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我在界上搞三分之一。所谓界上就是湖南与湖北、江西交界的地方。所谓三分之一，就是对农村进行两个阶级、两条道路和两条路线的教育，先进行三分之一的试点，一批为一年。我是县委工作组的，丢了360个日日夜夜在界上。

与生产队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人晴一身汗，落雨一身泥”的这种情份一直难以忘怀。30多年了，期间虽有点联系，也断断续续的。近十年我到岳阳工作后，这种联系就中断了。我也不知道界上和界上的社员们在这30年间是河东了，还是河西了。趁着大礼拜休闲我到界上走了一趟，追忆了过去的人和事。

               队长“尺老”

    我把车停在106公路旁，公路是在山缝中穿过的，自然而委婉。界上大队(如今叫村)就挂在路的两旁。路穿过湖南的幕阜山、天岳关与江西交界，又随弯顺窍通向了湖北九宫山。鸡叫三省就是在这里。湖南金鸡报晓，湖北、江西两省的人都闻鸡起床，燃起希望的炊烟。这条路是资格蛮老的一条路，清朝手里(时期)就有了。在旧时，这是南北交通的主要通衢，也是兵家必争之地。传说朱元璋与陈友谅曾在此决战过；明末李自成起事，从南打到北，从北退到南都是经过这里的；抗日战争在天岳关打了一场恶仗，小日本损失惨重，国民党的一个团死守天岳关，最后弹尽粮绝，全军覆灭，打得悲壮。蒋介石为此亲笔题词“浩气长存”。从路边破败的凉亭和断垣残壁的屋基中还可追思到这一关隘历史上的繁华，凉亭残留的石凳在气候变化的展水(渗水)中还可找寻到过去挑夫轿夫坐在石凳上留下的汗水斑。

    20世纪70年代，这条公路经常有汽车穿线一样的跑，打土车子的，拖板车汽带车的力夫经常在这里歇脚(休息)，偶尔还有摩托车飞驰。冷酒花生南杂店和茶亭在南来北往的人流中有不少路人光顾，给界上带来些许繁荣。可如今这些东西都没有了，我的车在路上延伸了半个小时，没有碰到一辆车。路比过去更寂寞而衰老了。80年代107国道拉通，90年代京珠高速又拉通，过去交通的要道如今成了交通的荒芜，被人们冷落了。我想，要是没有107国道和高速公路多好啊，进步与文明也给有的地方带来了衰落……

   下车，我就直奔我所办的生产队，来到了一个亲切而又陌生的地方。

说其亲切，我对这里的山水和人家太熟悉了。说陌生是这个生产队在家的人居然没有一个能认出我。我也抓紧从记忆中搜索，喊不出几个名字。老屋基本上不复存在，大都做了新屋。我径直到了队长家。从做屋地基的摆置上我还猜得出大概队长家做的屋。我一进屋就大声喊，“尺老在家嘛？”“尺老走啦”。“么哩（什么）时候走的啊，还回来不？”“你是谁啊”。“我是我啊，你应该认识我啊”。尺老的老婆，带大嫂(当地风俗没有结婚的女青年叫小娘，结了婚的叫大嫂，年纪大的就是干娘)才拍拍衣裳出来了，她边看边问：“你同志是谁啊，找尺老搞么哩啊？”“你不认识我啊，带大嫂，我可认识你呀，咯年公社修堰，把你这个妇女队长做个男劳力用的，在工地上用扁担抵肚子，没有一个男劳力抵得你赢，都说你肚力大，你还记得么？”“哎呀，你是谁呀，咯个事你都记得，硬是蛮熟的熟人呀？”“当然是熟人，你丈夫尺老是个倔脾气，发起横来，牛都拉不动。”“是啊，尺老就是太硬头了，人硬损财，牛硬损鼻，前年犯病，检查是食道癌，他一听，便不吃药，不打针，来年就走了，到今年刚好走了两年，吃一世的亏，没有享一天福，是一个苦八字。”说起来，就满眼含泪了。这时我才知道老队长已经不在人世了。咯里的人都忌讳一个“死”字，死了人一般都说是老了人，或走了人。掐指一算，尺老73岁走人，也算高寿了。

    尺老当队长好像是昨天的事情。他是个倔犟的性格。做事做人，说一不二，生产队的事只要他想通了，点了头的事，人高的屎他都会吃，没有搞通的事犟到那头出，牛也扳不动。我一进队就碰了一鼻子灰。公社分了20万斤“三超粮”的任务(三超就是超产、超收、超购)。我所在的生产队分了2万斤。生产队开会，尺老死人只肯卖1万斤，2万斤坚决不接受，并说，国家的秋征统购37000斤，农业税1700元，这是皇粮国税，历朝历代都要的，也是天经地义的，我一斤不少，一分不欠，唯独这“三超粮”，就是购过头粮，社员们饿着肚子卖“三超粮”，人家干我不干，刀架在脖子上我也不卖。当时国家向农民的征购粮是7.8元100 斤，“三超粮”是12元购100斤，黑市上每100斤稻谷是20元。当时没有粮食自由购销市场，是农民地下交易所以叫黑市。2万斤“三超粮”按黑市差价是 1600元，每担谷的差价8元钱。队长扳着不肯卖，社员暗中都支持，公开场合都不好和我作对，反正不做声。当时，村看村，户看户，社员看干部，我既是干部又是工作组长，我的点上拿不脱，全大队“三超粮”任务就都落实不了，我不能一皮丝茅阻河水，反复与队长做工作，好话坏话讲尽，队长就是不浸油盐。我已动了撤销队长的念头。准备把他作为粮食自由支配，没有国家观念的阶级斗争的典型来抓，搬掉这个拦路虎和绊脚石，为今后的工作奠定一个基础，也好树立我工作组的威信。

