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田野的希望
来源：未知来源 日期：2015-03-31 12:00
——岳阳农村改革调查忆记
李稻村
20多年前，我作为一名调研工作人员，有机会同地委办公室、政策研究室和农村办公室的同志一道，经历了广大农村一场深刻的革命，那就是完全改变人民公社长期实行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管理制度，普遍推行联产到劳到户以至大包干的农业生产责任制。亲历这场改革的曲折过程，长时间地走乡串村，近距离接触农民，了解最直接的信息，用不同的视角去观察研究农业生产和农村社会现象，为领导参谋服务。后来，我们把这一段长期萦怀于心永远难忘的工作经历，自豪地称之为“寻找田野的希望”。
春江水暖鸭先知
1979年春天，我们与岳阳地委几个单位的联合工作组一行13人，下到平江县西江公社试点，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和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精神，帮助解决迫切要求解决的平反基层干部中的冤假错案和社员中乱批资本主义问题，落实自留地、家庭副业和集市贸易政策等等。有几个大队规定社员一律不准养鸡，将近10年鸡鸭绝了种，10岁左右的小孩见了鸡鸭都不知道是什么。工作组入队宣传政策，当时还没养一只鸡鸭的18个生产队即废除土禁，群众燃放鞭炮庆祝。
农村吹进了一股清新的春风，嫩草青芽，大地葳蕤，呈现出生机，但人们仍有一种乍暖还寒的感觉，包括工作组本身，讲是讲“解放思想、突破禁区”，而对一些敏感问题也不免有点谨小慎微。在制度建设、改善经营管理的阶段，有人悄悄提出了一个群众热心、干部忌讳的“山背经验”。什么是“山背经验”呢?原来，与西江公社一山之隔的谈岑公社，去冬就将油菜生产责任分到了人。面积大，长势好。那一畈畈青绿，一垅垅花黄，特别喜人诱人。地区一位领导曾在这里主持开过现场会。但后来受到批评，非议很多。
谁也没敢去触动这个问题，只是在老框框内作了一些常规性的工作。也花了力气，也有些效果，但谈不上什么改革，面对人们长期不满的“出工一蜂窝，做事磨洋工，分配大打伙，干多干少一样穷”的状况，也只能是无可奈何。
就在我们办点不能有所突破的同时，面上却透来异乎寻常的信息，尤其是都带有一个当时还很禁忌的那个“分”字。
一个是分队。全地区1978年年终决算时，共有29747个生产队，春耕前后竟分出去2412个，相当于原有生产队总数的8％。因为分队要经县委批准，有的就在县扩干会之前突击分掉，造成事实，迫使上面承认。湘阴县一下子新分队1022个，为原总队数的23.8％。
一个是分组。7个县(市)摸底，有8400个队划分了常年作业组，其中5188个队分成小而全的“四固定”作业组，实际是明组暗队，占摸底生产队总数的17.6％。
分的消息很快惊动了上面，当时的省、地领导察觉后，认为这样不经批准乱分队和明分组暗分队，都是另起炉灶搞新的分配单位。动摇了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制度，违背了人民公社“六十条”规定。必须态度明朗，予以纠正，并且从上到下部署了合队并组。3个月时间，合起来2818个，还有5600多个队，怎么做工作也做不拢。一时，形成上下顶牛。《湖南日报》刊登了衡东县荷塘生产队并组的经验，有的公社书记说这是后果报，要烧掉，后来锁进抽屉不准下面看。有的说：“饭刚上气就熄火”，“三鎯头打进是你们”，“三鎯头敲出也是你们”，“劈开的楠竹箍不拢”，“就是天车也绞不拢来了，开除党籍也要搞完这一年”。有的地方强扭硬纠，分分合合，反反复复。
于是，工作组又回过头来跑面，近20天时间，先后到3个县的8个公社，重点考察17个大队、23个生产队，开了17次座谈会，广泛接触群众倾听意见，特别注意了对比观察研究。
既没分队也没分组的平江县长冲10队，42户、 175人，分住在22个屋场。203亩耕地分散在5条垅岔内，横3里直5里，由队长“笼统江山，捎罗天地”。记“太阳工”。社员形容：队长喊出工，一天要打8套钟；先进的坐在田里等出工，后进的挨在家里看出工；干部跑跑荡荡误工，社员慢慢腾腾磨洋工；夜里评工记工时，强的争工，弱的做长工，年终决算几头空。这个队双抢时，3个青年用电动机扮早稻，一天只收157斤谷：“三秋”时2.4亩晚稻，24人割了一上午，还剩下0.5亩未割完，田里满是撒落的禾穗。社员们着急得不得了说：我们也要分。
