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寒冬，鄂中大地白雪皑皑，我所在的部队正在湖北潜江参加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一天，师首长找我谈话，同意我的多次申请，转业到地方工作。18年军旅生涯眼看就要结束，我脑海里勾画着人生的又一幅蓝图。

    可是不过几天，中央军委命令我部队立即返回军营进入一级战备。官兵一律停止探亲、外出，除了患绝症住院的外一律准备上前线。我敏锐地感觉到转业将是后话。果然那位师首长又一次找我谈话来了。他宣布原来的谈话无效。要我作好带兵打仗的准各。“养兵千日，用在一朝”，我二话没说听从组织安排。很快我们进入紧张的战前动员和为适应战争要求的部队临战整训。

    为补充兵员、扩充装备，一批批干部战士从兄弟部队调来了，一辆辆崭新的汽车、一部部新式的通信器材发到连队。军营里气氛骤然紧张起来。谁都知道要打仗了，连比较跳皮的孩子们也呆在家里不出来玩耍了。

    那时我的小儿子刚出生半个月，我既要照料在月子里的妻子又要参加紧张的战备，从早到晚既紧张又忙碌。在读小学听老师讲英雄故事的时候，我曾遗憾自己出世太晚，没有赶上那轰轰烈烈造就英雄的年代。想不到这个年代果真来了。刚过1979年元旦，第二天部队就整装出发了。

    我清楚地记得那一天，一辆辆军车按序号排列好了，干部战士们都陆续上车。我心里还是放不下家中的老娘、落月的妻子和刚出生的小儿子。离出发还有十几分钟，我赶忙跑回家。一进屋只见生病的老母亲躺在床上呻吟，妻子抱着幼儿坐在藤椅上两眼通红，泪珠直往下淌。我想，我也许是和亲人的最后一瞥，一旦不能活着回来，我为人之子不能尽其孝，为人之夫不能尽其情，为人之父不能尽其责，一下子心象撕裂了似的。这时，我想给他们留点儿什么，但又没有什么好留下。我把用塑料袋装的平时积攒下来的硬币大概有五百多元交给妻子。她全然不顾，看也没看顺手放在桌上。我们结婚时我给她买了一块瑞士进口手表，后来她硬给了我。为了离别的纪念，我从手上取下塞给她，要她把手上的上海国产表换给我，她怎么也不同意。她同样明白，战争是残酷的，丈夫这一去能不能活着回来，谁也料不到。但她始终没说话，成串的泪珠就是她千言万语的表达……还是大儿子打破了这沉寂，他虽然只两岁多但很懂事，紧紧抱住我的腿俏皮地说“爸爸，爸爸！你打了胜仗，一定要给我带一支冲锋枪回来!”我含着泪说：“孩子，爸爸一定打胜仗，一定给你带一支冲锋枪回来。”就这样，我怀着难舍难分的心情离开了老娘，离开了妻儿，踏上了征途。

    部队出发是静悄悄的，坐汽车、乘火车一直到广西南宁市。一路上，目睹一辆辆炮车、装甲车往前开进，一架架战机停在机场严阵以待，战争的火药味愈来愈浓。一到南宁火车站，只见那里摆满了军车，广场上全部是军人，很少见到老百姓，穿着白大褂的医生、护士抬着担架抢运伤员，忙上忙下。

    南国边境形势紧张，北疆边境形势也如一根紧绷的弦。苏联和越南签订了军事友好协议，苏联发表声明表示要支援越南。当时地方传言很多，说什么苏联已派兵越南，准备使用原子弹、氢弹和激光等尖端武器。还有的传得玄乎，说苏联的“冷弹”打到哪里就会使那里变成冰天雪地，人都会冻僵，不得动弹。听起来毛骨悚然。

    我们部队开始驻扎在离越南只有10多公里的广西崇左县一个村庄。时值南方春耕大忙季节，这里却田地荒芜。老百姓一怕越南特工队的骚扰，二怕炮火袭击，带着干粮躲进山洞里去了。部队一到，群众感觉有了靠山，都纷纷从山上下来，并用各种方式慰问和支援部队。1979年的春节我们是在前线度过的。老百姓把猪肉、鱼、鸡、鸭和各种蔬菜连烧柴和大米都送到连队，一送去就走了，连姓名也不留，弄得连队很不好办。按军队“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不能接受的，我们只好折合成现金交给当地公社和大队去处理。

    当时部队的任务是进行战前训练和动员，等待正式的战斗命令。我和梁益柳心照不宣，感到压力很大，我们经常在一起商量，下决心要带好部队，严密组织指挥，确保通信联络畅通无误，出色完成战斗任务。