    正在这时，生产队的贫农组长粗老提醒了我，贫农组长是生产队最靠得住的政治骨干，叫刘粗成，当地人称呼习惯只叫名字中间的一个字，再加一个尊称 “老”，俗称粗老，这个老不分年纪的大小，辈份的长幼，尊称都可以加个“老”字。老子喊儿子都可以加老。粗老见我动了真气，和我讲：“这队长硬是换不得，你在我们队办点，如果把这个队长换了，就会一盘散沙，没有人箍得拢。队长只有他当得。”我说：“我就不信死了张屠夫，就吃活毛汤”。“咯你这个办队的干部就够吃了亏。”我说：“我一进来就给我一个下马威，顶着不干你说怎么办？”“我提醒你找一个人，你找尺老的带大嫂做工作，可能有效。”“咯样倔犟的血性男人还听老婆的，不会吧？”我半信半疑，粗老说：“你不妨试一试。”我真的找了队长的老婆做了工作，老婆又把尺老喊来了，放肆做检讨，说尺老不识大体，冒文化，是个粗人、犟脾气，要我莫听他的，口里说是说不送，心里也还是有准备，把储备粮的指标压5000斤(按备战备荒的要求，每个生产队都按一定的口粮比例存储备粮)。真的被贫农组长粗老言中，队长听老婆的。老婆表了态，队长没吱声，我也打了圆场，说2万斤多是多了一点，购了过头粮，上面压下来了，也是冒办法，说我方法不对，工作冒做到家，并表态，今后在春夏荒返销粮指标中(返销粮指标每100斤谷只要9元钱)，再照顾5000斤指标给生产队，队长的思想就更通了。从此以后，我掌握了这一秘密武器，全队社员听队长的，队长听老婆的。我把队长的老婆当了妇女队长，参加了队委会，每有重大事项开队委会研究，工作顺畅多了。带大嫂我也另眼相看，把她作为生产队的重量级人物对待。不过心里也老在默神(思考)，队长尺老，吃的做的，全队的农活粗细都来得，扶犁掌耙，撒秧下种，开沟起垄，样样做得熨熨贴贴，当队长也是公是公，私是私，公私分明，在外面说话做人说一不二，怎么就怕老婆呢？

  原来尺老和带大嫂结婚前曾订过婚，定了婚就“两头走”，男方到女方家走，女方到男方家走，走来走去男女双方就“同房”。到结婚时只是个形式。而尺老的未婚妻还没有走到结婚时就不走了，死您(人)都不来了。并说尺老身体好，鸡巴大，要的回数多，房事吃不消。一传十，十传百，讲得尺老在地方上下出了名，女青年一讲尺老，就说他鸡巴有一尺长。搞得尺老鬼都没有人上门。快30岁还高来低不就，找不到老婆。而带大嫂正是在这样的背景条件下和尺老结婚的，论家庭生活条件，论文化，论长相带大嫂都比尺老长。农村女青年，在公社农中读了两年，人又长得高大，腰身粗，奶子大，家里帮她找了个男人给她做丈夫，过尺量比带大嫂短，过称秤，比带大嫂轻，带大嫂嫌自己的丈夫走在前面像个崽，走在后面像个爷；尽管两头走，走了两年，带大嫂还没有找到感觉，横下心来不再走了。就是这样，尺老与带大嫂一个寻锅补，一个要补锅，两个人走到一起了，而且夫唱妇和，半斤兑八两，感情融洽，家庭幸福。加上带大嫂又比尺老小8岁，人生得粗壮结实，皮肤又白里透红，女人味更足，使尺老看也怕融(看得很重)。又生了一男一女。那时有个初中文化的媳妇在农村生产队来说也算是一个知识分子。生产队的政治学习，晚上开会学文件，也都离不开带大嫂。带大嫂有文化，尽管是女人，但很大度，为人处事讲究一个理性。尺老是个没有文化的粗人，旁边站了个富有理性的女人，也使尺老在外面风光多了，家庭内面底蕴也丰厚多了。我曾和带大嫂开玩笑，怎么管教尺老的，带大嫂风趣地说：“我丈夫是个又粗又硬的人，只能以柔克刚”。“怎么克法呢？”“那就要下功夫，叫柔情万种呢。”我想这可能是血性男儿怕老婆的真谛啊。难怪现在好多女人管教男人失败，只强调克刚，没有注意柔情，更忘记了万种……

    过去叫带大嫂，现在应该叫带干娘了。带干娘与我聊了许久，还不认识我是谁，把全家都喊来认我，都说搞不清楚。带干娘见我对他们左邻右舍都熟悉，站在地坪里打了一个“啊嗬”，几只屋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来了。把我像猜谜一样，猜了半天，都没有搞清楚我到底是谁，家家情况都知根知底，一个咯样熟悉的陌生人。

茶小娘听出了我是谁

    茶小娘是我住户的女儿，早出嫁到了镇上，这次是回来看她老娘的，论年纪应该也是四十八九的人了，是属于大嫂之列了。当年茶小娘一十八，长得胖胖的，脸蛋圆圆的，红红的，身材矮矮的那种典型农村村姑。溜青的头发，扎个长辫子拖在后面屁股上，走起路来，辫子在屁股上一飘一飘的。农村女孩很腼腆，一看见我就红脸，头一低就走了，很少和我讲几句话，特害羞。我住在她家，吃饭是各家各户轮流的，但我的换洗衣服天天都是她们娘女帮我洗的，折好放在我的枕头上。今天听见带干娘一喊，也过来看热闹，想看个究竟到底是何方神仙。男女老少一共来了五六十人，但真正那时候人民公社的社员没有几个。社员就是在生产队出工占了底分的叫社员。底分就是出工评工记分的基数。那时在生产队出工，就靠工分吃饭，工分人平多，就是进钱户，粮食也吃得多，工分按工价折算成现金低于领取队上食物的基价以下的大多是超支户，就是辛辛苦苦在队上做一年，眼观浊水，背晒黄天，年终决算时倒找队上的钱。生产队天年好(天气好，风调雨顺)，农业成本低，每 10分工可能拿到六毛七毛钱的工价；年成不好，就只有四毛五毛钱10分工。一个主要劳动力一年拼死拼命干，最多的可能争到5000分，一般的只有4000 多分。一个劳动力一天底分是10分，半劳力5分，妇女劳力大都是半劳力，能占4分5分就算不错了。有时农活是按农业定额算的，比如双抢期间打100斤毛谷，包括割禾、打禾、缚稻草，把毛谷送到保管室的晒坪上只有4分工，插一亩秧，包括扯秧，田里打轮子，按4×6寸插秧，每亩2.7万多蔸，只有12分工。按5毛钱的工价计算插一亩秧工钱只有6毛钱。当然那时候的钱也值钱点，购肉一斤只要七毛八分钱。

