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底，党中央号召组织全国机关部门年轻干部上山下乡当农民，具体要求那些从家门到学校门、从学校门到机关门的“三门”年轻干部下放农村当新式农民。

    当时我刚满25岁，正在县供销社任办公室副主任，虽然没有学历，但毕竟读了十多年书，基本上属于“三门干部”的范围。听了县委领导的动员报告后，我全身热血沸腾，心情无比激动，小组讨论时，我拿一口针扎在右手食指上，写下了去农村参加劳动锻炼的血书，向党组织表示了自己的坚定决心。几天后，县委批准了我的申请，我们供销系统10个人为一组，由我担任组长，下放地点是岳阳县芭蕉乡。

    正月十五刚过，我们10个人便集中一起，由机关组织欢送，一同乘公共汽车到达城山舟，由于城山舟去芭蕉的公路未修，我们只好挑着行李一步一步朝芭蕉乡进军，下午4时许到达目的地——芭蕉乡政府。1958年，芭蕉乡定为县委工作重点乡，县委副书记王汝芝兼任芭蕉乡党委第一书记。芭蕉乡是岳阳县的边远山区，相传解放前该乡的金鸡洞(现在的金鸡村)有个姓张的秀才曾经吟过一首诗，诗云：“线线流水碗大天，叠叠青山紧相连。午时日出未时落，千年只当五百年。”简朴的诗句对芭蕉乡的面貌作了恰如其分的真实写照。我们在乡政府住了一晚，到供销社买齐了工具、雨具和日常生活用品，乡党委负责同志向我们介绍了全乡的基本情况，并研究决定让我们一起去“一心”高级社。“一心”是全乡土地较多的地方，距乡政府仅三里路，我们由乡政府的同志陪送到“一心”港口湾，全组10个人安置在9户人家，我同刘伯华同志住在周胜儒家。港口湾风光秀丽，景色宜人，村庄前面有条弯弯曲曲的小河，河水从南往北流淌，宛如村子拦腰系了一条玉带。村里的社员热情好客，他们将城里下放的干部待为上宾，头几餐饭，都用腊肉和本地特产菜招待我们，我们觉得不好意思，经我们再三解释，后来他们才随和一些。   
     进村的第二天，我们10个小伙子服从生产队的安排，和社员们一道上山砍柴烧火土灰。我小时由于经常上山为家里砍柴，比较熟练，这次在港口湾劳动得心应手，可另外两个伙计很不习惯，参加砍柴的第二天，他们的双手就起了茧，并变成了“红泡”，晚上疼得厉害，只好涂药。砍柴砍了10天后，我们接着搬柴、挖挑黄土，一层柴火一层土，堆一人多高，全队堆了七八上十堆，分布在山脚下和村庄内的地坪里。柴火一干，我们就动手点火，顿时，全村浓烟滚滚，柴火噼噼啪啪，响声不断，黑夜，火光通红，彻夜不熄。当地的老农一致称赞用火土灰做肥料的好处，他们说火土灰是上等肥料，水田、旱地都管用，制造和加工的方法又简单。等柴火烧透之后，再挑一些人畜粪向火土灰上一浇(原来才知道，此法并不科学)，用锄头翻一遍，然后发酵6~7天就行了。这种肥料含有氮、磷、钾，肥效显著。

    打了积肥仗不久，眼看到了清明节，“一心”高级社召开社员大会，社长动员我们投入第二个战役——春插。港口湾田多，人平1.5亩，基本上都是双季稻，春插的季节性强，俗语说：“春栽日子夏栽时”，如果早稻不在春天插下去，那末肯定会减产。因此，农民对抢插保季节很重视，季节一到，几乎家家关门落锁，男女老少都上阵。我们新来的农民也不例外，每天天未亮，就起床扯秧，遇到天雨，就穿蓑衣戴斗篷，每人至少也得扯到百把只秧才收工回家吃早饭。饭碗一丢又去运秧、抛秧、插秧，你追我赶，展开竞赛，大约插两至两个半小时队长才吹哨休息一会。休息时间一到，大家争分抢秒，女的匆匆忙忙回家给小孩喂奶或作煮中饭的准备，男人则回家喝茶、抽烟。我全身酸胀，赶快爬到田埂上躺着，觉得格外舒服，象睡席梦思一样。这次春插我连续干了12天。

    干部下放参加劳动好处多，既有政治上的效益，也有经济上的效益；既有精神上的收获，也有物质上的收获。我们天天和农民打成一片，同吃同住同劳动，党群关系、干群关系亲密无间。1958年我们所在的港口湾生产队粮食获得大丰收，早稻平均亩产390多公斤，比上年增产六七千斤。后来，县委书记贾德润、乡党委书记李湘儒找我谈话，他们要我长期留在芭蕉工作，永远做农民的知心朋友，结果我在渭洞一留就是2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