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北著名的幕阜山国家森林公园，山峦起伏，竹木青翠，白云萦绕，鸟语花香。山谷中清泉涌出，流水潺潺，雄关险隘，古刹名寺，点缀山中，好一派清爽幽静的美好景观！当前来旅游、观光、休闲、避暑的人们在尽情享受宁静、和平生活的时候，却很少有人知晓，这里在60年前，曾经是省内土匪打家劫舍、奸淫烧抢、屠杀无辜、危害社会最严重的地区之一。

（一）

    海拔1595.6米的幕阜山，是湘、鄂、赣三省交界的第一高山。由于地势险要，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早在222～282年三国时期，东吴名将太史慈为拒刘表，曾率兵盘营于此。元末明初，受地主老财压迫盘剥走投无路的农民，在领袖汤旷的率领下，揭竿而起，拒不交租，抢了官府粮仓，然后占领了石牛山，筑起了石牛寨，与围攻的官兵对恃了数月之久。1949年4月下旬，我解放大军突破天险横渡长江后，蒋家王朝残余势力和地方土匪，不甘心失败，也利用幕阜山的险要，流窜于此。自称“湘鄂赣人民自卫军”的一支土匪武装，有人枪2000多，由李高峰统领。当地土豪劣绅，也纷纷出笼，先后组建起土匪武装18股，共有各种枪 400多支，匪众近千人。

    1949年6月，匪首李高峰率部先后在虹桥、三墩、钟洞等地抢劫粮食2万余担。7月18日，晋中南下工作团一大队三中队76名干部，在县委书记兼县长齐寿良率领下，进入平江县城。按照南下湖南省委的布置，入湘初期的工作任务有安民、筹粮支前、恢复生产和清剿土匪等。在政务实施时，遭受到土匪的干扰与破坏。 8月，土匪在蒋市乡抢劫了用于支前的粮食150多担。10月，惯匪李胜全率领匪徒窜至南江区昌江乡柏树里染行，抢走群众加工的青、白布100多匹，11 月，李胜全再次窜到昌江乡君子堂邹家染行，抢走成品青、白布100多匹，并将店主其他财物洗劫一空。在同一时期，土匪还抢走了木瓜、长庆两乡农民的絮被 11床，大米150公斤，猪、牛各一头。土匪在抢劫群众财物的同时，还将黑手伸向了新组建的商贸行业。1950年4月，匪首魏农清窜到修水台庄，抢劫供销社布料10匹、套鞋20双和红茶收购站茶款1000元。当月，匪首吴勇率匪众到金龙区大鱼茶叶收购站，劫走人民币1800万元（折新币1800元），白布数匹，并开枪打伤收购站站长王伟。

    土匪在打家劫舍的同时，还公开与人民政府为敌，先后杀害我军政人员和支持剿匪的农民积极分子36人。1949年7月，魏农清在浆市、洞口两地暗杀第四十六军的两排长。8月，在洞口村打死平安村、天岳村为解放军带路的农民积极分子汤礼泉、胡义桂、邹健民3人。9月中旬，由县委宣传部部长王斌、区武装大队大队长潘元喜、县委会通讯员高俊（均系山西南下干部）与新参加工作的7名青年学生组成的剿匪筹粮工作队进入土匪老巢天岳地区。那时，我军剿匪主力刚刚调走，土匪人多势众。为了打开局面，工作队决定邀请附近的乡、保长，老师和曾参加过苏维埃运动的30多人参加座谈会，向大家宣传政策，研究商讨分化瓦解土匪的办法。会议定于9月26日在虹桥附近的一个屋场里召开。这天时至中午，送通知的干部都相继回来了，但赴会者却未来一人。王斌等人感到情况有些异常，立即通知区中队加强戒备。这时，洞口保保长跑来报告，说有“国军”60余人路过洞口，不知去向。他说完刚刚离开，魏农清率领的200多名匪徒，就向工作队驻地发起了突然袭击。因敌众我寡，驻地又没有防御设施，大家只得一面还击，一面分散转移。在战斗中，工作队员毛鸣皋、邓正两同志不幸牺牲，王斌等人冲出包围，进入丛林，在幕阜山中走了一夜，第二天才安全到达南江桥。

