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岳阳楼记》流芳千古，是因为文美，特别是提出了三重思想：“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道德修为意识；“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社会责任意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理想信念意识。它是人生道德坐标，标志着范仲淹“先忧后乐”思想的成熟。其思想产生是有着深刻的内在外在原因的。

    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孕育“先忧后乐”思想　范仲淹的“先忧后乐”思想是有基因的，它源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母体。首先是源于易学。易学一直被世人尊为“群经之首，大道之源”，是公认的忧患哲学。美国哲学家F·卡普拉在《现代物理学与东方神秘主义》一书中说：“可以把《易经》看成是中国思想和文化的核心。权威们认为它在中国两千多年来所享有的地位，只有其他文化中的《吠陀》《圣经》可以相比。它在两千多年中，保持了自己的生命力。”据清《安乡县志》记载，仲淹六七岁时，继父知湖南安乡，母子随从，仲淹在城西兴国观拜司马道长学《易经》。后来他重视易学，将周易变通的基本理念视为忧患意识的重要理论根据。从早年上书到庆历新政的革故鼎新，他都不自觉地用《周易》的变通理论、损益观念、崇德意识来孕育改革思想、民本思想和德化思想。在民本思想方面，他受《周易》损益之道的启示，针对北宋庆历年间（1041—1048）的社会现实，提出“自上惠下”“人民增益”的改革理念。他写了关于《周易》的专门论述《易义》，对《周易》二十七卦进行了解释。还写有数篇阐发周易思想为主旨的律赋，如《穷神之化赋》《蒙以养正赋》《贤不食家赋》《乾为金赋》《水火不相入而相资赋》《易兼三材赋》等。所以《宋元学案·高平学案》说：“先生泛通《六经》，尤长于《易》，学者多从质问，为执经讲解亡所倦。并推其俸以食四方游士，士多出其门下。尝自诵其志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其次是源于道学。道教之学充满着对社会、人生普遍存在着的人为戕害道性的深沉关切与忧患。范仲淹从小与道结缘，一生交友道士，书写过《道服赞》，著有专门的道学诗文，如《鹧鸪天三首》《老子犹龙赋》等。道学影响范仲淹忧患意识最大的，莫过于老庄清静无为、道学自然的民体思想。他引证老子的话说：“‘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欲而民自富，我无事而民自朴’。此则述古之风，以警多事之时也。三代以还，异于太古。王天下者，身先教化，使民从善。故《礼》曰：人君谨其所好恶，君好之，则民从之。”范仲淹用老子道体和体道观，引申出民体和体民的思想，加强深切的忧民意识，希望君王以民为自己的身体，不能打扰它、损伤它，而要保养它，惟有民安泰，君王才健康，社稷才兴旺。

    第三是源于佛学。范仲淹的母亲笃信佛教，从小耳濡目染佛教的布施忍辱、利乐有情的慈悲本怀。他苦读寺庙的经历，使他有深厚的佛缘，后来他广泛交大德高僧，遍游江南古刹，写了大量的佛禅诗文，如《呈慧觉师偈》《和僧长吉湖居五题》《朝贤送定惠大师诗序》《送虎丘长老》《天竺山日观大师塔记》和《苏州灵岩寺》等，让他在佛学上有更深的领悟，有更高的造诣。佛教的“一切皆苦”和“万事皆空”观使范仲淹视世间名利、荣辱如浮云，有超然之心。慈悲理念是佛教的核心理念之一，“慈”是慈爱众生，给予快乐；“悲”是悲悯众生，拔除痛苦。范仲淹从中吸取营养，取其大慈大悲、普度众生的菩提精神，培育了先天下之忧而忧之心。美国芮沃寿《中国历史中的佛教》书中说，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泛爱众人、爱无差等精神理想，是受佛教影响。

    第四是源于儒学。范仲淹的诗文，及他一生的行为，无不都践行着儒家经学，所以他自称“儒者”。他自幼受到儒家思想教育和熏陶，“游心儒术”“大通六经之旨，文章必本于仁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范文程《重修先生文正魏国公墓道飨堂碑记》）。儒家文化自孔以来就奉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孟子提出，治国者不可“独乐”，力举“与民同乐”。《孟子·梁惠王下》中曰：“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荀子有“劳苦之事则争先，铙乐之事则能让”。荆门郭店出土的楚简中也有“凡忧患之事欲任，乐事欲后”。三国名将周瑜上书孙权：“先虑未然，然后康乐。”范仲淹从政的时代正是“以儒立国”的时代，他深得儒家思想的精髓，继承和发展传统儒家民本思想，大致可概括为“忧民”“爱民”“富民”“育民”和“乐民”。最后在《岳阳楼记》中倡导“先忧后乐”思想，是对儒家民本思想的创新发展。

