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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童生活散记

来源:未知来源 日期:2015-03-31 12:00

   日寇铁蹄下的难童生活,距今60多年了,但它却深深烙在我的记忆里。

血腥记忆——目睹日寇暴行

    抗日战争爆发的第二年——1938年11月,日本鬼子占领了武汉, 11月9日 (农历九月十八日)占领临湘县城,两天后,岳阳也沦陷了。鬼子在铁路沿线、交通要道,建立了密如蛛网的哨所和据点,杀人、放火、奸淫、掳掠,恣意横行。无数的生灵倒在日寇的屠刀下,城乡被涂炭,主权在呻吟……。我的童年就是在鬼子侵华的乌云笼罩下度过的。

    记得临湘快沦陷的那几天,鬼子的飞机轰炸县城,敌机一批又一批的飞过,低得就象要刮着房顶,炸弹就落在附近,在敌机刺耳的尖啸声和大地的震动中,我姐弟三人吓得躲在桌子底下,唯恐房子会塌下来。轰炸过后,人们就纷纷离家逃难,我们一家也只简单收拾了一下,就随着人流逃离了县城,来到了离城10多里的小山村。这里山多林密,易于躲藏。原以为在这里就可以逃离鬼子的魔爪,然而这偏远的小山村,也不能幸免,常有三三两两的鬼子进山“打掳”(骚扰),搞得人心惶惶。

    鬼子是强盗、是禽兽。鬼子抢夺财物、杀猪牵牛、捉鸡鸭,特别令人不能容忍的是残害妇女。鬼子闯入民宅,一旦逮着妇女,就兽性大发,以枪相逼,强行奸污。被其奸污的妇女村村都有,有的奸后被杀,有的事后悬梁、投井自尽,有的精神失常、生不如死……。1939年春的一天,获悉鬼子要来“扫荡”,青年和妇女都躲起来了,村里就留下了老人和小孩。早饭后,4个鬼子闯进村里,企图糟蹋一个只有十三四岁的女孩,她奶奶急忙把她护在怀里,丧心病狂的鬼子哪肯罢手,一枪托把奶奶打倒在地,半天也爬不起来,几个鬼子不管女孩的哭天喊地,强行把她拖到后面房子里去了。女孩被强暴后,一个多月起不了床,天天如痴如狂的哭叫,她奶奶也精神恍惚、一病不起,好不凄惨。

    鬼子为了“皇军”的“大东亚圣战”,实行战时物质管制,就是要垄断一切资源,维持他的侵华战争。粮食、棉花、布匹、药品、食盐等等都是“战备物资”,私人是严禁公开买卖的。1939年夏的一天,三个偷运棉花的农民路过离县城不到五里的峡山村时,被鬼子发现,当时就被开膛破肚,暴尸荒野,野狗争相撕咬,真是惨不忍睹!食盐受到鬼子的严格控制。那时“担谷一斤盐”,人们想吃点盐有多艰难!有一次我随父亲到县城去买盐,通过哨卡时必须出示“良民证”,接受鬼子逐个搜身检查和盘问,还要在刺刀和狼狗的监视下向膏药旗 (日本国旗)鞠躬,才放你进城。这次买盐回来后,我做了个恶梦,梦见鬼子唆使狼狗向我猛扑过来,把我吓得惊出一身冷汗!那时汉奸、特务、密探也很多,谁说了对鬼子统治不利的话,就会被抓到日本宪兵队去吊打、压杠子、灌辣椒水……。一旦被抓去,活着出来的不多。我老伴一家受鬼子的伤害是极其悲惨的。她的父亲易孔道是小学老师,只因为讲授地理课时说了“东北三省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不是什么满洲国”而触犯了“大东亚共荣”,扣上有反日情绪的帽子,被宪兵队抓去,折磨得死去活来。经多方托人担保才被“轻判”,当了几个月“劳工”,总算活着放了出来,但已落得一身伤残。她祖父易白胜就因为是本乡的联保主任,被姓曾的汉奸(抗战胜利后,此人被镇压)告密,和同村的易远山老人同时被宪兵队抓去。据知情人说,鬼子用麻袋把他们分别装上,浇上汽油,活活烧死,死后尸骨全无!鬼子对手无寸铁的百姓,手段之残忍,令人发指!  

