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1952年，胜利完成恢复国民经济的任务，各项事业均得到较快发展。社会总产值年均递增13.5%，其中农业总产值年均递增11.2%，工业总产值年均递增26.7%。1952年，粮食总产量达到85.1万吨，比1949年增长42.3%。

1953～1957年，执行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有计划、按比例发展国民经济。1953年，境内经济继续保持经济恢复后期的良好势头，各项计划都完成得比较好。社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 6.1%，其中农业总产值增长1.8%，工业总产值增长53.1%，社会商品零售额增长22.2%。1954年，洞庭湖区发生特大洪涝灾害，岳阳、临湘、 华容、湘阴4县遭受重大损失，直接经济损失达3896万元（当时价），影响该年计划未能完成。农业总产值比上年下降21.9%，社会总产值仅完成计划的 80.4%，比上年下降15%。1955～1957年，恢复生产，重建家园，经济迅速复苏，实现连年增长。工农业总产值1955年比1953年增长 12.8%，1956年比1955年增长5.4%，1957年又增长6.6%，粮食总产量达到94.25万吨，生猪饲养量突破100万头，水产品达到 11.42万吨。

1958年开始执行发展国民经济第二个五年计 划，由于受“大跃进”错误思想指导，盲目冒进，除当年继续保持“一五”后期的发展势头，实现较高速度增长外，整个经济从1959年开始下滑，连续3年出现 负增长。工农业总产值1959年比上年下降2.4%，其中农业总产值下降10%；1960年比1959年下降3.4%，其中农业总》产值下降 10.5%；1961年比1960年下降14.5%，其中农业总产值下降5.1%；到1962年才回升到“一五”期末水平。粮食产量1961年比1958 年下降38.4%。

1963～1965年，经过经济调整，经济持续下滑的局面逐步好转，各年度计划均超额完成。1965年，社会总产值达7.34亿元，比调整前1962年增长31.1%，年均递增9.5%，粮食总产量达到107.6万吨，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二个高产年。

1966～1975年，经济工作遭受“文化大革 命”的干扰，年度计划执行情况极不平衡。境内社会总产值年均增长11.1%。其中1968年比1967年下降2.4%，1974年比1973年下降 0.7%；微增长的有1年：1967年比1966年增长0.6%；高于平均增长幅度的有4年：1969年比1968年增长13.4%，1970年比 1969年增长32.8%，1971年比1970年增长26.4%，1972年比1971年增长17.9%；其余3年增长幅度为8～10%。1975年， 财政总收入达到1.738亿元，年均递增12.8%。其中比上年负增长的有4年（1966～1968年、1974年）；高于平均增幅的有4年（1969 年、1971～1972年、1975年），最高增幅为1971年，比1970年增长58.4%。粮食总产量增至1975年的168.86万吨，比1965 年增长56.9%。但也不稳定，前后出现2次徘徊局面，第一次是1966年，粮食总产量突破120万吨大关后从1967年开始，连续3年出现负增长，在 115万吨上下徘徊；第二次是1971年粮食总产量达到160万吨以后，1972～1973年连续两年减产，回落到150万吨。

1976年后，随着党的工作重点的转移，境内经济发展进入快速增长时期。年计划的执行情况大体分为三个阶段：

1976～1983年相对稳步增长阶段。贯彻执 行国民经济“调整、改革、整顿、提高”方针，境内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摆脱“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大起大落局面，步入稳定增长轨道。至1983年，国内生产总 值达到24.41亿元，按可比价格年均增长10%，其中第一产业递增11.5%，第二产业递增9.9%，第三产业递增7.6%。除1977年、1983年 受自然灾害影响，GDP增幅在平均水平以下外，其余各年均在10%以上，且增幅均衡。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和农民人均纯收入等其他主要经济 指标年均递增11%以上。1983年，社会商品零售总额10.81亿元，固定资产投资2.04亿元，农民人均纯收入296元。但在经济运行中存在两个问 题：一是国民经济内部按比例发展注意不够，农、轻、重比例关系不够协调。1980年，重工业占工农业总产值的比重高达46.92%，以后虽经调整，到 1983年仍为43.86%，本地轻工业资源优势未能充分利用；二是期内投资建设力度大，8年累计完成14.4亿元，导致国民收入积累偏高，1982年、 1983年分别高达35%和34.4%，较正常水平高出近10个百分点，影响人民生活水平不能随着工农业生产的发展而相应提高。

