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党和政府在实施新政策新举措时，都要经过“先试点，后推广”、点面结合的工作方法，这对各级领导作出科学决策，减少失误，推进各项工作顺利进行，起了重要作用。冬往春来，“办试点”已成为领导工作方法上的一种文化现象，即所谓“办点文化”。

1949年初，我南下湖南后，先后供职于平江县区委、县委、湘潭地委等机关和供销、外经贸等商贸部门，曾多次参加过办各类试点，经历了许多成功与失误、经验与教训，感悟多多。

1950年冬，平江县委派我到一区长江乡参加土地改革试点。在新解放区实行土改，大家都没有经验。该乡上江村进展到“划分阶级”时，有那么几个地主表现很不老实，贫雇农不敢面对面的说理斗争。该村的土改工作队员和几个积极分子缺少办法，在一气之下，忘记了土改政策，对地主实施了捆跪吊打，此种违背土改政策的举动，办点负责人不仅没有批评制止，反而说这是群众提高阶级觉悟和发动起来了的表现。他还解释，在激烈的群众运动中，采取一些过火行动，是一种领导艺术。要我整理个材料，向县委汇报。上江村贫雇农是否真正提高了阶级觉悟？此种过火的搞法应不应该作为经验向县委汇报推广？我没有立即动手写汇报材料，提议先下去调查。在调查中了解到当场对地主施暴的只有几个年轻人，多数群众内心并不赞同，有的溜出了会场，有的白天参加斗争，晚上又偷偷到地主家陪不是。有个别受体罚的地主还写信给在“二野”当干部的儿子诉苦，要其向首长反映。事实证明，上江村的作法不可取。办点工作组向领导汇报的应是教训，而不是经验。我是参加试点的县委办政策研究员，要对事实负责，不能按领导意愿随波逐流，于是，我书写了一篇题为《捆吊冻打不能斗垮地主，深入发动群众才有办法》的调查报告。县委、地委考虑到在群众运动中，干部思想认识上较为普遍存在“‘左’比右好”，“‘左’是方法问题，右是立场问题等错误倾向，认为我写的文章有针对性，发表在 1951年2月4日 《建设报》。

土改后，党在农村的中心任务是对农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引导农民走合作化道路。从1950年起，我在一区、二区的长江、更新、横江、小田、芦洞等乡参加土地改革和土改复查，后来又在十一区、一区、七区任区委宣传委员、区委书记。对农村现实和农民心态比较了解。土改后的贫雇农，分得了田、地，有了下力气的地方，干劲十足，真所谓“新讨老婆爆作田，一年当得两三年”，中农、富农因土改中保住了自身利益，中南行政委员会又适时颁布了“发展农业生产十大政策”，消除了疑虑，都打算精耕细作，增加投入，多打粮食，过好日子。积极拥护改变农业生产所有制的农民不多，主要是困难户。1953年冬，我在原土改试点长江乡（后改为江城乡）仁里片作了一次调查，全片140户，因天灾人祸破产的有2户，因生活困难卖了田的有6户，负债的有22户，占总户数的21%。例如，解放前靠做长工为生的何傍然，土改分到2000多斤产量的田，开始有了饭吃。不料后来他家接连病死了人，又有18担谷田遭旱，多亏邻居帮忙，才车水救活了7担谷田。无奈将1000斤产量的田，只当作600斤谷卖给了别人。

那时，县财政收入很少，无力给困难农户提供帮助，我就从实际出发，在新民乡试办以变工互助为形式的临时互助组。王正英是军属，土改后有田、土4亩，丈夫 1951年参军后，缺乏劳力，我就在她屋场附近办起临时互助组，她不会用牛、搭田垅和下种育秧，组里就安排她插秧、锄禾、收割、晒谷等轻活，一天能赚8分工票。夏季遭旱，有水车的组员都扛出来，架上了5层梯田，保证了块块稻田增产。王正英家的收入还超过了她男人在家的时候。新民乡办互助组的经验，很快就推广到了全区，为困难农民提供了一些帮助。