鬼子不把中国人当人,视杀人为儿戏,毫无人性。邻村的张老爹上山去拾柴,这时恰逢几个鬼子在村里抢劫。当鬼子看到对面山上有人走动时,竟灭绝人性地把老人当活动枪“靶”射杀。时至今日,张老的后人每当谈及此事,对鬼子惨无人道的罪恶行径仍愤恨不已!

             逃出魔爪——到难童收容院去

   县城沦落了,小学办不成了,乡村只有私塾,教的是古文,年仅七八岁的我只能和尚念经,哪来的学习兴趣?何况在农村也是提心吊胆过日子,随时都有被鬼子抓夫 (抓去带路、牵马),甚至有抓到日本去当“童工”的危险。1940年夏的一天,得知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正在岳阳、临湘抢救沦陷区的难童到“大后方”去读书的消息,能摆脱鬼子的魔爪,又有书读,哪能不去昵?我们相约本乡九个小孩(最大的只有十三四岁)去报了名,不顾父母的劝阻,带了一点衣服和干粮就上路了。到了西山临湘县政府,才知道到攸县 (难童收容所所在地)去还有几百里路要走,而且要越过鬼子的封锁线。但我们去心已决,第二天县政府还是派人带领我们出发了。   

那时,在岳、临沦陷区的交通要道都设有鬼子的哨卡,铁路上有鬼子的铁甲车巡逻,天上有鬼子的飞机低空盘旋。为了避开鬼子和敌机,我们一行十人常常是白天休息晚上走,大路不走走小路。我们偷越了鬼子的几道封锁线,躲过了鬼子的铁甲车。我还清楚地记得有一天晚上偷越云溪哨所的情景。那是六月的一个星星满天的娥眉月夜,远远的就看见炮楼上的探照灯扫来扫去,带领我们的人要我们“千万不要说话”,领着我们静悄悄的向炮楼方向走去,在高低不平的田坎、山路上连滚带爬、时起时伏的前行,我们灵巧地避开了鬼子的探照灯光,胆战心惊地越过了鬼子的这道封锁线。

    我们这些孩子虽然来自农村,但没有长途跋涉过。大路不敢走,连续几天都是走在羊肠小道上,走过了山村还是山村,爬过了大山又是小山,走得腿发软迈不开步,走得腿肿胀,脚上血泡连血泡,钻心的疼,还得咬牙一个劲的走,用力的走。六月的大日头,剃的是小光头,晒得头昏眼花,口干舌焦,汗直往下流。碰到下雨天,就更惨了。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没有雨具,全身湿透,穿双破布鞋,泥泞路上越走越重,脱掉鞋子光脚走,脚上的水泡痛死人。我们常常累得筋疲力尽,边走边哭,还得边哭边走,谁也不敢掉队,谁也怕掉队。每天走呀走,没个尽头,实在饿得不行了,走不动了,找个屋场,借个火,烧点开水,吃点干粮,歇歇脚又得走。只有到了宿营地,带队人给我们安排好住宿,才能吃顿饱饭,然后用热水烫烫脚,美美地睡上一觉。

    由于天天走路,日晒雨淋,加上汗水浸蚀,我们这群破衣烂衫、又脏又臭的“叫花子”身上到处是虱子,痒得浑身难受,抓得身上到处是血,同时,身上又长满了疥疮,奇痒无比。虱子和疥疮一直伴随了我五年!