    魏匪袭击天岳工作队后，便邀集幕阜山区各股匪1000余人，在虹桥召开所谓“反共庆功”大会，搭台唱戏，杀猪宰牛，吃酒行令，叫嚣“要与共产党对抗到底”。并胁迫群众上山为匪。一时间，天岳、虹桥上空乌云密布，老百姓人心惶惶，紧闭门户，不敢外出。

（二）

    魏匪对天岳工作队的袭击及其嚣张气焰，引起省、地领导的重视。随即布置兵力，调遣第四野战军四七六团四连、五连、六连机炮连和一五九师侦察连，进驻虹桥、天岳等地，四七七团三营担任控制南江梅仙公路一带。平江县委相应调整县大队力量，将一中队、二中队、三中队的兵力调到幕阜山区。为协调、统一指挥幕阜山区剿匪武装力量，平江县委指派有丰富武装斗争经验的县武装部部长张世乙（山西南下干部）统一领导、指挥幕阜山区的剿匪工作。

    由平江县城到虹桥，通常要经过南江桥，行程约需两天。为了赶路，老张决定从梅仙、三墩走小路，一天赶到虹桥。但要经过一条20多公里草木丛生、没有人烟的沟谷。同行的区中队一名战士说：“部长，这条路难走，还是土匪童锡畴活动的地盘，要小心注意啊！”“叫他来吧，我们就是来找他的。再说，我们的枪很久没吃肉了，正好过下枪瘾。”老张风趣的话，说得大家都笑了起来。

    到了虹桥后，张世乙立即召开剿匪部队首长、天岳办事处干部会议，宣布在虹桥建立剿匪指挥中心，传达县委关于开展政治攻势、军事进剿、组织民兵联防等剿匪工作指示。

    1949年11月13日，平江县人民政府印发布告，敦促土匪和一切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向政府登记、自首、投诚，争取宽大处理。同时，通过各种渠道，动员一切社会力量，向土匪及其亲友传话，劝其脱离匪部，下山与家人团聚。张世乙主持剿匪工作后，以军队为依托，以虹桥为基地，大造声势，广泛宣传。从大坪乡请来木偶戏班子，在虹桥镇上搭台唱戏，大演三天。张部长借机宣传国内外形势，政府剿匪政策和军队、政府剿匪决心，对消除群众的恐惧心理，重振剿匪精神，起了很好的作用。与此同时，又从部队抽调部分战士和办事处干部组成武装工作组，深入到群众中访贫问苦，走访土匪亲属，动员他们劝告匪徒，下山与亲人团聚。在长桥村宣传时，有个叫李盛的土匪家属，因不明政策，仓皇离家出走，屋里空无一人。工作组李纪进屋后，给他家里浇菜、喂猪、喂鸡，还把生下来的鸡蛋拣好，并写明生蛋日期。共产党的干部如此对待土匪家属和严格执行群众纪律的事实传开后，对分化瓦解匪众起了重要的影响。

