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岳阳师专毕业留校任教已有26年，岳阳师专经由岳阳师范学院（1999年与岳阳大学合并升为本科）到2003年更名为湖南理工学院，可谓发展很快，变化极大。但不管时间如何流逝，在岳阳师专近3年读书生活留在我心中的记忆永远是美好而富有诗意的。

一

    我是岳阳师专中文系77级学生（1980届毕业生）。我们77级学生是粉碎“四人帮”后通过高考录取的第一届学生，推迟到1978年春才入学。同学大多是在农村锻炼了几年的，都尝过没有书读的饥渴和苦闷，都有要读书的热切盼望，这时候大家想的是要读书，要学知识。

    1978年3月14日 是我们报到的日子。上午我把有关报到、住宿等事办好了，就和同班同学许青（高中时我们也是同班，他在师专毕业后考取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研究生）在午饭时向高年级同学打听到图书室在哪里，吃过午饭我俩就往图书室（那时还不叫图书馆）跑，可到那里一看却没有开门。我俩想，等一下会开门的，随之又来了几位新同学。半个多小时过去了，正当我俩望眼欲穿的时候，隔壁教室里一位数学系76级的女同学走来告诉我们,午休时间图书室不开门，要等到14时30分才开门。我俩听到后先是失望，接着大大地不平起来，因为按着我俩在农村生活的习惯，春天是没有午休的，怎么现在这里就开始睡午觉呢？我俩只好暂时离开，等到上班时间再来，那时的图书室就是占用一栋简易两层教学楼二楼西边的3间教室（其中两间藏书室，一间报刊阅览室），但在我们的眼中已是藏书极丰了。

    3月20日 （星期一）我们上第一堂课，是古代文学课。 3月23日 是文艺理论课。那时给我们讲文艺理论课的是李凌烟老师，他讲课逻辑性强，有理论深度，同时幽默生动，深入浅出，很受同学欢迎。他总是旁征博引，听了他的课，我们这些自认为读过不少文学作品的人方知我们所读其实少得可怜，方知我们已读过的一些文学作品原来有如许的意义和妙处。在课堂上听李老师介绍了《文心雕龙》后，我急切想读，那时书店没有卖，图书室没有借，我在同年级二班刘建新处借到“文化大革命”前出的《文心雕龙译著十八篇》（郭晋稀译注），花20多天课余时间将该书抄完了。我对文艺理论的兴趣就是那时受李老师讲课影响而产生的。于是同学们便打听李老师是讲师还是副教授，高年级同学告诉我们，李老师还没有职称，并且说全校还没有一位讲师。我们听了当然吃惊不小，便在心中想象讲师的讲课风度一定更加非同寻常，至于副教授的讲课风度我们简直不敢想象。

    教我们中国通史课的是李达钰老师。他讲课精神抖擞，嗓门宏大，材料丰富，并能从材料中引出对历史规律的总结和概括，特别是注意将历史与现实沟通，使同学们看到历史科学的现实意义．李老师还特别愿意帮助同学，同学们遇到思想、学习乃至生活上的问题都愿找他。所以每次下课，同学们总是把他团团围住，问这问那。李老师上课板书多，袖子、衣服上常有不少粉笔灰，每次下课听他解答问题时，便有同学帮他把身上的粉笔灰拍干，师生关系极为融洽。

    同学们对于学习有着高度的自觉性，根本没有无故缺课的，晚自习自觉到教室和图书室去看书，即使到了星期天大多数同学还在学校学习。班上的杨立根家住市里，星期天也常不回家，他说在家看书不安静。许青每次开餐有意识地去晚一点，觉得这样可以省去排队的时间而多看点书，他后来能考取中国社科院的研究生并分到《人民日报》社工作，与当时的努力是分不开的。童山东常在半夜起床点灯看书。胡燕飞为了抓紧时间，整个寒假不回家，一个人留在学校学习。

    转眼到了第一个学期末，7月17～21日，每天连续进行考试，那时的期考不像后来限制考几门，而是开几门课就考几门，那次连续考了6门课。同学们除了独立复习外，还时常几个人集中到一起复习，往往由一个人提出问题，大家解答，这样既可互相启发帮助，又能加深印象。

二

    同学们在搞好课堂知识学习的同时，也在开辟着各自课外钻研的天地。那时由校学生会李开龙主编《初鸣》学术刊物，由校团委任国瑞主编《青年生活报》综合性的报纸，均是油印，李、任都是我们班同学。同学们除了在2个自办报刊发稿外，还在《湘江文艺》、《湖南日报》、《洞庭湖》、《湖南教育》、《语文学习》、《岳阳师专学报》发表了不少文章和作品。班上的李开龙、彭亚非、刘晓南、许青、文郁芳、杨亚彬等都是有名的“笔杆子”。

