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从1978年参加平江县农民运动历史调查到1982年正式调入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一直干到2000年退休。退休后曾一度被返聘，编写平江县地方党史正本（《中国共产党平江历史》）以及《平江县志》，还有受县档案馆、县扶贫开发办的聘请，任《连云之光——党和国家领导人与平江》及《平江扶贫开发史》等书的执行主编。期间，先后运用党史征集编研成果与人合作了五集电视连续剧《平江起义》文学剧本、撰写了七集电视文献专题片《中国有个平江县》、二集电视纪实片《开国上将傅秋涛》、《金色秋阳——记爱国志士单先麟》等脚本，拍摄后，均在中央电视台、湖南卫视等电视台播映。30多年来，由我主编或参与主编的党史资料计30余套（本）、1200万字。其中公开出版发行的有《平江县党史文献资料集》、《平江人民革命史》、《解放军平江将军传》（3卷本）、《红旗漫展出辕门——平江起义资料集》、《平江惨案资料汇编》、《一代英豪——平江籍省部军级高干传》（2卷本）、《平江党史专题研究辑》、《党史论文集》等 10余套，计420万字。个人公开出版的专著有《李六如与六十年的变迁》、《毛简青》、《铁骨丹心》、《连云壮歌》、《涂正坤烈士传略》、《情系大地》、《共和国“公安大臣”》、《汨罗江文丛》、《厚猛子传奇》、《血河》、《诗圣觅踪》、《不忘过去  开创未来》、《喻杰》、《虎口拔牙》等15本小册子，加上散发在省、市以上报刊杂志的文字总计520万字。

    1996年6月28日，全国党史系统表彰大会在北京召开。我先后两次被评为全国党史先进工作者，有幸参加这次大会，受到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胡锦涛等中央领导亲切接见，并合影留念。记得那次大会开了五天，聆听了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胡绳等领导和党史界著名专家、学者的讲话，交流了党史工作经验。大会印发了我从事党史工作的体会。

    在近30年的地方党史岗位上，党和政府还给了我不少荣誉和奖励。我写的党史人物传《张文彬》获全国党史人物研究会优秀作品奖。五集电视剧《平江起义》获湖南省优秀电视剧奖及岳阳市第一届文学艺术金奖。七集电视文献专题片《中国有个平江县》获湖南省“五个一工程”奖、全国第八届党员电教片特等奖。我还被破格评为社科系列副研究员。

（二）

    地方党史征集研究工作，一无权，二缺钱，三要求人，四坐冷板凳，又苦又累。说重要，提起来重千斤；说不重要，放倒了没有四两。在机关里是个“清水衙门”，在人们的眼里是个可有可无的单位。俗话说：“不得意的人修史编志”。其他岗位应聘激烈，愿意去史志办的寥寥无几。记得1982年调我到党史办，自己也踌躇再三。当时我在文化馆当文学专干，大部分时间搞文艺创作，担心到了党史办要改行搞历史，由形象思维改逻辑思维，钻故纸堆，写一是一、二是二的呆板文字，想当作家的梦难以实现。后来虽然去了，一是出于要服从党的安排，二是到党史办可以接触老将军、老干部，积累一些创作素材。在这以前又搞了一两年农民运动历史调查，对历史有了一些兴趣。因此按时到党史办上班了。随着时间的推移，调查采访的深入，我对党史资料征集研究的兴趣越来越浓了。我为老干部对党史的重视和热情支持而深受感动。记得1982年7月的一天，我和党史办的同事去北京访问平江籍老同志，火车到站时已是21时，当时住宿很紧张，我们又都是第一次进京城。正在焦急时，却意外地发现站口外面有一位陌生老妇人，用右手举了一把蒲扇，上面糊了一张白纸，纸上用墨笔写了几个大字“迎接平江党史办的同志们”。我们激动地走过去，握住了老人家的手。她就是无产阶级革命家、抗战时的《新华日报》总编辑、我党著名红色特工、京津沪地下工作领导人吴克坚的夫人徐玉书，看着她冒着酷暑，跛着脚，一拐一拐地将我们领上汽车，送至中组部招待所，安顿后，又转达吴老为我们提供的调查线索和日程安排。还说，明天接我们去她家吃中饭。这使我们内心感到很不平静。第二天，吴老给我们详细讲述了平江党组织早期建立的经过和平江工农运动的情况，特别是余贲民、陈茀章等烈士的事迹，讲述时神情很庄严、很神圣。而却很少谈他自己。当时天很热，听着记着，我大汗淋漓。吴老叫我去洗个澡，他亲自为我拧开冷、热龙头，用手探好水温，这么细致入微的关照我这个乡里娃。不但使我感动，还教给了我应如何细微地关爱他人。“细节决定成败”。我想，吴老在国民党军警特务严密统治下的京津沪地区领导红色特工，设置地下电台，获取了许多极其重要的情报，而没有受破坏，为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了特殊贡献，受到党中央的表彰，其间与他细致入微的工作作风和方法是分不开的。后来我从他夫人保存下来的吴老回忆录手稿中也证实了这一点。想到吴老和他的夫人在战争年代出生入死，九死一生而无怨无悔；在和平时期，对基层党史工作者如此关爱，对历史如此尊重，我“唰”地脸红了，有什么理由患得患失，不将自己的全部心血投入地方党史征集研究工作呢？况且现在党给了这样一个学习、锻炼、服务的舞台，我们没有理由不珍惜这个难得的机遇。于是，我下定决心，以积极的心态做好党史工作。那便是安心、专心、有恒心，从此我与党史结下了不解之缘。