    长庆乡匪首李爱奇，官僚地主，长期欺压鱼肉百姓。解放初期，害怕政府和群众惩办，便拖枪上山为匪，观察形势发展变化。在我军进剿时，他爬山钻洞，东躲西藏，惶惶不可终日。据投诚的匪众反映，李有下山过平安日子的想法，但不清楚政府的政策。张部长了解到本乡小学有位留用教师叫李振汉，与李匪都是李家屋里的人，交情较好，请其出马劝降。李老师思想比较进步，表示愿意效劳。李爱奇接到李老师带来的劝降信后，想下山投诚，但又不信政府的宽大政策，于是张部长又请出在大革命时曾参加过红十六军宣传队、解放后又参加虹桥支前的胡支兰，再次上山向李爱奇转达张部长答应从宽处理和保证其人身、财产安全的承诺。李爱奇打消顾虑后，才率领匪众20余人枪下山。李投诚后，回家过上了太平日子，他经常到办事处反映情况，还上山劝说其他股匪向政府投降，对分化瓦解土匪起了一定的作用。凶残、狡猾的匪首魏农清，经我军劝降后，率匪众80多人准备向我投诚，驻扎在距离虹桥镇里把路远的塘角里。为表示诚意，县长齐寿良、副县长梁书文邀请他来县城商谈改编事宜。魏匪当面答应得很好，但回到虹桥后，听到“在美国的支持下，蒋介石很快就会反攻大陆，第三次世界大战也爆发在即”等传闻后，信以为真。于是在1949年10月下旬的一个深夜，他率领狂饮之后的全部匪徒叛乱，将我派去做政治思想工作的3名指导员捆绑起来，抢走枪支，然后逃往山中。

    张世乙同志到虹桥后，对不久前叛逃的魏农清股匪作了分析、研究，他认为，魏虽然罪大恶极、奸诈狡猾，但从这次叛逃中对我军派去的政工干部只捆绑、不杀害的情况判断，他还不想把事情做绝，想留条后路，决定仍采用政治手段解决问题。他通过当地有声望的虹桥小学一位校长和教师李振汉，请他俩带信给魏农清。信中写了国内外形势和政府的政策，信中着重挑明了蒋介石反攻大陆和美国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根本没有可能，是白日做梦，敦促其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早日向政府和人民缴械投诚。解放大军在浙、闽、粤、桂、川、黔取得伟大胜利的形势下，魏对蒋反攻大陆也开始产生了怀疑。为取得下一轮商谈的筹码，他请两位老师带信给张部长，提出要和张在山上单独面谈（不带部队）。

    当时，天岳办事处多数干部和驻军某部连长认为张部长上山入匪穴，危险太大，劝其慎行。而世乙同志经过周密思考后，认为魏匪既然想与我见面，说明他又有所动心。如不趁此开展政治攻势，就会坐失良机，给今后剿匪带来更大困难。他决定冒险前往。

    从虹桥到内山匪穴，有15公里多。因有约不带枪，不带部队，张部长上衣口袋只插了一支能装一粒子弹的水笔枪。同行的通讯员郭忠锁曾是山西老区的民兵，练就了一手好枪法，百发百中。他身材魁梧，胆识过人。上山时，也只带了一支手枪和一支美造冲锋枪，一件大衣披在身上，丝毫不显形迹。为了安全起见，在他俩身后相距2.5公里外，有一班解放军相随，再后是一位副营长带领的连队，一听到枪声，就立即策应。当他俩到达约定地点时，看见有七八个匪徒以“练武”为名，荷枪实弹，戒备森严。魏匪独自坐在一间屋里，摆出一副居高临下的架式，传话要与张部长一人见面。“嗬，好热闹啊，还说不带部队，不带武器呢！”张部长抓住魏违约把柄，来了个先发制人。这招挺奏效，魏农清随即起身，笑着把张迎进屋里，倒茶装烟，并解释：“这是为了保护部长的安全，请勿介意。”

    在交谈时，张耐心详尽地向魏阐述了国内外形势和政府的剿匪政策，指出唯一的出路，就是放下武器，向人民投诚。魏提出要求改编，暂时保留他们的人枪不动。张部长回答：“改编问题，我个人答复不了，需请示上级。现在能够表态的是，只要放下武器，向人民投诚，改恶从善，给养不成问题。”

