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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原枪声 ——纪念“平江惨案”85周年

来源:本室 日期:2024-06-17 10:42

1939年6月12日,国民党第二十七集团军总司令杨森执行蒋介石的密令,突袭新四军平江通讯处,将中共江西省委副书记新四军上校参议涂正坤等六名同志残忍杀害,制造了震惊全国的平江惨案。

合 作

1937年7月7日夜,日本侵略军悍然发动卢沟桥事变,中国驻军奋起抵抗,全民族抗战爆发。8日,中共中央向全国发出通电:“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17日,党中央派出周恩来等到庐山与蒋介石举行国共合作谈判。同时指示各地党组织,迅速地切实组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中共湘鄂赣省委坚决执行党中央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与国民党地方当局代表进行多次谈判。

1937年7月15日,湘鄂赣省委派出傅秋涛、涂正坤、钟期光、刘玉堂,与国民党武汉行营代表在平江县丽江口陈家大屋进行第一次谈判。省委提出四项合作条件和五条停战条件,对方仅接受停战条件。

7月18日,双方在平江县嘉义乡关帝庙继续谈判。谈判开始,国民党地方当局代表宣扬“一个政党(国民党)、一个领袖(蒋介石)、一个主义(三民主义)”的谬论。傅秋涛严正驳斥:“你有你的国民党,我有我的共产党;你有你的领袖蒋介石,我有我的领袖毛泽东。你不要来这一套!”

7月20日,双方在浏阳县城进行第三次谈判。双方商定:释放在押政治犯;在浏阳建立我方办事处;红军部队集中,番号改为湘鄂赣人民抗日红军游击支队。

8月29日,党中央和中共中央长江局派董必武主持在武汉行营的谈判,湘鄂赣省委亦派代表参加。双方达成协议:1.湘鄂赣红军游击队以平江嘉义为中心进行集结;2.湘鄂赣红军游击队暂改编为抗日红军游击支队,由傅秋涛任司令,刘玉堂任副司令;3.军需供给由武汉行营按月发给,承认每月发饷1万元。至此谈判成功,湘鄂赣边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

10月,党将在湘、赣、闽、粤、浙、鄂、豫、皖等南方八省边界地区的红军游击队分别集中,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下辖4个支队,全军约1.03万人。湘鄂赣地区的抗日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一团,傅秋涛任第一支队副司令兼第一团团长,江渭清、张正坤任副团长,钟期光任政治部主任。

1937年12月,湘鄂赣省委改为湘鄂赣特别区委员会(简称“特委”),属长江局领导。

 

1938年2月3日(农历正月初四),傅秋涛率第一团1100人,携步枪210多支、轻机枪3挺、马刀730把,从嘉义出发,开赴皖南抗日前线。

部队开拔后,考虑到战士绝大部分是平江人,家属和伤病员必须有人安置和治疗;奔赴抗日前线军人家属的生产、生活和安全必须得到安排和保障;部队刚刚下山,过去扯借了地方群众的款项必须有人筹还。由此,新四军军部在平江县嘉义乡设立新四军驻平江留守处(简称“留守处”),1939年4月改称新四军驻平江通讯处(简称“通讯处”)。留守处借住在小镇中段“亿昌药号”,特委和留守处一起办公。

留守处成立后,党的同志对外有相应的职衔:湘鄂赣特委书记涂正坤(1897年10月生,湖南平江人,1939年2月任江西省委副书记)为新四军上校参议;特委宣传部长兼统战部长黄耀南(1905年10月生,湖南平江人)为留守处少校主任;特委组织部长罗梓铭(1907年2月生,湖南浏阳人,1939年2月任特委书记)为八路军少校副官;江西省委组织部长曾金声(1909年5月生,湖南平江人)为新四军驻赣办事处少校秘书;特委秘书长吴渊(1898年12月生,江苏如东人)为留守处秘书主任;特委财务负责人吴贺泉(1901年12月生,湖南平江人)为留守处军需;特委机要员兼妇女干事赵绿吟(1916年6月生,湖南岳阳人)对外称家属。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平江惨案遗址(新四军平江通讯处旧址)

特委和留守处在远离中央、远离主力部队和十分艰苦的条件下,积极开展工作。他们首先整顿和发展各级党组织,举办党员骨干训练班12期,培训县区乡骨干100多人;举办党内刊物《党的工作》。湘鄂赣边区党组织有了很大的恢复和发展。全区18个县有15个县建立县委,成立53个区委,340多个支部,发展党员5000余人。

特委和留守处利用各种场合向群众、士兵宣讲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中国国民党《抗战建国纲领》,涂正坤、罗梓铭等多次深入群众集中的屋场进行宣讲。留守处协助平江县委在县城开办“大众书店”,大量发行《新华日报》等进步书刊报纸。边区各县县城办起《老百姓壁报》,经常刊登党中央、毛主席关于抗日救亡的方针、指示。