    党史是一门新兴的边缘学科，涵界了社会科学的方方面面，如哲学、历史学、逻辑学乃至美学，还涉及自然科学等。这对于一个半路出家，缺乏功底的我，要钻进去，难度很大。怎么办？我从基本功练起。办法是联系实际，学以致用，边学边干。我挤出时间通读《中国革命史讲义》、《中共党史》、《中共党史大事年表》、《湖南近百年大事记》、《湖南人民革命史》、《中共党史论文集》等，参阅《史记》、《中国大百科全书》，涉猎了哲学、历史学、美学等有关知识。与此同时，深入调查走访，依靠各级党组织，开展全县党史资料征集普查工作，大量掌握第一手资料。记得1982～1984年，我们组织全县12个区镇58个公社160 多人的党史普查队伍，到村到户，访问老红军、老赤卫队员、老苏区工作者及红军失散人员、某一党史事件的亲历者及烈军属和知情人员，广征博采，用3年时间征集和发现了数千份重要党史资料，其中有不少珍贵的党史文献和文物。辜家洞、徐家洞、灶门洞是大革命时有名的偏僻边远的老苏区，人烟稀少，道路崎岖。为了寻访老苏区工作人员、老赤卫队员，1982年6月的一天，我和党史办的同事不顾炎天酷暑，从7时开始爬山，步行40多公里，口渴了捧把山泉水，肚子饿了摘点野果充饥，直到16时找到一家农户吃上三碗红薯丝饭。就在这次深入普查中，征集到了1930年7月平江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通过的《苏维埃政府组织法》、《暂行劳动法决议》、《暂行土地法决议案》等珍贵文献资料，为研究平江苏维埃政权建立和土地改革提供了可靠依据。就这样，几年间我们征集党史资料 1690多件、780多万字。在此基础上，我们与湖南省档案馆合作，编印出版《平江党史文献资料集》，为编写平江革命史和平江党史正本打下了好的基础。此举受到省、市党史委的表彰。

    “真实是历史的生命”。实事求是，秉笔直书，就像一块试金石，时刻拷问着一个党史工作者的良知和党性原则。对此，我有过深刻的教训，曾受到十二大中央委员、中组部常务副部长李锐的批评。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1994年5月，我写了一篇《度尽劫波才不减——记李锐》的文章，全文2.5万多字，用挂号寄给李老，请他审阅。一个月后，我收到李老的亲笔信和他用红笔批注过的原稿。

凌辉同志：

寄来的三本书和信件收到，谢谢。

你写的关于我的“事迹”，我粗翻了一下，与事实不符处，打了红杠和“×”记。借延安保安处的“审问”，从而引出我的“身世”，这个办法不行，不能这样杜撰。你们一定要写，要出，建议你索性采取这个办法：“从李锐的著作窥视其人”，老老实实用摘录的办法（从书中一字不漏摘引），以为如何？定稿后，不要再寄我，你可以寄给长沙的朱正（410006，湖南出版社，家中电话8851102）和俞润泉，请他们两位审正一下，他们比较熟悉我，尤其朱正同志。

       祝好

                                        李  锐

                                    94年6月11日

    恕我直言，现在的书不宜付印。你花了很大功夫，这个基础大体还可利用。

    李老的信我反复读了两遍；又认真读了李老在我的原稿上的逐项批注。他在文中第一段的1943年7月15日下面打了红杠，旁边批注：“1942年12月，即提出问题。我是1943年4月30日被捕的。”第2页、第3页我写的是在延安搞抢救运动中将李锐关进监狱后审讯时的情景和对话。李老在这两页的旁边画了一条长长的红杠，还打了一个大“×”。并批注说：“不能这样想象地写”。如此细微的批注共有数十处。

