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有糖衣炮弹腐蚀，内有骄傲情绪滋长，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从建国初期就对腐败保持高度清醒，以刀刃向内的决心发动“三反”运动，及时总结经验教训提出“党要管党”重要论断……种种探索有效遏制了腐败滋生蔓延，也为从严管党治党积累了丰富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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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腐败保持清醒认识——

一份来自西北局书记习仲勋的报告

“今天，可说已到紧急关头，必须坚决执行中央指示，大张旗鼓、雷厉风行地开展大规模的反贪污斗争。准备抛弃少数蜕化分子，挽救多数犯错误分子，并在党内、外进行普遍教育，为今后加强经济工作打下思想基础。如果再迟了，就必然会毁坏更大数量的干部，就要犯严重的错误……”

1951年12月13日凌晨，一份饱含忧思的报告摆在了通宵工作的毛泽东的案头。在这份报告里，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习仲勋用“极其严重”“惊人”等词汇描述他所掌握的西北地区贪污现象，并汇报了准备与之展开斗争的考虑。

报告中提及的“中央指示”，就是1951年12月1日中共中央作出的《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以此为标志，轰轰烈烈的“三反”运动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展开。

彼时刚刚新生的共和国，抗美援朝、土地革命、镇压反革命“三套锣鼓一起敲”。各地按照七届二中全会的部署，在抓生产的同时，也没有放松对贪污腐化问题的查处。东北和华北在爱国增产节约运动中揭发出大量贪污、浪费现象，特别是像刘青山、张子善这样的老革命、高级干部也发生了贪污腐化问题。这让党中央、毛泽东颇为震动，深感“需要来一次全党的大清理，彻底揭露一切大中小贪污事件，才能克服二中全会所早已料到的这种情况”。

收到关于“三反”运动的指示后，习仲勋随即于12月8日召开座谈会，用一整天时间听取西北纪律检查委员会以及检查署、法院、财委、人事部负责干部的汇报。

听着听着，习仲勋不由得眉头紧锁：检查署、法院、纪律检查委员会三单位已查出和受理的贪污案件，共损失国家财产80余亿元(旧币)，而这只是已经暴露出来的冰山一角;财经、公安、司法和军事后勤系统贪污现象较严重;税务、贸易、银行也不能幸免，就连陕西省保育院发面粉都每袋偷出几斤……仅西北纪律检查委员会一年半来，就处理了犯贪污蜕化错误的党员1400余人，例如陕西27个县公安局长中有7个贪污，泾阳县有7个区长以上干部因贪污撤职，渭南分区副司令员马华廷有很多贪污行为。

严峻的事实说明，党内享乐腐化思想确实增长起来，贪污蜕化已成为主要危险。习仲勋分析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说：“这是由于在胜利的和平环境下，资产阶级思想和旧社会的传统恶习，猛烈地侵袭我们。在实行大量招收和包下来的两项办法中，有不少贪污腐化分子混入党、政、军机关，尚未被清洗或改造。老干部数量少，经验不足。其中有一部分经不住新的考验，发生了变化，自己放下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器，被拿着糖弹的敌人所征服。”

天津市举办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展览会，激起了人民群众对不法资本家和贪污分子的憎恨，他们都说这个展览是一个大课堂。

这次座谈会的成果让习仲勋深受触动，他随即将这些情况辅之以分析、建议，形成书面报告呈送党中央。

对这份高质量报告，毛泽东给予充分肯定：“我认为你的分析、布置和其他意见，都是正确的。你于12月8日召开的那次座谈会开得极好。只开一天会，已使你了解情况，抓住了问题的本质。以后动员群众，开展斗争，即将迎刃而解。”他要求将习仲勋的报告转发到各分局、省区市党委和各级军区，并在党内刊物上发表。

上下同欲者胜。正是因为以毛泽东、习仲勋等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对腐败保持高度清醒，“三反”运动才得以大张旗鼓、雷厉风行地进行。截至1952年10月25日“三反”运动结束，全国县以上领导机关共有383万人(未包括军队数字)参加，经核实贪污1000万元(旧币)以上的共10万余人。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王顺生认为，“三反”运动是共和国严惩腐败的第一刀：“这一刀砍出了中国共产党执政为民的形象，显示了中国共产党从严治党的决心，奠定了中国共产党能够长期执政的坚实基础，向世人展示了中国共产党不凡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沈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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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终保持惩腐高压——

因作风腐败被改组的市委班子

1961年，山东省委决定恢复德州专区。时任德州市(县级市，下同)市委第一书记的常玉，被确定为德州地委常委、秘书长人选，参与地委筹建工作。

时年37岁的常玉不会想到，仅仅1年后，他会因腐化堕落被查处，甚至成为新中国反腐史上的事件级人物。但在当时一些德州地委的干部看来，从一开始就有了明显迹象。时任德州地委监察委员会审理科科长的孙培友，给记者讲了这样一件事。

