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阳楼记》自庆历六年（1046）问世，从北宋到南宋200多年间，尚未发现宋朝有学者文人议及范仲淹写作《岳阳楼记》时有没有到过岳阳楼这一问题，然而到了近现代，学者却开始普遍质疑范仲淹的写作背景。主要有三说：

    一说邠州。这一说认为滕子京的《与范经略求记书》开篇就写明去信地址：“恭投于邠府四路经略安抚、资政谏议节下”。此信写于庆历五年（1045）六月十五日，此时范仲淹是资政殿学士、陕西四路安抚使，出知邠州。滕子京信中说“冀戎务鲜退，经略暇日，少吐金石之论，发挥此景之美”。只有邠州，范仲淹才有“戎务”。滕诚恳地希望老朋友在军务较少时，策划休闲时间，稍稍倾吐金石般的高论，发挥岳阳楼景物的美妙。但历史史料证明此说难成立。据宋楼钥撰写的《范文正公年谱》记载，庆历五年（1045）十一月，范仲淹解四路安抚使，改知邓州，庆历六年正月他已到邓州上任。“时六年九月十五日”范仲淹才写《岳阳楼记》。

    二说岳州。湖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1997年编修的《岳阳楼志》认为，“根据邓州离岳州较近，范仲淹出守邓州又是休闲等情况分析，范仲淹出守邓州时，最有可能到岳州一行。滕书写于庆历六年六月十五日，而范记写于三个月后的九月十五日，或为前往岳州之故。”何培金的《范仲淹究竟到过湖湘没有》也说：“他在中晚年，不仅可能到过洞庭湖、岳阳楼，而且可能有两次之多。一次是明道二年（1033）安抚江淮之时，一次是庆历六年撰写《岳阳楼记》之时。”陈湘源的《范仲淹〈岳阳楼记〉的确写于岳阳》一文陈述三大理由：一是时间问题和滕子京对《岳阳楼记》思想内容的高标准要求，与严峻的现实需要，是范仲淹亲临实地的主要原因。二是范仲淹《岳阳楼记》的文字表述是此记写于岳州的内证。三是范仲淹在今岳阳市云溪区置有田庄，乃是亲赴岳州作记的重要旁证。陈泽来读到这些文章后，写下《〈岳阳楼记〉并非写在岳阳》一文，明确提出反对意见。持反对意见的还有一批学者，其理由是没有内证证明范仲淹到岳阳写《岳阳楼记》，而外证却证明《岳阳楼记》写在邓州。《与范经略求记书》最后说：“谨以《洞庭秋晚图》一本，随书贽献，涉毫之际，或有所助。”滕子京不但在信中详细介绍岳阳楼的历史和现状，还附送一幅图供范仲淹参考，这不明摆着不劳范仲淹大驾光临吗？另范仲淹写《岳阳楼记》的时间是明确的，落款“时六年九月十五日”，可就在这月九日重阳节，范仲淹为纪念花洲书院落成，邀文人学士于百花洲的览秀亭相聚，并写200字的长诗《览秀亭》以记之，诗曰“曰基复曰构，落成会中秋”“九日重登临，凉空氛气收”。从九月九日到九月十五日，只有6天时间，要从邓州到岳州，无论走水路还是走陆路，都是无法到达的。

    三说邓州。说写在邓州的学者很多，有的是宋史研究学者。《范文正公年谱》记载：“庆历六年丙戌，年五十八岁……公在邓。……九月十五日作《岳阳楼记》”。李涵、刘经华《范仲淹传》说：“范仲淹这篇文章写于庆历六年（1046）九月，时值改革失败不久，他被贬知邓州。”程应镠《范仲淹新传》附的《范仲淹事迹著作编年简录》、周宗奇《忧乐天下范仲淹传》附的《范仲淹简明年表》也将《岳阳楼记》写作地点定在邓州。郭锡良等主编、王力校订的《古代汉语》也明确《岳阳楼记》的写作地点是“作者贬官邓州时写的”。初中语文教科书亦说，“本文是作者贬居邓州期间，应好友滕子京的要求写的”。中国范仲淹研究会、河南省范仲淹文化研究会将《岳阳楼记》写作地点定在邓州花洲书院。杨德堂还写专文《〈岳阳楼记〉出邓州》，陈述三点理由：一是宋楼钥的《范文正公年谱》、范公偁的《过庭录》记载很明确；二是千年皇历是不变的，有史（诗）为证，《岳阳楼记》写于邓州；三是《岳阳楼记》的写法，将套语削尽，直抒先忧后乐思想，是不需要站在岳阳楼上有感而发的。

