌晨，见大条李家没有什么动静，他才悄悄的潜回家中，在自己的卧室内抓紧收拾处理文件。不一会，李继渊的母亲惊慌地向他报信：“都说村前不知来了什么兵！”当时李继渊断定，“一定是王翦波派来的特务。”尽管情况十分危险，李继渊却从容镇定地对母亲说：“你老人家不必害怕，我自有办法对付，您多保重！”说完，他跑出家门，打算拐过土地庙，藏到别人家里。可是，当他刚跑至土地庙前时，就被隐蔽在庙旁的特务开枪杀害了。年仅二十四岁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李继渊，为革命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易  沐  清

(1913——1942)

 

易沐清，字尚沅，又名鹤鸣，一九一三年九月十六日，出生于湖南临湘县柳区陈家塅（今临湘县长塘乡胡万村）一个染匠家里。他一九三六年投身革命，一九三八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临湘县委组织部长、县委书记等职。一九四二年三月被捕。同年七月二十日，被国民党临湘县长王翦波枪杀在岳阳羊楼洞，牺牲时年仅二十九岁。

易沐清的父亲易照贤，家有水田五十多亩，兼开染坊，家庭殷实，人称“易大户”。这为易沐清长期读书，提供了条件。他十六岁毕业于柳区合盘寺高小，一九三○年又考入办在岳州的湖南省第三联合初级中学。这时，他开始接近一些思想激进的学生，加深了对“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思想的理解。一九三三年毕业后，投考省立一中落第，便辍学在家。

易沐清的母亲潘氏，心地纯良，乐善好施。易沐清从小受这种美德的熏陶，他从不对佃户、长工耍威风，摆架子，而经常对他们笑脸相迎，嘘寒问暖。就在易沐清辍学回家的这年冬天，有一次，父亲打发他去刘公坡一个布贩子家讨债，他见到布贩子家一贫如洗，不忍心提及讨债一事，只寒暄了几句，便起身告辞了。回到家里，易沐清装着难堪的样子对父亲说：“钱是如数讨到了，不知怎么在路上给遗失掉了。”爱钱如命的父亲一听，大发脾气，狠狠地骂了他一顿。易沐清虽然挨了父亲的骂，但他内心却有一种快慰感。这事被布贩子获悉后，感激不已，请来教书先生用白布条写下“救命恩人，终身难忘”，悄悄地送给易沐清。此事至今，还传为美谈。

易沐清同情和救济穷人，固然难能可贵，但这样的施舍还是十分有限的，即使再怎么样，也不能从根本上改变穷人的处境和命运。为什么“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穷的根源何在？易沐清常常陷入冥思苦想。正在这时，岳、临地区的地下党员杨贞浓（杨锐）、杜先正来到了陈家塅。杨、杜二人同沐清往来甚密，接触频繁，他们忧世伤时的思想和言论，启开了易沐清的心扉。他对社会现实的认识深刻多了，开始萌发了改造社会的愿望。一九三五年七月，易沐清由杨、杜二人介绍，认识了中共地下党员、永美乡乡长彭庆昭。彭庆昭将易沐清推荐到岳阳五区一高连云校任教员。这期间，在同易沐清接触的过程中，彭庆昭发现他正义感强，志向远大，有爱民报国的抱负，便进一步从政治上启发他，诱导他阅读《共产党宣言》、《通俗资本论》、《社会进化论》等进步书籍，他开始懂得了什么是阶级和阶级斗争，懂得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进一步加深了对内忧外患的现实社会的认识。他明白了穷人之所以穷，是由于不合理的社会制度造成的，是因为政权没有掌握在人民自己手里。

一九三五年暑假，中共地下党员杨乐如（连云校负责人）在临湘白羊田的和尚庙里办了一个补习班。名为补习班，实为发展共产党员的讲习班。参加的有十余人，易沐清便在其中。杨乐如在补习班上主讲《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浅谈》等课，这对易沐清的启发不小，更坚定了他参加革命的信念。

易沐清对社会本质的认识，在他给表侄取名“光亚”时，略见一斑。那天，易沐清意味深长地当着很多前来贺喜的宾朋侃侃而谈：“我们中国雄踞在亚洲的东方，最先接受太阳的光辉，中国本应是光明的。然而，现在的中国却是黑暗的，我坚信黑暗只是暂时的，将来的中国定会见到光明，成为亚洲的明珠。”这一席话，语惊四座，大家说：“易老师真会取名字，既好听，含义又深。”

