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外祖父彭遨，湖南省岳阳县步仙乡五关村人。1903年出生，1933年牺牲。生前曾任红三军团三师师长。在彭遨烈士抗敌阵亡、血染沙场后的70多年里，尤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他的亲生独女、我的母亲彭秀兰及我钟正芳等人得到了他生前战友的无微不至的关爱，堪以告慰先烈在天之灵。

    彭遨参加革命后，反动当局对其恨之入骨，无数次到其家中抓他，甚至他的家人也不放过，扬言“抓到彭遨的老婆就地枪决，抓到彭遨摇窝里伢子当场杀掉”。多亏好心的乡邻们通风报信，我的外祖母续果珍与我的母亲彭秀兰才多次化险为夷，免遭厄运。

    1927年，彭遨投笔从戎赴武汉参加叶挺领导的革命军队后，家人既要维持生活又要严防反动当局的抓捕，生活更是异常艰难，常常是东躲西藏，寄人篱下。那时候全家人只盼着彭遨平安回家，哪怕是得到他的只言片语也好。

    1953年，全家人终于等来了彭遨的消息，不料却是一张由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中南军区司令员林彪、政治委员罗荣恒签发的《革命烈士证明书》。捧着那张《革命烈士证明书》，我们全家人相拥而泣，痛不欲生。

    让我们家人感到欣慰的是，虽然彭遨已为国捐躯，但党和政府没有忘记他，他的战友没有忘记他。

    1953年下半年，时任湖南省委书记的黄克诚将军在了解到彭遨烈士家人的情况后，专门派人将彭遨烈士的母亲、女儿彭秀兰和我接到省城长沙，并于百忙之中专程将我们接到他家里吃饭，同时邀请省长金明、省军区司令员文年生将军（原红三师第九团团长）作陪。一见面，黄克诚、文年生就亲切地称彭遨的母亲、我的老外祖母为“彭妈妈”。在将军家中，黄克诚仔细端详着我母亲彭秀兰左眼上边的痣，指着彭秀兰对金明、文年生说，你们看，她跟彭邀长得真是一模一样，连痣都是一样的。

    在黄克诚将军家里，黄老与文年生司令员讲述了他们与彭遨的战友深情——

    1930年6月，根据中央决定，红五军改编为红三军团，辖第五军、第八两军，由彭德怀任总指挥，滕代远任政委，原红五军第四纵队党代表、军委委员彭遨改任红五军三师师长、黄克诚任政委。从此，彭遨与黄克诚成了亲密无间、休戚与共、生死相依的战友。

    1931年，红三军团第三师参加了第二次反围剿作战。2月，彭遨和黄克诚奉命率部隐蔽于东固地区山中，坚持长达25天之久。5月，他们率领红三师配合兄弟部队迂回到由富田开来东固的国民党王金钰部第二十八师和第十四师一个旅的背后，将敌人予以全歼。接着，他们马不停蹄率部在白沙和中村各歼敌郭华宗、孙仲连一个旅。又急赴广昌歼敌胡祖玉师一部，再赴建宁歼敌刘和鼎师3个旅部。他们在15天内征战350公里，且五战五捷。苏区人民称赞彭遨为“飞将军”。

    在攻打建宁城时，为了快速突破敌人的城防工事，消灭守敌，彭邀和黄克诚一边给各部队下达作战命令，一边将师指挥部推进到建宁城下、距敌不到500米的地方。一天，彭遨与黄克诚一同察看地形，选择攻击突破口。不料被守敌发现，城上的两挺机关枪对着他们猛射起来。黄克诚视力差，对敌人的这一动作未能觉察。亏得彭邀眼疾手快，他见机枪扫来，迅速拉住黄克诚往后退了好几步并卧倒。黄克诚还未定过神来，敌人的子弹已扫在他们原来站立的位置上，子弹击起的沙土溅了他俩一身。敌人扫射过后，黄克诚一边起身，一边拍着身上的泥土对彭邀说：“老彭呀，你的手脚蛮麻利，这是第二次了，以后还要你多关照呀。”彭邀则指着黄克诚的眼镜说：“敌人这一梭子弹就是冲着你这副眼镜来的。人家知道戴眼镜的肯定是个大官，想捡个大便宜。可惜他们射手技差一着，否则，把我也捎带上报销了。” 说毕，他俩相视哈哈大笑起来。说到这里，黄克诚感慨道，我能活到今天，也多亏了彭遨他们。黄克诚接着又说：在第三次反“围剿”中，彭遨奉命牵制敌人，他率一支小部队绕道千里，从黎川赶到高兴墟。一路上他们边走边打，在连塘、良村、黄陡三战三捷。牵动国民党大部队，转了一大圈又回到原地。为红军大部队以逸待劳、对敌人发起突然阻击，取得这次反“围剿”的伟大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