    1979年上学期，团省委发出《关于开展国庆三十周年湖南省青年文学创作竞赛的通知》。班上很有一些文学爱好者跃跃欲试，我也写了所谓的散文诗《啊，时间》应征，校团委推荐到地区文联后即被刷下。我们班朱平珍和彭亚非分别有散文和小说被推荐到省里，那年10月19日《湖南日报》一版报道，朱的散文《生命的绿叶》获二等奖，彭的小说《抛弃》获三等奖(在全省所有高校中仅我校有两名作者同时获奖)，整个学校尤其是我们班颇为轰动， 10月11日 《湖南日报》发表了朱的获奖散文(题目改为《松叶溶溶》)。下旬他们到长沙参加发奖仪式。 10月26日 他们获奖归来，我和许青等几位同学去朱平珍的寝室表示祝贺，谈得热烈，其中谈到《湖南日报》发表稿对原稿的几处词、句修改，觉得有改得好的地方(比如标题)，但有一处修改得并不好，作品原文有这样的叙述“……但在无书读的情况下，我仍趁工余读字典，读从铺子里买东西带回的包装纸。”编辑把最后一句改成： “趁工余查字典、读报纸”，大概编辑按照常识、常情以为字典是“查”的，而不是“读”的；“读”的应该是“报纸”，而不会是“包装纸”。只有我们这些在闭塞乡村真正体验过无书可读苦境的人才真正明白，只有按原稿写才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情况：就因为无书可读，才会去“读”仅有的一本字典(当时大概只有字典这类书才不会被当作封、资、修的书予以禁毁)；今天在学校随意可以看到的报纸在当时闭塞的乡村则是一种稀见、“奢侈”的文化品，并不是经常能看到的，而乡村商店的包装纸往往是收购来的废字纸(包括旧报纸和旧书纸)，废字纸上有“字”，于是便成了我们可以去“读” 的对象了(我自己就曾在包装纸上“读”到过《保卫延安》的片断)。我们猜想编辑大概没有真正体验过无书可读的痛苦，于是想当然地作了修改。写到此，我停笔思考，觉得或许也正可以从这里理解到我们那一代大学生为什么会如饥似渴地学习。

    那时，从校外请来学者讲学的机会较少，但校内老师的学术讲座则不时举行，每次同学们都踊跃听讲。我 1978年11月2日 的日记记有段德森老师讲《关于汉语虚词的发展变化》的情况和感受。讲座是那天下午在学校大会议室举行的，由当时教务处张耕主任主持，我的日记中有这样一段： “段老师讲得深刻生动，而又轻松自如，说明他已达到融会贯通的程度。差不多3个小时，全体听讲者(中文系全体同学和其他系部分同学)都是全神贯注地听着、记着。”其他如文家驹校长讲诗词欣赏、张耕主任讲红专关系、李凌烟老师讲文艺鉴赏等等，至今还留在我们的记忆里。由同学们自己组织的学术讨论会更是经常举行，从确定讨论题目、准备发言、主持讨论，到最后的总结、报道都是由同学们自己承担，其间也得到老师的指导，并邀请老师出席讨论会，请老师对同学们的争论意见作出分析、评判。当时的系主任杨成恺老师、辅导员刘国贤老师非常支持我们的活动，差不多每次都来参加。我的日记中记下了“学习方法和学习经验交流”、 “红与专的关系”、“民主与法制”、“关于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关于电影剧本《在社会的档案里》”等专题讨论会。其中 1979年12月9日 的日记记道：“晚上，文老师主持特地为我写的《文艺评论的首要标准应当是真实性》（这是我的一篇论文习作）一稿召开了小型讨论会，参加的有段德森、李达钰、王宗平等老师和许青、任国瑞等同学，讨论会差不多开了3个小时，快11时才散。”后面还有关于讨论会具体内容的详细记载。我永远忘不了这些恩师的教诲和关怀。

同学们在那时候的心思和精力几乎都放在学习上，所以有关学习的活动都自觉参加，热情高，到得齐，收效好，而绝不是怕“点名”考勤。

三

我们上学的那几年，学校办学条件差，无法和后来特别是现在的优越条件相比，文化生活条件当然也比较差。中文专业的学生对文化生活的要求尤其热切一些，因为我们的专业学习和日常的文化生活（如看电视等）是有着密切联系的。