    这次上山，虽然没有达成具体协议，但向匪众表示了我方剿匪决心和政治解决问题的诚意。几天后，魏派人送信，表示愿意投诚，接受改编，并提出了8个条件：受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但不受其调动：受编后的待遇与解放军一样；军械与解放军一样装配；家属与解放军一样优待；天岳地区的公粮税收一律减免；将解放军特别是五中队黄杜芳部调离虹桥，虹桥由其驻守；惩处“制造分裂”的李泽民、黄杜芳（他们曾是参加过苏维埃的老革命，解放后又是坚定的剿匪骨干）：从签字之日起，双方都不得再采取军事行动。平江县委经过研究后，除对将解放军调离虹桥和将李、黄等人交土匪惩办表示不同意外，其他条件均予接受。

    1949年11月26日，魏农清率匪部80余人下山投诚（后叛变）。

    在发动政治攻势的同时，对一些顽抗到底，死与人民为敌的土匪，坚决实施了军事打击。艾石坚是浆市有名的惯匪。解放前不务正业，嫖赌逍遥，拦路抢劫，杀人越货。解放后，他拖枪上山，经常下来抢劫财物，危害百姓。他还凭借石牛寨险要，与剿匪部队对抗。1949年9月的一天，天岳工作组与驻军在浆市街一处地坪上召开群众大会，艾匪乘机派两名匪徒混入打探消息。此事被一位叫黄正的积极分子发现后，立即报告驻军团长周德礼。周立即命令警卫包围住了会场，抓出了土匪。经过宽大政策教育和审讯，匪徒交待他们是艾石坚的部下，供出了躲藏在石牛寨老虎岩的艾匪和人枪。并表示愿意为解放军带路，立功赎罪。“兵贵神速”。周团长摸清情况后，马上命令侦察连派出一个排兵力，换上便装，化装成土匪，由黄正和两个匪徒领路前去擒获。到了匪穴后，领路的匪徒按照预先的策划，指着黄正向艾介绍：“这位是魏农清派来联络的。”蒙在鼓里、毫无防备的艾匪开始了交谈。这时尾随的解放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猛扑上来，先解除了哨兵的武装，然后冲进屋内活捉了艾石坚和12个匪徒，缴获步枪9支和一批物资。

    建立民兵组织，是防范孤立土匪的有效措施。在幕阜山区剿匪中，天岳办事处主任张其生（山西南下干部）大力发展民兵组织，把支前、清匪反霸、减租减息、土改复查中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等吸收到民兵组织中来，对肃清土匪、维护地方治安起了重要作用。

长庆乡匪首李春生，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曾杀害干部、群众10多人。解放后，又与魏农清上山为匪，多次抢劫群众财物，杀害剿匪人员和积极分子。魏匪部被打垮后，他逃回沅头洞、茶盘庵等山林躲藏起来，妄图东山再起。1952年正月，长庆乡土改结束，分得土地的农民，玩龙舞狮，欢庆翻身胜利。元宵节那天，正好下了一场大雪，源头村民兵邓甫义和李掌生想起了匪首魏农清、李春生还未捉到，是地方的一大隐患。相约趁雪天有利之机，上山搜查。早饭后，他俩分别拿起步枪，抄起马刀爬上了茶盘庵搜索，没有发现可疑踪迹。中午时分，肚子饿了，打算下山回家吃饭，下午再来。当下到源头洞时，发现坡中有个窑洞，洞口插着许多松枝。感到有些奇怪，便跑了下去，到了洞口，先诈喊两声：“快出来！快出来！不出来就要开枪了！”正躲藏在洞中的李春生沉不住气了，就抄起木棍冲了出来。邓甫义随即端枪还击。但因经验不足，又有些紧张，忘了子弹上镗。李匪见状，朝着邓甫义当头就是一棍。邓平时学过几招武功，就举枪一挡，虽挡开了木棍，而被打断了枪杆，大手指也被震裂，血流不止。邓甫义急中生智，丢了被打断的枪杆，一个箭步冲了上去，将李匪撞倒在地，两人在地上拼命翻滚撕打。这时，落在后面的李掌生跑了上来，将隐藏了两年多的李匪擒获。省、地公安机关授予邓甫义、李掌生剿匪模范光荣称号。