一九三六年春，杨乐如打算派易沐清去延安学习，后因故

未能成行，杨乐如便指派易沐清在岳、临毗邻地区开展党的地下工作，至此，易沐清正式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一九三六年秋，易沐清受聘为岳阳永美乡事务员。在该乡乡长彭庆昭的培养下，易沐清虽然初出茅庐，但办事胆大心细、公正，做了许多有益于劳苦大众的工作。易沐清同长工们过从甚密，经常同他们一起交友谈心，给他们讲形势，灌输爱国思想。长工们深有感慨地说：“沐清到底是读书人，又明事理，又亲近人，同他接近，我们就心里亮堂，心里踏实。”

一九三八年二月，易沐清由彭庆昭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这年四月，组织上调他去湘鄂赣边区特委举办的训练班学习。结业后，一回到临湘，便在白羊田柏梓山开展建党工作。他租赁一间民房，在艰苦条件下开展活动。易有时在家阅读书刊，书写材料，让其妻柳雪玉坐在门口望风，一有动静，就敲门三下，易就将文卷暗藏在活动的天花板上面。他就是这样一次又

一次地避人耳目，秘密开展工作。

一九三八年五月，在白色恐怖一下，易沐清通过慎重物色考察，在东冲易家发展了易东明、刘美仁等为共产党员，并送给易东明《教育原理》、《白浪滔天的太平洋问题》、《中国殖

民地半殖民地》等进步书籍。

一九三九年，易沐清到草鞋岭、低堰易家、柏梓山等一带发展党的组织。他头戴礼帽，身着长袍，扮成游学先生，先后到低堰小学、上塘小学、东冲小学以听课、查作业为掩护，与教师谈心，秘密地发展党员共五十余人。这时，组织上将岳临边界原属岳阳县委领导的一部分党员，也划归临湘党组织领导。

一九三九年初，在上级党组织的领导下，中共临湘县委正式成立。李继渊任县委书记，易沐清任县委组织部长。五月，中共临湘县委召开了“拓木庄会议”，改选了县委。改选后，易沐清任中共临湘县委书记兼县工作团主任，李继渊则继续担任岳阳中心县委的军委和青委，作为中心县委成员，仍留在临湘指导工作，梅重奇任县委组织部长，李云霄任县委宣传部长。中共临湘县委下辖东冲、沙塅、桃林三个区委会，共十一个党支部。地下党组织的壮大发展，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恐惧和仇恨。“平江惨案”发生后，临湘地下党的活动不得不更加隐蔽，地下党员处于疏散状态。

一九四○年九月，易沐清主持召开了“柏梓山会议”。会议决定输送一批青年去延安学习。

十月，国民党第九战区派出特务潘廷干到湘鄂边区战区教育工作队来搜查所谓“共产党嫌疑犯”，闹得乌烟瘴气，鸡犬不宁。一九四一年元月，岳阳连云校一些教员（地下党员）先后被害，血雨腥风殃及临湘。为了保存党的力量，杨乐如、杨贞浓、郭超等在党组织的安排下，相继去了延安。

同年二月，易沐清在抬头沅梅重奇家主持召开县委紧急会议。会议决定：一、隐蔽骨干，保存实力，暂停发展组织，避免不必要的牺牲；二、派地下党员梅继尧、易文根打入国民党湘鄂边区战区教育工作队内部，以便侦探敌情，牵制敌人，更好地开展工作。

当时，由于国民党顽固派积极反共，消极抗日，日本帝国主义集中力量对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实行“三光”政策，致使临湘地下党活动处于严重困境，组织上为使易沐清避免意外，指示他暂离临湘。三月，易沐清在离开临湘前夕，为了使党组织有领导地继续开展活动，特地把这里的地下党组织和十三个联络点委托给刘美仁（地下党员，东冲支部负责人）负责。

易沐清接上级指示赶到长沙，不料刚脱虎穴，又入狼窝。易在长沙还未立稳脚跟，第九战区第四挺进纵队司令兼临湘县长王翦波的通缉令就发到了长沙，易沐清不幸被捕下狱。幸蒙

关押易沐清的长沙岳、临监狱署的署长易雁秋，念同族关系将易沐清暗释，嘱其速离长沙，易沐清飞出牢笼后，跑到武冈竹篙塘国立十一中，找到在该校教书的兄长易鹤年处避难。不久，临湘地下党组织被破坏，县委工作团的梅继尧及县委组织部长梅重奇均先后蒙难，易文根等三十多名地下党员，也相继被捕入狱。对于易沐清，敌人也正在加紧追捕。

