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 漫“知青”路

——湘阴县知青工作的回顾

湘阴县从1968年正式动员城镇知识青年（简称知青）上山下乡，成千上万知青走过了漫漫十多年上山下乡之路。1968年，毛泽东主席根据“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学生涌现的思潮和动乱，认为有必要将知青下放到农村、工厂接受再教育。这年10月下旬，毛泽东主席指示，“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湘阴县革命委员会（简称县革委会）随即于10月24日召开全体扩大会议，吸收区、社、镇、场和县级机关一、二级机构负责人参加，县革委会副主任刘金兰作动员报告，传达毛泽东主席的指示，动员知青下农村。规定凡年满十七岁的城镇初、高中毕业生，都要下放农村。

同年12月21日，毛泽东主席又发表最新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湘阴县革委会领导成员随即认真进行学习讨论，研究具体措施，按照中央提出的“四个面向”（面向农村、工厂、边疆、基层），决定成立湘阴县革委会四个面向办（简称四向办），配主任1人，专干2人。但湘阴实际操作只有下放农村一个面向。这年底，县城关、樟树、白马、临资等镇共动员下放700人，其中知青470人，另有一些被认为出身不好，有各种问题的居民群众 230人。

1970 年11月，湘阴县经过整党建党，恢复各级党组织，新一届湘阴县委建立后，随即召开知青上山下乡动员大会，县委主要负责同志在动员报告中指出：要把做好知青上山下乡工作，作为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反修防修，保证党和国家不变颜色的重大措施来抓。这年底，全县知青下放力度加大，数量增多，除了本县知青，长沙市的知青也开始成批向周边县、市下放，全县下放农村的知青共有3146人，其中长沙市下放912人。成批知青下放农村安家落户，是当时的一个新难点，国家和集体都增加了负担。开始是插队落户，并允许投亲靠友单个安置，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出工劳动，国家给予适当资助，下放知青人均拨给现金200元，安排楠竹木材帮助建简易住房，以后开始向集体安置转变。至1970年底，全县共建有知青场点452个，分布在36个公社、2个农场、304个大队，集中安置 3100人，并划给知青场点田土山水单独生产经营，自力更生维持生活。县委在每年召开的知青工作会议上反复强调，对下放知青既要加强教育管理，同时要关心照顾，充分发挥他（她）们有文化有知识的特长和作用，让他（她）们在农村担任五员（毛泽东思想宣传员、学习辅导员、文艺宣传员、民办教员、科学试验技术员）。1970年底，县委首次召开全县知青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有876名知青被评为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30人被评选出席省先代会代表，县委进行了大肆表彰鼓励，并发给奖状。

知青上山下乡是毛泽东主席的号召，中央的统一部署，已成全国性运动，关系千百万知青的成长。1973年9月，中央先后下达21号、30号文件，专讲如何做好知青工作，强调各级党委要切实抓好知青的安置和管理工作。随后，湖南省委根据中央文件精神，下发《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若干问题的试行规定》（简称省委规定），湘阴县委根据中央文件和省委规定精神，于同年底成立中共湘阴县委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领导小组，由县委副书记陈喜民任组长，县委常委樊仁和、陈则仪（女）任副组长，县级部、办、委、局主要负责人和各区区委书记、城关镇党委书记参加领导小组，将四向办改为中共湘阴县委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办公室（简称县委知青办），配主任1人，副主任1人，专干3人，专抓知青工作。各区、社、镇、场和县级一、二级机构都建立知青工作机构或安排专人抓。同时，县委还研究制定了全县1974～1980年知青分批下放计划，七年总计划下放8411人（外县、市在外），并按区域分配下放任务，明确白马镇由洞庭围区安置，临资镇由新泉区安置，樟树镇由城区安置，城关镇由长仑、濠河、南湖、岭北、鹤龙湖农场安置。根据下放知青中出现的问题，县委规定三条：一是病残知青不能参加劳动的，父母身边只有一个子女的，经群众评议，居委会讨论，上报镇委会审查，再上报县知青办批准不予下放，并发给留城证明。二是应下放的对象，任何单位不准安排工作。三是已下放的知青中出现伤残或严重疾病者由县知青办指定医院检查证实可以回城治疗；下放知青的父母年老多病无人照料，经核实批准可以回城，其余一律不准返回城镇。在当时特定的政治形势下，该下放的知青下不下农村，是个原则问题，倍受旁人关注。县委拟定的制度要求县委常委和县级机关的负责人带头执行，送子女下乡。县委书记刘菊秋，副书记马永康、刘金兰和常委先后都将自己的子女送往农村安家落户，部、办、委、局负责人和县级机关干部的子女，该下放的子女全部下放农村，成为一种浓厚的政治运动趋势。至1978年秋，全县下乡知青达到5480人。