（三）

    幕阜山区剿匪的军民，经过两年多的英勇奋战，流血牺牲，18股土匪全部被歼，投诚、收编、俘获、击毙匪徒3000余人，缴获步枪、手枪1000多支，机关枪10挺和一批物资。部署在幕阜山区周围的剿匪部队，也全部调往了湘西。但是，在幕阜山西端的三墩、瑚珮的匪首李盘、苏称斌，仍盘踞在高山。

    1951年6月，湘潭军分区副司令员陈中坤下令平江，一定要在“七一”前肃清这两股土匪。中共平江县委，将这个艰巨任务交给有丰富对敌斗争经验的县公安局侦察股长段俏根(山西南下干部)。他带领一个班的县大队战士进入三墩、瑚珮后，与当地民兵武装联手，深入深山险要，对匪徒开展了搜捕和攻击。经过数次交火，从俘获的匪众中得知，匪首们非常害怕土地改革，有下山过安定生活的想法。针对这一情况，老段改变斗争策略，他找到李盘的一个陈姓表兄，请他上山劝说李、苏下山投诚。并承诺保证他们的安全。在联系沟通中，他得知山上缺少粮食，就托人送去大米50公斤。在形势所逼和政府诚信的感召下，李、苏两人终于现身，把两支手枪、一支步枪交给段股长。随后，又把留在深山的匪众带下了山，向政府交械投诚。

    平江县剿匪虽取得了胜利，但党委、政府和民众仍在居安思危，因为仍有吴勇、魏农清两个最凶恶的顽匪在逃，担心继续危害社会和人民。

    匪首吴勇，号锐林，大口塅乡人。解放前，在国民党军中担任过连长，后离队回家，网罗一些流氓地痞，从溃军中抢夺了数十支枪，在幕阜山区一带打家劫舍，派粮派款。他身体强壮，又练就了一身好武功、好枪法，当地政要和群众都不敢惹他。解放后，拖枪上山为匪，多次抢劫国家和群众的财物。在我剿匪武装打击下，大部分匪徒被歼，只逃走了吴勇和几个心腹。

    1950年5月，吴匪在长沙与魏农清、反革命分子吴仁等密谋伪造路条（通行证），企图逃往台湾。因公安机关和基层治保组织盘查甚严，没有去成，各自返回原地。1951年春，我在湘赣边界进行的一次搜山中，在平江与修水交界的泉山、台山一带发现吴匪的踪迹。平江县委决定派县公安局副局长李维喜（山西南下干部），率公安干警18人，组成小分队，跟踪搜捕。在走访群众时，得知吴勇准备扩充队伍，曾写信给本乡南坪村同宗侄子吴桂丹，邀其进山入伙。担任小学教师的吴桂丹，家境贫寒，土改时分了田土住房，他虽然在解放前担任过三青团分队长，但很感激政府，满意现状。李维喜考虑到吴匪凶悍、狡猾，熟悉地形，又处于暗处等特点，捕捉难度较大，不如采用内线打入的办法，效果更为快捷。当李将上述想法提出后，吴表示愿意接受安排，为民除害。随即商定了联络暗号，用树枝放在三岔口指点方向。吴桂丹走后，为了迷惑吴勇，李维喜特意在南坪村召开群众大会，当众斗争了“通匪分子”吴桂丹的妻子。吴妻表现不错，配合默契，没有露出丝毫 “苦肉计”破绽。