 1984～1991年曲折起伏增长阶段。 1984年，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全面铺开。改进计划体制，扩大企业自主权，鼓励集体、个体经济发展，加强市场建设，改革工商管理，经济进一步放开搞活，呈波 浪式的起伏增长。1991年，全市国内生产总值达到70.45亿元，按可比价格，比1983年增长91.3%，年均递增8.5%。其中第一产业递增 8.3%，第二产业递增7.9%，第三产业递增9.4%；完成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19.77亿元，财政收入5.09亿元，社会商品零售总额33.45亿 元，分别比1983年增长8.7倍、2.2倍、2.1倍。其中1984～1985年、1987～1988年的国内生产总值比上年增长10%以上，其余4年 增幅均在平均水平以下，形成1986年比上年增长6.4%、1990年比上年增长5.5%两个增长低谷的曲折发展过程。究其原因，与期内出现3次计划失控 有关。第一次是1986年的“棉纺热”和1987年的“麻风病”。基于当时国际纺织品市场流行天然纤维，棉麻走俏，全市一年内新上11家棉纺织厂，新增 11万纱绽。布点分散，规模过小，没有形成规模效益，汨罗、临湘和湘阴等县(市)棉纺厂在“八五”期间关、停、并、转，造成巨大经济损失。1987年又出 现“麻风病”，大面积压缩粮食生产，扩种苎麻，造成粮食1986～1987年连续减产13.8万吨，而苎麻当年产量达42339吨，创历史最高水平，超出 正常年25倍，产大于销，农民卖麻难。第二次是始于1985年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连年失控，出现投资与消费需求的双向扩张。至1991年，全市固定资产投 资规模高达19.77亿元，年均递增57.6%，导致经济过热，物价连年上涨，1985～1989年，连续5年商品零售价格指数以两位数攀升，其中 1988年比1987年上涨27.3%，给群众生活带来困难。第三次是“七五”后期出现市场疲软，经济运行，冷热交替。1988年通过“治理整顿”，有效 遏制前两年出现的经济过热现象，工农业生产计划完成较好，物价过快上涨的势头开始回落。但随之又出现市场疲软，有效需求不足，1990年，社会商品零售总 额比上年仅增长0.5%，下降到近5年来的最低谷，物价指数由1989年的115.1急降至1990年的100.9，影响按当年价格计算的工业增加值比上 年减少1.81亿元，财政收入只增加3个百分点。1991年计划工作采取10条启动市场措施：清理“三角债”、调整投资规模、申请增拨信贷指标、吸引外资 扩大内外贸易等，促使经济得到迅速恢复。

1992～1999年持续高速增长阶段。 1992年，全市国内生产总值达到85.25亿元，比上年增长10.8%，完成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22.11亿元，社会商品零售总额40.8亿元，分别比 上年增长11.8%、22%。1992～1997年，国内生产总值的环比增长指数都在12%以上。1998年，全市经济总量仅次于长沙，跃居全省第二位。 国内生产总值300.08亿元，农业总产值123.7亿元，工业总产值381.9亿元，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65.09亿元，社会商品零售总额107.08 亿元，地方预算内财政收入14.9亿元。1999年，全市国内生产总值达到323.13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1991年增长157.6%，年均递增 12.5%。其中第一产业82.91亿元，年递增7.2%；第二产业124.33亿元，年递增15.4%；第三产业115.89亿元，年递增15.1%。 完成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75.14亿元，社会商品零售总额115.72亿元、地方预算内财政收入16.48亿元，分别年递增17.5%、16.8%和 15.2%。人民群众生活水平普遍提高，城镇居民人均年可支配收入6451元，农民人均纯收入2181元，分别年递增15.2%和14.3%。年度计划完 成较好。

这一时期，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也遇到了一个 突出问题，1993年，宏观经济领域出现严重失控，计划实施面临巨大压力。主要表现在物价上涨过快，1993年，全市商品零售价格总指数上涨19.7%， 比全省平均水平高4.6个百分点。1994年又上涨24.1%，居全省前列。金融秩序出现混乱，违规拆借资金、乱集资现象严重。特别是受沿海地区经济升温 影响，一些企业、部门，甚至金融机构盲目集资或违规拆借资金到沿海炒地皮、开发房地产，造成大量资金外流，而本地建设资金严重短缺；兴起盲目开发区热，造 成资金再度分散和紧张。市委、市政府贯彻国务院《关于当前经济情况和加强宏观调控的意见》，从紧缩银根、清理整顿金融秩序、积极解决群众普遍关心的“三 乱” 严重、物价涨幅过高等“热点”问题入手，采取切实措施，用经济手段调控经济运行，到1994年底，基本实现宏观调控的“软着陆”，确保全市经济在“九五” 时期持续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