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16年4月，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5月 12口，许克祥在长沙发动“马日事变”，接着，国民党右派彭国钧等在长沙拼凑成立救党委员会，并通令全省团防武装严密侦缉各机关团体中的共产党员，各种反共势力重新汇集起来，大肆捕杀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和革命群众，土豪劣绅乘机反攻倒算，在国民党军队的支持下，纷纷卷土重来。6月14日，国民党省救党委员会通过省军事厅发市“清乡”命令后，各地疯狂屠杀革命者，白色恐怖笼罩城乡。岳阳、平江、华容、湘阴、临湘国民党县党部、农民协会及各革命机关团体被摧毁，国民党救党委员会纷纷建立，并分别建立团防武装和铲共义勇队，进行极其残酷的大清乡、大屠杀，无日不杀数十人，到处血肉横飞，遍地尸体枕藉，一批批革命者和工农群众倒在国民党反动派的屠刀下。

5月17日 ，夏斗寅在湖北宜昌叛变的信息传到临湘，不甘心失败的“左社”余孽和反动团防疯狂捕杀共产党员和农运骨干。逃窜羊楼司的县团防队队长丁惠和勾结忠防区团防局局长袁定恒集中300人，兵分三路进攻县治陆城，一路枪杀县妇联主席黄淑、妇女干部赵辉英和路过百姓；一路在云溪抓捕共产党员李中和，于 5月18日 将其双手心穿上铁丝游街，割掉双耳双手，刀穿胸膛致死后，又剖腹剜心。接着，杀害李高峰等一批共产党人和农运骨干。县反动分子汇集成立“临湘县铲共指导委员会”，在全县清查共产党员和工农骨干。县团防局局长艾荣每月要处死十几人，杀人手段极其残忍，除用各种酷刑外，还将被害人下汤丸(即捆住身、手，装人麻袋抛人长江急流中)。在清乡中，临湘团防和“左社”分子以是否与詹案有关作为定罪标准，凡是反对詹先甲的人都横遭迫害，家破人亡。该县被杀害的共产党员和工农骨干100多人，共产党组织、工农革命团体破坏殆尽。

麇集在岳阳县城的地主豪绅、反革命分子李振湘、戴绍先、高怀帮等在驻军支持下，公开组织县救党委员会，篡夺县党政领导权，成立挨户团常务队，后改为铲共义勇总队，进行“铲共”清乡。城区“左社”组织重要分子包泽兰、王品仙、高鸿均等成为岳阳反动派制造白色恐怖的谋臣策士，对革命志士进行惨绝人寰的大屠杀，最先遇难的有廖湘、刘阳赓、潘光第等一批共产党人和农运骨干。18年6月初。湖滨中学中其支部委员方仲文在临湘县被捕叛变，将组织交给他的共产党员名册挖出，供给岳阳县县长胡建铭，胡即按名册捕杀共产党员，仅6月9日就有几百人被捕，当天在岳阳县东门操坪枪杀40多人。“马日事变”后，据不完全统计．岳阳县惨遭国民党反动派杀害的共产党员、革命志士有姓名可查者达540人，县清乡委员会通缉的“人犯”有59人，被捕判刑的53人，其中死刑37人。

逃亡在外的华容县土豪劣绅陈之纲、黄醉周、张汉清、张涤之等。结伙跑到长沙，请兵一连，于6月24日到达华容，大肆捕杀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华容县农民自卫军副总指挥、城郊区农民协会执委蔡大勋被剖腹剜心，悬头县城门；次日，又将共产党员邓白等10多人捕入大牢，捕杀欧阳悟、程学伊、熊迪、罗振汉、韩国栋等共产党员和工农骨干，担任国民党华容县党部执委的革命志士被通辑、追捕，各区分部组织亦尽遭破坏。省救党委员会派员到华容拼凑县救党委员会后，土豪劣绅组成“还乡团”卷土重来，到处捉人杀人。17年 6月l10日，通过叛徒张先谟捕捉中共华容县委及基层组织成员彭定、肖采其、谈诗锦等30多人，连同原被捕人员，该县共产党员、共青团员、革命武装负责人和工农骨干106人先后惨遭杀害。23日，张先谟又引反动武装300人枪驻扎大冲口，圈屋烧山，捕杀革命人员300余人。“马日事变”后不到一年，国民党在华容县实行“清共、屠共、铲共”的血腥镇压，共产党员及革命骨干860余人惨遭杀害。

