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弼时的“三怕精神”

“我一生有‘三怕’：一怕工作少，二怕用钱多，三怕麻烦人。” 

                                                         ——任弼时

1920年，年仅16岁的任弼时怀着“造成”“同天共乐”的“大福家世界”的雄心壮志，踏上了赴俄求学的艰险路程。

1949年3月23日，步入“不惑之年”的任弼时与亲密战友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一道，跟着第四野战军前来接运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机关进京的一百辆大卡车和二十辆吉普车，离开西柏坡，赶往北京，准备迎接新中国的诞生。“五大书记”（在1945年6月19日召开的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上，选举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5位中央书记处书记，史称“五大书记”。）进京“赶考”，达成的共识就是：“我们不做李自成！”

从农村转向城市，从战争转入建设，从打江山到坐江山，虽然环境变了，任务变了，但任弼时的作风却未变，仍然用“一怕工作少、二怕麻烦人、三怕用钱多”的“三怕精神”来约束自己，在车子、鸭子、房子、条子等鸡毛蒜皮的琐事面前，念念不忘的就是“凡事不能超过制度。党的干部尤其是党的高级干部更不能搞特殊”的“廉政经”，唯恐坏了规矩乱了套。

任弼时和朱德在延安枣园

车子

“五大书记”进京后，暂住在香山静宜园，这是中共中央迁入中南海前的临时办公地点，对外叫“劳动大学”。任弼时和朱德住在来青轩，与毛泽东住的双清别墅是近邻。

香山，位于北京西郊西山，距市内25公里。平时，工作人员进城办事，全靠机关自己备车。

任弼时配有一辆公车，是瑞士产的旧吉普。中共中央进京后，有一次，斯大林特地送了几辆“吉姆150”轿车，供中央领导机关用。任弼时是“五大书记”之一，身体不好，车子又旧，于是，行政部门分了一辆新车给他。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听到消息，很高兴，急于去领车。任弼时连忙阻止：“莫去！莫去！我那辆车还可以开啊！把新车让给更需要的同志用吧！”

公务车，公务用，这是常理。但管好车，用好车，也有很多学问。为使大家有章可循，任弼时制定了用车制度，亲自负责审批。同时，他还不断给大家念“紧箍咒”、打“预防针”，叮嘱部下要节约用车。对此，有的人不理解，认为出生入死，革命几十年，从没享受过，现在，全国都快解放了，我们进了城，还这么小气。有道是：成家犹似针挑土，败家犹似水推沙。任弼时耐心教育大家：“现在国家还很穷，汽油也很贵，进一次城，要花很多钱。今后出车，出一趟能办成的事，就不要出两趟、三趟，能合并办的事就合并去办，免得浪费汽油。”

不过，事情也有例外。一天深夜，机关一位秘书的妻子突然发作了，肚子痛，快分娩了，需要立即住院。没有车子怎么办？大家打算去请示弼时同志，请他派趟车。谁知，任弼时刚吃完安眠药睡了，大家又不忍心去打扰他，于是，临时租了一辆三轮车，匆匆忙忙总算把产妇平安送到了医院。第二天，任弼时知道了，很生气：“该用车也不用了，你们太机械了。如果孩子生在路上怎么办？出了事怎么办？”

1947 年，任弼时在转战途中小憩

房子

1949年进城后，任弼时先住在西郊香山，因离城较远，工作不便，后来便搬到景山东街居住。景山东街，面临马路，交通虽然方便，但人来车往，十分嘈杂。任弼时有心脏病，又有高血压，需要安静，但却一直默默坚持住下去，没有半点埋怨。他觉得，当年爬雪山、过草地，宿街头，住窑洞，都挺过来了，现在，有房住，就不错了。更何况建国在即，百废待兴，困难重重，作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和中央秘书长的他，“当家更知柴米贵”，更不能大手大脚了。

任弼时很霸蛮，瞒着困难不说，但身边的工作人员却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暗中到大街小巷转了好几天，看中了一处房子。谁知回来跟首长一说，就卡了壳。任弼时推辞说：“这要不得。那是一处机关的办公房，人家住得好好的，为我一家，赶走大家，不合适。”后来，大家建议他买座适合的房子，换一个环境，任弼时又直摇头：“买房子要花很多钱，而且搬家也麻烦，还是凑合着住吧。这里，虽然闹一点，但空气好，出门散步方便，还能多接触一些群众，一举几得啊！”后勤处的人七想八想，搞了个维修粉刷的折中方案，以为会通过，谁知任弼时还是不肯：“这房子不漏雨，不透风，还住得下去，不要再花钱装修了，免得给组织上和同志们增添麻烦。”就这样，他一直坚持住在景山东街寓所，直到1950年10月病逝。