一九四二年三月，由于叛徒告密，易沐清终于不幸落入敌手。在狱中，尽管敌人用尽酷刑，他仍守口如瓶。王翦波见硬的不行来软的，用官职、金钱来引诱他。易沐清横眉冷对，怒斥敌人：“要钱，我家称得上是殷实富户，不稀罕；要官，当今之世，有钱也可以买官做，何足道？我易某革命，一不图钱财，二不图官爵。你们不要打错了算盘。”王翦波气急败坏，对易沐清重施淫威，将他颈项用一根折叠成半圆的粗铁丝套住，铁丝约四尺长，铁丝上套一根约四尺长的竹筒，一端抵住易的颈项，一端将铁丝栓在木桩上，使之无法动弹。然而，易沐清依然一声不吭，巍如泰山。王翦波一计不成，又生一计，强逼易的母亲探监劝降，当母亲看到儿子被敌人折磨得遍体鳞伤时，便哭倒在地。易沐清顽强地抑制着感情的冲动，对母亲说：“儿子是为拯救穷人而受刑的，您不必太难过。儿死后，只求您把我的孩子抚养大，接着做我未竟的事业，等黎明到来的时候，祭我一杯酒。”母子二人洒泪而别。易沐清在“自白”书上，饱醮浓墨，写下了李清照的诗句：“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凛然正气。

敌人黔驴技穷，终于下了毒手。一九四二年七月二十日的夜晚，易沐清被秘密押解到岳阳羊楼洞，在那里壮烈就义。

易沐清，这位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共临湘县委书记，虽然倒下了，但他浩气长存，烈士的英名与日月齐辉，同山河比寿。

一九四九年，亚洲的东方迎来了光明，烈士的遗愿实现了。临湘解放后，中共临湘县委的主要负责人陈继昌、季青等曾特地来到易沐清烈士墓前，鸣炮祭奠，告慰忠魂。

一九五○年春节，临湘县人民政府，赠给烈士家属光荣匾一块，上书：

烈士千古不朽，

家属万代光荣！

沈  凤  楼

(1933——1958)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在青藏高原呼啸的北风声中，一位优秀的共产党员，壮烈牺牲在西藏叛匪的枪弹下。他，就是中共西藏山南分工委（地委）农村工作部部长沈凤楼同志，时年二十五岁。

一九三三年五月十六日，沈凤楼出生于临湘聂市镇卢家门（今羊楼司石壁村）。其父母因在卢家门租种陈姓庄田，生他时，故取名“楼”（与“卢”谐音）；因系长子，故又称“凤”，合为“凤楼”。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在中华民族这块古老的国土上，乌云漫天，豺狼当道，人民灾难深重。他父亲沈德文佃种庄田，但租税繁重，全家六口总是衣不蔽体，食不饱腹。一九四一年，八岁的凤楼，在亲朋的资助下，被送进引水私塾启蒙。他从小就有见识，记忆过人，所读书籍，均能背诵。他先后在苦竹坳、孙家冲等私塾学堂读了五年，对于“四书”、《五经》之类的古书，有领悟，尤其是写得一笔好字，因此，深受老师和同学的称赞。凤楼十岁那年，私塾张雄辉先生问他：“什么是汉奸？”他随口对答：“替日寇办事的人，谓之汉奸。”可见他小时即能分清敌我，明辨是非。一九四六年，他考入羊楼司水田观中心国民小学六年级。期末，沈召叶先生对他的评语是：“勤学好问，品学兼优，天资聪颖。今日如此奋发求学，明天必是人杰者也。”一九四七年元月，凤楼小学毕业时参加全县会考，获第二名。二月临湘中学招生，他以第四名的优良成绩被取录。他在校刻苦攻读，酷爱文学，深受王安石改革精神的影响，从小形成了刚毅勇敢的性格，为他后来工作期间无私无畏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有这样一个故事：

他家附近有个地主，养犬伤人，当地群众恨之入骨，但敢怒而不敢言。一九四八年冬天，凤楼例假回家，约了几个穷孩子，打死了恶狗。地主倚仗权势，硬逼着凤楼的父亲要他赔偿光洋十元。凤楼很有胆识，当场拒绝。后来，他串通了族里几个主持正义的人和附近几个同学，并约定，如果地主再上门要钱，大家都拢场评理。一天，地主果然又找上门来，并扬言：“不给钱，就给猪，不给猪，就找保长去！”凤楼据理驳斥，说：“一条普通狗（并非猎狗）值多少钱？你家的狗，两年多来伤了十几个人，该补多少汤药钱？两相比较，你还要拿钱出来，更何况我是代表父老伯叔的心意打狗的。”在场评理和看热闹的人都说凤楼说得有理，不该赔钱。这个地主在舆论的压力下，只好悻悻而去。这次凤楼初露头角，就显示了出众的胆略。