    范仲淹的一生铸就“先忧后乐”思想　首先是少年立志。他家道中落，自幼孤贫，漂流他乡，少年读书时，就“书台夜雨”“划粥断齑”、昼夜苦读，却仍然“瓢思颜子心还乐”。他为自己将来设想“不为良相，则为良医”，也就是一是救世，一是救民，“大丈夫当以利泽民生为务”。

    其次是为民办实事。他27岁进士及第，仕宦生涯绝大多数时间在广德、集庆、西溪、兴化、关隶、河中、陈州、睦州、苏州、饶州、润州、越州、邠州、邓州、杭州和青州等地担任地方官吏，每到一地都治理水患、创办学校、减轻赋税、赈灾济困、巩固边防、治狱廉平、除暴安良，还置义庄，开一代新风。天禧五年（1021），范仲淹调任泰州西溪盐监，本是一个管盐小官，却调研海潮泛滥是泰州一带的主要灾害，便越职言事，提出重修海堤、增置盐田、改造农田、召回流民的建议方案。天圣元年（1023），范仲淹任兴化县令，总掌捍海堤工程，与时任泰州军事推官滕子京一道，指挥民工四万余人，历时五年多完成长达150里捍海大堤，保护了泰、海、通、楚四州数十万人民的生命财产和大面积的盐场、良田。当地人民将其命名为“范公堤”。明道二年（1033），京东路、江淮路发生蝗旱灾害，民不聊生，范仲淹奏请救灾未准，便当面质问皇帝。八月，派范仲淹前去赈灾，他所到之处开仓放粮，减免税赋徭役，还把灾区百姓充饥吃的乌昧草带回来宣示朝臣。皇祐元年（1049），范仲淹任知杭州，他拿出自己几乎全部的积蓄，在祖籍苏州购置千亩义田，办起范氏义庄，用以周济族人的衣食、婚丧、住房、读书、科举等方面的费用。

    第三是直言进谏。乾兴元年（1022），范仲淹任监泰州西溪镇盐仓时，就上书尚书右丞、枢密副使张知白，建议重修海堤。他表白“慨然有益天下之心，垂千古之志。”天圣三年（1025），范仲淹直接向垂帘听政的刘太后和宋仁宗上了一封《奏上时务书》，提出八项建议。天圣五年（1027），范仲淹因丁母忧而执教于应天府书院，教学之余，他向宰相王曾等上了一封洋洋万言的《上执政书》，他“不以一心之戚，而忘天下之忧，庶乎四海生灵，长见太平”，提出了六项切实可行的改革措施。庆历三年（1043）八月，范仲淹入朝为知政事。九月，即呈《答手诏条陈十事》。不久又写《再进前所陈十事》奏章，二者成为庆历新政的纲领。但不久庆历新政夭折。虽然范仲淹总是屡言屡贬，但他坚持“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人生哲学，鸣天下之忧。他在知邓州的《邓州谢上表》中说：“敢不孜孜于善，战战厥心？求民疾于一方，分国忧于千里。”