    我们经过上十天的风餐露宿,艰难跋涉,好不容易走到了湘阴,走出了沦陷区,走进了“大后方”!湘阴是个紧邻湘江的小县城,比鬼子占领的临湘县城有着一种宁静和繁华的景象。我们在这里休整了一天多,就转乘一艘大木帆船向攸县进发了。

    船靠湘江左岸逆流而上。我们是第一次坐船,感到既新奇又舒适。吃、住都在船上,还可以观赏岸上的风景呢!可是坐船也有担惊受怕的时候,有几次遇到大风浪,虽然已经停船,但船在风浪里仍摇晃得非常厉害,几尺高的大浪,一浪接一浪地将江水不时地推入船舱,大风大浪似乎要把船翻过来,怪吓人的,好惊险!船老板反复叮咛“不要动!”我们哪敢动弹,都吓得要死,胆汁都要吐出来了。

经过十二三天的昼行夜宿,一天傍晚,帆船过衡山后驶入通向攸县的小河,虽然仍是逆水航行,仍有风浪,但河面平静多了,四天以后船就在攸县六轮陂码头靠岸了。我们庆幸摆脱了鬼子的魔爪,终于到达向往已久的难童收容院——第四儿童保育院。

            “保教合一”——保育院的生活

    我们保育院设在攸县六轮陂文家大屋,共有难童500人,除了极少数来自广东、海南以外,大多是来自临湘、岳阳农村的孩子。我还清楚记得,初到保育院的那天下午,清点人数的是一位和霭可亲的中年女老师,后来我才知道她就是我们的院长李融中。她拉着我们的手亲切地问我们的姓名、年龄、愿不愿进保育院、想不想家……之后,她就叫保育员带我们去理发(理发师是先来的难童)、洗澡,我们都换上发的新衣服、鞋袜。这是我离家后第一次感受到慈母般的温暖,眼泪禁不住夺眶而出。

    我们进了宿舍,感到非常奇特的是床铺和蚊帐特别的大,每张床可睡8个人,蚊帐可把整个床都罩上。这一觉我们个个都睡得很香,大概是一连好多天都没能好好睡过觉吧!第二天清早,操场上的操练声和歌声把我们惊醒了,我们第一次听到了“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这支歌,好雄壮、好嘹亮!我们起床后,都拥到了操场看难友们操练,感到既新鲜又振奋。我想,大刀一定要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难童年龄大小不一,大的十三四岁,小的四五岁;文化程度不一,很多还未进过学堂。如何施教?这是摆在李院长和老师们面前的新课题。

    我们的李院长,早年毕业于湖南兰田国立师范学院,毕业后,曾在长沙市几所小学任教,是长沙市知名的小学教师,但她从未教过农村的孩子。她怀着满腔的爱国热情,投身于战时难童保育事业,是迎着困难走来的,她决心带领全院教职工完成保育五百难童的伟大使命!

    保育院实行的是“保教合一”。“保”就是保护难童的身体健康、生命安全。要解决五百难童的衣、食、住、行和防病、治病问题,这在战时是极不容易的事.而我们的李院长和老师们以慈母般无微不至的关爱,克服重重困难,千方百计逐步得以解决。“育”就是通过老师们的言传身教,带领五百难童在抗日烽火的艰难岁月中走好人生的第一步,培育难童从小懂得仇恨敌人、热爱祖国,并学习文化知识。

    入院不久,李院长就组织老师对全院孩子进行文化测试。按一般国民学校完全小学的要求,除了按文化程度分班(我被分在三年级)外,对半数以上的文盲、半文盲,创造性地编成几个特级班,施以速成教学,特级班的老师主要来自茶陵第二保育院高年级的难童,我们称之为小先生;对五岁左右的小难童,将他们编成几个幼稚班,由保育员进行管教。

    在教学上,李院长认为不能照搬普通学校的常规方法, 必须适应抗战的环境,按照保育院的要求,把孩子培养成抗日救国的后备军。因此,确定以爱国主义教育为中心,以文化知识教育为基础,同时进行生产劳动教育和军事常识教育。

