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六七岁就开始发蒙读书，从小就爱听大人讲故事。现在许多故事都记不得了，但乡亲们讲的日本鬼子残害中国老百姓的事，却刻骨铭心，至今都非常清晰。我的家乡有一条小河，河北边驻扎日本鬼子，南边就是游击区。有一天，一个日本鬼子拖一条抢过河到南边一个村子里找“花姑娘”，正在强奸妇女时，被这个女的丈夫撞见，一怒之下用斧头把鬼子劈死了，把尸体扔到旁边的塘里。北边的鬼子过河寻人不着，用抢逼着整个屋场的青壮年在大冬天打赤膊到塘捞尸。最后用机枪把十几名捞尸体的青壮年全部打死在塘里，把这个屋场的房子全烧了。

附近的新店镇有一座小石桥。日本鬼子在桥头设了一岗哨。看见年轻女子过桥来，就用刺刀逼着她脱光衣服，一丝不挂，名曰“搜查”实是调戏，不从者即开枪射杀。还有一次，几个日本鬼子走到新店对门的坦头街上，当着一街的人，用枪逼着一位父亲与他女儿发生关系，父亲不答应，即被当街刺死。

新店镇一位大户人家的女儿到定湖乡长岭去做客，回来时遇到了四个日本鬼子，要强奸她。这个女子誓死不从，拼命与日本鬼子搏斗，用嘴咬，用手抓，始终没让日本鬼子得逞。日本鬼子老羞成怒，就用刺刀把她捅死了。当地很多老百姓隔远看着这个女孩子奋力与日本鬼子搏斗，宁死也不受辱。大家念其坚贞不屈，后来为她立了一个贞洁牌坊。

有次我父亲挑担柴上街去卖，不知怎么得罪了日本鬼子，他夺过我父亲挑柴的尖担，朝我父亲肩膀上砍来，结果连尖担都打断了……

    听着乡亲们诉说日本鬼子的暴行，在我幼小的心灵里埋下了对日本鬼子的仇恨，心想：要是老子长大了，到了日本，一定要把这些坏家伙斩尽杀绝。当然，在我们心里，也模模糊糊感到国家贫弱，老百姓受人欺凌的悲哀。心想，只有我们的国家强盛了就好了。

（二）

    我的家乡是1949年解放的。不久，斗地主，搞土改，分田地，经常在乡政府所在地一一桐子铺的大操坪上召开群众大会，各村都组织了秧歌队，一开大会就扭秧歌，红旗招展，人山人海。那时，党和政府的威信真是一呼百应，交公粮，修水利，送子参军，抗美援朝，群众积极性空前高涨。接着搞互助组、合作社，生产发展很快。记得我读高小（即小学五六年级）时，在八家畈住校，一个学期除了交点大米和柴火之外，菜金只有三元钱（当时25公斤稻谷的价值）。饭是敞开吃，餐餐吃鱼都吃厌了。星期天到新店街上去玩，街上东西多得很，也便宜得很，鸡蛋两分钱一个，鱼五分钱一斤。那时，作为一位天真的少年，被共和国欣欣向荣的景象所感染，对新生活充满了向往，对党和政府充满了崇敬感激之情。一心发奋读书，每次考试都要争当第一名，不久加入了少先队，并在六年级时当上了少先队大队长。

