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境内公安机关根据《全国农业发展纲 要(草案)》第四条“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均可以入社，好的为社员，一般的为候补社员，坏的管制生产”的规定，对61514名地主、富农、反革命、 坏分子进行全面评审，规划入社。四类分子入社以后，和农业生产合作社社员一样规划基本劳动日，同工同酬；定期召开“训话会”进行形势、政策和法纪教育；规 定外出请假，来客报告；订立守法公约，定期汇报；重要生产季节、重大节日、国内外发生重大事件时，召开守法教育会；年终按“拥护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接受群 众监督，一贯遵守政策法令，积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改造标准进行评审。

根据第九次全国公安会议《关于进一步加强对地、 富、反、坏、右五类分子改造工作的决议》精神，从城市街道居委会、居民小组到农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的治安保卫组织均建立监改小组，对五类分子负责监督 改造。监改小组主要抓劳动、教育、分化、管理四个环节，实行“分散改造、群众监督与短期集训、交心交罪相结合”的方法，落实“三包一保证”（指包监督劳 动、包政治教育、包预防破坏，责令监改对象提出改造自己的保证。）、“十个好人夹一个坏人”等具体措施；规定四类分子要老实守法，要接受监督改造，要服从 安排，要积极劳动，要立功赎罪；不准违法破坏，不准造谣惑众，不准偷摸盗窃，不准外流逃跑，不准煽动单干，不准投机倒把，不准迷信赌博，不准反扑报复。执 行月考、季评、年升降制度。每年进行一次评审，表现好的(一类)，呈报县公安局批准摘掉“分子”帽子；表现一般的(二类)继续监督改造；表现不好的、有破 坏活动的(三类)，召开群众大会批判，或者呈报打击处理。

1963年，右派分子不列入监督改造对象，其余地、富、反、坏仍称“四类分子”。

“文化大革命”初期，境内基层治保组织瘫痪，监 督改造四类分子的工作一度混乱。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中，把所谓“二十一种人”均列入专政对象。一些原已摘帽的四类分子又被重新戴上帽子；少数地方 出现“子顶父”、“妻代夫”的现象；右派分子再次被列为监督改造对象。“五类分子”成为政治运动的活靶子，普遍受到批斗，致使一些五类分子丧失改造信心。

1970年，境内恢复对五类分子一年一度的评审制度。

1973年，右派分子不再列为监督改造对象。各县公安机关恢复建制后，对四类分子重新核实，纠正某些乱戴帽子的作法，凡该戴帽的四类分子，均由县公安局重新下达通知书，建立档案，统由各县公安机关管理。

1978年6月，遵照中共中央《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决定》，将右派分子帽子全部摘掉。对错划为右派分子的，全部平反纠正，恢复名誉；对原从城镇遣送到农村的右派分子及其受牵连的家属子女，让其陆续迁回城镇。

1979年，开展对四类分子的摘帽工作。到1982年止，境内在管的23998名四类分子全部摘帽；对3583名错划、错戴帽子的四类分子予以纠正；对6635名地、富家庭出身的子女改变出身。至此，改造四类分子的历史任务全部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