其实，搞分组作业的多数是联产计酬，把按农活计工改为按产量计工，由“坐大船，划懒桨”变为“划龙船，品着干”，在工分上打混变为在产量上过硬。凡是坚持不动摇的都显示了优越性。调查的8个公社，实行分组联产计酬的240个生产队，除1个公社的17个队，因为分来合去，搞了几次反复而减产外，其余的223 个，即93％的队都是增产增收。临湘县江南公社牛湖大队，17个生产队中有11个分组作业、联产计酬，1979年夺得了历史上最大的丰收，与上年比，增产粮食41.3％，皮棉48%，油料110%；收入增加40％，人均纯收入由99元增至288元。6个没有分组的队，其粮食和收入增长幅度，分别低9个和 12个百分点。
我们亲耳听到许多同一的说法：“平均主义搞厌了，大锅饭吃怕了，捆在一起穷够了，要吃饱饭就硬要想新办法。”这就是农民的心声和渴望。
我们亲眼看到的大量事实是增产增收，情况并不是那样坏，并不存在什么方向道路问题。
我们还分析认识到其中的一个亮点，即联产承包。“土地是财富之母，劳动力是财富之父。”产量是劳动力与土地结合的物化形态，只有联产计酬责任制才能有效地促进这种结合，发展生产。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在当时，我们的认识虽不是那么清晰明确，但深深悟到，“春江水暖鸭先知”，群众在实践中，真理在群众中。现在看来，那一段所谓“分”的风，从总体上讲，是一种积极的趋向，是对旧的管理体制的一次撞击，并且已经敲响了改革的大门。
破土而出的渴望
改革开放的年代是一个思想破土而出的年代。分组作业、联产计酬责任制，经过一年的讨论和在部分社队的实践成功，尤如“一石击起千层浪”，各地对于旱地作物全面建立产量责任制的要求，随之高涨起来。不少地方或明或暗、或早或迟、或多或少地自发推行，又引起激烈争论，真可谓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遵照地委指示，办公室、政研室派出调查组，于“三秋”后分别出发，考察了5个县12个公社、22个大队、29个生产队，开了21次分别有县、区、社、队干部参加的座谈会，走访了大量农户。在综合分析农村各种生产责任制建立情况的基础上，着重对旱地作物(包括以红薯为主的旱粮作物、棉麻为主的经济作物、油菜麦豆等冬种作物及其他零星小宗作物)如何建立生产责任制进行总结探讨。
据当时所到之处的调查统计：
主产红薯的瓮江、忠防等4个公社、747个生产队，责任到户到人的191个，占总队数的25％。
棉麻等经济作物较集中的插旗、乘风等3个公社、446个生产队，责任到户到人的115个，占24％；
油菜小麦等作物生产，摸排3个公社、544个生产队，不听劝阻仍然坚持田间培育管理责任到户到人的还有105个队，占19.3％。
调查中，我们还发现了一大批好的典型。这些典型大都以联系产量计酬为核心，以责任到人到户为特征，以显著的增产增收为结果，从而赢得干部群众的肯定和欢迎。
素以“红薯一半粮”的临湘县忠防公社忠防大队陸家生产队，35亩旱地(占耕地面积34％)，分布在10条垅岔的山包上，共300多块，安排插红薯32亩，分包给22户，有21户超产。共产鲜红薯12万斤，比上年增产4万斤。我们到许多社员家里看见，他们晒的红薯丝多得没有地方放。往年装不满的木桶、托柜都筑得拍满，楼板晒簟到处都堆放着，散发出醉人的香气，全社182个队中有53个仿效陛家队，红薯普遍大增产。
主产棉花的插旗公社，共有2万亩，近60％的种棉队，在春初建立了到人的产量责任制，因为界限不清，把它作为“包产到户、变相单干”纠掉了。但有5个队暗中坚持，个个队显著增产。小湾二队，40亩棉花，除统一翻耕、治虫、供应种肥外，其他从棉田整厢到收花秆的所有农活，都按劳动底分包给19名女劳力负责，按产计工，超产加奖50％。她们承担了责任，精心学技术，象绣花一样种棉花。女社员李宝秀与大女儿承包3.56亩，娘女成了棉花迷。中耕时女儿不小心钩断几根棉苗，娘看到心疼得敲了女儿几“丁公”，急忙补苗淋水，直至根根成活。两人负责的棉田收籽花1301斤，合皮棉455斤，超产171.5斤；亩均 128斤。全队种棉面积比上年减少14亩，皮棉总产由2700斤增至4200斤，每亩105斤，单产翻了一番。