鸭子

1928年10月和1929年11月，任弼时曾在安徽和上海分别坐过两次牢，受过严重的酷刑，特别是在上海的西牢提篮桥监狱受的电刑，对他的身体摧残更大，出狱后数月，背上两个拳头大的窟窿还在发炎流着黄水。后来，他枪林弹雨，南征北战，环境差，生活苦，劳累过度，慢慢积劳成疾，未老先衰，什么高血压、糖尿病、脑血管硬化、心脏机能障碍、肾脏初期硬化、肝脏肥大、眼底出血等疾病，都象魔鬼一样缠着他。好汉只怕病来磨。正是年富力强的任弼时，病得连在1949年4月12日团代会上作长篇政治报告都很费劲，仅讲了前半部分，就头晕、心悸、气喘，只好坐到主席台上休息，后半部分稿子，不得不请别人代劳宣读。

为了治病，任弼时坚持实行饥饿疗法，并戒掉了烟和酒；为了让任弼时安心养病，毛泽东还特地派人“送上红鱼一群，以供观赏”；为了帮助首长恢复身体健康，身边的工作人员还特地为他买来了水鸭。

一天晚饭后，在医师和卫士的陪同下，任弼时拄着拐杖，慢慢离开了玉泉山休养所，想到附近散散步，顺便看看夏季田园景色。此时，熏风徐来，蝉声阵阵，夕阳下，沉甸甸的稻子一片金黄，令人喜爱。在一口塘边，有一人头戴草帽，手拿竹竿，蹲在那里。任弼时以为有人垂钓，兴趣顿时来了，急忙走过去，打算凑凑热闹，顺便也想钓几竿过把瘾。谁知，这位驼背老汉不是在钓鱼，而是在牧鸭。

“老人家，你身体好啊！”任弼时走上前去，主动热情和他打招呼。

“嗯！嗯！”那人头也没抬，鼻孔里“嗯”了两声，算是回应。

“老人家，快开镰了，今年的收成估计如何？打的粮食够不够吃？”任弼时平日喜欢调查研究，眼见夏收在即，便和老人聊起了生产和家务。

“看样子，还不错！”老汉仍然只看湖面不看人，慢慢地说。

任弼时以为这老头性格古怪，难打交道，后来仔细一问，才知道他情绪低落生闷气的原因。原来，这几天不知是谁在塘里放养鸭子，并偷吃了他家的稻子，害得他一连几天守在塘边，看住它们。

任弼时望着在水上游来游去的鸭子，心里隐隐约约想到了什么。他回头问陪同的卫士：“这些鸭子是哪里来的？”卫士见任弼时满脸愁容，只好实话实说。原来，炊事员见任弼时同志身体不好，血压高，便特意买了几只水鸭备用。水鸭是凉性食品，一可降血压，二可补身体。机关没地方喂鸭，只好暂时放在塘里养着。谁知鸭子不老实，偷吃了稻子，惹出了麻烦。任弼时问清情况后，心生愧疚，立即向老人家赔礼道歉，并交待卫士：“赶快把鸭子赶回去关好，莫让它跑出来害人。”

老汉心里的石头落了地，任弼时却因生气，血压又升高了。

1950年夏，任弼时携全家在颐和园

条子

任弼时有三个亲妹妹：大妹培月，1907年出生，1927年参加革命，曾赴苏联学习，1948年病故；二妹培星，生于1911年，1931年参加革命，曾在上海中共中央宣传部开办的秘密印刷厂工作，1931年病故；三妹培辰，生于1917年，小任弼时13岁，一直在家乡生活。1936年，她嫁到了平江。

任弼时从1920年参加革命到1950年去世，30年间，仅1927年9月全权代表中央回湘处理长沙暴动问题时，顺便回过一次家，见过三妹一面，自此天各一方，很少有书信往来。愈难相见，兄妹思念之情愈加殷切。1937年的秋天，一位南下从事秘密工作的姓余的同志受任弼时之托，特地到平江任培辰家里看望她。他说：“弼时同志很想念你这个小妹妹，我动身时，他还一再念叨，‘不知我的小妹妹现在长得多高了。’”任培辰也无时无刻不想念哥哥。1947年，培辰夫妇千里迢迢从湖南赶到北京，与叶剑英、薛子正接上了头，要求去延安看望哥哥，但任弼时没同意，因为当时时局紧张，他正转战陕北，行踪不定。于是，他亲笔复了一信，通过地下党组织转交给培辰。信的原文是：“转厚康兄培辰妹鉴：接读转来函电，已悉抵平。惟时局不靖，关山阻隔，仍以不来延为妥。如有事须告我者，请即面告薛君，彼当可负责转达，如返湘路费有缺，亦请与薛某商洽，请予资助，相会有期，勿念。”1949年，培辰夫妇再次专程赶到北京，看望哥哥、嫂嫂，一家人才终于团聚。

