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 年秋，我考入江西省萍乡县立完全中学，当时的校址设在安源。解放后学校迁至县城，随着萍乡县升格为地级市，学校也更名为江西省立萍乡中学。我在萍乡中学求学阶段，全国正处在社会激烈动荡之时，解放战争以排山倒海之势，打败、摧毁国民党反动军队和反动政权。反动势力在社会上和学校内，大肆进行反动宣传，胡说什么“共产党共产共妻，杀人放火，兔子尾巴长不了。”并且还动员部分高中生参加“青年救国军”。那时，我虽然思想觉悟还不很高，但觉得参加这个组织，无非就是为蒋介石当炮灰，这有什么值得的呢？迨到1949年八九月间，一个孕育成熟的新中国即将诞生!我在萍乡与醴陵的边陲地区，看到了共产党举办的湖南湘北建设学院招生广告，其中规定：招生对象是在校中学生或社会知识青年，年龄在20岁左右但不超过25岁，报考日期截止9月20日。经考试录取后，在院学习期间免收学费，并提供住宿、膳食，结业后按学习成绩分配或介绍工作。这真是天赐良机呀!首期就在岳阳县城开学，时值1949年8月中旬，招生787人（系指结业分配人数）。岳阳县于1949年7月20日和平解放后，当时，中共长沙地委机关暂时设在岳阳县城翰林街“和园”，湘北建设学院本部设在国立十一中学（即现在的岳阳市第一中学）。1949年9月上旬，我毅然决定报考建设学院。

我是在醴陵县城渌江中学报考点正式履行各项招生手续的，当工作人员在面试时问我：“你为什么要跨省报考湘北建设学院”？回答是：“感觉很新鲜，我要求继续读书深造，跟共产党走，寻找人生的美好出路，因为家庭条件不允许我读书了。”接着又问我：“你是否带了有关证件？”回答:“学校和当地是不会同意报考湘北建设学院的，我只有当年在校学习成绩通知单而且有点残缺不全了，是否可行？”主考者听了会心地笑了一下，便叫下一个考生。在醴陵县城报考时，不知怎么这样凑巧，可说是一种缘分吧!当时，萍乡中学的学生连我一共三人参加了湘北建设学院入院考试，我们邂逅见到了萍中教高中外语的肖炳实老师（后来不久才知道他是中共地下党员并已调北京搞外事工作）。当我们汇报自告奋勇报考湘北建设学院时，他很热情地支持我们，并随即写了简信给学院。大约过了一个星期左右，我便得到了录取通知。从此，我在人生道路上第一次接受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有关著作和人类社会发展简史等课程的培养教育，吸吮着党和祖国的乳汁，幸运地成长为一名革命领导干部。

1949 年冬初，我在湘北建设学院学习结业后，经地县组织部门分配到湘阴县锡安区工作（后不久划归沅江县管辖）。该区离县城较远，是一个湖洲围垦垸区，政治情况非常复杂，曾驻有伪乡自卫队和遣散驻在锡安的伪国防部编余杂牌军连以上军官组成的“洞庭屯垦处”。因此，国民党反动势力和当地土匪流氓互相勾结，经常伺机寻衅滋扰捣乱。我记得，在离区政府不太远的义兴垸某地一个小村落，是在一所破旧的小学内，召开群众动员大会，大约有近百人参加。首先由我宣讲国内大好形势，人民解放战争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了!广大劳动人民翻身得解放作主人……但共产党和人民政府还存在一些暂时性的困难，比如粮食给养，财政支付等等，迫切需要大家支持帮助。话刚落音，立即遭到会场后排少数几个人的吼叫起哄!以至发展到整个会场的骚乱，大会也就只好不欢而散了。会后少数坏分子公开煽动地说：“如果人民政府继续坚持要征借粮食，只有命一条……”第二天上午不出所料，在一小撮坏分子的怂恿唆使下，组织了30多人的队伍，每人手举小旗子，在南大膳街上游行示威，高呼反动口号，并狂言要打区干部。在这种紧急复杂的情况下，由解放军驻区中队全副武装出动，实行软硬结合的办法驱散游行队伍。几个领头的坏人见势不妙，率先从小巷溜走了，更没有人胆敢围攻区政府和殴打干部了。上述事件过后不久，区领导根据上级的指示精神，迅速组织力量，查明尖锐复杂的斗争情况，将该地正、副保长且系反动党团骨干分子执行枪决。一场紧张的征借粮食战斗，就以我们的胜利，敌对势力的彻底失败而告终。因此，很快稳定了大局，有力地推动了民主改革的进程。

    我直接参加革命实践工作的第一站，就是在水患较为严重的湘阴县。后来先后调至湘潭地委机关和1964年8月新设的岳阳地区行政专员公署机关工作的40多年中（包括大、中专师范教育事业单位工作10年），不管是搞部门工作还是搞中心工作，都离不开与水患作斗争。

    1952年夏秋之际，湘阴县秋汛期持续30多天。9月24日19时多，突然间9级北风大作，使南洞庭湖掀起了汹涌无比的巨浪。当时，湘阴县白临区所属的民新、鼎新、塞子、古一共四垸，先后相继溃决，使湖区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受了惨重的损失。我当时是区共青团的专职负责干部，区领导分配我在古一垸范围内担任驻乡防汛抢险工作组长，当时，我们既要发动组织群众，又要以身作则挑土或搬运器材，这样一干就是三天三晚。一天，在古一垸姑嫂树堤段，大约有十多米长，因外堤水位居高不退，浸泡时间较长，结果此段堤首先从堤面中间横向逐步由小到大开裂，大概在十多秒钟之内溃决。洪水就像奔腾的蛟龙一样冲进古一垸内，好在党支部和工作组事先已坚决组织动员绝大多数群众安全转入到堤上和高台处，真正被淹死多属老弱病残等少数人。乡党支部书记王神保是当地富有防汛抢险经验的党员领导干部，当他首先发现堤面中线有裂缝现象时，马上当机立断决定撤离险境，当时，我正带领群众在险段奋战，没有顾及堤面中线的险情，如果不是他的睿智果敢，我和其他抢险人员定会被溃口洪水冲走淹死。