1952 年11月下旬～1953年3月上旬，我带领平江一区、十一区1200多名民工，参加整修南洞庭湖工程，因工地在湘阴县白马寺南端，靠近省指挥部，领导就派两位干部下来同我们一道办试点。在劳动竞赛评比开始前一天傍晚，我从总队部开会回来途中，照例到工地检查一遍。此时，民工已收工回工棚，大堤上只有四中队一个硪工组在打最后一遍硪。突然，我听到落地硪声与往常不同，走近一踩，脚底软绵绵的，“坏了，一定是将不符合工程质量要求的稀泥巴挑上了堤！”走下堤一看，果然不出所料，清基时堆放在堤边一大堆稀泥不见了。稀泥巴水份多，硪夯不实，“千里金堤，溃在一穴”。晚饭后，紧急召开大队、中队干部会，严厉批评只图土方进度，不顾工程质量，弄虚作假的错误行为，提议马上组织民工返工。在讨论时，大家都检讨了错误，但对马上返工持有异议，认为明天就要评比，今晚却搞返工，有损大队的声誉，指挥部办点的干部也说现在处于劳动竞赛关键时刻，等评比完再说。当时，我未作明确表态，但心里总觉得这样做不够诚实、光明，存有沽名钓誉的念头。会后，我再度与大队长黄夙才商量，在诚实和荣誉之间，我们选择了诚实，随即我俩组织几十名民工和一个硪工组，上堤返工。经过几个小时奋战，挖出担走了百多方淤泥，填进了从堤后挑上的新土，然后层土层硪夯实，彻底消除了隐患，心里才踏实下来。

在第二天评比时，我们大队没有评上先进，失去了劳动竞赛红旗，然而却得到了宝贵的教训和做人应有的诚实，值得。

1952年以后，南洞庭湖区又发生了几次倒堤溃垸，但我们大队负责修筑的大堤却安然无恙，牢固屹立在资水之滨。

几十年来，我感悟到，经过时间和实践考验的荣誉，才是最珍贵的荣誉。

1953 年冬，团地委两位干部来一区与区委一道办粮食统购统销试点。那时，农业生产比较落后，粮食产量不高，为保证城镇居民的粮食供应，国家决定统一购买农民多余的粮食。工作组经过几天的工作，地区的同志率先拿出3个按田亩、产量和人口平均消费水平计算余粮的方案，超过平均线的，就是统购的余粮，并说此方案简便易行，工作量不大，很快就能完成任务。1950年我曾在这个乡办过土改试点，而今又在区上当领导，对农村情况比较了解，认为该方案的确简便省工，表面看也公平合理，但是存在不切实际的弊端，因为田土肥瘦不一，施肥有多有少，灌溉有近有远，耕作有精有粗，每户农民的实际粮食产量并不相等。如果“一刀切”，肯定有些农户就会购了“过头粮”，来年春上还得返销。

“莫想那么远，以后事情以后再说”，从他们的这类辩解中，我品味出有急于邀功的味道，也就不客气地回敬说：“你们是上边来的，试点一结束，就拍拍屁股走了。我们在基层工作的，发生了问题，还得去‘擦屁股’”。双方相持不下，就提交乡民代表会讨论，大伙都说我的想法实际，决定采用自投公议，民主评议的办法进行。这样，既购了应购的余粮，又避免购了“过头粮”，皆大欢喜。

在农村，多年流传着这样两句口头禅：“工作组，工作走，工作组走了工作也走”。这反映了有些干部在办试点时，缺乏责任感，办事有头无尾，没有处理好善后工作和产后服务，就一走了之，群众很不满意。

子篾，是兴修水利和日常农用的物资，岳阳县境内没有货源，历来都从外地购入，难以保障正常供应。1975年下半年，县生资公司、荣家湾供销社联合在兴旺公社办青皮竹园试点，从广东省购进价值6000元的青皮竹种苗，施放3.5吨氮磷化肥，价值1764元。安排7名社员常年培育管理。栽种结束后，办点人员就都 “打道回府了”。后因境外子篾货源供应正常，无人再过问试点上青皮竹的事了。点上试栽的青皮竹成活后，竹园负责人多次邀请原办点单位下来指导和解决青皮竹砍伐、加工、销售问题，可是久久不见动静，农民怨声载道。

1978年10月10日 ，我有事路过竹园，看见数千亩竹园一片葱绿，长势喜人。老竹一根发二三十根，新竹长势更旺，高达 4米 开外。竹园负责人老许却焦急地说：“栽竹三年多，开销一大笔，收入冒一分，办点干部无踪影。”

“文化大革命”后期，我被贬下放到荣家湾区供销社工作，我知道青皮竹园问题，是办点人员缺乏责任心和忽视产后服务造成的，已经给农民造成了经济损失。根据供销全国总社关于“凡经过供销社扶植农民生产的农副产品，都要进行收购，不准损害农民利益”的规定精神，我麻着胆子向有关单位反映、呼吁。10月26日，《新湖南报》发表了我写的题为《商业部门对扶植起来的农副产品要负责收购》文章，引起岳阳县委和商业部门领导的重视，才使兴望公社青皮竹的加工收购问题得到解决。