（三）

1958 年搞大跃进，刮“五风”，特别是强迫命令风，严重损害了党的威信，也破坏了生产力。当时，从中央到地方，都要高举“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也许动机是好的，想快点建成社会主义，让大家过上好日子。但是，欲速则不达。由于违背了客观规律，结果吃了大亏。当时，提出要“超英赶美”大炼钢铁，把劳力调去上山砍树烧炭，土法上马炼钢炼铁，结果钢铁没炼成，一山的树被砍光了。村里的劳动力，今天调去上山砍树，明天调到湖区垦荒，田里的稻谷没人收，地里的红薯没有挖，都烂在田地里。开始因为有积蓄，饭还吃得饱，后来，粮食减产，饭就吃不饱了，市面上的副食品也没有买的了。那时，我在临湘一中读书，十五六岁的中学生正是吃长饭的时候，一天才安排七两米，又没油水，到了晚上肚子饿得痛。许多老百姓得了水肿病，有的就在饥饿中死去了。尽管饿着肚子，领导作报告，还是讲形势大好，是东风压倒西风，压死西风。还有高指标也高得令人发麻，什么亩产三万斤，用黄麻秆子锯板子，到北京开会做凳子座等等。而今看来，令人笑掉大牙，当时却是出自讲坛，见诸报端。记得我们一中搞了一丘试验田，一亩五分七厘，发动全校师生积肥，猪牛粪、土杂肥把这丘田快填平了。插秧时，要求密植1×1寸。教导主任给我们算账，这一亩多田，共插了多少根秧，一根秧结多少粒谷子，算起来，亩均将近三万斤。结果，密不透风，又太肥，全部风长倒伏，一斤谷也没收着。

其实，搞大跃进，刮“五风”，许多基层干部和群众心里是清楚的。但是，由于强迫命令风的盛行，许多人不敢讲真话。因为讲了真话，就要挨批、挨斗，“插白旗”，当干部的就要受记过、撤职处分。我们村里的老支书和我父亲，都是老实忠厚的农民，不愿跟风跑，当时的一个姓何的总支书记就老是批评他们右倾保守，威胁要开除他们的党籍（后来整风整社反“五风”时，又把我父亲请去“工作组”了）。当时，尽管领导大讲特讲形势大好，我们心里总是沉甸甸的。我那时，在学校当学生会的学习部长、校团委宣传部长，曾一度想退团，不当学生干部了。后来，学校把我从学生中抽调出来当老师，在本校任教。我带学生去江南公社支援春收春插，50多个学生就开地铺住在生产队的仓库里，饭又吃不饱，每天割油菜、收小麦、插秧，从来没有星期天，一干就是50多天（当时老百姓外逃不少，收插缺少劳力），许多学生累得哭了。我们没有接到学校的通知，又不能随便回去，唯一的办法就是以身作则，与学生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学们看到老师和他“三同”，也就咬着牙坚持了50多天。现在回想起来，把读书的初中一二年级的学生拉出去当劳动力使用，真是误人子弟，太不应该了。

（四）

    “文化大革命”的全过程我都亲身经历了。开始是到处抓吴晗、邓拓、廖沫沙，本来这与我冒一点关系。因我一个同学在武汉大学读书，我去看过他一次，他被班上当作学生中的小吴晗、小邓拓受到了批判，连我也在被怀疑、被调查之列。后来，因为我曾经被县委宣传部抽调编写过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材料，就把我调到文化馆来。这样，我就亲历了县直机关的“文化大革命”。现在回想起来，这场运动有几个特点：一是表面上的大民主，当权派全部靠边站，没有说话的余地，造反派组织取代了各级政权。另一个是突出政治，运动压倒一切，其他都靠边站了。再一个就是极“左”思潮严重，口号越左越好，行动越左越好，不然，就是“假革命”，就是“明批暗保”。有的人平时不务正业，也没有什么真才实学，就因为口号喊得响，又敢打、敢砸、敢抄，被认为是“有闯劲”当上了造反派司令。还有一个是派性严重。一个单位往往是“保守派”和“造反派”对立，你要批，我要保；你要打倒，我要扶起来。大字报是铺天盖地，标语口号满街都是。人们的日常工作就是写揭发材料，开批判会，上街游行等等。的确，那种政治上的狂热把人们的思想搞乱了。由于我是农村出身，我母亲多次告诫我千万不要有过火行为，说话做事要讲“良心”，所以，我绝不参与“打、砸、抢”，就是参加批判会也不搞什么过火行为，所以我在临湘被所谓造反派冠以“余老保”的称号。