1961年7月，德州地委正式成立，随即召开地委机关干部会议。主席台上没有常见的搪瓷茶缸或玻璃水杯，取而代之的是一溜小茶碗。“这茶碗的大小，就够一口喝的。领导喝完，马上有小姑娘上来续水。”孙培友介绍，台下的干部从没见过这样的场面，当时就议论纷纷。“据说地委领导对此非常生气，下午接着召开会议时取消了这一安排，主席台上的领导干脆连水也不喝了。”

简单的会议安排，反映的是作风的变化。

事实上，德州地委组建之初就收到大量信访举报，矛头指向常玉，也包括原德州市委班子的一些成员。1962年3月，山东省监委派员，与德州地委监察委员会有关同志组成专案组开展调查。

给专案组留下较深印象的，首先是吃喝成风。

原德州市委招待所，是大吃大喝的主要场所。资料显示，仅1960年德州市财政局就向招待所拨付5万余元经费，其中3万元被书记、市长等人吃喝挥霍。用常玉个人检查中的话讲，从“来人必请，请必吃喝”，发展到“过年过节、大小聚会都要吃喝一顿”，而且“千方百计搞得好点”。比如1960年10月的某天，常玉等3人用餐就点了海参、扒鸡等12个菜，喝掉了4瓶高档酒，一顿吃掉24元，相当于普通工人一个月的工资。

此外，原德州市委还于1961年成立“小伙房”，供市委副部长和政府副市长以上人员使用。据专案组统计，除正常开支外，在不到1年的时间里，集体挥霍3644元。

令人无法容忍的是，吃喝风在“三年困难时期”仍然盛行。历史记录显示，1960年起德州连遭三年旱灾，1961年还遭遇了特大水灾，人民群众普遍吃不饱饭，灾民生活更加困难，不少农民饿得出现了浮肿病。时任山东省委常委、副省长的栗再温到现德州市所辖部分地区查看灾情时，曾心情沉重地说：“ 解放十几年了，群众的生活还是这样苦，作为共产党的一名老党员和高级干部，我感到十分内疚。”反观身处灾区的常玉等人，却吃得心安理得。

大吃大喝的现象，在建国初期并不罕见，刘青山、张子善以及其他诸多贪腐案件中，都有类似表现，但在“三反”运动后基本得到解决，广大党员领导干部也在思想上受到了洗礼。相比之下，原德州市委一班人并没有认真解决问题，甚至愈演愈烈。

信访举报集中的另一焦点，是调戏、侮辱妇女问题。案件检查报告显示，多名时任原德州市委成员都存在此类问题。时任市长在检查中讲到，“进城后看到原来的女人长得丑、年龄大，就有了离婚的想法”;一位副市长则在检查中坦白，“自己认为已经是负责干部，生活上可以安排得舒适些，有个年轻漂亮的老婆才相称”。

曾在德州地委纪委审理科工作过的王东波介绍，大吃大喝和调戏妇女等作风问题，之所以在原德州市委班子中成为较普遍的现象，甚至蔓延到一些下属单位，与常玉有着直接关系。这位1938年就参加工作的老革命，从儿童团长一步步走上市委书记岗位，也曾为革命事业作出贡献。但在和平环境中，思想逐渐腐朽，开始讲排场、摆阔气，修楼房、弄汽车，1956年时还犯过生活作风问题。此后，随着地委机关搬到聊城，特别是1958年常玉升任德州市第一书记后，更是一人说了算，不仅搞起了大吃大喝，还经常在市委宾馆住宿，甚至与宾馆某服务员关系暧昧。

自身不干净，自然不敢从严监管。这期间，也有同志向常玉反映市委其他班子成员调戏妇女，或在婚姻存续期间乱搞男女关系。对这些反映，常玉不仅没有及时处理，反而加以袒护，比如一位市领导的爱人刚生完孩子几个月，该领导就开始闹离婚，常玉违反当时的《婚姻法》予以批准。正是在常玉等人的影响和纵容下，原德州市科局的一些领导干部也犯了同类性质的错误，在当地造成恶劣影响。

在报山东省委批准后，德州地委对原德州市腐化堕落案进行了严肃处理，48名党员领导干部受到不同程度党纪处分，28人被开除党籍，部分人员被判处有期徒刑，德州市委则被直接改组。

事情并未到此为止。

该案报送到中央后，中央领导同志给予了高度重视，不仅于1963年1月15日向各地转发了查办案件的检查处理报告，同时作出了重要批语，指出“德州市委的问题，是一个值得注意的严重事件。当前，在我们党的干部中，确实有一些人在思想上、感情上、生活上已经起了根本性的变化，完全蜕化为资产阶级分子”“要使每个党员明确认识，我们党处在执政的地位，党对党员、干部的要求不是更低，而是更高，不是更宽，而是更严”。

原德州市腐化堕落案的查处与通报，只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党反腐败斗争的一个缩影。在这一历史时期，我们党在保持党和国家机关清正廉洁方面取得的成就，与世界反腐倡廉史上任何一个成功范例比起来都毫不逊色。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始终从严惩治腐败，建构了一套强有力的反腐倡廉制度体系。(原晓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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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廉洁政治建设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