    为配合吴桂丹，李维喜又动员曾与吴勇一起打过猎，对吴有恩的烈属余晃春也列为内线打入。

    吴、余上山入伙后，吴勇口头表示欢迎，但心存戒意。将他俩安排到另一座山居住。后经吴、余慷慨陈词，吴勇又派人到老家打听，得知情况属实，才让他俩搬来书龙山与他一起居住。此时，吴勇身边有两名亲信，一人叫张章本，死心踏地地为吴勇效劳，一人叫吴亚连，有改邪归正的打算。1953年2月12日（农历腊月廿八日）晚，吴桂丹、余晃春、吴亚连商量，由吴桂丹以探听消息和办年货为借口，邀张章本一同外出，有意将其引开。余晃春、吴亚连趁吴勇睡熟时下手。当晚，吴勇因头疼头昏提早睡了，吴亚连特意在屋里生了明火，负责在外面站岗的余晃春返回住所，拉开杉皮门，借火光朝睡在床上的吴勇开了一枪，打在吴勇的左胸下部，因未击中要害，吴勇挣扎反抗，用手枪打灭了火光。余晃春在黑暗中摸了一把柴刀，砍在了吴勇的鼻梁上，此时吴匪已血流满面，奄奄一息，他有气无力地说：“我没有死在大锅里，却倒在了炉罐里。”接着，吴亚连又在吴匪身上补了两枪，把这个作恶多端的顽匪送上了“西天”。在匪穴中，缴获了长短枪2支，子弹61发，手表1块，望远镜1个，现金70元，大米20公斤，红薯丝半斤。

    吴匪消灭后，政府和民众的注意力投向了身负25条人命血债、幕阜山最后一个在逃的匪首魏农清身上。

    魏农清，虹桥乡洞口村人，18岁在平江县保安团当兵，21岁在洞口开纸檀和烟划铺为生。他性情暴躁，人品奸猾，有出人头地的野心。1949年参加胡次云组织的“湘鄂赣边区反共游击支队”，任第二大队队长。胡匪被我军歼灭后，他潜逃回老家，独立组成土匪武装，与人民政府为敌。多次袭击我工作队、解放军和农会组织，杀害我解放军指战员、国家干部、民兵积极分子25人，抢劫国家和群众的粮、布匹、现金、牲畜不计其数。被群众称为“魏屠夫”。1950年5月，魏匪在浆市乡白毛洞被我军打散后，化名李指凡，逃往长沙与匪首吴勇等汇合，阴谋出逃台湾。因我监控严密，没有去成，又返回幕阜山区。之后，我公安机关和群众再未发现魏的行踪。

    1954年下半年，省委、省公安厅在研究落实中央“镇反判定”通知时，认为平江县的匪首魏农清未捉到，是湘北人民的一大隐患。并联合向平江县委、县公安局下达限期抓获魏农清的命令。同年12月6～7日，平江县委召开全县公安、武装与幕阜山区区委书记会议，成立抓捕魏农清专案组，任命县公安局长胡忠明（山西南下干部）为组长。专案组下去后，先从查询魏匪曾躲藏过的板江乡李子良、唐郁青和天岳乡兰必显等人入手，了解到魏的妹夫毛标榜，是知道魏农清的主要对象。于是，派出侦察员，以乡社干部抓生产为名，住到了距毛家不远的一个互助组。据群众反映，毛的弟媳胡枚菊，家庭关系不和，要与丈夫离婚。同时，还得知胡是烈士后人，思想又比较进步，专案组决定把胡建为“特情”。

    胡与毛标榜共住一屋场，监视方便。据胡反映，曾看见毛半晚肩米外出，做了新衣，又没看见穿，柜里也未放。为进一步追查魏匪的行踪，专案组立即派侦察员进驻洞口村。对魏的父亲魏煜秋实行监控。据内线反映，1954年，魏家有135公斤粮食去向不明，似与济匪有关。根据上述情况，专案组判断魏农清没有逃走，也没有死亡，就躲藏幕阜山中。

    奸诈狡猾从不轻易相信他人的魏农清，不把藏身处告诉别人，包括他的近亲。因而专案组在区政府讯问毛标榜、魏煜秋时，魏煜秋交待其不在复兴山中，但不知在哪处山上，只是每月28日深夜回来取一次粮食。毛也交待魏没有走，就躲在内山，但不知在什么山上。对毛、魏的传讯，证实了专案组的判断是正确的，也坚定了大家捕捉魏的信心和决心。