长乐公社水源四队是个老植棉队，40亩棉花，连续6年单产过百斤。比邻队高出许多，秘诀是从1973年起就实行棉田培管责任到人，联系产量奖罚。1977年秘诀暴露，作为变相单干批掉，当年单产下降到90斤以下。1978年又由公开转为秘密，单产上升到103斤。1979年搞得更细，在半不合法的情况下，单产达109斤。这个队的办法在全社暗中流传，传到哪里哪里就见效。
那些很难有所收获的小宗项目和“四零”(田土山水)生产，采用承包到户到人，也效果惊人。
华容县三封公社178个生产队中有73个将610亩零星山地坡土包产到户，户户超产获奖。有个白果8队，73块零星小块坡地，共12.5亩，占耕地面积的 7％，上年大打伙耕种，用去218个(亩均12个)工日，只收70斤芝麻、9斤棉花。当年逐块分等定产包给除五保户外的24户，秋后，上交给集体芝麻 562斤，各户还自得超产芝麻共638斤。合计收1199斤，同原来的收获量简直没法比。这个大队的第二队，有13株梨树，上年只收67斤梨子，当年包给 2名跛脚残疾的社员培管，规定1斤梨子记1分工，这年收梨果3000斤，卖了600元，队里净得收入450元。两个社员也得劳动报酬150元。
三封公社还试行了一种称为“鸡耗田”的管理责任制，有30个队将那些靠屋场、当鸡鸭、收获少的田包产到户。共包272亩，队均8.7亩。马建6队有 10.9亩这样的田，往年两季亩收500来斤谷子。当年包给挨近的18户社员管理，他们在田边夹起篱笆，家中老小经常主动守护，鸡鸭下田损坏生芽吃谷子的事杜绝了。早晚两季收了1.4万斤稻谷，亩均1300斤，净交队1.07万斤(计工)，自得超产粮3300斤，户均183斤。社员说，这样搞，“东家赢钱客赢饭，队里硬得了，社员实得了。”
从群众的丰富实践看出，旱地生产到户到人的产量责任制，用到哪里哪里灵，用到哪项作物哪项就增产。“人变勤了，坳铲光了，地作宽了，土作厚了，产量作高了……”。进一步由表及里，分析它的好处和产生发展的历史、现实原因，再思考地区全面情况，对于为什么旱地作物长期以来低产薄收，为什么喊了多年的全面发展而经营单一的状况总是改变不快等等困惑的问题，我们似乎在这里找到了答案。随队参加调查的领导也禁不住高兴地说，搞了几十年，这才摸到搞好旱地生产的办法。特别是我们将以上旱地生产责任制与大田分组作业联产责任制相比较，发现两者在联系产量计酬这点上是相同的，从而进一步验证了联系产量办法的科学性和可行性；所不同的是，它把产量责任直接联系到户到人了。即用产量作为考核每户每个社员劳动数量质量和计算劳动报酬的依据，管理更直接，标准更过硬，社员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结合得更紧，因而积极性更高，责任心更强。这种办法，历来被视为农村工作的最大禁区。现在这个禁区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照耀下，为广大农民群众的实践打破了。这是新的发展和突破，改革创新之路越走越宽。
调查后，我们将情况和分析研究的结论，于1979年12月正式向地委写了《关于全面建立旱地作物产量责任制的调查报告》，并对来自不同方面的种种议论和疑虑进行辨析，提出具体实施步骤和作法。地委当即明确批示各地参照施行，相当于全区耕地总面积32.4％的旱地作物生产注入了责任制的活力。
喜看今日花千树
大地涌动着暖流，岳阳地区广大农村和几百万农民，可以说都卷入了以责任制为焦点的改革浪潮中。“左”的东西还不肯轻易退出，但毕竟不再那么专横；新的观念主张和新的事物则层出不穷，空前活跃，称之为“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局面，一点也不夸张。
1980午10月，中央75号文件即《关于印发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几个问题的通知》下达后，地委组织一个工作队到平江县思村作贯彻的试点。同时派出4个调查组分别下到华容、岳阳等4个县，重点观察研究11个公社及大队、生产队的情况，召开23次调查会，走访座谈122名干部社员。当时4个县的情况是：24759个生产队，仍然按时记工加评议的974个，占3.9％；小段包工、定额计工的13296个，占53.7％；综合分组、联产计酬的 7123个，占28.8％；专业承包到组到劳的2608个，占10.5％；大包干到组的349个，占1.4％；包产到户的406个，占1.6％；还有3个队被划为分田单干，实际是后来说的大包干。五花八门的作法综合起来是两大类：一类，基本还是按老办法的近60％，占多数，但动摇得很，相当部分正跃跃欲试；另一类，包括联产到组到劳和包产包干到户的约40％，虽不到半数，但特别活跃，影响很大。