    这次《岳阳楼志》编修组到全国各地广泛征集资料，目前没有发现范仲淹在岳阳写《岳阳楼记》的确凿佐证史料，而写在邓州花洲书院的史料较多，也较实，且权威机构、权威书籍也认定此理，编者倾向此说。其实在哪个地方写《岳阳楼记》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范仲淹有没有到过岳阳，熟不熟悉洞庭湖，岳阳这块土地给他创作《岳阳楼记》带来多少灵感，引发和催生“先忧后乐”思想没有？这是问题的关键。范仲淹到过洞庭湖吗？也有两种说法：

    一说是范仲淹到过洞庭湖。一是志传记载。最早见于明隆庆《岳州府志》：“宋范仲淹，苏州人，幼孤，从其母归朱軏，軏宰安乡也，仲淹随之。稍长，筑室鹳江北读书焉，今日书台”。清《安乡县志》载：“丙辰宁宗庆元二年（1196），知县刘愚新建先儒范仲淹祠，置祭田”。“朱軏，淄川长山人。端拱中莅任，官至朝散大夫”。程应镠《范仲淹新传》载：“在澧州安乡县（今湖南安乡）做过县官，仲淹跟着他经过岳州（今湖南岳阳市）越洞庭而西”。季铁铮的《范仲淹》、周宗奇的《忧乐天下》、林嘉文的《忧乐天下—范仲淹与庆历新政》、诸葛忆兵的《范仲淹研究》等书都写范仲淹随继父朱文翰任知澧州安乡到今湖南安乡县。二是明道二年（1033），范仲淹奉旨安抚江淮顺便考察了湖南船运，从湖北黄冈经武汉沿长江而上，又经岳阳入洞庭到长沙，在岳阳作了短暂的停留。（陈湘源《解读岳阳楼》、叶石健《范仲淹从未到过岳阳楼吗？》、李耕拓《范仲淹两次到岳阳》）。三是范仲淹晚居邓州，又受滕子京之邀写记很可能亲赴岳阳看一看（同上）。四是从诗文中可以看出范仲淹到过洞庭湖。明隆庆《岳州府志》收录孙斯仁咏范仲淹诗云：“小范书堂古渡前，石炉朝暮袅寒烟”（张锐《范仲淹到过岳阳之谜》）。范仲淹的《新定感兴五诗》诗中曰：“去国三千里，风波岂不赊。回思洞庭险，无限胜长沙”（叶石健《范仲淹从未到过岳阳楼吗？》等）。滕子京《求记书》也云：“岂不摅遐于素尚，寄大名于清赏者哉”，其中“素尚”二字，是否可以理解为以往的观感（何林福《岳阳楼史话》等）。范仲淹《岳阳楼记》也有“余观夫”之言，有“淫雨霏霏”“春明景和”真切之语。特别是“吞长江”一句，更写出了洞庭湖不同于太湖、鄱阳湖的特点，是无法从它们那里借鉴而来的，因那两湖高于长江，无吞吐长江的现象。就是洞庭湖其“吞长江”的现象，也是此前五十多年才开始的（李耕拓、何培金、陈湘源等人文章）。五是从范纯以岳阳附近临湖的一块田产陪嫁女儿，在契约中写到：“今将先父文正公遗业，坐落土名湖南岳州府临湘县楚冲里太平桥之庙湾庄田一所”。由此推想，范仲淹为置田产，可能到过洞庭湖（江立中《范仲淹应当到过岳阳》、何培金《范仲淹与岳阳的有关史料》等）。

