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前期，境内无官方物价管理，商品价格随行就市。光绪二十五年(1899)，城陵矶设立海关，美、英、德等外商在城区设立洋行经商洋货，价格多为外商垄断。民国初期，物价管理和市场状况大体与清代相似;抗日战争时期，由于日军的野蛮侵略和屠杀，境内社会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田园荒芜、工厂倒闭、商业阻塞、物资奇缺、价格飞涨，“石谷难买一斤盐”的状况比比皆是。30年与26年相比，大米价格上涨13.42倍、食盐上涨15.47倍、猪肉上涨6.5倍、菜油上涨5.75倍。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发动内战，致使通货膨胀，物价一日数涨。35年，大米每石售价2.5万元法币，到38年4月涨至720万元法币，上涨288倍。抗日战争爆发到1949年，物价总指数上涨1886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境内价格基本维持在民国末期的水平。1950年6月，全国实行“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制度，物价管理工作进入崭新的历史时期。

1953～1957年，随着社会主义统一市场的逐步形成，物价总水平基本稳定。社会商品零售物价指数累计上涨13.23%，年均上涨2.65%，其中工业消费品零售价格指数上涨8.38%，年均上涨1.68%。

1958～1965年，由于国内外主、客观原因，工农业生产大幅度下降，物资匮乏，价格猛涨。1961年，社会商品零售物价总指数比1958年上涨49.57%。1962年，贯彻中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精简机构，压缩非生产人员；恢复和发展以粮食为主的农业生产；划给农民自留地；大幅度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适当降低农业生产资料销售价格(1965年与1958年比，稻谷提高32.8%，菜油提高38.18%，茶油提高12.3%；碳铵销价下降17.85%，1605乳剂下降55%，敌百虫乳剂下降64.4%)；对人民生活必须品实行定量平价供应；有限度地开放自由市场，物价形势随着经济形势的逐步好转而好转。1965年，社会商品零售价格指数比1962年降低32.79%。
    1967年8月，市政府贯彻中央基本“冻结”物价的指示，绝大部分商品价格保持稳定。至1976年，市场零售价格波动幅度未超过0.35%，但价格背离价值的状况越来越严重，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1979～1999年，实行价格改革。1979～1984年以调为主，较大幅度提高40多种农副产品收购价格，其中小麦提高11.62%，菜油提高30%，茶油提高29.66%，棉花提高10.03%，生猪提高9.79%，鲜蛋提高6.74%，木材提高116.68%；同时对猪肉、鲜蛋、牛肉、水产品等8类副食品供应价格作相应提高。1985～1988年以放为主，逐步缩小国家定价范围。1985年3月，市物价局颁发《岳阳市放开价格管理40条》政策，中药材、猪肉、鲜蛋、水产品、饮食、小百货、小五金、医疗器械、理发、照像等价格全部放开，对工业生产资料实行“双轨制”价格，合同定购以外的主要农产品实行指导价格，形成国家定价、国家指导价和市场调节价并存的新格局。1989～1999年，以管为主，1989年2月，市政府下发《关于加强物价管理的通知》等一系列配套文件，要求该管的要管住、该放开的要放开、该降低的要降低、该撤销(收费项目)的要撤销。1991年3月，市物价局针对价格放开后出现物价回升的情况，对猪肉、鲜蛋、大路蔬菜品种、白糖、奶粉等规定最高限价，黑白电视机、自行车、棉布、肥皂、洗衣粉等实行提价申报制度，社会商品零售物价控制目标实行责任制，有效地控制物价回升局面。1992年后，进一步加强对农产品、水电、房地产、交通运输、工业消费品价格及教育、医疗、邮电通讯、行政事业性收费管理。至1999年，共取消收费项目660个，降低137项收费标准，在整顿农村电价的过程中降低电费20%，每年可减轻农民负担1.2亿元。在平抑市场猪肉、禽蛋、水产、蔬菜价格方面，1995年1月成立价格调节基金办公室，到1999年底，共征收价格调节基金1500万元，其中用于发展蔬菜生产、平抑市场副食品价格1300万元，对安定社会、改善城市居民生活发挥了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