    1952年11月10日，省委、省政府作出重大决策，组织25万名干群，大干100天会战南洞庭湖。并明确要求在1953年3月20日，完成所有计划安排的各项工程任务。当时湘潭地区有湘阴、岳阳、临湘、平江四县参战（包括现在的汨罗市），各县均成立整修南洞庭湖总队指挥部。湘阴总队由县武装部部长李子瑛任指挥长，县长高臣唐任政委，我被调到总队政工科工作，主要是做好宣传发动群众，总结推广先进经验和先进人物等方面的工作。湘阴县除担负整修堤段任务外，还担负了极为艰巨的王家河堵口工程任务。我自始至终参加并目睹了此项工程。有一件事距今已50多年了，总使我难以忘怀。那天北风呼啸，大雪纷飞，冰天雪地，气温在0℃以下，就是穿着棉衣都冻得发抖，然而河底的漏洞总是难以堵死。那时，有几位水性较好的热血青壮年，在上级和总队领导的精心安排指挥下，赤身裸体潜入堵口河底填塞漏洞，在他们舍生忘死的奋斗下，终于把漏洞堵死断流了。在场的干群目睹此情此景，无不受到感动和鼓舞，有的甚至流下了激动的眼泪!

    在堵口工程进入关键时段的一天晚上，我的双脚虽然被冻得红肿生疮，但是为了圆满完成党所交给的任务，决不叫苦叫累退缩。高县长带我一道去检查堵口工程下端的一条“母子堤”（系为主堤护脚之用），并参加抢修加固，在晚上虽有暗淡的电灯照明，但总还有些感觉不便和困难，难以预测的险情也可能发生。不料随着水势压力的逐步扩大，子堤左侧的一段霎时被冲垮。当时，高县长警觉发现险情后，边喊边拉我赶快离开危险地段，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我们两人已上了湖洲的安全处，幸运地脱离了生命危险。第二天，总队领导又坚决迅速组织力量把子堤修复好了，为堵口主堤的巩固发挥了重要作用。

    艰苦卓绝的南洞庭湖整修工程中，我荣记小功两次、大功一次。人们常说，国以家为基，家以和为贵，家和万事兴。特别是党和国家的各级组织更是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根基和坚强后盾。在这个幸福的大家庭里，我经历了两件感受极为深刻的事件。

    1959～1961年，史称国家经济暂时困难时期。当时，我在湘潭地委机关工作，有较长的一段时间，基本上半天工作半天休息或种菜劳动，晚上适当安排学习。干部口粮每人每月由13.5公斤减少至12公斤，食油也很少，有时吃红锅菜。机关食堂用餐制度由三餐改为两餐，相当一部分干部得了程度不同的水肿病。其他日常生活用品的供用都非常紧缺。在过苦日子的岁月里，我得了较为严重的胃溃疡病，大概在1960年秋天的某晚上，刚结束集体学习后就晕倒在走廊上，随即呕吐了大量紫黑色的血。这一突发情景惊动了在机关学习的同志们，特别是在场的地委副书记樊茂生，他马上设法安排小车，将我送往湘谭市人民医院抢救治疗（那时地委领导干部工作用车只有两台北京吉普）。紧接着先后有30多位同志，其中有组织部干部科科长胡继康、审干办张春生等同志，自觉自愿步行赶到医院，为我选对号血型献血，及时较快地补充了新鲜血液，只有一个多月我便转危为安了。在当时特别困难的情况下，干部的体质都不太好，却有这么多人能做到在危难时刻舍己救人，这种高尚的精神风貌真是难能可贵的!此情此景令我终生难忘，真正体会到社会主义大家庭比我的亲生父母的恩情更深！

    1986年春，我已在岳阳地市合并后退居二线。市教委领导高度重视，将教育界名流权威人士共38人，组成市教育志编纂委员会，并明确委任我为副主任，抽调专职人员组成办公室，安排专项经费，以便顺利完成这项光荣的历史任务。时至1990年春我确诊为咽喉癌。正当我忧闷的时候，得到了党和政府无微不至的关怀，进一步鼓舞了我战胜癌症的信心。副市长陈白玉听到我身患癌病的消息后，第一个主动找我谈心做安慰工作，并提出治疗措施，果断决定去长沙湘雅医院。他还亲自用电话、书信等方式联系，找湘雅有关专家教授打好招呼，定好床位，还特别设法委托市委办的一位干部直接送我去湘雅。在住院期间又作了妥善安排，做到有专人护理，有专用车辆，并保证医疗费用。市教委主任廖若痴，在我施行喉部手术前的一天晚上，亲自来到医院病室床前与我热情谈心，鼓励我战胜疾病的勇气。不足一个月的时间，我便安全出院了。后来又有陈秉芝、高碧云等领导，大专院校和市直中学的领导以及同仁友好等300余人，先后前来我家慰问看望，使我真正感受到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无比温馨。

 

（作者系岳阳市教育局离休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