1981～1991 年，我任岳阳地（市）外经贸委（局）领导成员时，经常下基层参加外贸经济体制改革、扶持出口产品生产试点等调查研究。因为有多年办试点经验，思考问题能够从实际出发，我总结的点上经验一般都可以推广，并受到对外经贸部和部属专业杂志的重视和刊载。如《等待不是办法，松绑才有希望——岳阳外贸调运站试行单项经济改革扭亏增盈》（《对外经贸实务》1984年第三期）、《从岳阳外贸清查官僚主义造成的损失看加强业务技术培训的紧迫性》（《对外经贸实务》1984 年第四期）、《坚持责任制，提高活大猪出口合格率》（《对外经贸通讯》1985年第三期）、《解放思想，大胆改革——汨罗调运站八个月扭亏增盈57万元》（《对外经贸实务》1985年第一期）、《汨罗站试行活大猪出口“三率”承包的作法》（《对外经贸财会》1987年第五期）、《岳阳外运公司完善承包责任制的经验》（《对外经贸财会》1988年第五期）、《失误·反思·对策——从平江外贸经营损失巨案看加强财务监督的紧迫性》（《对外经贸财会》1993年第四期）等等。

办出口商品生产试点，是岳阳外贸的工作重点。20世纪60年代后，领导机构抽调大批干部、职工和资金物资办起良种猪、良种鸡鸭、甜酸藠头、长毛兔、水貂、百合干、湘莲（加工开心莲子）、猪鲜肠加工、猪鬃加工、珍珠养殖等几十个试点。回首当年，试办成功和推广到面上的仅有瘦肉型生猪、甜酸藠头、湘莲等几个品种，其余都先后退出国际市场。检查分析原因，关键在于是否做好了产前产后服务。比如出口港、澳的活大猪，因办点扶植人员了解市场需求变化，长期坚持改良品种，不断改善饲料结构，做好疾病防治等产前产后服务工作，不仅巩固了点上的成果，还对面上淘汰土杂猪，普及良种猪作出了贡献。境内的良种猪出口多年稳定在 10万头以上，每年为国家创汇达2000万～3000万美元，饲养户也得到丰厚回报。

对于办点失误的产品，我也作过一些调研。例如长毛兔，20世纪70年代，长毛兔在国际市场供不应求，到了80年代初，需求量已处于饱和，可是平江县外贸局领导未作市场调研分析，就派员在南江区办起饲养长毛兔试点，接着又推广到虹桥、长寿、安定3个区，共办兔场30多个，年产毛20多吨。试办仅3年，上级公司就通知停止收购兔毛。农民生产的产品无销路，只好把兔子宰杀，造成很大损失，至今一提到长毛兔，农民仍在骂娘。

震惊湖南的汨罗县（市）养鸡专业户周友平破产的消息在北京《大公报》发表后，引起省、地、县外贸领导的关注，我和副主任郭范秋陪同省厅领导到周家慰问，给予稻谷、煤炭补偿，帮助周友平重整旗鼓，恢复生产。1984年，汨罗县外贸又派员扶植农民周友平办起饲养800只良种鸡试点，也是因办点人员责任心不强，产前没有过细了解港澳市场需求变化，盲目指导试办鸡场，后因上级公司通知停止收购，使养鸡户遭受严重损失。

出口珍珠养殖失败，则是另外一种情况。岳阳境内水域广泛，河蚌资源丰富，适于养殖国际市场畅销的珍珠。1978年，湘阴县外贸派员在南湖区和平公社复兴大队试办养殖珍珠获得成功。1979年初，岳阳地委书记张月桂率领县（市）、农场和地直单位负责人前去参观、考察、推广。仅一年工夫，境内就办起珍珠养殖场 278个，插育珠河蚌85万个，养殖水面达550亩，按照以往办点规律，办点干部先后撤回单位，等待农民获利的消息。殊不知养殖成功的珍珠，并不等于都能卖上好价钱。珍珠是国家出口的特殊商品，质量要求十分严格，收购单位按珍珠的规格、形状、光色共分5个等级。1、2、3级为圆珠形，质量优良，国际市场供不应求；4、5级品卖价不高，市场又不稳定；级外品不能加工装饰品，只能药用。因办试点人员没有向农民详细宣传解释珍珠收购质量标准和卖价差别，加上农民害怕政策有变，存有“多得不如少得，少得不如现得”的急功近利心态，普遍出现了过早开取嫩珠现象，致使境内所产珍珠没有1级品，2、3级品也很少，4、5 级品占60%，养珠农民无利可获，改谋别的生路，一场声势浩大、看好能够获利的珍珠养殖门路就这样中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