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数的历史学家试图在跌宕起伏的历史长河中摸索出规律，通过文字给世间留下一个真善美的世界，供后人借鉴。然而历史总是不那么理想，很多真相早已斑驳得无法辨读，错综复杂的事实往往比书上的记载复杂得多。读史如爬山，你在深山里看到的与走出深山回望的完全不同，当你进入另一座更高的山，鸟瞰山脚，又会有一种一览众山小的感觉。

史学家写历史总会有些主观性，比如《史记》多少带有文学家的感性，《资治通鉴》就多一些政治家的理性，都根据自己的价值标尺加工整理而成，总会在自己认为合理合法的圈圈里塑造一些形象。然而历史就是历史，不会因为书写历史的人之思想而改变。比如商鞅的变法如何权衡利弊？韩信之死到底是因为造反还是被害？王莽真是篡位？那么，又如何评价刘秀？曹操到底算奸雄还是英雄？这些，就算唤醒沉睡千年的当事人作个详细调查也不会有定论。很多有作为的皇帝其合法性却是通过非法手段获得的，李世民、赵光义、朱棣......正如当年明月在《明朝那些事儿》里所言：“好人不一定是好皇帝，好皇帝也不一定是好人”。我有时想，寒灯前史学家们孤独的身影，是否也会“对闲窗畔，停灯向晓，抱影无眠？”或者像我们今天所唱的“参一生参不透这条难题？”他们写史时应该也会像我们读史时一样深感困惑吧？

近代史学家、思想家在亲历动荡局势之后，当仁义道德遭受社会进化论的冲击，更加困惑、彷徨。梁启超曾失望地说过“中国过去的历史乃王侯将相之家谱也”。鲁迅先生在《狂人日记》中也对过去封建王朝的历史总结出“吃人”两字。民间更是总结出八个字-----“弱肉强食、胜王败寇”。

少时读世界名著，独爱法国小说，每读一本小说，总爱了解其历史背景，在《红与黑》的后记中找到一句经典的话:“社会是一根竹竿，把人群分为一节一节，下面的人想尽一切办法要上来，上面的人却竭尽全力阻止他们上来。”(司汤达语)。这应该算是当时法国思想家对当时社会的一种总结，与中国近代思想家所领悟到的不谋而合。

文明的飞跃往往是由残酷的战争换来的。在经历两次世界大战后，人们又开始对“强者之力”进行重新思考，力可以建造世界，同时又可以摧毁世界，竞争可以使世界更加进步，互助可以让这个世界更加和谐，两者加在一起才算美好。

每个人心中有个理想世界，眼中有个现实世界，没有圣人说的那么纯洁，也不会被小人搞得那么糟糕，公理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中有不同的解读。这世界是复杂还是简单，完全取决于是视角问题，就像直线是特殊的曲线一样。

司马光把人分为四类：圣人、君子、小人、愚人，在找不到圣人贤人的情况下，宁可用愚人也不能用小人。在他看来，最理想的是圣人，最糟糕的是小人。问题是如何去界定圣人与小人？什么才是真正的公平正义？这一直是困惑着人们的问题。被历史公认的圣人无法用“仁义道德”去驭驾小人、愚人或者君子，史上的圣人形象估计多为后人根据种种需要塑造出来的。孔夫子奔波了一生，思考了一生，也困惑了一生。

每个人都有自己“好的上限”与“坏的底线”，与自己生存环境与受教育程度有关，我们每天都在这两条平行线中享受自由的生活。人们很容易把自己当作圣人，把别人当作小人，以圣人的标准要求别人而用圣人的胸怀宽恕自己。大部分人都不是圣人，也非小人，大家不过是吃五谷杂粮的凡人。“既然不是仙，难免有杂念，道义放两旁，利字摆中间”（李宗盛作品），每个人都在圣人与小人、天使与魔鬼之间挣扎，不断地调节自己，人性的多面性在环境的变化中不停转换。当你一无所有，食不果腹时，还有什么精力做圣人？当你拥有很多，花天酒地时，又有什么时间做圣人？所谓“精神源自物质，万物始于一元”（蒋介石语），人性的东西，不能过分压抑，也不能过分放纵，我们不能鼓吹人性善的一面而回避人性恶的一面，理性地承认人性的弱点，通过合理的制度设计将其引向更加美好的方向。

历史始终是个复杂的多面体，史书给我们展示的仅仅是一个代表作者观点的平面。每个人对世界的认识都有局限性，我们各自认识世界的一部分，却总争论不休。我们读历史的时候要结合自己的人生经历与历世经验加以分析，得到的东西才是我们自己所理解的历史。四十不惑，同一段历史在四十岁左右看，会有全新的领悟，二三十岁时的困惑不知不觉烟消云散。很多东西时隔多年后再去读读，会有不同的收获。多观察、多思考，这样才能做到用历史指导人生。（市局服务中心  黄文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