国民党湘阴县党部成员在“马日事变”后，太部分被迫离县避难，国民党右派熊健功代理县长，并与吴博夫、蒋觉民组成救党委员会，清理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捕杀革命群众，并呈报省政府通缉国民党左派陈度等。

平江县代理县长曹修礼闻讯“马日事变”，马上宣布“所有机关团体立即停止一切革命活动，并积极策划“清党”、“屠杀”等反革命阴谋。隐藏在长沙的国民党右派分子江裕岷指派其爪牙携带枪支，昼夜赶回浯口，纠集当地土豪劣绅江望南及杨各等，于5月24日清晨，突然围攻浯口农会、工会、妇女会、半日学校等机关，将所有财产抢劫一空，并将共产党员江人发捕押送县(中途被农民自卫队救出)。6月7日，国民党省救党委员会派张泽厚等5人到平江和代理县长曹修礼一道，解散县农会、工会，派员查封各乡农会。7月15 日，汪精卫于举行“反共”会议后，省政府派县长王紫剑、清乡司令阎仲儒到平江，在“宁可枉杀一千，不可使一人漏网”的反动口号下，进城当日就枪杀共产党人 20余人，到8月15日，共抓捕共产党员和革命志士千余人，并实行集体屠杀，致使平江党团组织和群众团体遭到严重摧残。国民党县党部成员或被捕被杀，或逃往外地，国民党平江改组委员会成立，开始清党造册，篡夺县党部的领导权，紧密配合国民党地方当局和国民党军队“清乡”、“铲共”。

民国17年，中共平江县委组织20万农民“三月扑城”后，国民党地方当局又一次对平江人民进行血腥镇压。国民党平江县党务指导委员会与平江县县长刘作柱组织挨户团、铲共义勇军进行“清乡”，以土豪劣绅及其他反革命分子组成清乡委员会，在各地设立挨户团和难民团等地主武装，到处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分子。国民党清乡军“血洗东南乡”，在辜家洞放火烧了3个多月，全部房屋、纸槽毁于一旦，田土荒芜，无人耕种。

7月22日 ，彭德怀、膝代远、黄公略领导平江起义成功，打乱了国民党反动派“剿共”、“清乡”的部署，国民党政府组织“三省会剿”，清剿重点放在平江县。强迫农民组织守望队，成立平江县挨户团常务队，下辖8个大队、8个分队，分驻8个区，实行挨村挨户清剿，令各地乡绅组织难民团，装备枪支1070支，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进行残酷镇压。据《湖南省清乡总报告书》记载，8月，国民党地方当局和驻军分头下乡“清剿”，致使平江县到处火光冲天，烟雾弥漫，火势绵延数月未熄。 “龙门惨案”中杀害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1300多人，被杀害的人大部分割下1只耳朵，当时清点有799只。