    另一说是范仲淹从未到过洞庭湖。孙云清的《范仲淹没有到过洞庭湖》、曲延庆的《范仲淹与〈岳阳楼记〉》等文认为范仲淹从未到过洞庭湖。其理由有：一是最确凿根据是清《安乡县志》《直隶澧州志》。此书记载是朱軏，端拱中莅任，端拱仅两年，而范仲淹端拱二年（989）才生，他父亲是他2岁时死的，他母亲是他4岁时改的嫁。二是明道二年（1033），范仲淹确实去江淮赈灾。但此年江淮的灾害是蝗旱灾害，不是水灾。据《宋史·地理志》，江淮是对江南东西路和淮南东西路的简称，而洞庭湖是归荆湖南北路，范仲淹是不可能去察看荆湖水系的。三是关于诗文疑虑问题。《新定感兴五首》作于景祐元年（1034），范仲淹第一次被贬谪出京城，徙知睦州。“回思洞庭险，无限胜长沙”两句，是作者运用了贾谊被贬长沙的典故。四是作记不必亲历其地。庆历六年（1046），滕子京求到了范仲淹、尹诛、欧阳修三人的文章。尹诛写的《岳州学宫记》是没有到岳州州学实地考察的。特别是欧阳修写《偃虹堤记》，不但没有到实地，而且偃虹堤根本就没有修成，也就是说，岳州并没有堰虹堤这一事物，只有《偃虹堤记》这篇文章。那就说明范仲淹写《岳阳楼记》，不必亲历其地了。

    上述两种说法看起来都有理由，其原因是史料短缺，学界在文献发掘和解读上几乎已经穷尽所致。但学界持范仲淹到过洞庭湖的学者数量多，且其论述相对更为可靠。特别是写范仲淹的传记作者，没有一本不写到范仲淹少年时代跟随继父朱文翰到澧州安乡读书。北宋时，在安乡城西隅，有一座道观曰太平兴国观，范仲淹便在这里读书，他在安乡两年多，伴随着洞庭湖的万千气象，澧水的波语涛声，蕉林的摇曳奏鸣和读书台夜雨的滋润，不但学业成绩斐然，而且饱赏了洞庭湖的风光。南宋庆元二年（1196），即范公逝世后144年，范仲淹的后裔范处义以殿中侍御史持节荆湖北道，到安乡巡视，见文正范公读书堂在焉，于是晓谕县令刘愚将读书堂扩建为范文正读书台，宋人王仁作《澧州重修范文正公书台记》。到安乡的必经之路是经岳阳入洞庭，不讲范仲淹造访过岳阳楼，但对岳阳楼，对洞庭湖一带的奇山异水，是熟悉亲切的。

    当范仲淹捧起老友滕子京的书信，看看《洞庭秋晚图》，便在邓州花洲书院春风堂展纸走笔，写“忆”中之景，也写“意中之景”，借景喻世、喻物、喻人，写成千古名篇《岳阳楼记》：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具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属予作文以记之。

    予观夫巴陵胜状，在洞庭一湖。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此则岳阳楼之大观也，前人之述备矣。然则北通巫峡，南极潇湘，迁客骚人，多会于此，览物之情，得无异乎？

    若夫霪雨霏霏，连月不开，阴风怒号，浊浪排空；日星隐曜，山岳潜形；商旅不行，樯倾楫摧；薄暮冥冥，虎啸猿啼。登斯楼也，则有去国怀乡，忧谗畏讥，满目萧然，感极而悲者矣。

    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而或长烟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跃金，静影沉璧，渔歌互答，此乐何极！登斯楼也，则有心旷神怡，宠辱偕忘，把酒临风，其喜洋洋者矣。

    嗟夫！予尝求古仁人之心，或异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噫！微斯人，吾谁与归？

    时六年九月十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