县委为稳定广大知青情绪，巩固发展知青上山下乡，从1973年开始，每年召开一次知青代表大会，每年元旦、春节前向全县各级党组织发出对广大知青开展大型慰问活动的通知，由县委副书记，部分常委，各区区委书记，部、办、委、局主要负责人任正、副团长和分团长，各镇中学校长，各公社和大队主要负责人，部分知青家属代表均参加慰问团，每年有150多人分成七个分团，每个分团配一个电影队，进行为期十多天的巡回慰问，形式上以召开知青座谈会、联欢会、看电影、吃忆苦餐，搞忆苦思甜等为主，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动员广大知青扎根农村干革命。尽管如此，大多数知青仍然不安心农村，千方百计寻找回城之路。一大批知青在农村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度过了漫长而艰辛的岁月，虽有不少人被招工招干脱离农村，但也有一部分知青把一生的青春献给了农村，成为农村的基层骨干，有的在农村结婚生子。有158名知青在农村入党，963人入团，15人进入区社一级领导班子，1053人担任大队、生产队领导骨干，涌现了一大批先进典型。女知青曹小平下放农村养猪多年，为养好猪，她把铺开在猪舍精心喂养；长沙市下放女知青 戴兰 君安心扎根农村，她们多次被评为出席省先进代表，后来均成为优秀基层骨干。下放新泉区新开大队知青邹和平，在农村艰苦奋斗多年，与农民建立了深厚感情，2004年任湖南省交通厅副厅长后，不忘曾经扎根之地，来到新开村感谢当年农民群众对他的关心照顾，捐资5万元修整新开小学校，帮助修建新开村级公路 7.5公里，受到关公潭乡干部群众的好评。

知青下放农村人数众多，历经十余年艰辛岁月，在管理教育和生产生活、疾病防治等方面暴露出不少问题，部分知青的人身安全和权益受到侵害，有的女知青被诱婚逼婚，女知青被强奸案件时有发生，有的知青被打，口粮被扣发，下拨的资金和物资被侵占私分，知青在农村生病无治疗保障等，对这些问题县委虽然采取了一些措施，但仍难以从根本上改变。随着时间的推移，有的知青被招工招干离开农村，有的却没有机会。新的知青又一批一批下放，不安心农村，倒流回城镇的思潮和现象日渐严重。1978年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政治形势发生变化，开始拨乱反正，农村开始推行联产承包生产责任制，本来已经成为国家和农村一大管理负担的大批知青，面临更多难点，暴露的矛盾更多。有的社队开始收回原本划给知青维持生产生活的田土山水，有的将知青场队点的房屋挤占甚至拆毁，连生产工具也被收去，有的生产队排斥知青，不安排农活，不参加分配，断绝了知青生产生活出路，因此大批知青倒流回城镇，不少地方的知青全部走光。1979年春，中央根据上山下乡知青工作面临的困难，下发74号文件，提出停止继续下放，对已下放农村的知青要采取统筹兼顾，全面安排，解决就业出路。县委根据中央文件精神，停止动员知青上山下乡，并安排部署收尾工作。这年8月，县委指示县知青办组织对全县下乡知青状况进行全面调查清理，逐步逐人落实，全县还有在农村的知青 1744人。其中1972年以前下放农村的719人，1972年以后下放农村的1025人，其中长沙市知青241人。已在农村结婚的493人，生育子女 823人。澄清底子以后，县委研究决定，属于本县下放的知青，按党群政法、工交、财贸、文卫、农林水等战线各自清理，还在农村的知青及其对象，分别以招工招干，退休顶职等办法，不论结婚与否，优先予以安排。1980年初，县委组织对农村知青场、队、点的房屋实物及下放的资金物资等进行全面清理，部分交给当地公社。1980年底，县委知青办撤销，长达十余年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宣告结束。

 

（作者钟肇勋系湘阴县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陈继红系湘阴县原外经办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