    当时，形式主义也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什么早请示，晚汇报，跳忠字舞，做忠字牌等等，都必须一致行动。毛主席一条新语录出来，马上要开庆祝大会，上街游行。要“宣传不过夜，传达不漏人”。我当时在县委办公室搞材料。听到中央广播电台一播毛主席新发表的语录，县委大院马上就锣鼓喧天。我要在几分钟，最多十几分钟的时间里，为领导准备好在庆祝大会上的讲话，真是难为了。好在时间到，事情了，十几分钟后，群众已在大礼堂集合好，领导必须登台讲话，至于讲得好不好，那就谁也不知道了。

    “文化大革命”中还有一个东西是令人相当恐怖的。就是一句话没有说好，或是一件事没有搞好，弄得不好就成了“现行反革命”。我一个朋友的妻子用一张画报剪了一幅鞋样子，被人发现上面有毛主席像，就说是反对毛主席，被当作现行反革命游街；还有我们文教局老局长的妻子本是个老实人，在一次群众集会上，不知讲了一句什么不得体的话，即被当时主持会议的造反派头头指控为现行反革命，她当即拼命解释，也无济于事，被拉去游街。当时湖南省枪毙了几个打、砸、抢的头头后，地革委机关某干部随意说了一句“这几个人好像都是造反派头头呀”，被人告发，即被当作攻击“文化大革命”的现行反革命予以逮捕。这样一来，搞得人人自危，怕说错话，做错事，连平日的亲朋好友交谈都万分小心。至今想来，这哪有真正的民主气氛?人们的民主权利又有什么保障？

“文化大革命中”把一些出生入死，历经磨难，为创建新中国立下汗马功劳的老干部、老将军，左批右批，这个是“叛头”那个是“特务”或者是“死不改悔的走资派”，也使很多人不理解。另外，把林彪捧上了天，作为接班人写进党章，结果他反过来，要谋害毛主席。王洪文一个科级干部，也当接班人(我当时心里想，容易上去的，也容易下来，结果果真如此)，当上了党中央副主席，后来又成了“四人帮”骨干分子。所有这些，在广大党员和干部群众的思想上造成了混乱，也严重损害了党的威信。由于上上下下都集中心思搞运动去了，经济建设也受到了严重影响。

    当然，在“文化大革命”那个动荡的年代，我们党内一大批老一辈的革命家和广大干部群众，靠着对党和国家的忠诚，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忍辱负重，顾全大局，对那些“极”左的行为进行了坚决抵制，坚持“抓革命，促生产”，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正确部署，使我国的原子弹、氢弹爆炸成功，人造卫星上了天，并且恢复了我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成为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同时粉碎了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使党和国家走出了“文化大革命”的困难处境，逐步走上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开放和快速发展的道路。

（五）

    改革开放三十年，我们的成就有目共睹，也举世瞩目。现在，我们的人民处在历史上最好的时期。由于我国是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国际威望提高，我们中国人无论走到哪里，都是扬眉吐气，再也不是“丑陋的中国人”了；我们的人民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再也用不着担心成为思想政治犯了；由于经济发展，我们的物质产品极大丰富，各种商品琳琅满目，居住条件、交通条件、通讯条件也大大改善。除了电视、空调、电冰箱外，小汽车也开始进入家庭。至于广大农村，种粮、养猪不仅不交税，还有补贴，小学生上学不要钱，水泥路修到大门口，插秧收割大都用机械，劳动强度减轻，日子过得十分舒坦。自从盘古开天地，我们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自由平等的享受，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都处在历史上最好的时期。在神州大地上“国泰民安”、“安居乐业”是最好的真实写照。我深深地为我们生活在这样的国家、这样的时代感到骄傲和自豪。

    当然，我们也不能看到目前的成就而盲目乐观，沾沾自喜。但是，我坚信，有了久经考验的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有了新中国成立后几十年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又能把科学发展观的理念深化到各个领域(科学发展观正是我党总结正反经验教训之后得出的科学结论)，我们国家一定会建设得更加美好、更加强大，我们人民的生活一定会更加幸福，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之日一定会到来!

 

（作者系岳阳经济开发区调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