    来的人多了，五六十岁的人都是当时的社员，出工天天在一起，我一看基本上都能叫出他们的名字，四十多岁的人就只能靠判断猜出是谁家的人了。反正新收进来的媳妇就一个也不认识。而他们看我，基本上面目全非了。

我那时22岁，在县委宣传部工作，高高瘦瘦像个营养不良的样子，完全是个孩子样。可如今，带着半百出头的年纪，带着两鬓花白的头发，带着一脸的历史与沧桑去见30年前的故人叫他们怎么相认呢？

    正当大家惊讶，感到惊奇、迷惑的时候，茶小娘大叫了一声：“我听出来了，我知道你是谁”。大家众口一声都问：“谁？谁？谁？快说，快说。”“就是陈组长。”“陈组长，啊呀，陈组长”。是呀，咯样一讲是呀，怎么我们没有想起呢？是呀，陈组长，这一下，大家都想起来了。也难怪啊，陈组长咯时候在我们队上办队是个清水后生，怎么也不可能想到你今天这个样子就是当年的陈组长。咯样算来，你也是50多岁的人了，是呀，50多岁的人不是这个样子又是个什么样子呢？你看，人呀……人……人家又都沉浸在一片感叹之中。我不知道他们是埋怨时间走得太快了，还是同情我衰老了。

    我问茶小娘怎么认出我来的，茶小娘讲，真不敢认出你来，是听你说话听出来的。认是认不出来，你什么都变了，但声音好像还变得不太多。真正不敢拿那时青春年少、富有朝气和魄力又有帅气的青春偶像和你今天成熟发福的男人去比。过去见了面就脸红、低头害羞的村姑现在成了城里人，讲起话来也很时髦，拿现在的茶大嫂和过去的茶小娘相比真是判若两人。可能是城里人生活的悠闲，加上美容健身活动的开展，这个茶大嫂比当时的茶小娘消瘦了些，也可能是衣领穿得低一点的原因，脖子都显得长了一点。女人脖子长了，身材自然就好了。40多岁的女人爱打扮，脸上底粉打得厚一点，把些许岁月的痕迹抹去了不少。我不知道这茶大嫂是调我的口味和我开玩笑呢还是讲了真话。我试探着说了句“那时，你们这伙村姑把我这个样子的人当成了青春偶像！”“是呀，那时我们是井中天，生产队上的人，电影半年看一场，更谈不上看电视。碰见面的人少，生巴人也看得不多。像你咯样年轻，又是吃国家粮的县委干部，讲话很有魄力，煽惑力强，人也长得有模有样，大队干部你喊得他们参参历(跑的快)，公社的干部你也调得动，权力加能力加帅气，当然是我们心目中的偶像啊!”“那时怎么没有听见你们讲过呢？”“那时谁敢讲啊，我们与你的距离太远了，简直是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天壤之别啊，一想到吃国家粮就不容易，你不但吃了国家粮，而且还是干部，还是县委机关的干部，又是出类拔萃的青年干部，谁不啧啧称赞、羡慕崇拜呢？”“那你现在怎么又敢讲出来呢？”“现在讲，是过舟泛野(是过去的事淡忘了的事)的事，没有了过去做女时的那份羞涩与含蓄。如今都是过来人，改革开放，市场经济，没有什么话不可讲的，国家粮也不要了，国家职工也失业了，国家干部也下岗了，把你和我们的距离拉近了，见了你的面，把这个信息告诉你，目的就是要你抓住第二个青春期……”

    听到茶大嫂对我的调侃，使我深深感到茶小娘女大十八变啊，而我呢？又添了一层淡淡的忧伤，脸上加了点岁月，熟人都认不出来了，像106国道一样苍老了。

    我还是习惯地称呼茶小娘：“你婆婆(祖母)还在嘛？”“还在就好了，还在今年刚好100岁。老了(死了)20年。”茶小娘回答说。桂婆婆老了20年了，但桂婆婆给我蒸的荷包蛋的清香至今还在我心中回味。每当我轮到她家吃饭时，她餐餐要在我的饭中蒸两个荷包蛋，上面盖一碗白米饭，而他们却吃茴丝饭。不吃，桂婆婆不高兴，吃了又觉得不太好意思。尽管有时蛋咸了，有时淡了，我就是在这样的生活中，品味出生活咸淡，日子的艰难。

    桂婆婆一家七口人，在队上属于中等生活水平。人平500斤口粮，年年都新陈不接，往往等我轮到她家吃饭时，总要千方百计花点钱去供销社称半斤肉，水库里的鱼，鸡蛋平时都舍不得吃，留着给我吃，蒸的荷包蛋，煮的蛋，煎的蛋变着花样弄给我吃。并经常在我耳边唠叨，你白天和社员一同劳动，晚上还要开会，为集体操尽了心，还只有二十一二岁，把不懂事的青年人打比，像你这样年纪，还在娘面前撒娇啊!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你住在我家，你一眼看个对过，家里条件不好，招待不周你也莫见怪。

    桂婆婆家里养了十几只鸡、十几只鸭，家里要花点零花钱，比如地方上下收亲嫁女老了人忧喜二事要点人情，买盐、酱油、煤油，急慢生个病买点药做个丹方等，都靠这鸡鸭生蛋卖个零花钱。所以桂婆婆把鸡鸭看得重。那年，早稻齐穗以后，要求各家各户把鸡关在家中养，集体田里放了农药。谁料，桂婆婆的鸡有一天没有关住，跑了出来，吃了集体田里的谷和农药，把鸡毒死一半，桂婆婆气得几天饭都不吃，她消瘦了许多，我见了她，像犯了错误的人一样，不好意思，毒死了她的鸡，也对不住她给我蒸的荷包蛋……