两大类作法的矛盾集中点是，大田水稻生产是不是可以联产到劳？争论持续了一两个冬春，后来几乎达到白热化程度。
反对的说法是：“天不怕，地不怕，就怕政策常变卦”，认为分组如分家，到劳即到户，到户与单干差不多；变卦走样，越滑越远。有的基层党员甚至痛哭流泪说： “合作经济不合作，集体是个空壳壳”；“辛辛苦苦几十年，一下退到解放前”；“你们这样那样搞，我坚决不搞，我要继承毛主席遗志”。还有的表示不当党员、不当书记了。有一个公社召开几百人的大会，搞“反单干风”，并把民主选举联在一起。会场写一幅对联：“刹歪风，民主选举；反单干，还我田来”。横批是： “当家作主”。
主张联产到劳的则认为，由划圈计工到定额包工，再到联产计酬，这是两大进步；现在由联产到组向联产到劳发展，这又是一大进步。“联产如联心，联到哪里哪里灵。”“联产到组，组长操心；联产到劳，人人关心”。有一个大队搞民意测验，选举87名代表，有53名要求到劳到户。许多干部群众还对上面一段时期动摇不定、又想又怕、又放又堵的态度，提出尖锐批评说：“衔着怕化了，放开又怕飞了”，还是放碗不放筷子，甚至提出“真理到底在哪里”的问题。县委书记在省里开会，就说“真理不在下面在长沙”，并派代表去要态度。
领导们的思考往往是全局性的。北京一位管农业的权威领导讲话指出，北方旱地生产可以联产到劳，这已经解决了。南方水稻生产可不可以联产到劳，还没有破题。这是一个又大又难但又非常迫切的命题。是农民群众热切的要求、实践的勇气和智慧的火花燃烧了我们。我们以一种强烈的使命感，亳不犹豫地迅速投到这个最突出最敏感的课题上来。采取“下马走马”、点面结合、上下联动、左右配合的方式，在辗转全区、反复调查的基础上，深入解剖了已经暗中实行联产到劳的12个生产队。
这12个队分属湖、丘、山区的3个县、7个大队，耕地中水田占90%，以种双季稻为主。1979年实行的是分组作业、联产计酬。1980年春悄悄改为联产到劳，第一年实践便有出人意外的好效果。岳阳地区这年是解放30年来的第二个大灾年，前期阴雨低温，加上连续几个月的外涝内渍，造成部分社队粮食减产。调查所到的上述7个大队，共63个生产队，没有搞联产到劳的51个队中有42个减产，仅有9个队平产或略有增产，而搞联产到劳的12个队，灾没少受，人是现人，田是现田，不仅队队增产增收，而且增长幅度意外地超过了历史最高的1979年。粮食产量增长18.6％，平均每队增产1.2万斤，每亩增164斤；农业总收入增长16.5％；生产费开支占总收入比例下降4.8％(每百斤稻谷成本减O.9元)；集体提留增加28％；卖给国家的粮食增加39%；社员分配粮食人均由588斤增加到759斤；纯收入(包括超产奖励部分)人均由上年的100元提高到131.8元。
平江县大坪公社姜源大队黎树生产队是个有名的穷队。1979年，分为2个小组作业，联产计酬，获得大增产。1980年两组改为两个队，一个叫杨家队，继续搞联产到组，另一个仍叫黎树队，则搞联产到劳。结果，黎树队大灾之年增产，粮食在上一年增产1.9万斤的基础上，又增1.34万斤；亩产由1145斤增到 1485斤，人均分配收入由68元增到142元。而杨家队，粮食减产2.32万斤，人均分配收入由上年的68元下降到56元。这一增一减，生动地说明，联产到劳责任制不但可行，而且比联产到组具有更强大的生命力。第二年春上，大坪公社160个生产队，竟有141个仿效实行联产到劳，占88％。
华容县是最先大面积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 1979年联产到组的生产队达56％，单粮食一项就增产8000万斤。1980年春，全县4000个生产队普遍实行联产到劳或包干到户。这一年又赢得了超历史的好收成。水稻生产联产到劳责任制同其他多种经营责任制一样受到实践的检验。我们去该县调查时，县委书记文启龙说，群众要搞，县委主张搞，实际也搞好了，搞对了，理论和实践比较容易统一，现在的问题是如何把对上负责与对下负责统一起来。他显得很自信，也似乎有几分沉重。我们受到某种感染，带着心事去南山公社实地了解，一走进联产到劳的青山大队和农科站，就感到那里充满着对责任制的新奇感和对丰收的喜悦。青山一队，21户人家，除5户外出或无劳外，17 户承包田土，定产12万斤，秋后实产14.24万斤，超定产2.2万斤，比上年增产2.7万斤，每亩增产240斤。当时晚稻谷还没有收完，就送征购 2.27万斤，超额完成任务。