1978年下半年，上海工人作家宗福先创作了话剧《于无声处》，这出戏在党中央为“四五运动”平反前（中共中央宣布平反决定是在 1978年11月16日 各报发表的），公开肯定“四五运动”，有如惊雷震动了全国，我们同学在报刊看了评介文章，都极想看到。 1978年11月7日 晚，电视台播放上海演出的《于无声处》，那时候学校还没有供学生看的电视机，有同学打听到与学校相邻近的岳阳起重电磁铁厂俱乐部在收看，于是赶去看，起重电磁铁厂是用一台14英寸黑白机在地坪里收看，我们伸长脖子，睁大眼睛观看，完全被剧情吸引。不巧途中下起了雨，且越下越大，工作人员本想不收看了，但看到同学们那种渴求的样子，于是将电视机移到屋檐底下以免雨淋着，我们就站在雨中看完了电视。虽然大家的头发和衣服都淋湿了，但回校路上及回到寝室后还是在讨论剧情。到l979年1月，李凌烟等老师和同学合作演出《于无声处》时，大家同样踊跃观看。

    1979年1月8日 是周恩来总理逝世3周年纪念日，晚上电视台播放西安话剧院演出的话剧《西安事变》，我们从报上得知，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等领袖人物形象都将在话剧中出场，在我们的记忆中，在舞台或银屏上再现这些伟人的形象是第一次，大家觉得一定要看。晚饭后，我们寝室的6位男同学和同班的4位女同学来到电磁铁厂，却不料电磁铁厂那晚不开电视。正当同学们感到非常失望和懊恼的时候，女同学张静怡说她弟弟在岳阳农校工作，是管电视机的，于是大家兴致勃勃地步行到农校去看。到农校又不凑巧，她弟弟开会去了，我们以“不到黄河不死心”的劲头到处去找，终于在一个会议室找到了她弟弟。她弟弟见姐姐在这么寒冷的晚上带了同学来看电视感动不已(同时他对我们这些中文专业的学生如此想看当晚的电视也有点不解，大概因为他是学自然科学的吧)，于是跟领导请假后带我们到电视机室为我们开了黑白电视机，当时我们10个同学争先恐后地跟他说感谢话。这次就我们10个同学坐在电视室看电视，有了一次非常“奢侈”的艺术享受。那晚有厚厚的霜冻。由于我们沉浸在艺术的审美享受中，完全忘记了寒冷，看完后才感到脚已冻得冰凉麻木，为了暖和过来，我们一直跑着回校，穿着大头皮鞋的苏宝中颇吃了一些苦头。

四

同学之间的关系都很亲密融洽，没有派性，没有小团体。第一个学期我们班30个男生住在一间教室里，虽然非常挤，但寝室里一点也不杂乱，显得干净而整洁，大家总是争着打扫卫生，整理寝室。有的家庭困难的同学没有带开水瓶，同学们就共用，并总是争着打开水。早上起床铃响过，全体同学立即起床，有的做操，有的跑步，并不要老师催促点名。我和许青等几个同学每天早晨坚持冷水浴锻炼，下雪结冰的冬天也要到水龙头底下进行冷水浴。班上的生活委员凤新乔做事特别细致、耐烦，他管着门钥匙，每天按时锁门、开门，一丝不苟，从来没有谁丢失过东西。

    1979年上学期，朱平珍同学打开水时因开水瓶爆炸烫伤了左脚，不能走路，高个子女同学文郁芳就天天背她去换药、上课。那时，女寝室离教学楼有近1公里，路程颇远，就这样由文郁芳背了一个多月直至朱的脚伤痊愈。

    徐绳武是班上年龄最大的同学(入学时28岁），大家习惯地称为“老徐”，他是“文化大革命”前的高中毕业生，基础扎实，学业成绩好，在学习上热心助人。他入学时就已结婚并有了2个小孩，家庭生活较为困难，评困难补助时虽然他不申请，但每次同学们都给他评得最高(同学中从来没有人争要过困难补助)。农忙时他要到家里搞劳动，班里干部就让他回去劳动几天甚至十来天，并为他打掩护，不向老师报告。这虽然违反了纪律，但却是出于同学的真情。

    由于我们入学前都在农村锻炼过几年，同学们入学时年龄大多在20～25岁，当然也就有爱情伴随着，有的在入学前就有了朋友，有的入学后找到了爱情。那时候大家似乎都处理得比较得体，并未影响学习，有什么苦闷和矛盾，愿意向同学讲，也愿意把自己爱情的欢乐告诉同学。我 1979年9月15日 的日记记有：“吃过早饭回到寝室的路上，董纯朴以极兴奋的心情告诉我：他已在厂里找了女朋友。我为他高兴。” 1978年12月15日 的日记写道：“昨晚的党团活动时间内，班上组织了‘爱情与婚姻讨论会’。学校刘主任和兄弟班的部分同学也赶来参加了，会上围绕着‘应当树立怎样的爱情观’、 ‘学校关于在校期间不准谈恋爱的规定是不正确的’、‘陈世美的思想行为应不应该批判’等3个问题展开激烈的讨论，同学们思想活跃，畅所欲言。”

    直到毕业分配，同学们的感情并未淡化，更没有因毕业分配的“竞争”而引起同学间的妒忌和矛盾。那时候还没有自找单位及想方设法开后门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