我沉浸在桂婆婆的往事中，桂婆婆走了，我应该到她老人家的坟上敬上一柱香。

“地主婆”素珍

我被这一伙老的老、少的少的乡亲簇拥着，逐家逐户进行检阅，像是检阅他们30年的成就与变化，大家现在和我讲话，再也没有当年那种隔离防护感了，都像茶小娘那样畅所欲言，咯种30年如故的情份，都溢于言表。   

    队长不在世了，他的公子也是40多岁的人了，走在前面引路。小孩子一窝蜂样跟着。老年人相互挽着边走边聊，建议我先到大户湘平家看看，如今他在全村都是数一数二。

    说起湘平，他给我的印象最深。他是全大队最有才华的一个人。17岁当兵，有个高小毕业的文化，在部队当文书，字写得好，文章也不错，转了干，在北京军校学习了两年，后来当上了连长、营长。学习期间结识了一位小学教师叫余素珍，师范毕业，人长得漂亮，又贤淑，两人恩爱有加，感情笃深，几次申请结婚都没有批下来，主要原因是余素珍出身于地主家庭。当时曾湘平根正苗红出身好，又有文化，是重点培养的青年苗子。那时阶级成份看得最重，部队坚决不同意湘平的婚事。在这种情况下，湘平只有先斩后奏与素珍同居。她怀孕了，生米煮成熟饭。部队首长感到湘平与组织对着干，不信招呼，不听劝告，就下决心将其干籍军籍一起开除了，并把素珍也一并下放到农村。两个人婚是结了，但命运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1964年下放，接着“文化大革命”开始，他们夫妻俩是全大队、全公社阶级斗争的活靶子，每有运动总是先拿素珍当作“地主婆”开刀。素珍也习惯了，自己把头发剪短了，免得人家来剪；每逢公社大队开大会，先把膝盖上的护膝也穿带好，把裤子穿厚实些，跪久了不伤脚；通知到会拿起地主婆的牌子就走，也好像上班样，只是没有工资和工分拿。我在这个生产队办点，要以阶级斗争为纲，一年总得开个批判会，做做样子，走走过场，不然的话在阶级斗争的岁月中对上下都不好交待。而这个队阶级异己分子就是这一个种，还是引进的，其他的都是贫下中农，也是素珍倒霉到了极点，陪斗的伴都找不到。说老实话，这个北京下来的女教师能歌善舞，性格又热情开朗，人又长得漂亮，天天在一起出工，要去斗争她，大家都来不得神，把这样漂亮的女人提到斗争大会上去批斗，真是有点残忍，呵护都来不及，何况除了出身地主成份外，确实找不出她有什么毛病来。那晚批判会十分冷场，只是老队长说了几句“做生意(做农活)不能拈轻怕重，气力活，要奋身，要吃得亏起，气力用了睡一觉后又有了”之类的话。贫农组长是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最高的人，也只是说了农村不兴资产阶级老爷小姐那一套，讲话娇声娇气，小姐派头十足的话，而这些正是素珍生平最有特色的长处。讲话轻声细语，讲得很平，一口北京纯正普通话，站着坐着走路都有派头，毕竟是大家闺秀出来的人，是很有教养的。头天晚上不讲情面狠了心批了一次素珍。第二天，队长又特地把我派到她家去吃饭，用去吃饭的行动抚慰一下她那伤痕累累的心。素珍她也知道，如今是这世道。

素珍这一家，由30年前的河西变成了河东。素珍生了4个崽，都取名叫“虎”。大崽叫大虎，坐庄本土伺候父母双亲，做了3栋新房，都是砖混结构楼上楼下，家里的摆设比城里人不差。彩电、冰箱、空调一应俱全，听说都是三虎、四虎掏的钱。二虎到美国继承素珍叔父的遗产当了老板；三虎四虎兄弟俩在深圳当民营企业家，每年春节回来，开一部皇冠、一部宝马回老家过年，三十夜放鞭，一放上万元，把界上半个天都放得通红。

湘平不在家。素珍热情接待了我们这一伙人。米酒、白酒、红酒、水果、黄豆、花生、玉米花摆了两桌。素珍又是装烟又是端酒，家宽转年少。素珍尽管是60多岁的年纪了，还保留了青春年少时的那份神韵。素大嫂看见我，喜悦的泪花夺眶而出。是啊，素大嫂完成了三个伟大的历史性转变，真不容易啊，由大城市的市民变成地地道道的农民；由城市的知识分子变成了农村的家庭主妇：由地主婆(实际上出身于地主家庭的子女)变成了富婆。她不知经历了多少艰辛，留下了多少汗水与泪水，才完成了这种或残酷或幸运的转变。难怪说，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友情与爱情是永恒的原始推动力。这一片家业，这一段历史就是靠着这原动力的支撑啊。

我握着素大嫂的手，问了大嫂一句“你变化最大的是什么?你收获最大的是什么？”素大嫂拉了拉系在腰中间的兰底白花围裙，理了理掉存耳边的头发，微笑着说： “我还是我，我什么都没有变，只是世道变了；收获倒是有一些，主要一点就是几个孩子还听话。”我真不知道她这是脱口而出的本心话还是深思熟虑的历史性语言，说得是那样朴实与自然，与当年她接受批斗时说话的语气一样还是那样低调。我不禁对人生产生感叹，以不变应万变这是人生成就事业的基本底蕴啊。一口纯正的北京话，听起来非常亲切，我问她，现在条件好了，你怎么不搬到北京城里去住呢?素大嫂会心地笑了笑说：“40年前从北京到界上，真的过不惯，现在叫我住到北京去，我也真的过不惯。”是啊，40年，时间和空间开了个玩笑，把空间颠倒过来了，把农村与城市的距离拉近了。