我们坐在一户姓胡的社员家里，看到大门上贴着鲜红的对联：喜看今日花千树；笑饮来年酒三杯。他真的拿出许多酒来敬我们，说：“搭帮责任制好，党的政策好，只是莫要再变就更好”。我们听了非常激动，决心把这些信息和农民的心声说与领导听。
在了解掌握水稻联产到劳的增产效果后，我们还走进问题的较深层次，试图全面评价这种责任制的内在作用和性质、意义。得出的结论是，最根本的一条是改革了超越现实的生产关系，尤其在贯彻按劳分配方面有重大突破，找到了真正适合的形式。这种形式，在政治上摒弃对农民的传统片面认识，还农民以真正的民主权利和主人翁地位，做到权、责、利紧密结合，从而使个性、智慧、积极性创造性大解放大涌流。在经济上，摆脱平均主义，真正体现按劳分配原则，劳动用产量检验，产量与分配联系，社员个人利益同生产的好坏直接挂钩，使劳动者和生产资料合理结合，生产和分配和谐统一，从而使农业生产有了内在动力。在组织管理上，彻底否定 “左”的一套办法和积弊，把严重障碍农业生产的“大、公、平、统”的方式，改变为“小、包、灵、活”的崭新模式，这种模式适合现阶段生产力水平，适合农民觉悟水平、干部管理水平，适合农民农业农村的特点，具有强大的生机和活力。当然，实际操作中有许多新情况、新问题，正如群众说的“好处一天大，麻纱一扮桶”，但依靠群众，矛盾有办法解决。
1981年春，我们把调查结论写成《南方水稻生产同样可以联产到劳》的报告，呈送给地委参考讨论，还先后分别被发表在省委《新湘评论》和中央《农村工作通讯》等权威报刊上，进入领导的决策。5月，地委召开县、市农场书记会议，传达省委有关座谈会《纪要》，联系本地区实际，总结分析了形势，就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几个重大问题形成正式文件。地委明确提出，坚持从实际出发，放手让群众选择责任制形式，并认为在我们地区，统一经营、联产到劳的责任制形式，是适宜的，有效的，应当作为一种主要的责任制形式，积极提倡和推广。地委领导还接连作报告，发表了主旨性的讲话。各地各级普遍训练干部，满腔热情，积极引导，做了大量工作。至此，大局落定，全区98％的生产队建立了责任制，其中联产到劳到户的联产责任制，占87％。1982年中央1号文件为包产包干到户进一步正了名，明确它们都是社会主义责任制，而且说明它“不同于合作化以前的小私有的个体经济，而是社会主义经济的组成部分。”以后各地不断地做稳定完善文章，使农业生产责任制逐步纳入健康发展轨道。
田野里演出大辉煌
从1979年开始，到全面实行以“包”字为特征的家庭联产责任制，是一个起伏跌岩、曲折反复的探索过程，是在党的领导下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演绎出了历史性的灿烂辉煌。
改革的辉煌。这场改革席卷了全地区1.5万平方公里的广大地区每一个角落，触及到农业生产的各个领域和每一个项目，牵动了地、县、乡、队各级干部和几百万农民群众。其范围之广，规模之大，进展之速，震撼之深，都是令人惊叹的。特别是改革的矛头，直指超越的不适合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突破了坚持几十年的 “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基本体制框框，创造性建立起了统一经营下的家庭联产承包的管理体制和有效激励机制。这是伟大的创新，是自土改、合作化以来没有过的一场重大的经济、政治、社会变革，是一个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农村改革的胜利开篇，标志着社会主义农业走上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同时，通过这场改革，使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原则横向辐射，促进国民经济的许多部门、行业慢慢跟进，出现了“包”字进工厂、“包”字进商店等等新气象，发生着深远的影响。