还有一个故事：

一个大雪天，有个孩子冻得浑身发抖，他当即脱下身上打了多处补丁的棉背心给那孩子。当时，一个姓陈的老头问他：“凤楼呀！大雪天你为什么把衣服脱给别人穿呢？”他爽朗地说：“古人说得好，‘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如今穷人有难，也应该大家相助嘛！”老人听了频频点头，深有感受地说：“好孩子，你长大了一定是个人才。”

一九四九年七月，临湘解放。这年下期，沈凤楼辍学参加了工作，在本区协助秋征。后得同学相告，湖北沔阳襄南公学招生，他即欣然前往应考，被取录。次年五月毕业，组织上分配他到石首县八家乡搞土改，任工作组长。在共产党阳光雨露的哺育下，他迅速成长为一个坚强的革命干部。一九五○年十月，组织上批准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十二月，他调到秀林区委会，先后任组织干事、区委副书记和区委书记。在秀林区期间，大部分时间在农村蹲点。他平易近人，坚持“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受到群众热爱。一九五二年，这个区的粮油棉大幅度增产，人人都夸他是秀林区的“好书记”。一九五三年底，县委调他任农村工作部长。

一九五四年夏，洪水暴涨，长江大堤告急。此时，沈凤楼大病尚未痊愈，为了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他一次又一次向县委领导要求，上抗洪第一线。火一般的热情感动了领导，县委把抗洪抢险的任务交给了他。十多个日日夜夜，哪里有险情，哪里就有他高亢的呼喊声。他的眼红了，脸黑了，人瘦了，大堤却添高了，加固了，大堤内的千百万财产保住了。

汛期过后，上级提升他为石首县县委书记。凤楼当了“官”，却没有一点“官气”。下乡到哪里，就在哪里参加劳动。二十挂零的凤楼，双手就结了“老茧”。有人送他一首打油诗：“书记沈凤楼，提刀又荷锄；人是小伙子，手脚象老头。”这首诗道出了石首人民的心声，也道出了石首人民对沈凤楼的热爱之情。几年时间，他跑遍了石首的山山水水，边远村落。

有一次，沈凤楼回家省亲，第二天开始访贫问苦。他同小时的朋友老五哥回忆起昔日打狗的情景，妙趣横生，兴致盎然。他见老五哥爱人生病，便出钱给她治病。有个不法地主分子见他回家，点头哈腰地来看他，他气愤地斥责道：“你来干什么？过去我家揭不开锅盖，你又不来看我，快走，快走！”群众说：“凤楼地位变了，为人却没有变，对我们还是热呼呼的。”

一九五六年，党要选派一批年轻有为的干部到西藏去工作，他立刻动员爱人一起报了名。年迈的母亲得知他去西藏的消息，眼泪夺眶而出，父亲坐在一旁默不作声。他理解父母的心情，劝慰说：“我不能只图自己翻身，就忘记了西藏人民的痛苦。西藏人民多么盼望内地的干部去工作啊！两老的儿子是党的人，就应该听党的话，到党需要的地方去。”父母终于被他掷地有声的话语所感动，并说：“为了西藏人民的幸福，党叫你们去，你们就去吧！”第三天，凤楼把刚刚生下只五个月的婴儿交给父母亲，就告别了家乡，一路艰辛，来到了祖国西南边陲——西藏山南。

在西藏，沈凤楼被委任山南工委（地委）农村工作部部长。初去山南，人地生疏，语言不通，生活不适应。为了适应工作的需要，他学会了骑马，学会了说藏话，学会了吃糌粑。他曾多次带着翻择到穷结、隆子、泽当等县作社会调查，了解藏族人民的生活习惯、风土人情，以及各阶层的社会情况。当时，西藏还是奴隶制社会，无论搞什么工作，都要经过当地领导同意方可进行。搞调查，还只能说是给群众“放农贷”，否则就得不到他们的允许。一次他在泽当县温庄村住了三个月，他东奔西走，问苦访贫，克服了重重困难，终于摸清了情况，写出了《农奴制度下的温庄》的长篇调查报告，为党制订政策提供了具体的依据。

一九五七年八月，中央认为西藏改革的条件尚未成熟，决定大部分县以上干部回内地学习。沈凤楼被安排在重庆中央第七中级党校学习，在同校学员中，他是最年轻的一个。学习时，他非常认真，对于马列主义的原理，务必要把它弄懂弄透为止。结业时他成绩优异，受到党组织的嘉奖，荣获“学习模范”称号和中央赴藏代表团赠送的“班禅额尔德尼在首都并参观祖国各地”的纪念品。

一九五八年六月二十七日，他爱人在成都生下第二个孩子，他忙于学习，直至八月学习结业后才回成都。他谈到仍回西藏的事，爱人欣然应允，又将孩子送回湖南父母身边，代为抚养。回成都后，他随即和学员们一道重返西藏。