“党要管党”重要论断的提出

党要管党，是刘少奇、邓小平于1962年底在组织工作会议和全国监察工作会议上提出的重要论断。这一论断深刻总结我们党建党以来的经验教训，立足党内存在的实际问题，强调要始终注意加强党的建设，注意管好党员，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通过加强干部管理部门、完善干部管理制度等举措，认真抓好党员干部的考察、选任、教育、监督等经常性工作，防止党员干部和党的组织蜕化变质，确保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贯彻落实。党要管党要求抓住了执政党建设的关键，后来成为我们党自身建设过程中始终坚持的一条基本原则和经验。

时间回溯到1962年年初，在著名的“七千人大会”上，安徽代表团不少代表的心里都窝着一股火——时任安徽省主要领导作风霸道，大搞“一言堂”，甚至把反对他的错误的几位省级领导干部定为反党集团。政治上的混乱，带来了经济上的凋敝，人民生活十分困难。对此，中央监察委员会曾派人去检查，却被顶了回来，甚至连中央监委书记董必武去视察也被封锁，难以了解到真实情况。

如果说安徽例子反映的是个别高级干部的问题，下面这组数字则来自基层：1959年至1960年，广东湛江专区和潮阳、台山等22个县市正式处理的665件案件中，因干部违法乱纪直接或间接引起的人命案150件、殴打重伤96件、奸淫妇女156件……

在始终重视廉洁政治建设的新中国，这些事例和数字虽不带有普遍性，但足以令全党深思——

一方面，新中国成立后，“三反”运动、“新三反”运动、新的反贪污运动、全党整风运动……声势浩大的反腐败运动一场接一场，为什么党员干部违法乱纪的问题依然存在?

另一方面，作为监督的专责机关，党和政府的监察机关一直在探索和变革。1955年，党的监察委员会取代了原来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力量一度增强，但在后来的工作中，特别是1958年庐山会议党内民主生活受到严重破坏之后，党内监督怎样有效开展?1954年，人民监察委员会改为监察部，1959年，监察部被撤销，行政监察工作又该如何进行?

种种背景交织作用下，问题陆续显现。到上世纪60年代初期，党中央作出判断：“近几年来，对干部管得不严，漏洞不少”，“已经给党造成了一定的损失”。刘少奇同志说得更为直接：“现在党的工作、干部工作根本没有人管。”

“党不管党”的后果，不仅是党员干部违法乱纪问题频发，更严重的是对于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的阳奉阴违。“中央的什么口号来了，他们应付一下，平平淡淡，也不反党，可是几个书记勾结起来，贪污、腐化、堕落”，刘少奇忧心忡忡地说，“我们的个别地区、个别部门的组织已经变质了。”安徽省主要领导欺上压下，正是“变质”的一个极端表现。

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党要管党”的重要论断在1962年被郑重提出。道理不难理解，可究竟该怎么管?在当时的惯性思维作用下，不少人首先就想到搞运动。对此，邓小平同志高瞻远瞩，在接见组织工作会议和全国监察工作会议代表时明确指出，“搞一次运动费力得很”，对干部中存在的问题，要“经常抓”才容易解决。

如何才能做到“经常抓”?首先要搞清“谁来抓”、“怎么抓”。对于“谁来抓”的问题，会议给出了明确答案：监察机关、组织部门和宣传部门等，都要“切实地加强起来”。至于“怎么抓”，会议在提出对违法乱纪典型案件“严加惩处、通报全党”，“对党员普遍地进行一次重新登记”等具体措施的基础上，特别强调了制度问题。“要把管理和监督干部的经常工作好好地建立起来……这样做极有好处。”从邓小平同志的讲话中不难体会——对于当时已经拥有1700多万党员的中国共产党来说，管党治党不能光靠运动，更要靠制度常管常严、管出长效。

落实党中央要求，全党上下迅速行动。组织部门、宣传部门开始加强，党的监察机关更是先行一步，中央和地方各级监察委员会委员的名额均得到扩大。此外，中央监察委员会向国务院所属各部门派出常驻监察组，由中央监察委员会直接领导。在加强机构建设的同时，制度建设也紧锣密鼓展开。例如，按照党中央《关于加强党的监察机关的决定》，地方各级监察委员会有权不通过同级党委，向上级党委、上级监察委员会直到党的中央，直接反映情况。这样的规定，有助于对党员干部开展监督，实现党要管党要求。

1965年12月27日，一篇题为《干劲要大 步子要稳——安徽省是怎样运用毛泽东思想领导生产的》的报道，登上了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安徽省新一任主要领导加强党员管理教育，使省内风气一振，短短几年就从反面教材变成先进典型。

1962年，安徽省新任主要领导上任后，注重加强党员管理教育，使省内风气一振，短短几年就从反面教材变成先进典型。图为1965年12月27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登的安徽经验报道。

党要管党，抓住了执政党建设的规律，契合了党的建设工作实际，不仅在当时焕新了党的面貌，同时也谱写了我们党反腐制度化的“前奏”，为改革开放后直至今天管党治党制度建设打下了理论和实践之基。(赵振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