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阳楼记》是范仲淹散文的代表作，从思想内容到艺术技巧都达到了完美的统一。它采用骈体和散文相结合，运用情景交融的传统手法，将记事、写景和议论镕于一炉，笔调流畅、语言清丽、文道和谐、立意高远，很快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

     第一时间对《岳阳楼记》作出评价的是当时两个文坛名宿，一个是尹洙，另一个是大名鼎鼎的欧阳修。据陈师道《后山诗话》记载：“范文正公为《岳阳楼记》，用对语说时景，世以为奇。尹师鲁读之曰：传奇体也。传奇，唐裴铏所著小说也。”另据尤焴《可斋杂稿》序说：“文正《岳阳楼记》，精切高古，而欧公犹不以文章许之。”尹洙说“传奇体也”，欧阳修认为《岳阳楼记》作为文章不值得称许，都持批评意见。历史学家对此有不同观点，有的甚至说欧公则是忌妒自己替滕子京所写的《偃虹堤记》比不上范公的《岳阳楼记》而故作姿态，这有失公允。要搞清楚、搞准这个问题，必须了解“北宋古文运动”和“诗文革新运动”，欧阳修是其运动的领袖式人物，尹洙是其重要人物，范仲淹是这场声势浩大的文学运动的提倡者，也是一员干将。他们三人是好朋友，不会有忌妒之心。欧阳修、尹洙对《岳阳楼记》不认同，完全是出于文学主张上的考量。欧阳修文学观以崇古文为主基调，摒弃文风靡丽的“西昆体”和“奇僻”有余、“浑淳”不够的“太学体”文风，提倡平实朴素的文风，主张文章要有用于当世，反对“务高言而鲜事实”的文章。以此对比《岳阳楼记》，它对岳阳楼重建不正面描写，写洞庭湖的景象跳出时空全凭借想象，大量用骈赋式笔法和抒情对话式语体，语言极尽华美与雕饰，与“诗文革新运动”背道而驰，这样的文章难道不是“传奇体也”，难道是好文章?但好文章是众口品评的，不朽文章是历史沉淀而来的。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从北宋开始就广为流传，北宋人王辟之说：“庆历中，滕子京谪守，治最为天下第一，政成，重修岳阳楼，属范文正作记，词极清丽，苏子美书石，邵竦撰额，亦皆一时精笔，也谓之四绝云。”元代修的《宋史》中云：“考其当朝，虽不能久，然先忧后乐之志，海内固已信其有弘毅之器，足任斯责，使究其所欲为，岂让古人哉！”明代孙绪认为，范仲淹《岳阳楼记》是模仿唐代吕温的《三堂记》而写成，不过比《三堂记》写得更好。

    随着明、清、民国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更迭，论社会形态，也经封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主义三世的冲击，《岳阳楼记》穿云破雾，历久弥新。李佩英、王金娥《范仲淹忧乐观蕴涵的儒家思想浅析》一文谈到《岳阳楼记》，他们说：范仲淹的忧乐观内容博大精深，蕴涵了儒家文化的民本思想、忧患意识、入世精神，这些思想对现代人仍然有着十分重大的借鉴意义和价值。李存山写明了《岳阳楼记》的政治文化内涵，方健在《范仲淹的生平学术思想》一文中说，“仲淹在邓州迎来了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次创作高潮，其杰作《岳阳楼记》及许多诗文均写于邓州。”诸葛忆兵在《范仲淹研究》中说：“范仲淹散文中不乏名篇传世，其《岳阳楼记》堪称宋代散文的压卷之作。”周宗奇著《忧乐天下范仲淹》一书，最后结尾章名是《〈岳阳楼记〉一曲悲怆的命运之歌》，与屈原的《离骚》、柴可夫斯基的《悲怆》媲美。梁衡在《〈岳阳楼记〉留给我们的文化思考和政治财富》一文中给予高度评价：“《岳阳楼记》已经成为一份独特的历史遗产。从《古文观止》到解放以后历届的中学课本，常选不衰；从政界要人、学者教授到中小学生，无人不读、不背，这说明它仍有现实意义。归纳起来有三条：一是教我们怎样写文章，二是教我们怎样做人，三是教我们怎样做官。”

    《岳阳楼记》是范仲淹生命的写照，他一生倡导“先忧后乐”，也践行“先忧后乐”，为后人景仰。北宋欧阳修说：公少有大节，其于富贵贫贱，毁誉欢戚，不一动其心，而慨然有志于天下，常自诵曰：“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也。”南宋朱熹称范仲淹：“天地间气，第一流人物！”南宋吕中说：“先儒论本朝人物以仲淹为第一。观其所学，必忠孝为本。其所志，则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其有所为，必尽其力。”金末元好问在《范文正公画像赞》赞叹道：“文正范公在布衣为名士，在州县为能吏，在边境为名将。其材其量其忠，一身而备数器。在朝廷则又孔子所谓大臣者，求之千百年间盖不一二见，非但为一代宗臣而已。”毛泽东在《讲堂录》中说：“有办事之人，有传教之人。前如诸葛武侯、范希文，后如孔、孟、朱、陆、王阳明等是也。宋韩、范并称，清曾、左并称。然韩、左办事之人也，范、曾办事而兼传教之人也。”

    《岳阳楼记》诞生后，让岳阳楼走向中国，走向人们心灵，走向精神的圣殿。其一，形成永不衰竭的岳阳楼旅游观光文化热。登楼读记的人络绎不绝，以此为乐为荣，谈笑品评华美文意，“忧乐”二字铭记心头。作家余秋雨说：“游历一次，便是一次修身养性”。其二，形成了编纂著书热。范仲淹虽不属唐宋八大家之列，但他的《岳阳楼记》对于后世影响，却在八大家名文之上。南宋林之奇编选《观澜文集甲集》、吕祖谦编选《宋文鉴》、清康熙年间（1662—1722）收录《古文观止》、曾国藩编的《经史百家杂钞》，以及历代绝大多数优秀散文集都将《岳阳楼记》列为典范之作入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将这篇文章选入中学的教科书。梁衡编著的《影响中国历史的十篇政治散文》，就把《岳阳楼记》列入其中。其三，形成了忧乐文化和忧乐精神。北宋，《岳阳楼记》中的“先忧后乐”之语，即被苏东坡等文人学士所倡导，用以劝诫，或引为立身做人的座右铭。北宋著名书法家米芾将《岳阳楼记》写成条幅，赠送友人共勉。今岳阳人把它归结为岳阳精神：“团结求索，先忧后乐”。这篇文章穿越历史，放出光芒，影响教育一代又一代人。刘少奇《论共产党员修养》将“先忧后乐”作为共产党人的修养准则予以强调。胡耀邦在例举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时将“先忧后乐”列入三句名言中。2001年，江泽民在“七一”讲话中提出：“所有共产党员领导干部，都应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吃苦在前，享受在后。”习近平在中共中央党校建校80周年庆祝大会暨2013年春季开学典礼上讲话时说：“古人所说‘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政治抱负……都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我们都应该继承和发扬。”范仲淹提倡的“先忧后乐”思想，为自己也为后人的立身处世，构建了一个高卓的道德坐标。这是他对中华民族的最大贡献，成为中华民族精神文明宝库的一块瑰宝。它激励着后世无数仁人志士，忧国忧民、廉洁自律、自强不息，为中华民族的生存、发展和梦想而鞠躬尽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