    为适应越南山地丛林战，我们每天进行爬山演练，再就是学习和动员。有一天上午，我刚作完动员报告，与我同时入伍的一个老乡找到我，二话没说一把拉着我就往外走，在野外的田埂上坐下。面对越南，他十分忧虑地对我说：“老伙计，这下戳了大拐！什么牛刀子宰鸡?我看这次我们是回不去了……”我虽然嘴里没说什么，但心里同样没有把握，自己毕竟没有上过战场，不免有些提心吊胆，当时不少干部战士把值一点钱的毛衣等物品和手中的现金都悄悄寄回家去。有的还写了遗书。我想命都不要了，东西还算个啥，我什么也没寄，遗书更没写，怕家里人见了更伤心难过。

    有一天师里召开紧急会议，我作为师党委委员、师直属通信营教导员、党委书记参加了会议。一进会场看到那紧张气氛，我预感到战争快开始了。会上，首先传达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紧急会议精神，传达了小平同志访问泰国、柬埔寨等东南亚国家以及访问美国、日本的情况。接着，传达了叶剑英等几个老帅的讲话。总的意思是进一步统一认识，坚定胜利信心。最后传达会议决议，由当时的党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华国锋拍板决定开战。定的调子是打一场短暂的、浅进的、局部的自卫反击战。

    战场分东西两线，东线是广西方向，由广州军区司令员许世友担任总指挥。西线是云南方向，总指挥是昆明军区司令员杨得志。我们四十三军处于东线，在东线的还有五十五军和四十二军，同时配有空军、装甲兵和导弹部队。有一次首长传达许司令的讲话，他还是雄风不减当年，说“我许世友打仗从来是不怕死的，胆小鬼是上不了战场的”。并说：“我们是几十万大军对付一个小小的越南，简直是牛刀子宰鸡怕什么?越南布了地雷阵，我们就不会学习‘三国’时的火牛阵去破地雷阵!”

    1979年2月17日6时，几发信号弹突然升空，紧接着千炮竞发，榴弹炮、加农炮、迫击炮、火箭炮等各种各样的炮弹一齐向越军阵地飞去，映红了半边天。 “炮火准备”持续了大约半个小时。冲锋号吹响，一阵阵冲杀声在阵地上空回响，战士们象猛虎一样扑向敌人方向。不到一刻钟，只见我们这个口子上几十台救护车穿梭，来回接运伤员忙碌不停。按照许司令批示，部队买了许多牛、马、羊。计划战斗打响后让它们去踏地雷为部队开辟通道。谁知这些家伙一见火光不是往前跑而是拼命往后逃。三八五团一个卫生员赶着一头牛去踏地雷，结果地雷爆炸，人畜共亡。当时担任主力的三八六团一营在副团长雷志坤的带领下，在敌阵地前埋伏了一天一晚，战斗打响后，战士们冒着枪林弹雨冲上山头，一鼓作气夺下了中越边境第一个山头、敌人前沿阵地的扣帽山。全国战斗英雄侯满厚就是在这次战斗中产生的。当时，敌人的火力很猛，封锁了部队前进的道路，他作为副班长领着两个战士拿着爆破筒、炸药包机智地潜入敌堡下面。开始他把炸药包塞进敌堡，但很快就被丢出来，接连两次都失败了，他就悄悄地爬到敌堡顶部，使劲将爆破筒插入敌堡，敌人拼命跳下地堡。轰隆一声巨响，敌堡炸毁了，他却安然无恙。就这样，侯满厚和他的战友一连炸掉敌人三个地堡，消灭13个敌人，为连队冲锋扫除了障碍。后来侯满厚被中央军委授予“黄继光式的爆破英雄”称号，《祖国啊，母亲！》这部电影中的主人公的原型就是他。

    在这场战斗中，我们师的任务是配属四十二军攻打谅山，具体负责打穿插，按预定时间插到越南四号公路，打高平方向的逃敌，打从谅山向高平增援的敌军。部队来到一个名叫班腮口的地方，遇到了敌人狙击，只好暂停下来。我随师首长前去察看地形，只见山脚下有一排排敌人的军营，军营前面的树都砍光了。为减少伤亡，我们部队决定分批行进。当我们来到山脚路口子的时候，因前面的部队刚走，我们只得停下来。山上布满了工事，到处是敌人，探照灯四处乱照，敌人不停地从工事内向外开枪，当时天黑，月亮不时从云层里钻出来，我们只希望月亮不要露面为好，以免被敌人发现。