    开学不久,全院各班即开展了“我们为什么进保育院”的大讨论。同学们用自己的切身体会和经历争相发言。我在班会上控诉了鬼子拿活人当靶子射杀,轮奸我村一个十三四岁的小姑娘,把邻村的易白胜和易远山老爹抓去活活烧死等惨无人道的罪行。一些孩子说到父母被鬼子杀害时,更是声泪俱下。

    院里还规定,每天晚会上必唱《战时儿童保育院院歌》。每当唱到“我们离开了爸爸、我们离开了妈妈,我们失去了土地、我们失去了老家”时,孩子们的心情是沉重的,声音是颤抖的;当唱到“我们的敌人就是日本帝国主义和它的军阀,我们要打倒它,打倒它!打倒它才能回到老家……才可以见到爸爸妈妈……才可以建设新中华”时,我们个个热血沸腾、激动不已!《院歌》是我们接受爱国主义教育的主题歌。李院长还亲自谱写了一首《朝会歌》鼓舞我们奋发学习、莫负今朝。歌词是:“先生们早,同学们早,大家相见乐陶陶。须记起,前方将士浴血在战壕,昨晚今朝歼敌知多少!未来主人责任真非小,及时努力,莫负今朝。”我们天天早操集会时唱,个个精神抖擞,神采飞扬!

    在抓爱国主义教育的同时,院里还突出抓了纪律教育和团结教育。农村来的孩子比较自由散漫。有的上课迟到早退,集合时动作迟缓,外出不请假,下塘捉鱼、挖藕……不良习气和现象常有发生,李院长和老师们费尽了心血,苦口婆心地对孩子们进行了长期的、耐心的说服教育。她教育我们,进了保育院就不是普通的孩子了,要互相帮助和监督,自觉遵守院纪院规,绝不背着老师做越轨的事。院里抓团结教育也是事出有因的。同学们基本上是临湘、岳阳的,同乡观念比较重。不久,湖南保育分会送来了一批(约20余人)广东、海南的难童,因语言不通,生活习惯不同,只能暂时由一位同来的广东老师管理。没想到在一次课外活动中,一位临湘同学和一位广东同学因打球的事发生了口角,许多同学各站在自己同乡一边进行偏护,矛盾逐渐扩大,由斗嘴到扭打。李院长等一些老师立即前去调解,李院长语重心长地说:你们天各一方是为了什么走到一起?你们是同命运共患难的难友、还是打斗的对手?你们共同的目标究竟是什么?在老师们的启发教育下,明白了都是受鬼子侵害的难友,应当情同手足,相扶相助。于是一场纠纷化解了,双方握手言欢。坏事变成了好事。此次事件后,广东、海南来的这20多个难友顺利地插到各班,学习、生活亲如一家。

    文化课的学习,各科老师自始至终都抓得很紧。老师认真备课,力求把课教好。学生也都认真学习,上课时认真听讲,下课后刻苦自学;星期日和节假日除了劳动生产外,也都成了大家自学的宝贵时间。学习气氛很浓厚。我那时还只是初小生,也懂得要勤奋学习,不懂的问题,能主动与同学切磋、讨论,学习不甘落后。

    各科老师的课堂教学,直到今天我仍然记忆犹新。我班的语文老师(直至小学毕业)是第二保育院院长齐新的妹妹齐觉老师。她从不照本宣科,非常重视选用补充教材,开阔学生思路和视野。所选教材有记述抗战英雄事迹的文章,也有当代作家的优秀作品。算术老师把比较枯燥的数字和公式,讲得形象、生动、有趣,教一道习题,常常不拘于一种解法,而是用多种方法演示,启发学生的思维,激发学生对学习算术的兴趣。我对数学的偏爱,受老师的影响是比较深的。音乐老师教我们唱的全是抗战歌曲,如《流亡三部曲》、《黄河大合唱》、《你这个坏东西》、《到敌人后方去》、《在太行山上》等等,每次教唱,都激起我们对鬼子的无比仇恨!