思想理论的辉煌。责任制的发展过程，经历了思想的大解放，观念的大更新，思维方式的大转换和理论的大学习大讨论大实践。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的规律等等认识论和经济理论的基本观点，深入人心。特别是从农业生产责任制切入，就这种责任制到底好不好，对不对，是不是社会主义性质，会不会走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等问题，在广大干部群众中深入开展探讨，消除了许多疑点、盲点和误区，获得了新的突破。比如：搞责任制是为了发展生产，解放生产力，加快致富；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责任制是经营方式，不是改变所有制；公有生产资料所有权与使用权分开，并不动摇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基础。联产计酬真正能贯彻按劳分配政策；大锅饭、平均主义不是社会主义。共同富裕不是同时富裕，承认差别、先富后富的差别不是“两极分化”。大农业不等于“大打伙”，分散作业也不等于小生产，集体经济不等于集中劳动；不是公有化程度越高，生产规模越大、分配越平、统得越死就越社会主义。联产到劳、包产包干到户不是“分田单干”，不是倒退到以前的小私有个体经济，不是什么“不脱绊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家庭经营、私有经济的存在和作用是长期的，是社会主义农业经济的组成部分。这一些认识，是对农业合作化理论的新发展，并且触及到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样的重大问题，为我们后来学习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供了生动而有力的帮助。有些观点在当时提出来简直是“石破天惊”，现在看来也够得上耀眼辉煌。
生产力的辉煌。普遍实行联产责任制的几年，无论是正常年景，还是大灾多灾之年，它都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全区农业生产连年丰收。1980年遇到特大洪涝，粮食生产仍然是历史上第二个丰收年，1981年仅是早稻一项增产1亿斤以上，春粮总产增加2成，油菜籽翻一番，春油入库增加2倍。粮、棉、油、猪、茧等主要农产品的产量和收购商品量都大幅度增长。全区收购总额的增长比例：1979年为57％，1980年14％，1981年15%。农民得到实惠，口粮和收入随之加快增长，生活相应改善，
记得一行在华容作反馈调查，经隆庆河“乘船观花”，看到实行责任制后的巨大变化和两岸农村秋色，不由心潮澎湃，许多同志放纵喜悦，即景吟诗。最近我从尘封已久的调查笔记扉页上，翻到当晚记感的几行长短句：
常夸洞庭美，始见潺陵水。正是秋波更柔，长堤更芳，绿柳更媚。夹岸银花连天雪，农家金果盈户垒。
秋在春又催，兴富热流急。争道去年起步，今年起跑，明年一起飞。直抛尽往昔蹉跎，绘万紫千红遍地。
岳阳地区实行联产责任制这一改革，在全国来讲并不是领先的，但是一个突出的版本。华容县是“征帆正舵先开桨，敢吃螃蟹第一县”，在湖南省率先推行，引得新华社等许多新闻媒体争相报道，《湖南日报》总编亲自率领一路记者直奔华容采访，写出了长篇通讯《美玉更显露出耀眼的光华》，并配发评论《重视华容的经验》。县委书记文启龙被请到全省农村改革工作会议和省委党校作专题报告。1982年9月，地委副书记刘阳春向胡耀邦总书记书面汇报了岳阳地区承包后的大好形势，立即被批给《人民日报》刊登介绍，并派记者采写《洞庭湖畔的脚步声》，面向全国作进一步的报道。
是党的领导和群众的实践相结合，打造了联产责任制的精彩，又是精彩的责任制上演了巴陵大地奇迹般的辉煌。
时隔16年，党中央又发出了一个新的“1号”文件，号召全党把解决“三农”问题作为全部工作的重中之重。明天一定会更加美好。历史曾经见证并提示我们，农民群众中蕴藏着巨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三农”问题的关键是要以人为本，贴近农民，了解农民，懂得农民，真正尊重农民，代表农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引领广大农民在奔小康的目标下一同前进。往事并不久违，应当让昨天告诉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