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于1950年4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9月,赴朝鲜参加抗美援朝，后因战负伤至残而去“荣军学校”学习。1960年2月，我从“荣校”转业到岳阳县委书记处做内勤，同时兼办群众来信来访工作。从此，我这个信访专干就专了大半辈子。1992年退休后，我仍继续干着信访工作。从兼办9年 ，到专干23年，以及退休后再干14年，共有46年信访干龄。

我清楚地记得，我从部队转业到岳阳县委机关，第一次聆听县委书记张月桂的报告便是信访问题。那是1960年元旦，张书记在县委机关全体干部大会上说：“现在快过年了，天气寒冷，马上要下雪了，这个时候，我们要特别重视群众来信来访工作，要吸取‘侯老太太’事故的教训。”

    张书记所指的“侯老太太”事故是指1950年元旦，岳阳驻军某连连长侯鸿喜的老母亲，在冰天雪地的日子里，远道从山东平西赶到岳阳探望儿子。不巧，儿子侯鸿喜又随军离开了岳阳。无奈只得到县政府寻访。由于接待人员工作马虎，答话随便，加之南北语言不通，侯老太太误认为她的儿子牺牲了，悲伤欲绝，竟自缢死在县政府院内。

张书记在报告中大声呼吁：“这个轰动全国，影响到全军，因上访而死了人的教训，我们应当永远记住。”

    的确，1952年我在抗美援朝的战斗中，部队首长就传达过“侯老太太”事故，对军队影响极深。当时我还不知道死人的事竟发生在岳阳县政府。

听完张书记的报告，我感慨万分。这为我后来从事信访工作奠定了思想基础。张书记的忠告，使我受益终身。后来，我在兼办信访这项政务工作中，时刻牢记着“侯老太太”事故的教训。

 1978年11月，我的家庭遭遇大难。我那刚满17周岁、正在中学就读的小儿子周岳平，体育课做翻单杠练习时，因为支撑铁杠的木柱腐朽致使铁杠落在脑袋上，当场被砸身亡。

正当全家老幼悲痛欲绝的紧张时刻，岳阳县渭洞公社竹坪村有一个叫万常珍的老妇上访。诉说她的独生儿子袁景新在“反击右倾翻案风”时，说了不该批判邓小平的话，被打成“现行反革命”遭吊打折磨死了。儿子一死，儿媳改嫁，丢下70多岁的她和年幼的孙子。老人泣不成声的申诉，引起我无限同情。我忍着个人的悲痛，毅然下到离城100多里的渭洞山区搞调查。后经过认真复查，给冤屈者平反昭雪，按政策给她家以经济补助，使这起冤案得到很好的处理。

1979 年春节期间，我利用休闲机会，约岳阳市血防站的许仲秋同志，去常德津市处理龚光瑞的申诉案。龚是50年代卫校毕业生，分配到岳阳血防医院工作。1958年的“政治运动”中，以“不满现实”被开除公职遣送回家，现在孤身一人，生活困难。我们冒着凛烈寒风，乘船赶往津市去调查。查明他只因对血防工作说了些牢骚话，加之家庭成分不好等原因，就无限上纲被开除。弄清楚情况后，我们又从津市乘船，连续24个钟头赶到长沙，再转火车又是6个小时赶回岳阳。向县委领导汇报后，同意将龚收回重新安排工作。

1968 年秋，“文化大革命”升级，县委常委形成两派。就是在这个时期，岳阳地委赵处琪、张月桂同志，县委毛致用同志被群众组织扭去长沙。首先住在湖南宾馆9号楼，继而又到河西湖南师大9楼。我是县委书记处办事员，便以工作为由，经常往返长沙，有时也假借送衣服名义去长沙，实际是递送“动乱”情报。在长沙的毛致用同志，也把长沙“动向”写成便函，小心翼翼地塞进我内衣口袋里，并叮嘱必须送到罗寅阶同志手中。

    有一天，岳阳驻长沙的“革”、“拥”两派组织，都要争得“当权派”到会亮相。正处在那难以回避的关键时刻，我斗胆献计：邀赵处琪、张月桂、毛致用同志到长沙市小西门木牌楼周德顺(我的姐姐)家去做客。就这样，躲过了这次两派相争的锋芒，但是，我却犯“罪”了。当我回到岳阳，还没有出火车站就被“革命派”抓住，一到县委机关就挨斗。斗后我被送到筻口区潼溪公社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一年后，新上任的县委办公室主任谢康生到职后，才通知我回县委机关。县委办公室副主任吴家志找我谈话，安排我搞信访工作。从此我就专门干信访了。

1983 年盛夏的一天，有位汗流夹背的邮递员，将一封中国岳阳红十字会的信送到县委书记处。我接信一看，这信非同一般，信封落款全是外文，一下子就难住了我。后来还是档案馆黄湘煤同志帮忙翻译，才弄清来信发自美国俄亥俄州。来信内容大意是：我叫郑曼云，过去住在岳阳楼西门下。20多年前离开岳阳，远渡重洋，定居美国。离家时有母亲，现在约60岁，有弟弟现在约40岁。我十分思念亲人，但每次发信总是杳无回音，恳求寻找并盼复信。

我通过走访，顺利地获悉，郑曼云家境贫穷。年轻时因婚事不如意便到天主教堂当修女。解放前夕迁移武汉，后又出国。其弟弟叫郑恩云，是蔬菜公司干部。当我同郑恩云见面后，他因害怕“海外关系”而挨整便连连摇头说：“我没有美国姐姐……没有海外关系。”

