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接计划与间接计划相结合

1953～1957年，各级计划机构执行有计 划、按比例发展国民经济的模式，逐步形成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计划管理体制，对国营企业和公私合营企业实行直接计划，主要生产资料统购统销，基本建设的大中 型项目由中央统一安排，财政收入大部分由中央支配，下达的计划必须保证完成；对农业、手工业、私营企业和低级形式的公私合营企业实行间接计划，由其主管部 门以税收、价格、信贷等经济政策和加工订货、统购包销等经济措施，促其任务完成，把生产经营活动纳入国家计划轨道。1956年，随着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主 义改造的基本完成，对农业、手工业和私营企业的计划控制逐步加强，开始对其实行集中统一的计划管理。

1958～1960年，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央集 中统一领导的计划管理体制的弊端逐渐显露出来，主要是统得过死，指令性指标太多，经济办法少，忽视市场调节，影响企业和地方积极性的发挥；计划的责、权、 利不结合，造成条块分割，自成体系，吃大锅饭。为了克服这些弊端，特别是适应“大跃进”需要，中央决定调整计划体制，1958年提出“统一计划，分级管 理”的原则，开始实行“双轨制” 计划管理体制，扩大地方权力。如中央将80%多的企业下放地方管理，将中央统配的物资减少四分之三，地方在保证国家任务完成条件下，可自主调整和安排本地 生产等。同时，确定地区为统一计划分配物资的一级单位，专区计委综合平衡后的地方产品、基建项目、交通和水利建设、城镇建设工程、劳动工资、物资供应等分 别由专、县计委审批，促进了地方经济发展。但在“五风”错误影响下，也出现了一些盲目性，各级编制的计划，普遍实行“两本账”，一本是向上保证的“必成计 划”，另一本是向下属单位下达的“期成计划”，计划多变，修改频繁，造成层层加码，建设项目重复，资金、设备、物资缺口较大。特别是投资规模、劳动工资实 行分级管理，为职工队伍急剧膨胀开了口子，市场商品供应不足，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失调。

1961～1965年，针对“大跃进”时期计划 管理中出现的问题，采取“收”的办法。1961年，开始执行国民经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中央将下放的经济管理大权重新集中，基本上恢 复了“一五”时期的管理办法，并提出用经济办法管理经济的原则。这一时期，中央先后将省下放岳阳的平江黄金洞金矿、临湘桃矿、岳阳电厂上收中央管理；岳阳 造纸厂、岳阳县制药厂由省代管；岳阳县水泥厂、麻纺厂、拖拉机修配厂等移交专区管理，其余按行业归口由各局管理。物资分配改归口安排为地区平衡、差额调 拨、品种调剂；财政上收中央，实行按比例分成；劳动工资计划，由省下达；物价管理：一类物资由中央定价，二类物资报省批准，小商品和三类农副产品，运用价 值规律由地方调节，县以下无权审批。经调整，加强了经济工作的集中领导，对迅速扭转被破坏的国民经济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但也影响了地方的积极性。

二、指令性与指导性相结合

“文化大革命”时期，在经济建设中强调各地建立 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以加快地方经济发展。1965年下半年开始，中央再次向地方下放计划管理权，扩大地方对物资、投资和财政等机动权限，每年将农、林、 水利等19个非工业部门的基建投资切出一块（约20%）归地方统筹安排；1966年，将“五小” 企业产品划归地方分配；1967年，将地方企业基本折旧基金全额留给地方和企业支配等。1970年，中央决定进一步扩大地方计划管理权。将中央、部、省领 导的一些企业逐级下放地方管理。如将长炼、岳化下放湖南和岳阳，实行省、地双重管理；将岳阳造纸厂、岳阳电厂下放地区管理。并对下放企业试行基建投资、物 资分配和财政收支包干，计划拟定实行“由下而上，上下结合，以块为主，条块结合”的办法。同时下放管理权限的还有：国家投资项目计划，除重点工程由省直接 安排外，其余只下达年度投资计划，总指标由地区安排；自筹资金项目一律由地、县计委分级审批；物资分配计划，按省下达的年度指标切块到县，三类物资，地、 县有权调节分配；工农业生产和商业计划，地区计委只管主要产品的生产和收购计划；劳动工资只下达年末控制计划和年度工资总额。上述这些放权的变革，促进了 地方经济，特别是工业经济的发展，在境内建成一大批工业建设项目。但由于计划管理权限下放过多，导致一些地方大搞“大而全”、“小面全”，盲目生产，重复 建设，影响了综合平衡。