    在体育课和节假日活动中,我们还增加了军事常识教育和应付战争能力的训练,如露营、野餐、救护等等。这些教育不仅增强了我们的组织性、纪律性,而且为以后的逃亡生活打下了基础。

    劳动生产教育,是我们的必修课。一方面是为了增强劳动观念,增长生产技能,培养吃苦耐劳的精神,同时也是为了补充战时供给的不足。我们在攸县四年,基本上是半天学习、半天劳动。主要劳动是种菜(各种蔬菜都有,自给有余)、养猪。各班都划分了菜地,老师也同我们一块劳动,挑的挑、锄的锄,数百个孩子撒在地里,人头攒动,一片欢歌笑语,好不热闹!此外,女同学还参加缝纫组,谁的衣服、鞋袜破了,都可以送到缝纫组去补;男同学可以学理发,学打草鞋,我还能打出几种花样的草鞋呢!至于到几里路远的河边去运米和煤,则是由工人带领大龄同学一起去的。由于在种养方面有了丰硕成果,伙食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大家乐哈哈的吃得有滋有味。

在攸县的日子里,由于教育得法,孩子们在德、智、体三方面都得到了健康成长。高小毕业的都先后升入芷江国立二十中学,原来的文盲和半文盲也都提高了文化,达到初小毕业水平,有的还升入高小,我也高小毕业,准备去芷江。可惜,我升中学的美梦,我们在攸县的平静生活,由于日本鬼子进攻长沙而破灭了。

               千里流亡——苦难的旅程

   1944年夏,日本鬼子为了进一步控制我国大西南,打通粤汉线,调集了36万日寇,分三路疯狂进犯湖南腹地,长沙吃紧,衡阳吃紧!临近衡阳的攸县不能呆了,为了孩子们的生命安全,李院长和老师们商定:把学生组成若干分队,由老师带领开始了一年多的流亡生活。我们从攸县出发,途经茶陵、酃县、永兴、资兴,翻越崇山峻岭,酷日当头晒,暴雨光头淋,风餐露宿,千里跋涉,逃往汝城,历尽了不可想象的千难万苦,忍受了无法忍受的饥寒交迫,每到宿营地,数百难童,哪有那么多的房屋、床铺,只能分散在群众家的堂屋里、庙堂里、屋檐下,衣被单薄,铺些干草席地而卧,以恢复疲劳。逃亡途中,“吃饱肚子”是首要的问题。政府接济非常有限,湘东南大山区人烟稀少,自给自足的经济,群众生活也十分清贫,尽管李院长和老师们千方百计地筹集粮食,也常是吃了上顿愁下顿。“一餐不吃饿得慌”,我们常常是饿得眼发黑、腿发软,实在没有办法只好乞讨,甚至去偷路边的红薯、蔬菜、瓜果等等,只要能充饥的,我们边走边偷边吃。真是“饥不择食”,哪里还顾得生冷、卫不卫生!逃到酃县境内时,多数难童因此患上了疥疮、虐疾、痢疾等疾病。其中特别严重的痢疾难童近百人,被集中隔离在祠堂的厅堂里,男男女女赤身裸体的躺在门板上气息奄奄。战时缺医少药,疾病的痛苦折磨,夺去了数十难童的幼小生命。我也感染上了严重的痢疾,赤身裸体的躺在门板上,奄奄一息,几度昏迷,经历了20多天病魔的摧残,在老师无微不至的照料下,我终于从死亡线上奇迹般地挣扎过来了,未待体力恢复,我又拖着虚弱的身体跟着队伍继续南逃……。

在汝城的边远山区,我们仍然生活在缺药、断粮等极端艰苦的日子里,真是度日如年啦!好不容易迎来了1945年8月15日——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我们的流亡生活也就从此结束了!

谨以此文纪念我终生难忘的启蒙老师——李融中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