当我在观音阁见到那满脸皱纹、白发苍苍的郑母时，她却泪如雨下，抱头痛哭，殷切希望政府为她母子沟通联系。

这起来信的处理，难就难在复信问题上。因为，当时中美两国没有建立外交关系，不能通邮，有人认为复信会遭受“里通外国”嫌疑，复信是“冒险”。一位老公安员劝我不要冒这个险，他说：“某某与社会主义的朝鲜人通信了，结果受了‘罚’。与头号帝国主义国家通信，‘危险’性大。”

张月桂同志了解我办信访的难处时便说：“我们是共产党，是社会主义国家，一个美籍华人思念祖国亲人的信也不回信，有损国家声誉。大胆些吧，回信去，我保你不开除党籍。”我按张书记指示，以岳阳信访组名义，向郑曼云写了复信，使他们一家取得联系。中美两国恢复外交关系后，郑曼云回到了岳阳，见到了老母，见到了亲人，对人民政府十分感激。

1987 年深秋的一天，张月桂同志给我打电话，叫我去他办公室。我接电话后心情紧张。当踏进他的办公室后，地委宣传部部长刘金声在场。坐定后，张书记发话，有个信访问题，我们考虑由你办比较合适。刘部长接着说：“岳阳县西塘有个妇女叫郑桂芝，她在地区医院 (现为一医院)做绝育手术，出了点医疗事故，事故处理了，病人不出院，要动员她回家”。

我接受任务后作了调查，因手术医生工作疏忽，将一块4×16纱布遗留在腹腔。该院两次剖腹探查无结果。后去湖南湘雅医院才查出异物——纱布。从长沙回岳阳后，又因肠粘连，两次清理，这样，在医院住了两年，病人赖着不出院，多次做工作无效。

我接触郑时，她总是哭闹。查阅上级有关医疗事故的政策后，认定医院照章办了，动员回乡是对的。备车让她回乡那一刻，她气愤得朝我脸上吐痰，我仍没责难她。我还说：“你回乡后吃饭、治病的钱我负责帮你解决。”送她回乡后，我立即把情况报告张书记，问题得到了解决。

    竭尽全力办信访，同样是为改革开放作贡献。l980年2月，我受理副市长殷正高交办的朱建华案。朱建华是巴陵大桥桥东新村居民，她于l978年在居民点办了一个个体幼儿园，入托儿童已有50多人，她要求增加幼儿活动场地、扩大教室、减免房租，她自己多次找有关部门迟迟得不到解决。经过调查，我将情况及时向市委、市政府领导作了汇报。后又随同殷正高同志一起，找到市城管办、市建委、市房产公司，进行具体协商，妥善处理了这一问题。朱建华和当地群众冒雨送来 “贴心贴意、为民排忧解难”的金匾。

2006年4月9日 ，我因病住院治病。突然发现邻床病友胡为同志（红日机械厂离休老干部）要组织“红日”16名老干赴京上访。上访的理由是：“红日”属兵器部，早于1997年就经岳阳市委、市政府同意，整体搬迁到岳阳冷水铺落户。时至今日，还有一些遗留问题，如上级文件规定老干部一年多一个月的补贴等政策都未落实到位。为此，决定集体赴京找“兵总”，找中组部，找国务院。

我是个老信访干部，深知稳定的重要性，便抱病做他们的工作，使这起集体上访在苗头状态时便制止住了。

我被安排搞专干信访工作后，凭着对专业的不断追求，坚持勤奋学习，刻苦钻研，立志成为工作的强者。根据多年来的工作经验，努力探索信访工作的规律，将多年来一直沿用的“簿册式”登记方法，改为活页硬板登记卡片。实行一人一卡，详细摘录信访内容。卡片设有重访、越级专栏，便于掌握信访动态。为了工作方便，还把已发现的400多个姓氏按笔划多少依秩序排列。把简划（如丁）姓排先，繁划（如魏）排在后面。笔划相同（如7划的有21个姓）的常见姓（如李）排在前面，稀少的姓（如连）排在后面，按先后秩序排列固定存档，一旦需要，便能迅速准确寻出信访者的卡片来。还可以随时抽出来催报结果，携带下乡调查也极为方便。实践证明这一办法节省了办信访的时间，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

为了普及信访业务知识，我撰写题为《关于处理来信来访工作的几个问题的探讨》，就信访工作性质、信访部门的职权范围、怎样处理来信、如何接待来访及信访业务中其他五个具体问题进行论述。引起省委信访办的关注，被省委选为韶山举办的信访干部业务培训班的经验材料，要我上讲台演讲，后又被录音，在全省信访干部会上多次播放。我也为自己为信访工作做了一些有益的探索而感到欣慰。

退休后，本着“老有所为”的精神，本着“有一份热，发一份光”，继续为党的事业作点贡献的愿望，又参与编撰了《岳阳市信访志》、《中共岳阳市历史大事记》等。

我没有显赫的职位，只是在信访战线上干过四十六年的一名信访老兵。把“一片丹心向未来”当尺子衡量自己，把信访群众的忧乐牢记在自己的心中。我的工作得到党和政府的奖赏。先后88次获得荣誉证书。曾被评为全市优秀党员，当选过市人大代表，被评为全省模范优抚对象、全省信访先进工作者；出席过全省劳动模范代表大会，《湖南日报》、湖南广播电视台也都报道过我的先进事迹。我想，只能知足自慰，只能寓成绩于服务中、寓贡献于平凡之中，力求永息之别时心安理得，问心无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