离开素大嫂的瞬间，脑子里又闪出了一个问号，30年前的地主婆，如今又变成了富婆，晓得今后还革不革命啊……

                  贫农组长刘粗成

    挨家挨户转，走到30年前贫农组长刘粗成的老屋前。所谓贫农组长，一般都是土改根子，真正的贫雇农。解放时的土改根子，是土改工作队进驻时，选了最穷最苦的人家扎根，作为政治上依靠的对象。贫雇农，做长工雇工出身的人，家里上无片瓦，下无插针之地的赤贫人家，越穷越革命，斗地主，分地富的财产最积极，革命态度最坚决，这是农村最可靠的政治力量，刘粗成就是这个阶级中的一员。所以选他当贫农组长。

听左邻右舍说，粗老子命苦，苦了一世，我说那不止，他的父亲和祖父都是做长工的，那时经常忆苦思甜知道他三代做长工出身，那就苦了三世。他有一个崽，两个女，两个女出嫁了，家里条件都不好，大女已经死了，第二个女也很少施顾家里。只有个崽，身体不好，负担也蛮重，没有条件关照粗老子。粗老子80岁了，两口子还要靠自己养活自己，年年靠村上救济与照顾，日子过得很艰难。

我对贫农组长粗老还是蛮有感情的，我在这里办队，他是很支持我的工作的。过去叫粗老现在改口喊粗老子。粗老子知道是陈组长来了，站在老屋大门口大声喊：“贵客到了，贵客到了。”我慌忙拿出一包精品芙蓉王每人分一支，为粗老子也递上一支。“莫客气，颠倒颠，客装烟”粗老子口里边讲，手里接烟看了看：“陈组长的烟，嘴长烟短，我还没有吃过啊。”不知道谁说：“粗老子,这是最好的烟，一根要3元钱。”“麽历哎，才贵呀，一根要吃去我一天的收入啊，这怎么吃得起呢？吓死人啊？”我说：“粗老子不至于吧，怎么你的收入这么少呢？”“没有出路啊，靠作二亩田，有麽历收入呢？”粗老子给我算了一笔账，现在的田不能作了，生产队如今有些户子的田都荒了，土就荒得更多，白水山上一坡坡的土都没有人去作，我作了两亩田，如今都是只栽一季，亩产也能达到800来斤，50元100斤的谷，按政府收购价算一亩田收入只有400元。种子每亩要25斤，合50元；每亩肥料钱，碳铵80斤，尿素20斤，还下了点复合肥、钾肥，肥料成本60 元；农药也贵，一亩至少要得20元；农业税、教育费附加，村上五保户、现役军人优待，各种统筹现在都按田亩摊下来，水田每亩一年要交98元，旱地44元；收插两季我一个人拖不动扮禾桶，还得请2个工，吃三餐饭，15元钱一天还请不到劳力，包缴用在内最少要得50元；加上农具添置和修理，和水费电费，每亩还要30元。粗略计算每亩成本达270元。你算算，作一亩田，气力不算，还赚得几个钱。你咯根烟就要了3元，我两口子一天的生活费只怕还抵不上你这根烟钱。粗老子边算细账边叫苦。还说二三十年没有国家干部进屋了，还是你陈组长在时有干部在我家吃过饭，如今的干部只看哪里好玩些，哪户富些就往哪里钻，穷人屋里再也没有人来了，现在不比过去了。如今的干部，还是大家所说，要钱要粮要命，收农业税，收统筹搞计划生育才现现面。“如今啊，世道变了啊。”粗老子拖长尾声讲世道变了，讲得我心里一凉。

    地主婆说世道变了，贫农组长也说世道变了。是啊，世道是变了，贫农组长却没有变，经济成份还是贫农。

    我走在粗老子的屋门口。这屋还是清朝手里一刘姓大户人家盖的。这屋檐都是雕梁画栋。屋前面的马头墙，只有粗老子的还高高扬起那兽头，其它的都拆掉重新做了。露出的砖出一口进一口参差不齐。墙脚斑落有的结了一层青苔，有的结出了一层层霜一样的白屑。镶在墙上的石窗，雕出的图案好像是刘海戏金蟾，被一层厚厚的蜘蛛网爬满了一窗，蜘蛛网上残留着不少虫壳子，撞在网上的苍蝇翅膀依然还挂在网上。阶沿边的石天心的石头都残缺不全了，已经成了垃圾场，一大堆苍蝇伏在垃圾中，见我们路过，一齐“嗡”的一声，向四面八方奔去，一阵乱撞，有的撞在窗户上的蜘蛛网中，把网冲得一浮一沉，有的冲在我的头上、衣上，带来了一股死老鼠的臭味。天心中一洼洼的水变成了深绿色，藏着一窝窝的蛆虫。

    这世道变了没有呢？我真的加上一个疑问号，变，不变中有变，变中有不变，你说变不变，谁又说得清楚呢？听了粗老子一番话，总感到沉重与压抑，但愿贫农组长早日脱贫，下辈子不再当贫农组长了，这是我衷心的企盼。