民国19年8月初，红军攻打长沙撤退后，国民党反动派疯狂地向苏区进行反扑，蒋介石调集大批军队围剿红军，各县国民党指导委员会组织挨户团(后改为铲共义勇常务队)，配合国民党军“镇压暴乱”。湘阴县苏区在红军湘北独立团撤离后，湘阴县党部和县政府即组织左竹斋为首的600多人铲共义勇常务队，配合国民党彭统仁部围剿洪(源)向(家)蓝(家)三洞，外逃地主回乡组织难民团，疯狂进行反攻倒算。大肆捕杀共产党员和苏区干部群众。蓝家洞铲共义勇队中队长徐凤度、大恶霸兰华光宣称“洪、向、蓝三洞匪窝，要斩尽杀绝，摇篮里的细伢子也要过刀。”一次捕捉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30余人，在柏树坪一次杀害18人，第二天又杀16人。铲共义勇队分队长冯保如带30人枪，强迫200多人参加开会，从中点出16人押往县城后杀害。据不完全全统计，湘阴县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先后被采害的有680余人。

民国19年7月29日。国民党华容县县长宋寿眉派徐上达率30人枪，将共产党员何坤(何长工)的一家老小押到县城，制造“南山惨案”；7月30日杀害老幼男女21人，多为共产党员的亲属，11月．国民党调集大批兵力“进剿”东山地带。次年8月，县铲其义勇队大队长黄醉陶率部协同进剿的国民党部队“进剿”东山苏区，提出“见树砍三刀”、“血洗东山”，企图割尽稻谷，抢尽存粮，杀绝红军。东山明碧乡、文家铺白土地、花家铺、栗树岭等处一时尸肥鸦犬、血长蒿菜。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5200人被杀害。9月24 —25日，仅明碧乡惨遭杀害的男女老幼584人，146户被杀绝。黄醉陶的驻地日夜抓人杀人，杀害118人。接着，又制造栗树洲惨案。同时，组织大举“清湖”，“围剿”中共洞庭特区及游击队，先后杀害中共湘鄂西特委书记周逸群、洞庭特区主要负责人崔琪、熊同寿、金研生、孟庆友、郭锡涛、杨正生、胡光友、肖炎松等，以及游击队员200多人。19年6月～20年10月，华容苏区被国民党反动派屠杀的革命人员和革命群众(包括被杀于外县、死于敌监狱)共6600 多人。

民国20年春，国民党岳阳县地方当局纵容龙、柘 2洞的国民党员和土豪劣绅纠集保安团、铲共义勇队与驻军东三团、南三团配合，对龙、柘2洞革命根据地进行四面围攻，17次血洗2洞，实行“杀光、烧光、抢光”政策，烧毁房屋680多间、山林12万多亩，160多名革命志士和群众惨遭杀害。5月，国民党7区区长策动岳阳县游击队负责人任雄、任湘叛变革命后，任命其为岳阳县铲共义勇队正、副大队长，先后出卖和杀害中共岳阳县委书记李湘涛、县游击队政委任景芳等80多人，并将李湘涛、彭毓英的头割下，用铁丝穿着耳朵挂街示众多天。

国民党平江县党部遵照省党部的通令和“平浏绥靖处”的《平浏绥靖大纲》，和县政府一起将挨户团改为铲共义勇队常务队，强迫农民参加义勇队，制定清查户口和保甲制度，规定居民5户为邻，设甲长，甲内一家发现有共产党员，便“十家联坐”；还以姓氏宗法制度对付共产党，规定每族设族董1人，每房设房董l一2人．规定族董整顿族规，督促族中男丁服役铲共义勇队，约束族中子弟稽查共产党人，为瓦解共产党组织和红军，制定《告密细则》、《自首条例》、《招安自新自首布告》、《白新办法》等，并派出人员举办“自新”、“自首”登记，散发反共传单和宣传资料。在5次“围剿”中，平江县首当其冲，人民受摧残惨重。钟洞区烧毁房屋140多栋、1100多间，杀害革命干部、群众1200余人；黄金洞内光明、建设、荼瑚3个村73户、3690人，只剩下9户13人；南江凤阳村遭挨户团杀害的74户，31户被杀绝，全村被杀害的革命干部、群众493人，被迫移民117户，此地一度人烟绝迹。