九月中旬，沈凤楼与学员们在返藏途中，火车行至青海峡东车站，凤楼因故在这里停留了一段时期，才换乘汽车去拉萨。十二月中旬，西藏风云突变，叛匪活动猖撅。凤楼认识到，越是情况复杂，越是需要去做工作，他决心要在元旦前赶回山南。军区领导鉴于当时的特殊情况，抽派一个连的兵力护送他们回山南。二十八日清早，十多辆军车从拉萨出发，车队驶近曲北桥，山势险峻的贡嘎山（属山南管辖）就耸立在眼前，车子过桥后，为了防止意外，带队营长命令侦察班上山搜查。由于山势高大，叛匪隐藏秘密，一时没有发现敌人的形迹和可疑之处。车队行进不久，叛匪凭着优越的地势，居高临下，发动突然袭击。凤楼与司机未来得及隐蔽，便双双中弹牺牲。战斗打响，我军奋力还击，终因山势险峻，进不可攻，退不可守，伤亡惨重。山南军分区闻讯，立即派了一营兵力前来接应，在藏族向导的指引一下，抄小路迂回包围，才全歼了这股匪徒。

沈凤楼短暂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奋斗的一生。他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始终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高于一切的位置上。入藏以后，他深入调查研究，改革耕作制度，提高生产技术，改良谷物品种……为藏族人民发展农业生产，作出了重要贡献，不愧为我党忠诚的革命战士。

沈凤楼虽死犹生，浩气长存。其光辉业绩，在拉萨的烈士陵园中永放异彩；在藏族人民的心坎上，世代流传。

许  爱  国

(1953——1979)

 

在我们伟大祖国这块辽阔的土地上，几千年来，涌现出无数的英雄豪杰。在对越自卫反击战中英勇捐躯的许爱国就是其中的一个。他虽然只有二十六个春秋的生活里程，但他那为了维护祖国的尊严，为了保护人民的幸福而血洒疆场的精禅，却永远闪耀着灿烂的光辉。

许爱国，曾名许初生，是湖南临湘县源潭镇新源村人，原籍岳阳毛田白药乡。他一九五三年冬月初一出生于一户农民家里。一生下来，就沐浴着党的阳光雨露，健康地成长。刚七岁就背着书包上学了。在学校里，他是个活泼可爱的孩子，董存瑞、黄继光等英雄的光辉事迹，他最爱听，而且无限向往。平时，他和小伙伴一起做游戏的时候，总爱把自己扮成英雄，奋勇杀“敌”。他经常说：“我爱我的妈妈，更爱我们的祖国，长大以后一定为人民为祖国多作贡献。”精心育人的老师根据他的思想表现便给他改了一个名字，叫“爱国”。

许爱国在学校里很听话，读书用功，成绩优良。十一岁那年，因为家里人多劳少，经济困难，只念完五年级就辍学了。许爱国的原籍岳阳毛田，山区人多田少，因此，一九六七年，全家便迁来田多地广的临湘源潭新源村。他的父亲许庆安是个忠厚正直人，来新源不久，就被群众选为生产队的保管员，后来又当上了生产队长。许庆安热爱集体，勤恳工作，对青年时

代的爱国有很大的影响，使他自小养成了吃苦耐劳、公而忘私的品德。一九六八年，年仅十五岁的许爱国被选为新源村的民兵排长，成为村里青年的带头人。源潭新源村濒临黄盖湖，地势低洼。每到江水上涨，湖水横溢的季节，湖区人民就投入紧张的防汛抢险战斗。每年上半年讯期一到，许爱国就带领民兵不分昼夜奋战在防汛抢险工地上。在防汛战斗中，他身先士卒，不顾个人安危，顶狂风，冒骤雨，泥里来，水里去，赢得了群众的信任，多次受到县防汛指挥部的表扬，被评为模范民兵排长。一九六九年秋，他因成绩突出，精明能干，被选为公社武装基干民兵排长。这年冬季征兵工作一开始，许爱国就立即申请服役，但因年龄不够未获批准。

一九七○年冬，征兵工作又开始了。许爱国按捺不住保卫祖国的激动心情，第一个报了名。这次，他虚报一岁，刚好补足十八岁。公社党委知道他的底细，说要研究后再看。爱国急坏了，连忙恳切而又风趣地对征兵办的负责同志说：“您看我姓许名爱国，是基干民兵排长，带头参军不是应该的吗？”公社党委和部队派来接兵的同志被他的爱国热情深深感动，就破格批准了他入伍。

