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开始推行生产责任制的时候，我正在岳阳地委政研室工作。当时，虽然中央有关落实农村经济政策的文件提到了建立联产计酬或包产到户的问题，但从上到下 “左”的思想影响仍然存在，有的甚至还相当严重。总是怕联产到劳或包产到户就是搞资本主义，就是文化大革命批判过的“三自一包”的回潮，因而在建立生产责任制的过程中，免不了有这样那样的顾虑，不敢放手去干，有的甚至对联产计酬的生产责任制横加指责，有的更耸人听闻地说什么“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这样的风凉话。

    到底要不要建立农业生产责任制？广大基层干部和农民群众对建立生产责任制是怎么想的?地委领导一时也拿不定主意。于是就要政研室组织人员下乡去搞调查研究。我和朱德煌同志(后来任市委秘书长、助理巡视员)被派往汨罗。在与汨罗公社党委易书记座谈时，他因为接触实际，听取了基层群众的意见，极力主张建立联产计酬的生产责任制。后来到该县(市)火天公社一个生产队作深入调查时，那位年轻的生产队长对我们说：“如果实行联产计酬生产责任制，我保证今年全队增产四到五万斤；如果按过去老一套的搞法(即大呼隆的搞法)，我是一点增产的把握也没有。”他为了说服我们，竟摸黑赶五六里路，一直把我们送到公社，然后再赶回去。这位生产队长所说的话和他的行动对我和朱德煌同志产生了极大的震动。一致认为，建立联产计酬生产责任制是广大基层干部群众的迫切要求，也是粮食增产的法宝。于是连夜将所了解的情况反馈到机关，供领导决策参考。不过，一个正确的意见要变成统一的认识，并形成广泛的实际行动，却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因为当时普遍流行的是“可以、可以、也可以“的说法，即可以搞大集体，可以联产计酬，也可以包产到户。后来，政研室领导亲自带领我们到华容县南山公社去搞生产责任制调查。具体调查的地方是青山大队。从这个大队实行联产计酬的两个生产队的实践情况看，干部群众对建立联产计酬的生产责任制非常拥护，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效果十分明显。我从内心里感到联产计酬生产责任制不仅偏远山区可以搞，就是平原地区也可以搞。既然基层干部群众那么拥护，效果又很好，为什么不可以搞呢?因此，就情不自禁地对当时在场的人说：“可以、可以、也可以”。意思是可以联产计酬，也可以包产到户。这句话在现在来看，根本算不了什么，但当时因为生产责任制才开始搞，人们的头脑里还有不少条条框框，于是同行的政研室领导就马上批评我“胡说”。因为同行的还有机关的其他同志，于是“胡说”二字一时在机关成为一种笑谈。由此可见，什么事情要真正做到实事求是是很不容易的。

    后来，地委组织工作组到华容县新河公社办点，主要是推行生产责任制。当时主管办点的主管农业的地委副书记是刘阳春同志，公社书记是现任岳阳市市长的罗碧升同志，我是地委工作组组长。我们工作组一行4人，就吃住在新民大队的一个生产队。好在当时挂点的刘阳春同志思想比较解放，也很能听取工作组和公社党委的意见，让我们放开手脚去干。当时的华容县委书记文启龙同志对生产责任制更是研究得相当深透，从生产关系、生产力水平及群众的觉悟程度的结合上进行较为系统的探讨，因而积极、大胆地在华容县大面积推广联产计酬生产责任制。而当时的新河公社党委书记罗碧升更是一位思想活跃、敢于创新的年轻干部。所以，我们地委工作组、公社党委与地、县领导配合十分默契，积极大胆地在全公社实行联产计酬生产责任制。开始是联产到劳，后来经过群众实践探索，创造了有华容特色的“两包一脚踢”的联产责任制。即将田土分到农户以后，除了上交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其余都是自己的(一脚踢给自己)。这种责任制既简单，又没有漏洞。虽然名义上是联产计酬责任制，实际上就是包产到户。只是因为当时人们对“包产到户”还有点忌讳，不便明说罢了。

    实践证明，包产到户生产责任制是完全符合当时农村生产力水平、符合农民的觉悟程度，也符合市场经济规律和马克思主义的物质利益原则的，因而推行起来十分顺当，几乎没有什么阻力。而实行包产到户以后，因为生产的好坏与个人的物质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则极大地调动了广大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和创造性。过去，公社干部催耕催种，操心劳碌，忙得不可开交，效果并不理想。实行包产到户以后，什么时候育种，什么时候插秧，下多少肥料，怎样除稗除杂等，几乎不要公社干部操心。我们工作组除了帮住户搞点劳动之外，也很少去搞催耕催种。但结果是当年早、晚两季都获得了历史上空前的大丰收。全公社在历史最高年产量的基础上增产粮食500多万公斤。在晚稻收割前，全省农业书记现场会在华容县召开，并在新河公社现场参观。带队的省委副书记董志文同志看到华容一派丰收景象，十分高兴。地委副书记刘阳春同志平时是难得轻易表扬人的，在带领大家参观新河公社的晚稻后，也由衷地赞叹说：“我们新河公社的晚稻真是一面谷、一斩齐、一片黄。”其实，这主要的并不是公社党委或地委工作组的功劳，而是包产到户的政策带来了丰硕成果。

    从农业生产责任制建立的曲折过程，特别是在新河公社办点的实践中，使我深深感到，一项正确的政策会产生多么巨大的威力!我国农村的巨大变化，广大农民温饱问题的解决进而奔小康，不正是由于包产到户等一系列正确的农村经济政策所带来的结果吗?而一个正确政策的酝酿、产生、形成，最后广泛推行，又必须发扬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只有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虚心听取群众的意见和呼声，一切从实际出发，而不是从概念和本本出发，并且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才能真正获得群众的拥护，才能使正确的政策变成广大群众的自觉行动，因而收到良好的效果，这一经验教训应永志不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