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当农业生产包干到户责任制这股强劲的东风吹进临湘的时候，临湘顿时沸腾起来了！从城镇到农村，从干部到群众，街谈巷议，议论和争论几乎到了白热化的程度。农民中拥护者是绝大多数，思想激进的人硬是逼着大队、生产队干部，瞒着公社和县里，把田地包干到了户。思想开放的人已经跃跃欲试，也在丈量田地，讨论包干到户方案。就连一些求稳怕乱的人，也认为这是农民脱贫的好办法，他们在怀疑、等待和观望中，企盼上级表个态好名正言顺的搞起来。干部中特别是基层干部中反对者是大多数，他们中有的人指责包干到户是搞“倒退”，搞复辟。有的人说：“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退到解放前。”“由集体退到单干，是方向路线错了。”还有的反对者扯起了大旗，说：“毛主席领导我们搞了了几十年社会主义，怎么一个晚上就把社会主义分掉了呢?”一些留恋大集体，大打伙，“出工一条龙，收工一窝蜂”，“农业学大寨，工分记大概”的人，怨天尤人，说世道变了。也有一些基层干部不忍心自己经营起来的林场、茶场、猪场、渔场被联产到人，包干到户，说这是瓦解集体经济。说到伤心时，还痛哭流泪。

    农村中农民们在麻着胆子，冒着风险，偷偷摸摸的搞包干到户责任制，在城镇在各级干部中却是在阻挠、在干预这场伟大的变革。

    时任县委书记赵纯烈和县委常委们，为了尽快扭转这种下通上不通的局面，向各级干部严肃地提出：“要把在街巷的议论，在办公室的争论，拿到实践中去讨论，让实践来检验真理。”

    赵纯烈同志亲自点兵点将，在县直单位抽调119名负责干部，加上公社干部组成93个调查组，下到那些第一个敢吃螃蟹的生产队，重点解剖他们实行包干到户责任制的情况。因为当时我在县委办公室搞情况综合汇报工作，县委指定由我具体负责组织生产责任制调查研究的情况综合汇报。于是，我有幸参与了这一次和以后几次调研活动的全过程。

    调查从1980年底开始到1981年初结束，调查人员进队入户，直接接触了生产队干部和社员群众9680多人。调查中，调查人员认认真真摸数字，面对面的交流思想，详详细细了解包干到户的具体作法和带来的新变化。

    当时，全县3982个生产队，自发搞起了包干到户责任制的只有265个队，仅占7%。调查组就在这些队中随机抽出了89个队进行调查。

    调查结果表明：事实胜于雄辩。

    江南公社晓洲大队第四生产队，是个长期后进队。状况是：队小人心杂，人少思想乱，集体家底薄，社员户户穷。全队18户，106人，360亩田地，1979 年全年人平纯收入73元。男青年无钱娶亲，女青年无钱出嫁。穷得实在不行了，就在年底搞分田包干。这一年，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家家增产，户户增收，全年人平纯收入达到398元，猛增了325元，社员个个笑逐颜开。

    陆城公社长岭大队刘家生产队，1979年底搞联产到户责任制，第二年扩种了45亩棉花后，粮食总产还增加1.75万公斤，总收入增加2.1万元，人平纯收入由126元增加到264元。

    长塘公社柳厂大队李家队，不怕干部卡脖子，自发搞联产到户责任制，当年联产，当年见效，增产1.6万多公斤，人平增收58元。

    桃林人有点闯劲，不怕鬼，不信邪，1979年底就有23个队搞起了联产承包责任制，结果1980年队队增产增收，户户热热闹闹过年，其中有183户第一次杀了年猪。他们说：“联地地增产，联田田高产，联产真的甜了心，中央75号文件真英明”。

    调查研究的目的，是要推动人们正确地认识世界和能动地改造世界。因此，调查的情况和研究的结论，要让更多的群众知道，要让各级干部知道，尤其是要让各级领导干部知道。历时半个月的调查结束后，我在认真听取各调查组的调查汇报后，用10天的时间精心撰写了一份洋洋万言的调查报告，把已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生产队的干部，在搞包干到户责任制时那种战战兢兢、诚惶诚恐的害怕心理；那种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大胆行为；那种实行生产责任制以后，思想解放，田地增产，收入增加的喜悦心情；那种在短期内就发生了惊人巨变的很有说服力的大量事实，如实地在调查报告中反映出来了。

    县委以《情况通报》的形式，向全县印发了这份调查报告，它像一股强大的冲击波，冲击和洗刷着各级干部特别是那些对包干到户有严重抵触情绪的干部的头脑和心灵。接着，县委召开县、公社、大队三级干部大会。会上，县委根据调查得来的情况，经过认真研究后，发出了关于在全县推行农业生产责任制的文件。把已经实行了包干到户责任制的生产队的各种具体作法、典型经验、巨大变化，作为典型材料印发大会，人手一份。同时，还请在调查中发现出来的8个包干到户责任制搞得很好的生产队队长，在大会上谈感受，讲变化，进行现身说法。