    想拿点小人情给粗老子又不好拿，当着这样多的人，拿一户不拿一户也不好，不拿就都不拿了……

保管员好景不长

    保管员钟细根比我大2岁，当时在生产队因其忠实可靠所以当队上的保管员，因年纪相近，讲话相处都很投缘，关系不错，是一个什么话都可以和他聊的兄弟。细老根人缘关系都好，这个人一世都会做人，从不得罪人。讲话像个小娘，从不高声恶语，说话平心静气，为人帮忙裤子都可以脱给你，人家有困难，实打实帮助，忠实可靠。崽会读书，在省财院毕业后分配在深圳一家证券公司工作，听说年薪可拿到30万，前几年，又自己搞了个什么基金会，当老板去了，早时就想把细老根接到深圳去安度晚年，细老根硬不去。2000年崽下决心把爷接到了深圳，一住就是两年。细老根是个做惯了的人，咯一闲下来，加上生活又好，人就发胖，两年吃得又白又胖，像个干部样。听细老根讲，千好万好还是不如自己家里好，到了深圳人生地不熟，又脱离了原先的生活群体和生活环境，有话没有地方讲，有力又无处使，整天憋在房间里像坐牢样，不到两年得了个高血压中风，半边瘫痪，回来不到半年就走了。乡亲们七嘴八舌，说细老根桐油罐子只能装桐油，不跑到城里去住两年，绝对不会走人。不像国家干部歇惯了，吃了不做受得住。我们这些人都是一些贱骨头，你看粗老子穷是穷点，但身体还硬朗，你看他生过什么病嘛。穷人就怕得富贵病，一上身就吃不消，只好走人。穷人一发福，裤带长一份，寿命就减一寸，细老根就是这样子。我为细老根英年早世53岁就走了感到惋惜。难道真是好人不长命嘛？

    生活好的不长命，长命的生活不好。人的命很难两全啊。

    细老根走了，大家掰着指头算，朋老子两口子走了，月老走了，务老两爷崽都走了。他们都是顺路(正常死亡)走的。只是三眼铳(刘三成)在外打工，在基建工地被吊车砸死的，砸成一包沫，死得惨；王喜在外出了车祸也走得急，三十几岁就走了：走得最早的还有伟巴老的老婆，生2个女孩，大队上逼她结扎，吃“农药”走了，咯时还只有20多岁。

    30年，30户人家，死了42个人。

    白水山，山青青，山还是那条脉，白水的水，还是那个源，还是那样不紧不慢地流。山水依旧，人事全非了。

岭上“加福”

    加福姓邓，住在白水山上。从山下到加福家，要爬一只长坡，还要翻两个山埂，全是上脚路，没有半昼的功夫是爬不到的(一天分为两昼，即上午和下午)。我爬过一次，爬得上气不接下气。那是根据大队支部的反映，当时全大队阶级斗争的表现主要是副业单干，劳动力自由支配的资本主义倾向。加福的父亲，邓家三爹就是一个，长期在外副业单干，从没有向生产队交过一分钱的典型人物。我就是爬上他家去抓阶级斗争的。结果大大出乎我所料,天底下还有这样的贫穷与落后。

邓家三爹不在家，他们老俩口是分开过的。加福两口子，两个女孩一个男孩，五口之家。见我们一行3人去了，3个小孩都一丝不挂，赶到屋后的阴沟里像关动物样关了起来，大的小女孩应该也有十一二岁了。怎样不穿衣服光着身子关在屋后面呢?加福站在门口，穿了一条不长不短的大头打褶的裤子，上身光着身子，眼睛发呆样盯着我们，其老婆蓬头垢面，畏畏缩缩倚在加福旁。一间房，上头2个铺，一个铺是用砖头砌的，铺了一床篾垫子，篾垫子中间有一个洞，洞中露出的篾长长短短，零零散散，和垫子底下的稻草散满一床。另一张床只有三只脚，靠边的也是用砖头搁的。床上草席子上有一床新絮，一边缝了带深红色的被，一边是雪白的絮。边红边白的絮点缀了这里的文明与年代，皱皱折折堆在床上的一角，两床都没有蚊帐。下房有一灶，缺了口的铁锅，两只土钵，三只瓦饭碗，一只磁碗，还有一只缺了一边的大口碗，一只木制提水桶和一竹端(勺水用的)。中间靠墙边摆了一只盛红茴丝的大木桶，桶中还有十几斤晒干了的茴丝，一只小厢子，厢子里有价值的东西只有两样，一是大小不等的白色的和黑色的扣子，总共也只有十多粒，唯一有价证券就是还有三十几张理发票，是去年和今年两年理发的票。当时理发由大队统一调工，只记工分，不收钱的，理发券发到社员，理发师傅理一次发，就给一张票，这三十多张有价证券，只有给了理发师傅才有价值，凭理发票去大队记工分，调工是大队统一的用工，包括大队干部、民办教师、理发匠匠工等，还有军烈属照顾工，大队集体搞农田基本建设用工的总数加起来按人口和劳力各半摊到各个生产队进行结算找补。而加福两年就剩下了三十多张理发券，理发师傅嫌路远难得走，没有上来，加福也没有下去理，头发长是长了点，但还是分得男女清。加福整个家折合人民币可能不到100元(房屋除外)。我问加福： “你这日子怎么过下去呢？”他说：“反正是咯样过过来的。”我又问他：“小孩子怎么不穿衣服呢？”他说：“穿不穿衣服反正都一样，他们又不出去，外面也很少有人来。”“冬天没有衣服怎么过呢？”“白天坐在灰箩里暖和，晚上都挤在床上。”“这怎么叫过生活呢？”“没有办法，岭上佈生芽(种农作物)野兽多佈不成：家里鸡鸭都养不成；到生产队出工，上岭下墈尽在路上跑，30里赶公猪，跑的多，搞的少：我在队上出工底分又站得低，只有8分工，还没有一个全劳力的工；加上我作田行头(工具)也不齐，有这桩没那桩；家肥队上也不来收；我自己也生养病痛，加上老婆又不灵活。还有什么不困难呢？”这时我才又看了他老婆一眼，问她多大年纪啊，她说：“要问加福。”再问她叫什么名字，她说：“名字是有的，不告诉你。”我一听，难怪这样，都是病人。我又问加福：“你父亲呢？” “不晓得，大队上说他搞副业，咯是麽历搞副业啊，是去外面讨生活啊。”我自己知道穷人的生活，我家兄弟姐妹九人靠父母维持生活，那种生活的艰难，过日子的苦涩，苦日子不是过，而是熬，我真能体会出来，但是做梦也没有想到世上还有这样过日子的，比我家的苦日子还苦。我带着绷紧的阶级斗争的弦上来的，谁知道这箭射在我的心上。“穷人惜穷人，同病相怜”，我暗暗下决心要帮帮加福。我先后请了县委书记等领导上山参观这一贫困户的典型，又到县民政局要救济，到林业局批树指标，发动大队生产队出工出力，将其房屋从山上移到山下，小孩子穿上了衣服，送到了学校读书，添置了所有农具，加福也可以天天出工了，家肥也可以投到队上了。家里还可以养养鸡鸭、养猪了。就这样，加福的日子也慢慢地过上了山下人的生活。

