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 年3月，我正在省委党校县级干部读书班学习，班主任突然告诉我，组织上要我立即回县体检，准备奔赴新的工作岗位。我二话没说，匆忙返回临湘县城。回县后，县委书记通知我，地委原定几位到西藏去工作的同志，有的因身体不合格，有的因家庭有特殊困难，不能去了，最后选定我，并要我担任岳阳地区13个进藏干部的带队人。我当即向县委书记表态，估计身体没有问题，虽然家庭困难不小，但我服从组织决定。不久，亲朋好友得知我要离湘进藏的消息后，说我是何家的顶梁柱，既要赡养老人，又要养育未成年的子女，便纷纷劝我把家庭困难向组织讲清楚，要求换别人去。母亲还瞒着我拄着拐棍到县委会找书记，诉说儿子与媳妇都是独子独女，家里四老三小，老的平均年龄65岁，而且体弱多病，3个小孩最大的还在初中毕业班读书。我得知情况后，立即把母亲劝回家。通过两天两夜的思想工作，母亲终于被我说服了。

    1979年5月16日 ，我与县水利局技术干部姚召基在县直机关干部的欢送中登上去长沙的专车。全省进藏干部在湖南宾馆集中学习、编组，统一乘火车到甘肃柳园火车站下车，改乘汽车开始进藏的长途行军。途经敦煌时，我们还参观了莫高窟，欣赏辉煌的古代壁画艺术，加深了对祖国古代文明的认识。古人在荒凉的戈壁滩上开辟了丝绸之路，创造了灿烂的文化，大大激发了我们到西藏开创工作新局面的信心和决心。过敦煌不久，我们的车队就驶上了盐湖公路，在光滑的路面上；汽车司机不敢快速前进，广阔的盐湖到处一片白茫茫，看不到树林，见不到人烟。车过盐湖，我们在格尔木休息3天后继续行进。这时，海拔越来越高，进入五道梁时，风沙大起，天空灰蒙蒙的，车速明显放慢。同志们身体不适的反应加剧，车上的笑声、歌声没有了，伴之而来的是头痛、胸闷、耳鸣，有的同志开始呕吐。到雁石坪兵站时，天已黑下来，大多数同志没有进食，便倒在泥沙厚厚的统铺上，一是没有水洗脚，二是因为人太累也不想动。我当时感到头痛得好像要炸开似的，心脏要跳出来一样，走路轻飘飘的。天亮后，继续前行，进入唐古拉山地段时，我们车上有个女同志头痛得无可奈何，仅有的两只氧气袋已被两个处于半昏迷状态的同志使用，我只好用小刀把带在身上的高丽参削成小块，让那位女同志含在口里。行军队伍在当雄县住一晚，稍作休整，又向拉萨挺进．到羊八井后，能偶尔看到一些树木和村庄，还看到地下冒出的热气，后来才知道是地下温泉的热度很高。当地还利用这一资源搞地热发电。我们到拉萨后，住在自治区招待所．区党委召开了欢迎会。湖南、湖北和北京市的进藏同志分配在拉萨市。由拉萨市的领导接到市委招待所小住两天后．再由各县区和市直机关的领导接到各工作单位。   