    内山，幅员广阔，地形复杂，森林密布，人烟稀少。1955年5月9日、10日，胡忠明带领公安干警和民兵进行全面搜山，没有找到魏匪藏身洞穴。决定继续采用内线打入的办法。经过调查，了解到内山有个叫钟海山的与魏农清有过交往。钟是四川人，农民出身，抓壮丁后，当过排长，1947年随军阀杨森的队伍来平江后，流落在内山。他与魏关系不错，有过通匪、济匪行为。但他头脑比较灵活，土改时又分了田土，娶妻生子，有想过太平日子的愿望。于是确定钟为内线打入人选。5月11日，专案组要村干部以派钟到虹桥送信买东西为由，将其传至区政府，由胡局长亲自讯问。讲解了国内外的大好形势，指出老蒋反攻大陆早已无望。同时，挑明他先前接济魏农清，是通匪济匪的犯法行为。动员其协助政府捉拿魏农清来立功赎罪。钟海山经过教育后，表示愿意与政府配合。但他有个顾虑，怕捉魏不成，魏会杀他全家。胡忠明表明：魏是省里点名要抓的匪首，不抓到决不罢手。万一暂时没有抓到，政府也会派人保护“内线”的人身安全。接着，专案人员又向钟交待了捕获时注意的一些问题。

    5月13日早饭后，钟夫妻俩与来家做篾工的友人晏茂上观音岩剥花杉树皮（造纸原料）时，一同商量了抓捕魏匪的事情，晏表示愿意配合，为民除害。大约11时左右，突然有一人从林中横跑过去，钟知道是魏，便把他喊住。又介绍了友人晏茂生，要他不要害怕。因为已到了中饭时节，钟灵机一动，就邀魏来家吃饭。进屋后，钟叫他两个小女孩生火做饭，又安排晏茂生炒菜。钟自己陪着魏抽烟、聊天。饭菜上桌后，魏农清迟迟不端碗提筷，钟明白其意，就独自先吃起来。跟着魏才放心的大吃起来。饭后，魏说要上后面山上抽烟，观察风色，钟几经劝说，他执意要去，钟思忖：这是魏打算脱身远走的迹象，是到下手的时候了。于是便与晏茂生打了个手势，授意做好抓捕准备，趁其不备，两人一齐跑上去，各抓住魏农清一只手往后一扳，并警告说：“对不起，我们奉命捉你，你要老实点！”接着钟要女儿从箩框上剪了棕绳一根，把魏匪捆了个结结实实。接着，钟去报告了农会，叫来了4名民兵，在山中巡逻堵卡的公安人员也赶来了。随即将魏匪解送虹桥。当押解人员经过洞口时，天已黑了，群众听说抓住了魏农清，纷纷奔走相告，拍手称快，打着手电、火把赶来看这个作恶多端的土匪头子。押送人员到达虹桥区政府时，已是晚上10点钟了。第二天，区政府在虹桥街头召开揭发、控诉魏匪罪行大会，会上，胡忠民代表县政府表彰、奖励了钟海山人民币100元，晏茂生50元。对参加追捕、押送魏的有功人员米福民、李志坚、胡长仁等33人，也分别奖励了背心、毛巾和日记本。

    到观音岩坑内魏农清躲藏过的一个山洞清查的专案人员，也查出大米10公斤，红薯丝8.5公斤，腊肉1.2公斤，衣服10件，菜刀、柴刀各1把，子弹15发，金戒指1个，银元13枚。

    揭发、控诉大会结束后，胡中明率武警将魏匪押回平江县城。6月7日，省高级法院批准了魏农清死刑。6月27日上午，在县城景福坪召开有5000人参加的公审大会，将魏执行枪决，对通匪、济匪的魏煜秋、毛标榜等4人，也分别判处有期徒刑。

    对“魏屠夫”的处决，宣告了幕阜山区剿匪圆满结束，为幕阜山区迎来了美好春天！

 

（作者系岳阳市商务局离休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