    我记得我离队那天，加福俩口子来送我，买了一盒红桔香烟，一毛三分钱，加福那老婆亲手做的布鞋一双(穿是没办法穿的，心意到了)，还捉了自己养的一只白叫鸡(公鸡)送给我。旁人告诉他们，送一只白叫鸡不吉利。于是他们俩又跑到大队购销点上买了一包红墨水泡了，洒在鸡的白毛上，白叫鸡毛上白一块红一块，其翅膀几扑，把他们俩口子脸上身上洒满一身红。两个红人，一只红叫鸡，一包红桔烟，外加一双红鞋作为我离队的纪念品。从他家来讲，可能是一辈子送的最重的礼了。我接受了他们夫妻俩这份珍贵的礼物，这是用金钱买不到的礼物。我回敬了他们5元钱，推来推去硬不受，搞得我也一身红。

这次到界上，看看加福是我最迫切的心事了。乡亲们告近我：加福如今的场伙(生活)好了，原先那个要和自己儿子离婚的老婆已经死了(加福老婆与孩子吵嘴，看见人家夫妻吵架，说到公社去离婚，她不知道屋里离婚是夫妻间的事而不是母子母女之间的事)。但破窑出好砖，穷人出贵人。加福吃女饭(靠女改变了生活)，他那小女邓兰辉，初中毕业后，最先出去打工，在深圳餐馆打工，咯个小娘殷勤，手脚勤快，嘴巴也甜，会讲话，人忠诚老实，也长得机灵、漂亮，被一香港老板看中正式结婚了，移居香港，在深圳投资几千万元办了一个厂，就交给了兰辉去打理，兰辉当老板，从我们这里带了400多人出去，现在好多界上的人都在她手下打工。如今兰小娘回来，地方上下青年男女为她当保镖，前呼后拥，请她吃饭的要排队。兰辉接父亲去深圳，加福死您(人)都不去，兰辉只好把家里的房子重新做了，你看别墅式的咯栋就是加福的，还为加福请了个保姆，几百元一月照顾加福。所以，水不可斗量，人不可貌相。咯时候他在山上，谁晓得他还过上现在咯样好的生活啊，先苦后甜。边说我已到了加福家，加福听说我要去，高兴得要命，站在门口，就双手作揖，“大恩人到了，大恩人到了。几十年没有看见你，想来看你，又怕找不到你。好想你。”70岁的加福发了福，红光满面，把过去岁月留下的痕迹冲淡了不少，再也搜索不到当时穿着裙头裤，光着膀子一脸的颓废与愁容的影子。话里行间洋溢喜悦，搭帮党的政策好。乡亲们和加福开玩笑，说他是不愁吃，不愁穿，家里还有小老婆服侍，是皇帝过的日子。加福脸一红。说：“陈组长在这里，你们莫乱讲，讲出去听不得。”加福悄悄把我拉到内房说：“我那兰辉混得还不错，她和北京许多大官都是朋友，都是有大来头的，可以帮忙，兰辉讲。你是我家的大恩人，其他人兰辉不会管，要是你有什么事，只要你开口，她定会帮你办到的，要打通关节，找点关系，花点钱都没有问题。”

我真诚地感谢他父女的关心。这种关心是朴素的报恩思想，想为我做点什么，这也可以理解。不解的是，30年的春秋，时间改变了人，30年前我真心实意帮了他，这是我的工作，也是一份怜悯；30年后他和他女儿又实心实意想来帮帮我。我不知道是他们的报恩和怜悯还是我又到了需要他们帮助的境地了呢。

    我还是喜欢30年前那只白里透红的大公鸡，加上一包红桔烟的礼物，显得朴实而珍贵，不像今天好像有点市场化的味道。心里有一份喜悦，也平添了一份惆怅。

建军姓刘

    建军比我大3岁，是三分之一工作组重点培养的对象。

建军初中毕业后就在家务农，拜师石匠学艺2年，成了当地有名的石匠师傅。石匠手艺到家以后，仍没有满足，又跟着他叔父学做砖匠(砌匠)。他心灵手巧，又能创新，一年后，建军在农村做屋能做踩墙砖，不要扎架，踩在墙上放砖，一天能放800口砖，线又放得平，缝又刮得清，功夫做得索利，身上不沾一点泥。他是属于农村那种有技术、有文化、有气力，人又聪明的回乡知识青年。三分之一那年，他入了党，当了大队会计、党支部副书记。

当时，建军一家劳力强，年终决算，年年都是进钱户，建军又有手艺，可以在当地赚点活钱。生活水平，穿着打扮，住房条件都是他家最好。全家老少都穿毛线衣，还有羊毛衫，建军那时就带了上海表，把手一伸出来特打眼。

    30年时间，生活就是这样捉弄人。把生活好的人变成困难户，把困难户变成富裕人家。按当时生活水准，建军就是由好变差的一户。

    按嘱，晚上到他家去聊天。一进门，建军躺在床上就要求我把手机关掉，关门闭户谢客，硬要兄弟俩好好打一夜讲(相互讲话)，过去不敢在我面前称兄道弟，如今不碍了，我也不再求你了，先听我讲，吐吐我的苦水，向你讲点实情真话，讲对了你不要表扬，讲错了你也莫见怪，我还不晓得建军端这样大的本与我打讲(端本，就是作准备)，可见，建军有话要说，今晚我得耐心听下去。

建军清了清嗓子开腔了：老兄啊，老兄，你在咯里办一年队，影响了我一辈子，不晓得我自己为什么象发癫一样，是麽里都信你的、听你的。搞得我吃了一世的亏。我一听觉得话不对，“怎么说是我害了你呢？”老兄我有言在先，我讲话你莫打岔，我也不是说你本意害了我。感情上我们像兄弟样，主观上你怎么会害我呢，但客观上我真正吃了你的亏。