民国28年1月，国民党中央召开五届五中全会，确定“防共、限共、溶共、反共”方针，省党部一方面表示继续抗战，一方面积极执行反共政策。省党部指令各县成立动员委员会，撤销抗敌后援会，把有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参加的抗日统一组织，变为国民党一党把持的抗战动员机构，把共产党和进步人士领导和组织的抗日活动，视为异党非法行为。国民党第二十七集团军总司令杨森率二十军驻防平江，会同国民党平江县党部，建立平江“地区防范异党委员会”；在各区、乡建立特务班、巡逻队，并提出以组织对付组织的办法。第二十军政治部主任吴都俊公开提出以汉奸的名义来处置共产党；第二十七集团军政治部主任、军统特务庄义炳为调查了解新四军平江留守处的活动情况，串联军内反共投降派和国民党平江县党部书记长刘佛思、县长陈鲲，以及嘉义乡乡长杨注本、乡队附杨楚新等，结成反革命同盟。杨森为取缔新四军驻平江嘉义留守处，将集团军总部由三阳甲山迁到离嘉义20多里的长寿街．并派4名特务驻守县党部和县政府，严格控制他们的行为，在长寿街开办所谓“民政组训班”，为长寿、嘉义、献钟、龙门等地训练100多名特工人员，其公开任务是造户口清册，发放居民牌，搞联保连坐，实际任务足调查共产党活动分于的情况，查得多的受奖，查不到的受罚。杨森为寻找取缔留守处的借口，授意以国民党平江县党部、县政府、县三青团的名义，联合呈文给第二十七集团军，要求取缔新四军驻平江嘉义留守处，指使嘉义乡公所公开张贴公告，把新四军称为“土匪”，诬蔑新四军有进犯平江之企图，杨楚新秘密绘制留守处周围地形图和军事进攻路线图．经第二十七集团军特务营上报杨森。旋即在嘉义驻守1个连，控制留守处左右2个山头上的碉堡，对嘉义镇实行军事封锁。

6月初，蒋介石密电湖南党政军机关：“据报共产党在平江嘉义暗中恬动，阻挠抗战，速将新四军驻嘉义办事处的人员黄耀南、涂正坤一一解决”。杨森即会同平江县党部及县政府出动军警，突袭新四军通讯处，制造震惊中外的流血惨案，史称“平江惨案”。

6月12日 15 时，率特务营第二连，重机枪1个排和20名手枪队员到嘉义的第二十七集团军营长何学植根据杨森电话指示，立即行动，先派出伪装进步、经常到通讯处找涂正坤联系的中尉侦察员张绍奇到涂正坤住处，以通知新四军参议到区公所商量有关抗日紧急事宜为由，将新四军参议、中共江西省委副书记涂正坤骗到离通讯处 20米 的 “秀记”杂货店门口，由预伏在附近的狙击枪手开枪射击，涂惨遭杀害。枪响后，张绍奇佯喊“有匪啊，有匪啊!”早已埋伏在街上的便衣武装一齐持枪冲上街头，驻军立即布满岗哨，全镇戒严，禁止老百姓行动。一伙暴徒随即冲进新四军通讯处，入室抓人、劫物，将通讯处主任秘书吴渊枪杀在万寿宫门口。抓走八路军少校副官、中共湘鄂赣边特委书记罗梓铭及通讯处工作人员曾金声、吴贺泉、赵禄吟等4人，抢走银洋2600元，步枪2支，驳壳枪6支，手枪6支，手榴弹8枚，子弹 1000发，电话机2部，油印机1部，军服若干。当晚进行秘密非法审讯，一无所获后，于深夜12时将4人押往嘉义镇旁虎形岭枪击后活埋于废金孔。新四军驻平江通讯处主任，中共湘鄂赣特委宣传部部长黄耀南在县城察看房子时，得知消息迅速离开县城。经三跟桥到谢江，与从嘉义逃出的妻子陈庭玉、涂正绅夫人朱引梅等人会合后，一面发动群众给牺牲的6位烈十办理善后工作，一面抓紧调查了解情况，印发《快邮代电》寄往全国各地。