    第四是诗词歌赋书怀忧乐观。范仲淹一生写了很多诗词歌赋，间接写忧乐内容的很多，直接写忧乐的也不少。天圣元年（1023），滕子京任泰州军事推官，在府内建了一个“文会堂”，以文会友。范仲淹常参加文会，并欣然撰写《书海陵滕从事文会堂》一诗，其中有“君子不独乐，我朋远方来”诗句，从此奏响了“先忧后乐”的序曲。他在《上汉谣》中写道：“百王道不同，万物情多诡。尧舜累代仁，弦歌始能治。桀纣一旦非，宗庙自然毁。是非既循环，兴亡亦继轨。福至在朱门，祸来先赤子……天人两相忘，逍遥何有乡。吾当饮且歌，不知羲与黄。” 在《明堂赋》中云：“大乐同无地之和，岂匏竹而已矣；大礼同天地之节，岂豆笾之云也。” 在《睦州谢上表》述说：“乐道忘忧，雅对江山之助；含忠履洁，敢移金石之心。”在《谢转吏部侍郎表》中曰：“进则尽忧国忧民之诚，退则处乐天乐道之分。”在《邠州谢上表》中云：“不以毁誉累其心，不以宠辱更其守。”在《汾州建学记》中曰：“国家之患，莫大于乏人。”在滕子京谪守巴陵郡后，范仲淹在宣抚岢岚军（今山西岢岚县）时写《和延安庞龙图寄岳阳滕同年》，诗道：“只应天下乐，无出日高眠”，劝滕子京不要计较个人得失荣辱，应以天下为乐。在邓州知州，范仲淹带领学子在花洲书院内挖出清泉井，便写《依韵答提荆张太博尝新酝》诗，他期望“但愿天下乐，一若樽前身”。庆历六年（1046）九月十五日，范仲淹将人生的忧乐汇集到《岳阳楼记》上，用洞庭之波奏出旷世绝唱：“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纵观范仲淹一生，立志先忧后乐，直言先忧后乐，也践行先忧后乐，无论仕途“四起四落”，都能进也忧退也忧，忧怀天下，乐人民所乐。

    岳阳这片神奇的土地引发“先忧后乐”思想　人们常说一个地方好总会用“人杰地灵”来概括，似乎是客套话，有点溢美。但这个词用到岳阳就再贴切不过，是真实写照。

    先说人杰。台湾著名当代诗人余光中说：“蓝墨水的上游是汨罗江”，他是赞美一个地方，也是赞美一个人——屈原。屈原（约公元前340－前278）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1953年，第一届世界和平理事会确定屈原与波兰天文学家哥白尼、法国作家拉伯雷、英国作家威廉·莎士比亚同列为世界四大文化名人。公元前278年五月五日屈原怀石自沉汨罗江。为纪念他，汉代贾谊写了《吊屈原赋》，汉代司马迁写了《屈原列传》；人们将端阳节列为纪念他的节日，为一个人而设一个节日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少有的。屈原之所以伟大、永远，是因为爱国、爱人民，有强烈的忧患意识。他的《离骚》《九章》等作品反复说到“民”的问题：“哀民生之多艰”“皇天无私阿兮，览民德焉错铺。失惟圣哲之茂行兮，苟得用比下土”“瞻前而顾后兮，相观民之极”（《离骚》）；“愿摇起而横奔兮，览民尤以自镇”（《九章·抽思》）。司马迁说：“离骚者，犹离忧也。”“屈原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屈原进步的政治理想、深厚的爱国主义情怀、满怀的民本忧患意识和悲壮的献身精神，都只能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另一个在汨罗江上病卒的人是杜甫，他是中国一位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忧国忧民，被称为“诗圣”。他的很多诗歌反映了劳动人民的痛苦和愿望：“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等等，真是不胜枚举。就是《登岳阳楼》诗也有“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之句，表现忧国忧民的情怀。还有岳州是贬官执政之地，从张说、贾至到滕子京等，特别是滕子京，一生仕途坎坷，屡贬屡谪，历经磨难，但忠义不死，为民建功立业之心永存。古来许多“迁客”也慕名而来，在岳州形成一种贬谪“士君子文化”。他们作品旷放达观、随心自适的超然心境，蕴藏了深沉的爱国情怀和忧患精神。范仲淹在这里找到了知己，有了共鸣。

