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阳编修地方志，源远流长，卷帙宏富。据文献记载，唐代已有岳州《图经》、《图记》；宋元时期除续编《图经》、《图记》外，正式编纂了州、郡、县之通志和风土记；明清时期，在大量编修通志的同时，还编修了山水志、人物志、书院志、部门志。民国时期，内忧与外患频仍，兵燹与水患踵至，修志举步维艰。国民政府和湖南省政府虽数度训令编修地方志，但各县均未认真开展，其间，湘阴县编修了《方言礼俗志》；临湘、华容两县在同治县志或光绪县志的基础上，增加一篇序言、一幅政区地图，草草了事。
    岳阳历代方志，品种繁多，门类较全，名作亦多。以记述行政区划的层次分，有府志、县志；以记述事物的属性分，有山水志、人物志、名胜志、部门志；以编修的方式分，有官府组织人员编纂并出资刊刻的官修之志，也有贤达之士自编、个人捐资刊刻成书的私修之志。府志、县志一般属于前者，而风土记、名胜志、山水志、部门志则全属后者。北宋范致明撰写的《岳阳风土记》，现存的5部《岳州府志》，以及明万历《华容县志》、明嘉靖《湘阴县志》、清同治《平江县志》、光绪《湘阴县图志》和同治、光绪《巴陵县志》，都是享誉文坛、学人引证甚多的佳构名作。
    岳阳历代方志储藏着丰富的方志理论。华容县严首升、万年淳，平江县李元度，临湘县杨柱朝，湘阴县郭嵩焘，岳阳县吴敏树、杜贵墀，都可谓既是修志巨匠，又是志书编纂理论大家。明人严首升的《岳州志论二十四首》，有21篇受到清人薛谐孟的高度赞扬；清人万年淳的《洞庭湖志序》、《与陶侍御商定沈太守、(洞庭湖志)稿启》，清人杜贵墀的《疏通江汉水利议》、《(耒阳纪事)跋》、《为方太守重竣襄水故道记》，郭嵩焘的《重修(南岳志)序》、《(湘阴县图志)序例》，都是被人称道的方志论文。杨柱朝、吴敏树除分别纂修清康熙《临湘县志》、《岳州府志》，同治《巴陵县志》外，还分别纂修了康熙《湖广通志》、同治《湖南通志》；李元度不仅编写了同治《平江县志》，还编写了《南岳山志》；杜贵墀不仅编修了光绪《巴陵县志》，还编修了光绪《德安府志》，岳阳县的方桂、方垫、杜棠在任官之处分别编写了《东川县志》、《桃源县志》、《手定大宁县志》。
    最后一部《岳州府志》成于清乾隆十一年，距今已有250多年；最晚一部县志系光绪《巴陵县志》，成于清光绪十七年，距今有110多年；其余县志都断修于清同治年间或清光绪初年。由于战乱、自然灾害等原因，众多旧志、志论的原本遗佚甚多，有些志书虽然幸存，但境内却无刻本，有的国内也已无存，而收藏在异国他乡；明弘治、明隆庆、清乾隆年间两种《岳州府志》等其他一些府志、县志，大都已成为稀见地方志或孤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特别是本届修志工作启动后，市、县修志单位进行广泛征集，有些旧志以还原件形式回到了“老家”，但仍有不少旧志付诸阙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