在嘉义的匪徒将涂正坤等6人杀害后，国民党驻军和地方党团政府利用叛徒．到嘉义谢江继续追捕黄耀南，黄耀南在群众的掩护下迅速离开。杨森和国民党平江县党部又布置暴徒在木瓜、虹桥、长寿等地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先后杀害余郁光、李发琪等4名共产党员。

国民党驻军和平江县党部为欺骗舆论，掩盖罪责，在杨森授意下，嘉义乡长杨汪本串联当地一些反共分子，组织所谓36盟，私刻14枚印章，假装36名群众写了一份“控告信”，控告留守处的“罪行”，妄图借地方群众名义，作为他们取缔通讯处的理由。7月2～14日，周恩来、叶剑英连发数电致陈诚、徐永昌，严正指出：嘉义留守处抗日政绩当地有口皆碑，曾为文伯 (张治中)先生所赞。8月1日，延安各界人民举行追悼“平江惨案”死难烈士大会，毛泽东在大会上发表演说：平江惨案同全国出现的众多反共惨案一样，都是国民党《限制异党活动办法》等反共决议的产物。并强烈要求国民党当局严查主使，惩办凶犯，明令取缔《限制异党活动办法》。

平江事件后，省党部进一步贯彻《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各县党部加强对“异党”活动的监视，第二次国共合作局面消失，各县党部、三青团及县政府抓紧捕杀共产党人。平江县党部和县政府内的反共分子，在第二十七集团军的配合下，公开布置各乡、镇大开杀戒，允许各地密捕、密讯、密杀共产党人。至31年6月，该县18个区委、58个党支部几乎全遭破坏，被害共产党员130多人。

民国28年7月16日，中央华容县委委员刘少逸召集基层组织负责人在南山何家柯堂开会，被国民党大乘区党部书记何光宇侦悉，并密告县党部书记刘卓然，刘密令徐上达派便衣特务，将刘少逸和南山区委书记何汉广，文化抗日会领导人何光德及共产党员陈次蕃、戴国钧、沈梅仙、许元吉、包友贵等8人分别暗杀于各自的住所，使中共华容县委、南山区委遭到破坏。国民党岳阳县党部和特务机关把他们认为是共产党人的分类排队，作为准备捕杀对象，并散布流言蜚语，为镇压共产党制造口实。在岳阳中心县委加紧撤退共产党员和党的骨干分子时，国民党反共分子举起屠刀。29年4月初，岳阳县共产党员李西谈、，王国雄和李开桂(王妻)，临湘县李继渊相继被国民党特务暗杀，岳阳中心县委主要成员脱险转移．中心县委活动停止。10月，转移到国民党第七十军的18名共产党员因叛徒告密，在干训班潜伏的7名中共党员除1人因年纪小外，6人被集体枪杀，潜伏在大队部、军事连、儿童连和合作社的中共党员闻讯出走。次年2月，国民党湘阴县党部和县政府将中共湘阴县委成员余可嘉、符保林、金干堂、黎常春和区委书记陈监卿、李永保逮捕监禁，中共湘阴县委机关遭到破坏。6月，临湘县委成员梅继尧、梅重奇被临湘县党部和县政府王翦波逮捕，在县党部所在地邓登普家集体审讯后，先后被杀害，中共临湘地方组织遭到严重破坏而解体。

民国34年8月，日军投降。境内国民党各县党部迁回县城。次年6月，国民党反动统治集团悍然发动全面内战，大肆进行所谓“戡乱建国”，以“湘北王”乇翦波(专员兼保安司令)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当局强化反动统治，加紧对人民进行横征暴敛，加上兵匪劫掠，通货膨胀，自然灾害频繁，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35年，湘阴县党部将共产党员龙瓒、彭国梅逮捕入狱，36年，又将抗日战争中作过贡献的左钦彝抓获，由军统特务张克明枪杀，随后军统特务李香龄、张克明、江郁文又杀害巾共地下工作者和革命人士李雨梅等 49人。