    总之，李老批改得很具体很细致，连一两个字也不放过。我被他那实事求是的人格魅力所深深打动。李老的批评给我敲起了警钟。作为一名党史工作者，任何时候都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秉笔直书。不能想象地写，要绝对真实，来不得半点虚构与浮夸。于是，我遵照李老的教诲，老老实实，从他的著作里一字不漏地摘引，并反复推敲和考证，终于写出了比较符合客观的真实的《李锐其人其事》，受到读者的好评。举一反三，在以后的著述中，我特别注重实事求是，一是一，二是二，三担牛屎六箢箕；对一些史料有多种说法的，我尽量考证，无法作出结论的，便列举有哪些说法，请专家和读者作评判，有机会再版时即予订正。由我担任执行主编并统稿的《中国共产党平江历史》不但总结了成绩，也写了挫折和问题，揭示了经验和教训，受到专家和读者的赞赏。

（三）

    党史之树保持常绿常青的根本在于与时俱进，不断创新，才能注入新活力，把党史事业做大做强。

    创新党史征集研究网络，发掘、积累、共享党史资源。我建议从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文献研究室到省、市、县党史办，层层创建党史信息网络，建立党史信息库，并用电子化的存储手段，储存所有党史资料。对此，我是尝到了很多甜头。例如，我学会了在网上查资料后，鼠标一点，资料万千。虽然良莠不一，要花些时间考证鉴别，但却给我提供了许多无偿信息和线索，扩大了我的视野，节省了我许多精力和财力。我写《平江人在美国创办世界日报》、《平江才子余旭文》、《文武兼备的作家将军方南江》等等，都得力于网络给我提供的新信息。

    创新党史利用方式，拓宽党史育人渠道。早些年我对党史的利用方式比较单一，只注重编书，结果书虽然编了好几套，印数却越来越少，书卖不出去，发行成了最头疼的事。后来，我在完成本身工作任务之后，尝试着把平江党史的重要事件和人物搬上荧屏，与人合作了《平江起义》电视连续剧文学剧本，在中央电视台一台播出后，取得了较大的反响。于是，后来便陆续有了多部反映平江党史的电视片。其中《中国有个平江县》影响颇大。一些媒体的记者来采访我，问我怎么想到要写这部大型文献专题片？我回答说：我的家乡平江是一块神奇的土地，我大半辈子从事党史工作，接触了许多老将军、老干部和烈士的战友、家属，实地探寻了一处处历史遗迹。望着山头上躺着的一排排忠魂，想起毛泽东的老师方维夏被反动派悬首示众，毛泽东的好友、六大主席团成员毛简青把万贯家财全部资助革命，直至血洒洪湖；听着独腿将军钟赤兵、“跛子”将军刘志坚、“推车”上将傅秋涛，被毛泽东誉为工农分子知识化的典型，主持试制核潜艇的海军政委苏振华上将，护卫毛泽东、周恩来出访被称为中国的“福尔摩斯”的公安部副部长杨奇清，敢讲真话的省委书记江渭清，把稀世珍宝献给家乡博物馆的原中纪委常委曹瑛，守土抗日、情系桑梓的爱国志士单先麟等人的传奇故事，使我激动不已，热泪盈眶。每一位将军、每一位老干部都是一部艰苦奋斗的史诗，都是一部活生生的教科书，作为一名老党史工作者深深感到撰写和拍摄这样的文献专题片是历史和现实赋予的任务，再不抢拍就是对历史和后代的失职和“欠债”。而且这也是创新和拓宽地方党史利用的一个途径，一种方式。

    创新党史互动机制，加强党史部门之间及与社会各界的相互联系与协作。党史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涉及面非常广，需要相互支持、团结协作，才能有新的突破。平江是国家重点扶持的贫困县，财政经费一直很紧张，史志办经费更困难。要出去调查征集资料缺乏旅差费，要编辑出书更难。怎么办？我想到要加强与上下左右的联系，寻求合作者，凝聚多方面的力量，创新科研成果。我们发挥本县革命史料丰富，老将军、老干部多的优势，与老干部工作过的地方加强联系，与他们合作，终于取得了较好的成果。1997年，我们与贵州省委党史研究室合作，由贵州方面提供经费，我和徐许斌前往贵州、四川等地调查，结果不但收集、撰写了平江籍在贵州担任省委副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吴实的资料，写成了30余万字的传记，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而且顺便征集了平江籍其他老干部的不少资料和文物。 1998年初，我们与长沙市委党史办合作，由长沙市委提供部分经费，调查撰写首任长沙市委书记的平江籍老干部曹瑛的传记。但缺少出版经费，我想到曹瑛曾在长春市当过第一任市委书记，便寻求与长春市委党史研究室合作。长春市党史研究室张主任问我：“您多大年纪了？”我回答说：“快六十岁了。”他又问：“千里迢迢，怎么就您一个人来？”“没路费”，我如实地回答。也许因此感动了张主任，他毅然拍板在本单位并不充裕的业务费中拿出1万多元钱合作，结果一部30万字的《曹瑛传》在长春出版社出版发行。

 

（作者系中共平江县委史志办原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