留守处发动青年参军,奔赴抗日前线。辖区接连出现父母送儿子、妻子送丈夫、兄弟相送的热潮。涂正坤把独生女涂丰云送到皖南抗日前线。全区先后动员400多名青年到部队。留守处还动员一批青年到国民党部队当兵。当武汉失守、鄂南失利时,留守处主动担负接待安置国民党散兵、伤员的任务。

特委和留守处按照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提出的“改良人民生活”的要求深入发动群众,通过复杂艰难、有理有节的斗争,在很大一部分县实行减租,迫使当地政府取消加重群众负担的“破路捐”;组织干部帮助群众发展生产、兴修水利;开展换工互助、调剂耕牛,对抗日军人家属和无劳力户实行帮耕帮种。

密 谋

1938年10月日军占领广州、武汉后,随着在中国占领区的扩大、战线的延长和长期战争的消耗,日本的财力、物力、兵力不足的根本弱点已经暴露。它的困难日益增加,无力再发动大规模的战略进攻,全民族抗日战争由战略防御阶段转入战略相持阶段。

日本侵略者在坚持灭亡中国的总方针下调整侵华策略,逐渐将主要兵力用于打击敌后战场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对国民政府,以军事进攻为主、政治诱降为辅转变为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随之,蒋介石对共政策发生重大转变。

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在重庆召开,作出了“与共产党作积极斗争”的反动决议,制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反动方针,并设立专门对付共产党的机关——“防共委员会”。以后又陆续发表《防制异党活动办法》《异党问题处理办法》等一系列秘密文件,从此全国各地大搞反共摩擦活动。

是月,蒋介石将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七集团军杨森部从皖南前线调到平江,名曰抗日,实则专门监视对付共产党和留守处。

集团军总部移驻平江后,立即进行反革命串连。不久,又将总部由县城附近甲山移驻离嘉义仅二十多里的长寿街。杨森与国民党平江县党部书记长刘佛思、嘉义乡长杨注本、集团军政治部主任庄文炳、参谋长邵陵、副官处长唐宋元结成反革命同盟,多次进行阴谋策划。

1939年6月初,蒋介石秘令杨森:“共产党在嘉义暗中活动,阻挠抗战,速将新四军驻嘉义留守处人员黄耀南、涂正坤等一一解决”。

杨森差人秘密绘制通讯处周围地形图和军事进攻路线图,调一个营牢牢控制通讯处对面两个山头的碉堡,对嘉义集镇实行军事封锁。

之后进行具体部署:由九十二军军长李仙洲指挥行动,特务营营长何学植具体执行,调特务营二连连长余启佑率全连,调排长刘纪容带领重机枪排参加,又从三连调20人,各配手枪1支,和军特务营中尉侦察员张绍奇,于6月11日借加速破路为名赶到嘉义,并规定行动暗号——“把部队带回来”。

何学植到嘉义后,以驻防为名,暗将通讯处包围。二连一排驻嘉义上街,封锁通讯处的左边;二排分散在通讯处对面;三排守嘉义下街,封锁通讯处的右边。通讯处后面是汨罗江,墈高水深,他们用九挺机枪封锁河对面。这样,对通讯处形成内外两层的严密包围。

暗 枪

1939年6月12日上午,为了防止日寇汽车、骑兵长驱入境,涂正坤带领通讯处干部和当地群众加速挖破平(江)修(水)公路。中午,由于连日破路,大家十分疲劳,大多已经午睡,但涂正坤还在住室和几位来访群众低声交谈。

下午3时,张绍奇来到通讯处驻地,急促走进涂正坤的住房,毕恭毕敬地通知涂参议到乡公所商量抗日紧急事宜。涂正坤以抗日大局为重,立即告辞群众,跟着张绍奇走出通讯处的大门,向右边直奔乡公所去。



 

涂正坤烈士(1897—1939)

当涂正坤走到二十多米远的“秀记”杂货店时,张绍奇干咳一声从身后溜走。“呯!呯!”两声枪响,埋伏在右边侧巷的三连一排上士班长孙佳慧从暗处向涂正坤开枪,涂正坤当即中弹。方知遭敌暗算,于是用尽全力高呼:“不准破坏抗战团结!”话未毕,便倒在血泊之中。

枪响后,张绍奇佯装大喊:“有土匪啊!有土匪啊!”随着喊声,埋伏在周围的便衣特务,一齐持枪冲到街上。小小的嘉义街顿时秩序大乱,街上一片喊声、枪声,店铺立即关门。趁乱之际,一伙暴徒冲进通讯处。

通讯处通讯班长吴干成向罗梓铭请示:“打不打?我们还有十多支枪,干脆和敌人拼了!”罗梓铭考虑抗战大局,加上敌众我寡,又无准备,便说:“不要打,同他们进行说理斗争!”话音刚落,匪徒们一拥而入,解除通讯班的武装。

接着闯进室内抓人、劫物,把通讯处的同志赶至通讯处救亡室。其中一个匪徒气势汹汹地质问:“你们谁负责的?”吴渊挺身而出,愤慨斥责:“我负责的!你们要干什么?你们为什么要枪杀抗日战士?你们为什么要破坏团结抗战?我要控告你们!”暴徒们不由分说,上前捆绑吴渊。