任培辰以为哥哥当了大官，定是荣华富贵，谁知见了面，却不见洋气，尽是土气。哥哥穿的毛背心，是嫂嫂巧手翻新，用一条在延安用的旧围巾改的；孩子们穿的衣服虽然干净，但是用旧衣服缝的；桌子上的餐具也是行军时带过来的，那搪瓷碗和系着绳子的筷子，无不诠释着战争的岁月。

22年后再相见，兄妹俩自然有谈不完的话。谈到妹夫的工作问题时，任培辰要求哥哥帮个忙，给湖南省委写几句话，争取为他找份工作。按理，凭任弼时的身份和人际关系，这事完全能办到。但任弼时却没有这样做，他对妹妹妹夫说：“这虽是件小事，但是为了私事给省委写信，影响不好。你们的工作，当地政府是会安排的。”任弼时话虽不多，但给妹妹的思想教育却很大。几十年后，任培辰忆起此事，仍很动感情地说：“他每次发觉我们不健康的思想时，总是循循善诱，启发教育，这对我们的进步起了很大的作用。”（作者：岳阳市任弼时纪念馆 马志宇）

任弼时生平简介

任弼时（1904年4月——1950年10月），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组织家。1904年4月30日，任弼时同志出生在一个乡村教师家中，1920年16岁时参加革命，加入先于中国共产党成立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次年赴苏联学习，是我国最早赴苏学习的先进青年之一；1922年1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在大革命时期，他担任共青团中央总书记，当时中国共产党处于幼年时期，共青团的作用十分重要，且迅速发展到全国。此时，他坚持将共青团置于党的领导之下，服从党的领导，将三分之一的团员输送给党，迅速壮大了党的队伍。1927年他当选为党的“五大”中央委员。在大革命濒临失败的紧急关头，他挺身而出，与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作坚决斗争。

大革命失败后，他置个人安危于度外，为保存革命力量，作了大量艰苦的工作。为土地革命战争作出了卓越的贡献。1927年“八七”会议，他被当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那时他只有23岁。在残酷的白色恐怖包围下，他顽强坚持革命斗争。1928年和1929年曾两次被捕，受到严刑折磨，他始终坚贞不屈，直到被组织营救出狱。1931年他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任苏区中央局委员和组织部部长，竭力反对极左路线，领导红军与十倍于我的敌军作斗争，在反“围剿”斗争中，整团、整旅的歼灭敌军，壮大了红军力量。

红军长征时，他率领红六军团，作为中央红军的先遣队，成功地突围西征，开创了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策应中央红军战略大转移，胜利地拉开了震惊中外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序幕。1936年红二、六军团组成红二方面军，他任政治委员，率领红二方面军，摆脱了蒋介石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突破乌江，挥师北上，表现出卓越的军事才能。在甘孜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后和朱德、贺龙、刘伯承等一起与张国焘分裂红军作坚决的斗争，挽救了红军主力，实现三大主力胜利会师。

抗战时期，他先后任八路军政治部主任和军委总政治部主任，和朱德、彭德怀率领八路军深入山西敌后，开辟抗日根据地，开创了敌后抗日新局面。1938年他受以重任，赴莫斯科负责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在苏联和共产国际为确立毛泽东的中共领导地位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延安时期，1941年任弼时同志担任中央秘书长，和毛泽东、刘少奇组成三人书记处，成为三大书记之一，参加组织领导大生产运动。1945年4月，他参加组织和主持召开了中国共产党历史性的盛会“七大”，成为中共有史以来最成熟的核心领导集体的重要一员，中央书记处五大书记之一。毛、朱、刘、周、任的名字，成为领导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胜利的保障。

解放战争时期，1947年3月，蒋介石、胡宗南调集20万大军进攻延安，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组成世界上最小的司令部，任弼时担任中央机关直属纵队司令员，带领仅2万人保卫部队，完成了保障首脑机关指挥全国解放战争的历史使命。

艰苦的革命斗争和“不辞重负”的“奋力前行”，终于使他积劳成疾，1950年10月，正当年青的共和国沉浸在一周年庆典的喜悦时期，年仅46岁的任弼时同志不幸于北京病逝在工作岗位上。（来源：任弼时纪念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