许爱国一九七○年底入伍，起初分配在广州军区某师372团三营九连当战士。一九七一年六月，调到师部所属的团部教导队当班长。一九七一年八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七二年，调到广州军区警卫营工作。七个月后又调到四十二军教导团学习。一九七三年，回连队任排长。一九七五年，他所率领的二排被评为全师军训先进排。一九七六年，许爱国被提升为七连连长，兼任党支部副书记。一个农民的孩子，一个小学毕业的青年，终于在人民解放军这座大熔炉里炼成了一块钢。

一九七六年七月，许爱国回家探亲，到家的第二天，听说公社武装民兵正在集训，就主动去公社武装部，协助他们制订训练计划，辅导民兵学习政治，给民兵上军事技术课。半个月的探亲假，就这样度过去了。民兵们编了一首顺口溜称赞他说：“爱国有颗鲜红的心，全心全意干革命。探亲假里不休息，协助地方搞军训。一身尘土一身汗，言传身教真耐心。”

许爱国在部队里工作极端负责，任务完成得好。一九七七年，他率领部队到广东潼湖农场执行军农生产任务，既要开展军训，又要进行农业生产，真够忙呀！同时生活条件不够好，少数战士闹情绪。许爱国一方面对战士们进行思想教育，一方面与战士同艰共苦，以普通一兵的身份给战士们示范。由于劳累过度，不久病倒了，被送进医院。一向闲不住的许爱国，终日躺在病床上，这对他来说，简直是一种折磨。因此，住院不到三天，病情稍有好转时，他便找医师霸蛮出了医院，又和战士们一起参加训练和生产去了。在他的影响下，全连战士同心同德，艰苦奋斗，连续两年出色地完成了生产和军训任务，而且军训成绩在全团名列前茅。

一九七八年六月，许爱国因臀部生毒瘤，又住进了医院，并做了切割手术，四个月后才出院。住院期间他一直没有把这个情况告诉家里。后来，他爱人侧面得知爱国患病的情况，便赶来部队看望他。恰巧这时，许爱国所在的部队正奉命开往广西接受临战训练，夫妻两个千里迢迢相见，仅在一起吃了顿午饭就分手了。

一九七九年二月十六日，我广西、云南边防部队奉命给背信弃义，屡屡进犯我国的越南军以严厉惩罚。许爱国所在团打穿插狙击，任务十分艰巨。二月十八日上午，许爱国奉命率连队由下东关穿插前进。敌军为了阻挡我军攻势，炸毁了水库，水库下面的田野、道路顿时一片汪洋。许爱国带领战士在齐大腿深的烂泥中手拉手艰难地前进，不时还要指挥部队还击企图拦截的小股越军。二月二十二日，许爱国所在团奉命攻打光头山。光头山是水口关通往高平的咽喉，战略位置十分重要。光头山平地拔起，其前方约八百米处有一小高地，寸草不生，山脚周围四百米地方是一片荒坪，荒坪外边是一片稻田。通往高平的公路从稻田中横穿而过。这些地方都在光头山上的敌人的火力控制之下。一八八五年中法谅山之役，法军猛攻光头山七昼夜，未能攻克。美越战争时期，美军攻打光头山三昼夜，也一无所获。现在，越军用一个加强营的兵力驻守光头山，配有七点六二毫米口径重机枪、一点七二毫米单杆高射机枪、四十毫米火箭筒和八十二毫米无后坐力炮以及各种冲锋枪，火力强大。战斗开始后，团长命令九连攻取光头山。九连奋战七个小时，伤亡很重，仍未拿下光头山。团党委紧急决定：七连接替九连，继续攻取光头山。连长许爱国接受任务后，立即作简短的战前动员。全连干部战士义愤填膺，情绪激昂，誓死拿下高地，向祖国人民报捷。

许爱国率领的七连吸取九连教训，采用小群多路进击方案，兵分五路：正面一路由第一排长率领，隐蔽在光头山前山包背后的防火坑里，用火力吸引敌人，不让转移目标；其余四路，在团营火力掩护下，从左右两侧直插光头山脚下。这时，光头山敌人在我军大炮的轰击下动弹不得。整个山头硝烟弥漫，乱石横飞。越军紧趴在阵地上，不敢妄动。许连长一面向团部请求火力延伸支援，一面指挥队伍迅速推进。大炮轰过，敌人刚刚抬起头来，又被我一束束手榴弹、火箭筒炸得丧魂落魄，不是被炸死，就是被俘虏。这一仗打得十分漂亮，半个多钟头结束了战斗，拿下了光头山，共消灭敌人三百多人，而我方仅三人受伤。年过半百的团长高兴地拥抱着许爱国说：“奇迹！真是奇迹！”并立即通报全团，授予七连集体二等功，许爱国记一等功。

