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我17岁，由中药店的学徒工，投靠共产党，参加湘北建设学院学习，当时，岳阳天空，尚有国民党的飞机轰炸扫射，投放反共宣传单，城内谣言四起，深夜，冷枪、信号枪扰乱人心，但大批热血知识青年仍从四面八方奔向湘北建设学院，接受共产主义理念教育。通过建院学院的学习，认清了只有共产党才能救国救民的道理，坚定了革命的信念。建设学院结业，我分配到湘阴县做筹粮支前工作。当时新解放区尚未建立政权，只能按国民党的乡、保、甲建制筹粮。

　　有一天，河西办事处李树发（南下干部）同志组织余泽俊、胡静安、谈梦舞（女）、刘希金（女）和我等在铁角嘴一家民房内开会，深夜被散匪围困，这栋房屋是铁门铁窗，匪徒无法打入，只在屋外鸣枪叫喊，我们被困在楼上，李树发持手枪守住楼口，匪徒闹了半夜，天亮前散去。铁角嘴与长沙县乔口、靖港隔水相邻，当地社会情况复杂，席清堂率领一支解放军驻营茶壶潭剿匪，维护治安，保证了筹粮工作的顺利进行。

　　1950年初，湘阴城南发生抢粮事件，当时，全县干部都集中在县城开会整风。会后，我和童安华（建院同学）被派往城南区，老童任公安助理员，我任武装助理员，从此转入军事部门，历任区、县武装助理员。我经历了民主革命阶段一系列的农村改革运动，参与建立区乡政权，发动群众，扎根串联，培养农民骨干，建立乡农会，组建民兵队伍，清剿散匪，收缴民间枪支，发动群众减租退押。

　　在土地改革中，我组织受苦受压迫最深的贫苦农民，在群众大会上带头诉苦，揭发恶霸地主欺压农民，逼租逼债的罪恶，激发农民的痛苦和仇恨，在充分发动群众的基础上，组织骨干学习土改政策，提高群众觉悟，按土地改革法，划清成份，组织骨干向地主、富农家分田分地。

　　在查田定产工作中我又组织骨干对田地，一丘一块丈量，鉴定土壤、水源好坏，核定产量，当时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奔走在乡村田野，吃住在贫苦农民家里，做到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和贫苦农民结为贴心人。

　　50年代初，湘阴县城南区一分为二，新组建樟树区。因我和童安华年初就在樟树镇一带工作，社会情况熟悉，上级通知我们为建新区筹备办公场地。经与乡农会研究，确定在樟树镇附近的清泰村，借用一家地主的民房，这房屋楼上楼下十多间，宽敞明亮，房主只两老人，搬迁方便；距樟树镇街坊近、靠近湘江轮船码头，交通方便。区委书记韩志云，杜建华、周葛等先后到任，对新区办公场地十分满意。县委书记华国锋视察樟树区筹建期间，区公所尚未建立伙食摊子，由我向镇工商联联系开餐事宜。新区办公急需开通电话联系，华书记和韩区委研究，由县邮政局负责电线架设安装，指定我组织民工配合邮政局栽电杆，限期架设县通区的电话。时间紧，任务大，线路经羊山湖，水面既宽又深，架线难度大，当时颇费了一番周折，才保证电话架设按时畅通。     

　　朝鲜战争爆发，我身为做民兵工作的军事人员，积极申请赴朝参战，但未得到批准。此后，县武装部通知，区武装干部要到湘潭军分区军事集训，我们这批人便从地方干部转入军事部门。初次参加军训，丑态百出。由于我有一股刻苦学习的毅力，操场上总比别人休息少、练得多，汗水为我赢得了胜利，军训结束考核，手枪立姿射击、步枪卧姿射击，都是五弹四中，单兵制式考核，单杠双杠、水马等体育各科都取得良好成绩，真是工夫不负有心人。