华容县党部和县三青团分团部、中统调查统计室、军统湘北分站常德大组南华组、县自卫大队等反动组织专门从事反共、反人民的罪恶活动。民国35年3月，县党部通讯室扩充为特种汇报室，中统局华容大组组长卢人凤任主任，专事审讯“异党”，处决“政治犯”。5月，抓捕中共留守东山坚持地下工作的原松华县工作人员黎光鉴、李鹤松、徐果然等，华容县党部和县政府、县参议会、县政府特种汇报室、三青团分团、县警察局举行“六部会审”，将3人杀害在县城北门堤边，抛尸于河中。次年春，县党部督促中统华容调查统计室和县警察局在全县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搜捕，200多名中共党员和革命群众被逮捕，中共党员被杀害，无辜群众接受“感化训练”，被敲诈勒索后释放。为了控制基层，强化“治安”，支持内战，华容县党部还举办地方行政干部训练班，培养乡、保基层骨干324人，并严令各乡推行联保、联坐法。

民国36年6月，平江县党部书记长吴思敬参加湖北咸宁第十六次绥靖处特别党部会议，接受建立边区情报站、加强情报工作、组织自卫大队等任务。吴回县后，增加民报经费，加强民报办报人员，组织自卫大队，在天岳乡、龙门乡、谈岑乡组建3个情报网组，指定3个区党部书记分别负责情报网工作。华容县成立自卫大队，各乡建白卫队，全县自卫队员达1338人，配枪 833支(挺)。次年3月，为支援内战，全县抓壮丁3120人。临湘、岳阳、湘阴县先后成立自卫总队，防止共产党活动。7月，国民党政府颁布动员戡乱法令，11月17日，省党部通过省戡乱动员会发表的《为总清乡告全省人民书》规定：“村清其村，族清其族，业清其业，行清其行”，实行“连保连坐切结”。为适应内战需要，实行征兵、拉夫、征粮，县党部配合县政府派员督导考核各乡镇催兵、催粮，清查不稳人员。平江县国民党县党部、县政府拟定《常备民夫筹集办法》，由乡征调常备民夫100人，每2人自备担架常驻军民合作总站，征集办法由县政府以命令指派到城乡，平均摊派，并由国民党第五十八军政工处、县政府派员赴各乡坐催。35年12月，该县共抽壮丁330人，押往长沙军营。37年10月，临湘县限于当月完成劳军布鞋1 5万双。38年征兵190人，军粮3万担，并严禁黄金、白银、外币流通。华容县于37年征壮丁940人，年底，因兵源吃紧，又提前征38年的2180人。

民国38年，国民党政治经济总崩溃，更加抓紧对反蒋民主运动的迫害。南京“四一”惨案发生后，在长沙的大中学生亦举行争取真和平的游行示威。中共岳阳地下党组织发动岳阳学生声援南京和长沙学生运动。4 月13日，岳阳中、小学生800多人举行声援集会，组织游行示威，途经南正街、天岳山、羊叉街、先锋路，行进到梅溪桥时，国民党专员王翦波派兵殴打袭击学生，打死2人，伤20余人，6人失踪，事后又接连几天搜捕学生，造成震惊全省的“四一三”惨案。华容县解放前夕，国民党华容县党部领导在华容的中统、军统特务组织疯狂破坏中共地下党组织。中统组织在学校、社会团体、保、甲中，建立反共监视网，布置“特务细胞”，利用叛徒作为“内线”，充作特工，搜集中共组织情报。为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军渡江南下，县党部、县政府突击加强洪山头至塔市一带江岸防线，征调大量民夫，在各重要渡口、通道修筑碉堡24座，封锁船只，设置哨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