    第一个亏就是不该听你的要我老婆结扎。生两个妹子就做结扎了。你一次又一次做我的工作，男女都一样。要我带个头，当时我也经不住劝，心里也没有过细想，听了你的懵里懵懂把我老婆结扎了。到后来，越往老走越后悔啊。当时当了这个假积极，我是追悔莫及啊。你看现在，两个女儿都出嫁了，农村是嫁出去的女。泼出去的水，她有她的家。上有父母要孝敬，下有孩子要抚养。自己吃了亏，社会上还讲空话(小话，闲话)，听起来，气得自己要吐血。有人讲，建军做了歹人，太恶了，难怪绝代(没有崽传宗接代),又犯病啊，是个孤老子，这些话你听得吗？听了好受吗？人家要讲你又怎样呢？还不是只能纳予受之，忍气吞声装做没有听见的。

    还有的人当你的面讲风凉话，你看气不气人。上屋湘平家，你是知道的，生了3个崽做工作不结扎，又生了第四个，当时我在大队负责，下决心做这个“钉子户”的工作，硬不去结扎，当时罚了他的款，还把他家一间屋上瓦都扒了，伤了他老的心。现在看，他的四个崽个个混得不错，场伙好，崽也争气。湘平现在讲话就财大气粗，见我在场，一动口就是要有崽啊，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祖宗的牌位还是要一代一代传下去呀，人家屋里什么都可无，但唯独不能没有崽。他这话明明是冲着我来说的，分明知道我没有崽，故意来刺激我。历史与现实确实是一个报应。在农村，崽是崽，女是女，没有一个崽确实是不行啊，你现在还在位，再搞计划生育你就莫再使蛮啊。城里没有关系。农村你得网开一面，开只眼闭只眼。

    建军那只特打眼的手表也没有带了。旧棉袄的袖口磨破了，露出了白花花的棉花。建军生怕我看见，忙把罩在棉袄上的外衣袖口往下扯了又扯……

    吃你第二个亏就是不该入党当大队干部的，吃错了饭，投错了门，当时，要不是你那样做工作，我也可能不在党内。入了党，当了20多年大队干部，名没有名，利也没有利。人吃了亏戏不好看。到如今是一盏耗尽了油的灯，快熄火了。你走这30年，我在村上搞了28年。鱼没有吃到手，腥气就沾了一身，到现在我犯病躺在床上还有人上门逼债。远的不讲就讲2000年，上面支持村村通公路，我们村大多数住在岭上。县里把我们村作为扶贫开发的重点，作了规划，安排资金30万元，并签订了合同，我们村按照合同要求完成了任务，县交通局资金也拨到了乡上，乡上把书记一换，这30万元没有了，说我们欠了农业税，欠了乡政府统筹钱，抵扣了，给了我一个收据。修这条路，搞得我到处欠账，雷管炸药钱，钢材水泥钱，石匠和民工工钱，还在乡上信用社借款1O万元钱，全部逼上门来了，搞得我年都没有过成，家里象样的东西都被人家拿走了。春节刚过，信用社把我告到法庭，法庭又要对我强制执行，发来传票一张，要我到庭还钱。上面有钱不给我，下面的钱又收不到。在村上连续三年，没有拿一分钱工资。还逼得我在家安生不得，一气之下，得了一个中风病，好在我身体底板子好，恢复得快，救了一条老命，到现在行动还方便，生活也还能自理，就是不能负重力，变成了一个废人。今年信用社和法庭还逼我交钱，我说要钱没有，要命就有一条。做公家的事，我私人来背账，所以说，我是吃了你的亏，不该进这张门，吃这碗饭。现在倒好，人也老了病了，我也不行了，也没有人理(管)我了。

    我吃亏是自讨的，也是自己的命，看见了你，见了亲人一样，吐吐苦水，发发牢骚，你也会理解。还怨谁人呢？30年了，你还来走走，说明你还没有忘记我们。

    村上的事，我病了，也没有叹了(管了)，现在是一盘散沙。50年代的农民，翻身当家作主人，那时靠激情燃烧来凝聚民心；60～70年代，靠阶级斗争凝聚民心，你不听我就斗争你，批判你，不听不行；到80年代以后，就靠钱和利益来凝聚民心了。而我们村，民心全散了，村上的干部讲话没有人听，作揖没有人接。上面任务往下压，下面往上顶，各项上交提留农业税一分不能少，没有钱原先就向信用社借着交，如今借都借不到，村上的干部站着成了一个债桩，坐着成了一个债主，集体没有一点收入，成了一个空壳。因为过去搞阶级斗争苦瓜子种得多，我在犯病在家身边也没有人，好多人都看险(幸灾乐祸)，真没有搞手，不要搞，搞了没有好（结果)。

    建军在一片唉声叹气中结束了他的谈话……

    清晨起床，我顺着山边的水库走了一圈，水库每年的一枯一盈，留在堤上的水位线象建军额头上的拦头纹一样，密了许多，深了许多．只是山上流下的泉水还是那样清澈与从容。深色的大麻石上的一层层青苔和水草，依然和30年前一样鲜活，一根根，一组组细小的苔丝顺着泉水左边摆摆，右边扭扭。野鸭子扑在麻石旁边，见我走近身时，才扑打着翅膀伸直脚板，口里喊出悦耳的声音“嘎嘎嘎”，一齐扑向水中，踏起一条条白色的水花，那分悠闲犹如往日一个样。山边那根老樟树，与过去相去不远，倒映在水中的影子被微微的晨风泛起些小涟漪，似慢慢地向我走来。水库边的人，在这一堆长长的日子里，在生活着，在变化着，各人朝各自的方向走，相去甚远。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我看，东还是东，西还是西。

    水库流下的水还是灌田，原来是灌小田，后来改大田，如今还是灌小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