    我们7个同志到了拉萨市郊的堆龙德庆县，我任县委书记，其他6位同志分别担任县委副书记、县革委会副主任、组织部副部长，公安局副局长、农牧科副科长和技术员。当时县委机关条件较差，县级干部各住一间20平方米的平房，其他干部是2～3人住一间较大的平房。安顿下来后，我们碰到的第一个难题是语言不通，与县区干部交谈时，我们的普通话不标准，他们听不太懂；与基层干部交谈时，更是双方都听不懂，少不了要懂藏语的同志翻译，常常词不达意。第二个难题是生活不习惯。由于高原缺氧，烧开水也要用高压锅，下乡检查工作要喝酥油荼、吃糌粑和风干的生牛羊肉。特别是吃生肉，开始一闻到那股气味就想呕吐，更不用说吃了。初次下乡时，我带了些馒头和开水放在车上，当与基层干部、农牧民接触后，我就被他们好客的盛情所感动，不吃他们的东西，一是感情上过不去，二是怕在藏族群众中造成误会，所以只好吞下去。吃了那些东西，肠胃不适，特别是吃了糌粑，肚子还有气鼓气胀的感觉。第三个难题是对藏族同志的性格不了解。有一次在检查收割工作后，我没点名地批评了德庆区收割进度慢，这个区的区委书记藏族干部罗布接受不了，立即把我送给他的一块茶砖退还给我。我当时感到自己在处理这个问题时没有从藏族干部的实际出发。于是我一方面找罗布谈心，做过细的思想工作；一方面帮助他抓工作，在这个区一连住了4天，很快把收割进度抓上去了。罗布很感动，又高高兴兴地接受了我送给他的茶砖。这3个难题是进藏干部必须过的三道关，如果过不了这三道关就很难开展工作。因此，我在县委机关开办了藏语对话速成班。请藏族同志和进藏的老同志当教员，每周学习3次，通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和实践，我们能与藏族同志进行简单的交谈了。关于生活习惯问题，我提出“喝不了酥油茶、吃不了糌粑就当不好进藏干部”的口号，要求干部从民族政策、民族关系、民族感情的高度来强化自己适应新环境、新习俗的能力。没有多久，我们进藏干部几天没有喝酥油茶还感到唇干舌苦，很不舒服哩!随着这些难题的攻克，我们与藏族干部群众的感情与日俱增，对藏族干部和群众的性格也更加了解，工作起来就顺利多了。

    藏族地区有不少禁区，处理不好就会影响民族团结。因此，对犯禁的事不可不慎。但通过一个时期的工作．我发现有些禁区属于宗教信仰、民族风俗和民族习惯问题，而有些禁区则属于封建迷信。如果是属于后一类的禁区，你不用科学文明去突破它，就会阻碍社会的进步。我工作过的堆龙德庆县，是西藏人口较多的县，当时有28855人，设有6个区和35个人民公社。农牧民以定居为主，除喂养少量的牛羊外，以播种青稞、小麦、豆类和油菜为生。由于历史原因，科学种田的一些技术普及得很不够，因而农作物的单产不高。一般在150公斤左右徘徊；有些地方由于病虫害的影响，产量要更低一些。我与农牧科的同志深入调查，发现全县9 万多亩粮食作物中，受病虫害影响的近2万亩，严重的地方成片小麦和青稞苗上爬满了蚜虫，叶片枯黄，茎秆老化。我询问基层干部，怎么不打农药治虫保苗?他们说群众不愿意用农药把虫杀死，认为虫子也是生命，是天老爷放的，打不得，也打不死。于是我将此情况提到县委常委会上进行讨论，一致认为，这是封建迷信人们的头脑禁锢，只要切实加强领导，坚持用科学知识教育群众，充分发动群众，病虫害是可以战胜的。于是决定在全县开展“打一场治虫灭病的人民战争”，并成立治虫灭病领导小组，县财政还拿出1.2万元购买农药和药械，分发到8个病虫害严重的人民公社。10月中旬，又在乃琼区举办为期3天的有各区领导和骨干参加的技术培训班，除学习文件和讲授技术课外，还现场实习，使培训人员提高了认识，基本掌握了对虫情的观测、农药的配备及药械的使用方法。他们回去后，层层建立了治虫灭病领导小组，基层骨干先从本生产队做起，逐步推开。1980年县里还在东嘎区、德庆区和柳吾区先后召开几次治虫灭病现场会和督战会。通过一系列的工作，终于打破了治虫的禁区，使科学种田的知识得到普及，夺得全县粮食大丰收，亩均增产41公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