    这次会议，石破天惊，震撼强烈。拥护者，胸中块磊消除，心里感到踏实，更加积极大胆，勇往直前；犹豫者，思想罗网被冲破，等待、观望情绪已完全消失，他们有点心急如焚，如坐针毡，一个个摩拳擦掌，准备挽袖大干；反对者，自觉面红耳赤，理短气亏，抵触情绪烟消云散，他们的精神状态判若两样。会前还是怨气冲天、牢骚满腹的干部，会后已是心舒气顺，变得积极拥护了。

    这是一次具有转折意义的会议。会后，一个以建立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中心的活动，在全县轰轰烈烈地展开。县委选调了县直单位的干部423人，加上公社干部和大队干部共1533人，直接下到生产队，包队负责和群众一起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借鉴人家搞生产责任制的好作法，让群众自己从当地的实际出发，按照中央75 号文件精神，自主选择责任制形式。由于干部齐心协力，工作作风扎实到位，全县3982个生产队，赶在1981年春耕大忙前，分别都建立了各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其中选择包干到户和包产到户的750个队，占19.3%；责任到劳、联产计酬的1872个队，占46.5%；专业承包、联产计酬的112个队，占 2.7%；分组作业、联产计酬的511个队，占12.7%；小段包干、定额计酬的775个队，占18.8%。

    在一个短时期内大范围推行的多种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不可能是尽善尽美的。这时的县委，深刻地认识到，建立各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是很容易的，而要使它不断完善，不断提高，不断发展是很艰巨的，是一项摆在县委面前的长期工作目标。

    从此以后，县委在瞄准长期的工作目标中，把调查研究作为实现这一伟大目标的长期任务。这是因为：

    一、过去的农村是一个模式“队为基础”；农业基本上是传统农业；农民是自给半自给的小生产者，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变化都是比较缓慢的。但是，实行生产责任制以后，个别和一般、个体和群体、局部和全局转换和变化的速度加快了，情况瞬息万变。

    二、农民群众是农业生产责任制的首创者、实践者，在不断完善、不断提高、不断发展中，他们又是探索者、创新者。随着在推行农业生产责任制的过程中新情况、新问题的不断出现，在农民群众中新发明、新创造也会接连不断，新事物、新变化也就层出不穷。

    研究新情况、新问题，摸索新事物、新变化的惟一途径，也只能是调查研究，除此之外，别无它法。

    这个认识上下一致后，从1980年开始到1985年这段时间，县委围绕完善和提高农业生产责任制以及农村中的各项配套改革，先后组织上千人参与，开展了8 次较大规模的调查研究活动。调查研究的课题，主要有：对全局工作最有指导意义的新情况、新趋向、新问题；农村、农业、农民普遍关心而又亟待解决的问题；各个发展时期具有前瞻性、倾向性、关键性的问题；抓住“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问题。具体来说，调查了以下15个方面的问题。例如：如何适时、合理调整土地承包的问题；延长土地承包期的问题；集体资产处置问题；农村债务处理问题；集体茶、林、渔、牧场的承包问题；集体企业的承包问题；农村山林承包到户后的管理问题；包产到户后农村资源的充分利用与整体开发问题；农民进镇进城后土地流转问题；小城镇发展问题；农村税费改革与征收问题，农业基础设施建设问题；农村抗灾救灾问题；解决农村特困户生活困难的问题；农村义务教育问题，等等。

    为了提高这些调查的针对性、周密性、精确性、时效性和实用性，调查中分别采取了宏观调查、专项调查、重点调查、典型调查、抽样调查、随机调查、对比调查、民意调查等多种方法。同时，把调查和研究紧密结合起来，用科学的方法和严肃的态度，认真分析研究调查得来的情况，用调查研究得出的结果和结论，写出有份量、有说服力的调查报告16篇。县委根据这些调查报告，作出重要决策，印发了5个专题文件，发出了8个通报，供内部参考；召开了3次专题研究有关问题的会议，解决了当时必须认真解决的一些重大问题。

    25年后的今天，虽然时间老人向前跨进了一大步，时代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回过头来再读这些曾经是自己参与调研和撰写的调查报告，感触良多：因为这些花费了大量精力和心血的调查报告，能成为当时领导者决策的依据和推动工作的动力，能成为时代的镜子和历史的见证，能成为现在和将来人们不会忘记的这场伟大变革，也是令人十分欣慰的。至少，这份辛劳多少还产生了一些社会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