三、指令性计划、指导性计划与市场调节相结合

计划与市场调节并存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计划体制改革全面展开。1981年，在国家计委《关于改进计划体制的若干暂行规定》指导下，经过4年的探索和稳步推进，计划管理 改变单靠指令性计划、统配措施和行政手段指挥经济运行的作法，初步形成以指导性计划为主，指令性计划、指导性计划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三位一体”的计划管 理机制，对国民经济进行有效管理。到1985年，全区农业生产计划，除粮、棉、油外，全部实行指导性计划，生产指标由60种减为22种；工业生产计划指标 由150多种减至82种，其中除省管产品和地、县重点产品纳入指令性计划，有增产条件的可按市场需要自产自销外，其余由归口局管理或由企业实行市场调节。 固定资产投资计划管理也作相应的改进，除国家预算内拨款改贷款的投资、纳入国家信贷计划的基建贷款、利用国际金融组织和外国政府贷款安排的基建或技术改造 投资实行指令性计划管理外，其余各级自筹资金和集体所有制单位的投资项目，均实行指导性计划，按投资限额分级审批。物资计划管理，属统配部管的实行指令性 计划，其余实行指导性管理，采取定点、定量、不定价的供应方式。商业购销和外贸进出口计划，品种由40种减为22种，属省任务的作指令性计划下达，其他品 种一律放开；商品零售总额、购销总额、进出口总值等实行指导性计划。物价的计划管理，在保持市场物价基本稳定的前提下，变单一价格形式为计划价（指令 性）、议购议销价、工商协商价和集市贸易价4种形式。劳动工资计划，只管理全民所有制单位的职工年末人数和年工资总额，实行指令性控制。1985年，开始 推行劳动合同制，部分企业实行浮动工资，转向指导性计划。大、中专院校招生和毕业生分配实行指令性计划。文教、卫生、体育、广播、电视和地方交通运输，除 收费价格外，均实行指导性计划管理。

有计划发展商品经济  1985年以后，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整体推进，计划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化，以利有计划的商品经济高速发展。1986～1993年，改革的重点主要放在以下三个方面：

放宽投资计划管理权限，扩大县（市）、区和企业 投资决策权。一是扩大县（市）、区计委项目审批权。凡符合国家产业政策，资金、外汇、原材料及能源等建设条件能自行平衡的生产性项目总投资在1000万元 （含1000万元）以下，非生产性项目总投资在500万元（含500万元）以下，利用外资项目总投资在100万美元（含100万美元）以下的，由县 （市）、区计委审批。农村集体和个体投资原则上由县（市）、区计委审批。500万元以下项目简化审批程序，采取立项到新开工两步到位办法管理。二是放宽企 业竞争性项目投资管理。凡用自有资金和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自筹资金进行建设的项目，符合国家有关政策和法律，各项建设条件能自行平衡的，由企业自主决策。

缩小指令性计划范围，扩大企业生产经营自主权。 一是全面放开粮、棉、油指令性计划管理。主要依靠“合同定购”、“三挂钩” 等政策性措施、调节手段、信息引导和市场机制进行调节；二是工业产品不另增指令性计划，指导性产品由1985年的82种，逐年减少至1993年的20种； 三是物资分配实行平议价格“双轨制”，省下达的计划物资由18种减为10种，供需量差距逐年扩大，主要依靠物资部门组织社会市场资源，补充物资缺口。

计划部门工作重点由微观管理转向宏观管理；管理方式由直接管理转向间接管理，变指令为指导，变权力为服务。

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1994年以后，主要围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继续推动计划体制改革向深层次发展。

着力培育市场体系，推进国民经济市场化进程。一 是进一步树立以市场为出发点的计划工作观念，坚持把计划工作的出发点放在大力发展消费品生产，支持开发适销对路产品、短线紧俏产品、新产品和出口创汇产品 上，增加社会供给，繁荣城乡市场，提高工农业生产社会化程度；二是树立“生产与流通齐飞”的产业发展观，注重市场开发，把流通领域的基础设施建设列为投资 建设的重点，1996～1999年，用于这方面的投资达6亿多元，在全市初步形成较完善的市场网点和门类齐全、组织有序的专业市场；三是同步发展资本、劳 动力、技术、信息等生产要素市场。

建立健全以间接控制为主的宏观调控体系，保持社 会总需求与总供给基本平衡。重点是改革和完善投资管理体制，编制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计划，由计划部门统一管理，实行全方位控制；综合运用财政、税收、信 贷、价格、审计等各种调节手段，调控建设规模，调整投资结构，提高投资效益，使全市固定资产投资始终保持在合理的规模和结构水平上，以适度的投资需求，拉 动经济快速增长。1994年全市投资率为18.03%，1999年，投资率提高到23.3%，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45%以上。

放宽市场准入条件，推动非公有制经济发展。除国 家明文禁止涉及的领域外，取消一切限制社会投资的不合理规定。从“九五”初期开始，对非公有制经济在企业开办、土地使用、信贷税收、进出口方面，实行与公 有制经济同等待遇。鼓励和引导具有资质的非公有制企业参与基础设施和教育、卫生等社会服务业的建设经营。1996～1999年，全市非国有投资总额达 66.44亿元，占同期全市全社会投资总额的27.64%，在竞争性领域已占据重要地位。

转变计划工作重心，强化宏观管理职能。在进一步 转变思想观点基础上，把工作重心由以年度计划为主转向把重点放在中、长期规划上，注重发展战略和产业政策研究；由抓日常具体事务为主转向抓宏观、抓大事为 主，集中主要力量抓生产力发展；由“把关”为主转向“通关”为主，全方位服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使计划部门成为抓大事的经济参谋机关，成为面向全社会 经济活动的综合平衡机关，成为以间接调控为主的综合调控机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