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诗人李商隐诗云:“洞庭鱼可拾,不假更垂罾,闹若雨前蚁,多如秋后蝇。”但封建时代天然捕捞水域被渔霸、湖主占有,渔民生产、生活无固定场所,处于日漂江湖夜守孤洲的凄凉境地,捕捞业发展缓慢, 但水产资源反倒获得休养生息。30年代,境内捕捞业比较兴旺。据民国23年实业部调查统计,仅湘阴、岳阳、临湘3县纳税的专业捕捞渔船计1980艘,年捕捞水产品3572.5吨,境内全社会捕捞产量达1.8万吨。27年11月,日军侵入,敌舰封锁湖面,渔船渔具损失严重,捕捞产量随之下降。35年,上述3 县同类口径的水产品捕捞量降至800吨以下,境内全社会捕捞产量仅6000吨。6月,境内成立渔民协会。此后,捕捞业有所恢复。至1949年，捕捞产量达到1.11万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解放了捕捞生产力,推进了捕捞技术改造,捕捞业获得迅速恢复和发展,但出现捕捞强度超过资源再生能力的局面。加之水域围挽、湖场淤塞、水域污染、害业破坏等,水产资源有所衰退。 50年代前期,江河湖泊等捕捞水域收归国有,国家实行减免渔税,并发放渔业贷款,渔民组织起来并开始捕捞技术改造,捕捞生产获得迅速恢复和发展,捕捞年产稳定在1万吨以上,其渔获物以一、二级大鱼为主。1954年,捕捞产量达1.31万吨。这一时期,境内水产品以捕捞为主,产量占养捕总产量的80%以上。 50年代后期～80年代末期,捕捞产量跌至1万吨以下，且渔获物的规格越来越小。1956～1989年,年均捕捞产量0.7万吨,最低的1972年只有 0.3万吨；一、二级鱼占渔获物的比重降至10%以下。1990～1994年,年均捕捞产量升至1.4万吨。1995～1999年,年均捕捞产量4.6万吨。境内水产资源衰退的主要原因是无节制的过度捕捞,在盲目增船添网的同时,各种密网、“迷魂阵”以及电力捕鱼等害业参与掠夺性捕捞。90年代，捕捞产量不降反升有两个特殊原因:一是洪涝灾害使部分养殖产品混入捕捞水域。1996年、1998年和1999年的特大洪涝灾害,致使钱粮湖、团洲等大小堤垸溃决,垸内养殖产品全部汇入捕捞水域,且为天然鱼类提供大片摄食场所和丰富的饵料,这三年的捕捞产量分别达到4.7万吨、5.3万吨和5.3万吨。二是为了回避养殖产量与农业特产税等税费直接挂钩,各级生产和统计部门便把乡镇以外直属单位的水产品产量,以及非集中养殖水域、稻田、沟港、零星塘坝、私人养鱼等水产品产量列入捕捞产量的范畴。这一时期尽管捕捞产量的绝对数较大,但因养殖产量基数越来越高,故捕捞产量仍只占养捕总产的20%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