七连的胜利，为我军进军高平扫除了障碍。这个团乘胜前进，很快打到了高平附近。许连长率领部队在向七号桥梁进攻的途中，被敌人的重机枪射中左腿，伤口血流如注。他扯下衣角稍稍包扎了一下，又继续指挥冲锋。就在这时，敌人的重机枪再次射击，许爱国左胸连中七弹，倒在血泊之中。他用颤抖着的手指着上衣口袋，让前来抢救的战友取出联络卡片。他嘴角微微颤动，喃喃地说道：“我不行了……请第一排排长代替指挥，要注意……战术……”说罢，头忽地一垂，祖国的优秀儿子许爱国就这样为国捐躯了。全连战士噙着热泪，高呼“为连长报仇”、“为祖国立功”的口号，勇猛地扑向七号桥梁。守桥敌人被我军威震慑住了，立即乱了阵脚。七连战士乘胜冲锋，攻取了七号桥梁。

部队继续进军。许爱国的遗体被运回祖国。他和许许多多为国殉难的年轻战士一样，长眠在祖国南疆，日日夜夜守卫着神圣的国土。

刘  天  柱

(1958——1979)

 

一九七九年二月的一天凌晨，在我云南边陲前沿，攻打五三六高地的战斗打响了。越寇依靠两道环形战壕顽抗。我广西某部二连火箭筒射手刘天柱、班长卢光耀和战士黄江华，冒着枪林弹雨，在战友的强大炮火掩护下，机智地从高地东北侧迂回前进。我军炮火刚停，他们就跃入敌人第一道战壕，甩出一排手榴弹，把逃窜的敌人炸得血肉横飞，趁余敌惊魂未定，他们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冲向第二道战壕。班长和小黄不幸中弹倒下。复仇的火焰在天柱心中燃烧，他飞快地投出一枚手榴弹，炸毁了敌人的一个火力点。正当他准备跃入第二道战壕的时候，敌人罪恶的子弹击中了他的头部，顿时血流如注，模糊了他的视线。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天柱大喝一声“冲呀”！左手扬起手榴弹，右手紧握火箭筒，向凶恶的敌人扑去……

战友随着天柱的高大身影冲上来了，全歼了这道战壕里负隅顽抗的敌人。鲜艳的军旗插上了五三六高地。在打扫战场时，人们看到刘天柱仍然保持着英勇杀敌的姿势。

刘天柱系湖南临湘县文白乡人。一九五八年四月，出生于文白乡清正村一户普通农民家里。父亲刘国雄参加过抗美援朝，担任过乡民兵中队长和大队党支部书记，是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员。母亲是个勤劳贤慧的农家妇女。由于良好家庭环境的熏陶，天柱从小就具有对祖国对人民无限热爱之情。

一九六四年，刘天柱进本村清正小学读书，成绩优异。一九七○年七月，考入本乡横溪中学，从初中读到高中毕业，整整六年中，他每年都被评为“三好学生”，深得全校老师的喜爱和赞许。

一九七五年高中毕业后，清正村领导聘任天柱为清正小学民办教师。他在平凡的岗位上，工作极端负责，教学十分认真，还经常走访学生家长，商讨教育子女问题。清正村的每家每户和山山水水，都留下了天柱勤劳的足迹。

一九七七年元月，天柱积极响应祖国的召唤，应征入伍，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名光荣战士。他在日记本上满怀激情地写下了这样一段话：“青春是宝贵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青春。只有当你把青春的智慧和力量，无私地贡献给祖国社会主义事业的时候，青春才会闪烁出灿烂的光辉。”

当时，我国正在医治“四人帮”十年内乱造成的创伤，百废待兴，百业待举。在部队里，天往怀着保卫祖国的强烈责任感，苦练杀敌本领，很快练就一套过硬的军事技术，投弹达到了五十六米，荣获连队“投弹能手”的称号。

同年四月，连队指导员对天柱说：“现在军队急需培养专业人材，你是高中毕业生，准备参加高考，接受祖国挑选吧！”他听了指导员的谈话，就信心百倍地利用业余时间进行自学。近半年中，由于他争分抢秒，刻苦钻研，他的数、理、化知识水平都有了系统的提高。临考前夕，情况有了变化，上级决定火箭筒射手要进行实战训练。指导员通知他不能参加高考了。天柱毫不犹豫，高兴地说：“革命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我一切听从党安排。”当时，有人替天柱惋惜，但天柱乐哈哈地说：“学习的目的是为了应用，对我这个火箭筒射手来说，学好数理化，还大有用场哩。”