    我是1950年的排级武装助理员，1955年授予少尉军衔，由多年的供给制改薪金制，月薪66元（1961年转业，月薪73.2元，1963年套行政20 级，保留原工资）。实行薪金制后，军官可以结婚，经组织批准， 1955年9月由局长、老红军钟福云证婚并主持婚礼，与陈阵同志结为革命伴侣。

    1958年，总政治部号召向文化进军，领导送我到湖南军区文化大队学习。一年多的文化进修，学完了初中和高一的课程，结业后分配到攸县武装部，任军事科助理员兼文化教员，并参加了湘潭军分区文化教员培训学习。12年的军事生活，是解放军这所大学校培养、锻炼了我，我刻骨铭心地记住， 把人民解放军的优良作风和光荣传统，带到了日常生活中，解放军的培养教育，是我终身工作、学习的动力和泉源。

    1961年转业回岳阳县，先后在县养路工区、县计量管理所任职。1964年调县计委，当时计委、物委两块牌子一套人马，我分工做物价工作。在计划经济年代，工农业产品和市场商品价格，一定多年不变。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商品价格，都由省以上物价主管部门制价，县一级工作主要是上传下达，组织物价检查和成本调查。从中央到县主要业务部门，如粮食局、商业局、供销社、二轻局、公司和大型商场，都设置物价科、股，配备专（兼）职物价员，接受物价部门的业务指导和培训，负责本部门的价格执行和监督。物价纪律十分严明，如发现抬价、违价现象，一经查实，即追究单位责任，通报全县，所以“文化大革命”前，市场物价十分平稳。

    在抓价格管理的同时，经常组织部门物价人员深入农村，调查主要农产品、竹木制品，铁木农具成本，为制价提供依据，特别是对湘鄂毗邻地区的价格，经常进行检查。由于生产布局发展不平衡，毗邻地区农产品收购价格矛盾常有发生，严重影响边区人民团结，影响了党群关系，经省际协商，确定在两省毗邻县建立物价协商会议制度，由两省地县的毗邻县当轮值主席县，负责边界地区的价格、奖售物资标准的监督执行，定期召开会议协商。“文化大革命”前后，岳阳承办过两届轮值主席县，每次请示县委、县政府同意，报批会议经费，由我策划筹备，起草会议文件、资料，向两省、地、县物价、供销部门发出会议通知，在县委、县政府领导重视和主持下，两届湘鄂毗邻地区物价协商会圆满解决了边界地区价格矛盾，受到参与协商县的一致好评。

    1981年，撤销岳阳县，实行县市合并（县级市），合并后的市物价委员会编制7人，其中正副主任3人，卢百里任主任，我和胡显裕任副主任，卢有病休养，由我主持工作。1983年，地区物价局评定岳阳市物价委员会为先进集体单位、指定我为先进集体代表，出席全省第一届物价先进集体单位、先进工作者会议。我曾赋诗云：“群贤毕至共交流，事业平凡显智谋。借石他山凭我取，移花接木倍增优。”地市合并，我未因工作变化而气馁，继续尽职尽责，直至1993年离休。

    追忆45载革命经历，虽无建树，但无论身为军人或是公务员，于党于人民，我在岗位上，做到了尽职守责，没有留下遗憾，心无愠愧。我养育三个儿女，她（他）们读初中、高中，正遇“文化大革命”，我支持她们响应党的号召，下放农村劳动锻炼，后招工进城，都到商店、工厂就业。子女成家，父母西归，都按解放初期的革命新风办事，没有请客设宴。我在计委战线工作30多年，没有为十几个弟妹、侄儿、侄女、外甥谋过一份工作。经过历次政治风暴的洗礼，一生平平安安，可谓淡泊轻名落夕阳。

    离休后，身为退士，晚年参加老干大学学习，加入洞庭诗社、楹联学会、老年文学协会等社会团体活动，藉以丰富精神生活，去年9月着手将多年学诗写诗的手稿，筛选部分诗词短文，汇编成《心声》刊印，以为离休生活的纪念。

              

（作者系岳阳市物价局离休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