    1933年1月，国民党发动第四次大“围剿”。2月10日，红三军团奉命开进南丰城外集结，并开始攻城战斗，由于敌人有重兵把守，并有严密的火力部署，部队连续两天攻城未克。12日晚，军团总指挥彭德怀派人把善于指挥打硬仗的彭遨叫到跟前，亲自向他下达了主攻任务。彭遨遂率红三师从南丰西北角我外围进入阵地。凌晨2时，他亲率几个团干部深入到距国民党军前沿阵地不到100米的地段侦察。在准备返回部队时，不巧被敌人发现。敌人的轻重机枪一齐开火，彭遨猝不及防，被一颗子弹击中前额，当即血流如注。他身边的何德全、文年生疾速把他背下火线，送回师卫生部抢救。当彭德怀闻迅立即赶来时，他已口不能语。为此，彭德怀感到痛楚无比。黄克诚更是掩面而泣。在送往后方医院的路上，因伤势过重，彭遨不救而逝。后来，彭德怀在《自述》中还专门提到这次战斗和彭邀的牺牲。在每次与战友们谈到彭遨时，彭德怀都称赞他是红三军团一员虎将，对他表示深切的怀念。

    说到这里，黄克诚已是哽咽不已。文年生则接着话题动情地回忆起彭遨对战士的关爱之事。

    在东固山区隐蔽时，由于隐蔽时间过长，粮食不够吃，彭邀带领机关人员挖竹笋、野菜充饥，而把节约下来的粮食送给连队。有一天晚上他查哨时，见文年生衣不耐寒，便将自己的大衣脱下来给文年生披上，还吩咐文年生给夜晚上岗的战士准备姜汤，以防生病。

    介绍这些情况后，黄克诚、文年生都对彭遨的英年早逝表示深切的惋惜。并对“彭妈妈”等人说：彭遨烈士虽然不在了，但还有他们，今后家里有什么困难，尽管找他们。

    1978年8月，我的母亲彭秀兰带我到北京补办《烈士证》。军委信访局的同志经向黄克诚等首长汇报，将我们母子安排在总参招待所住下。由于路途劳累，加上水土不服，我已高烧到42度，身上多处脓肿。招待所的领导急忙将情况向军委首长汇报。得知情况后，王平首长（解放军总后勤部政委、党委书记、上将）马上派人到招待所看望我们，并将我送往解放军总医院。经专家确诊，我得的是脓毒败血症，必须住院治疗。在住院期间，军委领导几次派人到医院探视，并语重心长地安慰我安心养病，而且每次都送些钱物给我零用。

    我病好出院后，黄克诚、苏振华、韦国清、杨勇、王平等首长先后接见了我们母子。王平首长还就我们提出去江南南丰寻找彭遨烈士之墓一事，专门给江西省民政局局长谢象晃写了一封信，对谢局长作了具体交待。但至今还是没有找到坟墓。

    1981年，我母亲彭秀兰原患有的心脏病、胃病、支气管炎等病情加重，在当地医院久治未愈，又对做手术心存顾忌。万般无奈之下，想起原来她父亲的战友对她说过的“家里以后如有困难，可去北京找他们”的话。于是我陪护她，去北京找到吴信泉将军（原红三师师部参谋，解放后被授中将军衔，1980年为中纪委委员）。吴信泉首长的爱人喻惠如马上与301医院联系，吴派专车将我们母子送到301医院。在我母亲住院期间，黄克诚、苏振华、韦国清、王平、杨勇、张震将军和彭德怀元帅的夫人甫安修均亲自到医院问候，并嘱咐医院领导要对我母亲精心治疗，并还要保证营养。吴信泉首长和夫人更是经常到我母亲的病房来看她，了解她的病情。黄克诚等首长还与我亲自谈话，问我入党没有？叮嘱我要继承外祖父彭遨烈士的遗志，努力做好工作，报效祖国。

    这次去北京，因为正是春节刚过，天气寒冷，加上母亲病情严重，我心急如焚，忘记拿单衣，穿的还是棉衣，当时在医院已是五月了，气温高了，见此情况，杨勇首长派人专门送了两套军装给我。在我母亲住院的两三个月时间里，我一直就住在吴信泉首长家中，得到了吴信泉首长一家无微不至的关心和照顾。我母亲病愈回家时，吴信泉首长买好火车票送给我们母子，并派车将我们送到北京火车站。我们母子再三向吴信泉首长表示感谢，吴首长说：“彭遨烈士是为革命牺牲的。没有他和无数先烈的鲜血和生命的付出，就没有我们今天的和平幸福生活。我们这些战火中侥幸活下来的人不会忘记他，照顾你们这些烈士的后代也是我们的应尽之责。”

    正是有了党和彭遨烈士的老首长、战友的亲切关怀，我身病体差的母亲才能活到如今。她经常教育我们兄妹及我的儿子媳妇，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努力做好工作，为人民服好务，为党多作贡献。

 

（作者系岳阳市地方税务局岳阳楼分局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