一九七八年上年，部队开展学习“大渡河连”的活动，要求战士们以十七勇士为榜样，争当新长征突击手，苦练夜间杀敌本领。天柱所在班有的战士认为：在现代战争中，夜视器材发达，夜战训练不那么重要。刘天柱便运用自己学过的红外线知识，给大家讲解夜视器材的工作原理和实践中存在的缺陷，使战士们懂得夜视器材虽然发达，但决不能忽视人的作用，从而增强了大家对搞好夜间训练的自觉性。天柱这种刻苦钻研科学知识和军事技术的精神，受到了广州军区政治部的通报表扬。与此同时，他被连队选为团支部副书记。

一九七八年冬，当党中央向边防部队发出对越自卫还击的伟大号令时，刘天柱在连队团支部会议上第一个宣誓：“为了严惩越寇，保卫祖国社会主义建设，我愿流尽最后一滴血。”

参战前夕，他作好了为国献身的思想准备，向父母写了一封信，并委托战友在他牺牲后寄出。信的内容是：

敬爱的父母亲：

首先向两位大人问好！

近年来越寇经常侵犯我边境，杀害我边防战士和无辜的百姓，抢走耕牛及其他财物，我国政府多次提出警告，他们置若罔闻。为了保卫祖国的尊严和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儿响应祖国号召，已走向对越自卫还击的战场。

当您们收到我这封信的时候，儿已血染疆场了。“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儿为国捐躯，虽死无憾，只是父母养育之恩未报，儿犹抱憾于九泉。

望二老不必为我的牺牲而悲伤，应为儿以身许国而感到自豪，教育弟妹努力学好本领，将来献身“四化”。

近安！

儿天柱      一九七九年二月十三日晚敬请

一九七九年二月二十日，连长推开军事地图指着一处敌军工事对刘天柱说：“这是当年法国人建筑的炮台，钢筋水泥结构，上下三层，有九个火力点。它的下边是同登县，东南可控制同登至谅山的公路、铁路；西北扼守同登至脱浪和友谊关至同登的交通要道。现在上级命令我连打下这个炮台。你的任务是协同二排作战，摧毁敌人的火力点，有信心吗？”刘天柱响亮地回答：“有！坚决完成任务！”

战斗在二月二十一日清晨打响，二排突击组推进到炮台西南角后，被越寇的密集火力压住了。

“同志们，你们火力掩护，我去干掉它！”刘天柱大喊一声，迅速从炮台左侧迂回过去，在离敌火力点二十多米的石坑中，发射了两发火箭弹。顿时，敌炮台一侧硝烟滚滚，弹片纷飞，两个火力点被打掉了。这时，龟缩在炮台另一火力点的越寇用机枪不停地朝刘天柱扫射，天柱背上的水壶、挎包，弹药背具，全被打穿打烂。可是他毫不畏惧，在战友们的策应下，继续向敌火力点逼近。他一会儿匍匐前进，一会儿猫腰奔跑，借着山石屏障，猛烈地射击敌人。片刻间，敌人又有两个火力点变成了“哑巴”。

经过六小时的激烈战斗，这个被越寇吹嘘为“攻不破，打不烂”的“钢铁堡垒”，在我英雄边防战士的还击下变成了粉末。

没隔多久，刘天柱所在连队又奉命攻打谅山北面的五三六高地。连长考虑到天柱连续十多天突击作战已经相当疲劳，要他稍事休整，刘天柱坚决请战，抢下了主攻任务，直至血染疆场。

刘天柱同志光荣地牺牲了，年仅二十一岁。部队党委根据他生前的要求，追认他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为他记下了一等战功。

刘天柱同志短暂的一生，给人们留下了美好的回忆。他那青春的火花闪烁着灿烂的光辉，他那在战场上一往无前为祖国英勇献身的革命精神，将永远激励人们在革命的征途上奋勇向前。

后  记

 

在征编《临湘英烈传》第一辑的过程中，我们得到了省、市、县领导的高度重视和亲切关怀，得到了邻县党史办和我县财政局、档案局、老干局、总工会、县印刷厂等单位的大力支持，得到了知情人士和烈士亲属的热情帮助。县委副书记文建国同志为本书作了序。在最后定稿时，帮我们审稿的有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一中同志。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参加本书征编工作的人员有梅馥葆、廖观爱、冯山台、易美景、方柏青、方硕之、陈汉英、周岗、曾靖波、方定中、罗志初、汤辉煌、吕义球、张子雄、熊常忠等十五位同志。由于我们的水平有限，时间仓促，加之多数烈士牺牲的年代距今久远，征集资料困难，错漏在所难免，敬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编  者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