吴渊怒不可遏,继续愤怒抗议暴徒杀害抗日战士、破坏抗战的罪行。匪徒们将其捆绑后带出通讯处大门,吴渊面对街上群众,乘机高喊:“我要控告你们破坏团结抗战的罪行!”匪徒害怕群众了解真相,不等他喊完,即将他枪杀在通讯处左边几步远的“万寿宫”门口。

罗梓铭、曾金声等亲见自己的同志横遭惨杀,悲愤欲绝,义正辞严进行质问和抗议。暴徒们将他们五花大绑,接着翻箱倒柜,捅天窗、撬地板,将通讯处洗劫一空。劫走银洋2600元,步枪2支、驳壳枪6支、手枪6支、子弹1000余发、手榴弹8枚,电话机2部、油印机1台、军服若干件。

当晚,国民党匪徒用捆绑吊打等酷刑,非法审讯罗梓铭、曾金声、吴贺泉、赵绿吟,要他们供出党组织及党员名单。四人坚贞不屈,坚决斗争,敌人一无所获,恼羞成怒。

深夜12时左右,何学植、余启佑执行杨森的命令,将罗梓铭等四人押往集镇东边200米的虎形岭。同志们知道敌人要下毒手却害怕群众知道,为了揭穿阴谋,他们面对浩荡夜空,高呼口号:“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汉奸卖国贼!”“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华民族解放万岁!”

毕业于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第三期、年仅23岁的赵绿吟临危不惧、视死如归,她放开歌喉激情高唱抗日救国军歌:“枪口对外,齐步向前!不打老百姓,不杀自己人!我们是铁的队伍,我们是铁的心!维护中华民族,永做自由人!”



 

罗梓铭等四烈士牺牲处——嘉义烈士陵园昭后亭

口号声、军歌声震荡夜空,经久不息。国民党特务做贼心虚,惊恐万状,害怕走漏风声、阴谋败露,急忙将罗梓铭、曾金声、吴贺泉、赵绿吟四人推入一个数丈深的废弃淘金井中,向井下齐开数枪后,予以活埋。

声 讨

平江惨案发生后,国民党反动派害怕我党追究责任和激起民众公愤,一方面制造借口,千方百计掩盖事实真相,推脱罪责;另一方面倒打一耙,对我党加以“莫须有”的罪名。

惨案发生当晚,余启佑奉命向士兵训话:不准讲在这里抓了人、杀了人,如有走漏风声,要敲断你们的双腿……

第二天,何学植依杨森旨意,作了一番所谓的“调查”后,在万寿宫门口召开群众大会说:据调查,此事是因为新四军留守处收留了我方逃兵,我方与逃兵发生冲突。余连长在追捕逃兵时,误伤涂正坤参议。为严肃军纪,现将余启佑扣押,送交总部处理。

其实,余启佑被带回长寿镇后,由上尉提升为少校,不久保送进国民党高级军事教育班受训,毕业后接任特务营长,后又提升为贵州保安团团长等要职。

案发当日,黄耀南身处平江县城,幸免于难。在敌人严密监视和搜捕下,黄耀南一面发动群众做好善后工作,一面想办法向党中央报告惨案的事实真相。6月15日即在长寿印刷厂印刷了2000字的《快邮代电》数百份,于16日从江西投邮,寄往全国各地。

《快邮代电》在嘉义街上张贴后,国民党反动派的阴谋得以暴露。杨注本又召开大会,强作辩解:前日之事,是留守处运走了国军的枪支,抗拒不交,与国军发生了冲突。这是他们军队上的事情,你们老百姓就不要管这些了。杨注本的解释与何学植的说法并不一致,还相互矛盾,更加激起群众的愤慨。

1939年8月1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南门外公共体育场,举行追悼平江惨案死难烈士集会,延安各界人士万余人参加。毛泽东同志发表《必须制裁反动派》的演说。

毛泽东开宗明义指出:“今天是八月一日,我们在这里开追悼大会。为什么要开这样的追悼会呢?因为反动派杀死了革命的同志,杀死了抗日的战士。现在应该杀死什么人 ?应该杀死汉奸,杀死日本帝国主义者!”他一针见血直击根本:“杀抗日的人,这是什么意思?这就是说:中国的反动派执行了日本帝国主义和汪精卫的命令,准备投降,所以先杀抗日军人,先杀共产党员,先杀爱国志士。这样的事如果不加制止,中国就会在这些反动派手里灭亡。”

毛泽东在演说结束时强调:“我们今天开这个大会,就是为了继续抗战,继续团结,继续进步。”演说中,毛泽东4次提到“平江惨案”,3次提到涂正坤、罗梓铭二位烈士的名字。

中共中央领导人和各单位、各界人士200多人敬献花圈。中共中央的挽词是:“在国难中惹起内讧,江河不洗古今憾;于身危时犹明大义,天地能知忠烈心。”毛泽东的挽词是:“日寇凭陵,国难方殷,枪口应当对外;吾人主战,民气可用,意志必须集中。”

(屈胜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