    再说地灵。滕子京在给范仲淹的信中用“襟带三千里，尽在岳阳楼”的诗来谈岳阳楼形胜。其实，写洞庭湖的诗很多。唐代诗人孟浩然在《望洞庭湖赠张丞相》诗写道“八月湖水平, 涵虚混太清。气蒸云梦泽, 波撼岳阳城。”一直写实的杜甫面对雄浑的洞庭，诗也雄浑起来，“吴楚东南坼，乾坤日月浮”。浪漫的李白面对气象万千的洞庭却白描“楼观岳阳尽，川迥洞庭开”“水天一色；风月无边”。白居易观洞庭湖浮光耀金、色彩斑斓，写下“春岸绿时连梦泽，夕波红处近长安”。故清人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载：“宋齐以后，……天下谈形胜者，未尝不首及巴陵。”洞庭湖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有一种佛道境地之感，范仲淹心中油然生出画面，生出语境，生出思想。于是，《岳阳楼记》第三、四段借景抒情，设想两种“览物之情”。一种是霪雨、阴风、浊浪、星隐、山潜、商断、船翻、日暮、虎啸、猿啼等十个恐怖的意象，让人触景生情，道出“去国怀乡，忧谗畏讥，满目萧然，感极而悲”的忧伤心境。另一种是春风、丽日、蓝天、碧波、鸥飞、鱼游、芷绿、兰香、月色、渔歌等十个美好的意象，让人有“心旷神怡，宠辱偕忘，把酒临风，其喜洋洋”的快乐心境。这一阴一晴的地方全国各地都是，但要呈现“忧伤”“快乐”二十种意象的地方，恐怕只有岳阳这江湖之地。从屈原、杜甫到滕子京等一批士大夫，他们的命运只有“进”“退”二字，他们的天地只是“庙堂”“江湖”，他们的仁人之心只有“忧患”意识。再到江湖之人，他们的命运只有苦乐，只有宠辱，这些不与大自然洞庭湖一阴一晴的万千气象，惊人的相似吗？于是景、事、人几相对照，情景交融，很自然导出第五段，将形和意推向理的高度，宣言“先忧后乐”思想。

    深情厚望的《求记书》催生“先忧后乐”思想　众所周知，范仲淹写《岳阳楼记》起因是滕子京修岳阳楼，要请他写一篇《岳阳楼记》，范仲淹在《岳阳楼记》第一段写作记缘由时说得很明白，“属予作文以记之”。但很多人不知道滕子京向范仲淹写了《与范经略求记书》，也不知道此书关乎《岳阳楼记》的好坏和成败。写记可以按传统方式写，写成一篇记事文，标题《岳阳楼记》，就专记岳阳楼的情况，也可美言几句，写成一篇应酬之作。但滕子京不想让老朋友范仲淹损心损力，提出了高要求，近乎是苛刻的要求。信开篇就说“窃以为天下郡国，非有山水瑰异者不为胜，山水非有楼观登览者不为显，楼观非有文字称记者不为久，文字非出于雄才巨卿者不成著。”这楼与山水、山水与楼观登览者、楼观与文字、文字与雄才巨卿四个层层递进句式，阐述滕子京对记的认识，对记的要求，也直接表达他写信的目的，要求老朋友写一篇好记，让岳阳楼“传之久远”。最后信中说：“文章器业凛凛然为天下之时望，又雅意在山水之好。每观送行怀远之什，未尝不神游物外，而心与景接。”“经略暇日，少吐金石之论，发挥此景之美，庶漱芳润于异时，知我朝高位辅臣”。看似是滕子京赞扬范仲淹，但实际是衷心的敬佩，诚恳地希望老朋友写出非常宝贵的言论，不愧身居高位，不愧于这个朝代。

    《与范经略求记书》是美的，有美学思想，有美丽文字，有美好期望，后人对此篇也给予很高的评价。清人全祖望《重葺〈岳阳楼志〉代序》评价说：“惟洞庭为湖南之胜，岳阳又为洞庭之胜，而其所以得文正之记以著于天下，则实自太守滕公子京。……读其上范公之书，以求此记，其词嶒峵鞺鞳，笔力浩大。世但知文正之记之工，足与少陵、襄阳之诗相配，而不知子京之书，已足与文正之记相配。”岳阳史学专家何林福撰文，揭示了《求记书》的美学价值、史学价值、文学价值。甚至有学者说此篇是《岳阳楼记》的姊妹篇，也有的说此篇催生了范仲淹的《岳阳楼记》，还有的说，是滕子京和范仲淹合作完成了这一光辉思想的构建。且不评以上说法对错，至少说明一个问题，那就是《与范经略求记书》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这是举世公认的。从请求发出到《岳阳楼记》写成有一年零三个月时间，关于时间之长，学者争论很多，所述原因很多，其中，《岳阳楼记》文字之精炼、思想之深邃，加大了写作的艰难程度，这应该也是一个延时的重要原因吧？《岳阳楼记》本是记楼，却避开记楼去描写洞庭湖景色；不是有意去描写洞庭湖景色，而是借景生境生情，产生“悲”“喜”情感；不是有意去写境写情，而是要道出古仁人之心的哲理；不是要说古仁人之心，而要阐述他一生思考的道，即“先忧后乐”思想。因此，可以说，《与范经略求记书》催生了范仲淹千古名篇《岳阳楼记》，也催生了“先忧后乐”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