    我们通信营跟随师指挥部前进，几天的连续行军作战，战士们困倦极了，有的蹲在地上就打起呼噜来了。我把他们一个个叫醒，趁月亮没有出来悄悄进入了班腮口。这里地形险峻，两边是陡峭的高山，中间只有一条小山路，路旁是一条流水潺潺的溪沟。我们进去不久，前面突然枪声大作，接着后面也响起激烈的枪声。显然我们已经进入敌人的包围圈。我立刻紧张起来，老娘、妻子、儿子的形象立即在脑海闪现，心想我可能在这里报销再也见不到他们了，内心不免难过起来。但我又想到，在亲人与国家的天平上，我只能以国家的安危为重，到了眼边的泪水没有淌下来。这时，枪声愈来愈猛烈。面对残酷的现实，我顾不得那么多了，立即把连队十几支冲锋枪调集到一起。通信连除干部每人一支手枪外，一个班配两支冲锋枪，班长、副班长各一支。我作了一次战地讲话，要求大家沉着应战，遇到敌人就狠狠反击。我的话还未完，战士们手中的子弹就上了枪膛，百倍警惕地注视着周围的动静。约莫过了一个多小时，我在武汉军区信阳高级步校的同学、三八五团团长洪承管带领主力部队上来，我的心才踏实下来。不久部队就冲出了敌人的口袋。

    行军中我们改变原来路线，不走大路，单走小路、山路，有时没有路就破路前进。天黑、雨大、路滑，走进山林什么也看不见，只能摸着前进，有时一小时才走上一二公里。有一天大雨滂沱，漆黑一片，实在无法行进了，部队就原地露宿。我们穿着雨衣蹲着，身上背着电台机器不能睡觉，饿了就用压缩饼干充饥，好不容易熬到天亮才继续行军。

    来到六O六高地，指挥部进入阵地，大家挖猫耳洞、防空棚洞。其他分队停下来可以休息，而我们通信分队要架线，打开机器保持通信联络，一刻也耽误不得。到了夜间到处是枪响，晚上值勤，尤其要提高警惕，以防敌方特工人员摸上来。开始我们满以为打自卫反击战惩罚一下越南侵略者的嚣张气焰就可以返回。其实根本不是想象的那么简单。带的干粮吃完了，后面的物资送不上来，部队面临着饥饿的考验。不仅如此，水也成了问题。派人到山下灌水，还要武装掩护。饼干吃光了，部队首长强调在国外作战更要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准下到山下村庄老百姓家搞东西吃。一次，有几个战士抬着从村里用枪打死的鸡、猪路过指挥部山头，师政委见了气得大怒，要枪毙那个领头的排长。幸亏旁边的一位政治部副主任说了几句好话，那排长回去写反省才免于一死，有天晚上，山上乱枪打死一头牛，指挥部后勤组分了一点给我们。炊事班挖散烟灶用行军锅煮了，一人分一小块，不说调料，连盐也没有，但大家的肚子饿了吃起来也很香。还一次，通信连用仅有的一点米煮了一锅稀饭，但谁也不肯先吃。干部让战士，党员让群众，战士让病号，那种情景和朝鲜上甘岭战斗一样感人。不少干部战士进入越南后水土不服，加上卫生条件差，药品又不多，患病的不少，但都带病坚持不下火线。无线电连战士陆磊肚子拉稀。一个晚上要拉七八次，连短裤都扔掉了，尽管疼痛难忍，昏昏沉沉，仍然 坚守阵地，坚持上机工作，出色地完成了通信联络任务，战后被评记二等功。

    部队行军穿的是岳阳3517工厂生产的那种防刺鞋，胶鞋底中间安了一块薄钢板，穿在脚上重一点，但必须穿。因为敌人很狡猾，在路旁、在草丛中插上一根根竹签。有一次行军途中我发现了，用脚踢倒后拿起一看，只见竹签用油摸得光光溜溜的，上面还沾了毒，削成倒挂钩形状，如果刺进大腿或屁股还难得拔出来。

    我们连续行军作战，一个多月没有洗澡、刮胡子，衣服被树枝挂破也没有法换补，与军人平时那种威武庄重的形象相比完全判若两人。一次在行军途中，碰到与我同时入伍的老乡，炮团一营教导员陶荣昭，好朋友在那种场合见面，感到十分亲切。见面时他的第一句话是：“老兄，你还活着！”并开玩笑说：“你真象电影《万水千山》中的那位长胡子教导员了！”

    为保存实力，赢得战争胜利，上面开了口子可以到山下搞点吃的，但还是不准搞老百姓的，公家单位的可以动。部队从越南仓库中缴获大量的粮食，大米、面粉等包装袋上几乎全部印的是中国出产的字样，还有枪支弹药一部分也是中国制造的。见到这种情景真使人感到心寒和愤恨。

    有一次我带着营部书记和通信员下到一个村子。村里没有见到一个人，据说有的躲进山里去了，有的上阵地了。进到几家屋子里看看，和我们广西老百姓家摆设差不多，有的相互还通婚是亲戚。记得开始进入越南时，请了一些广西懂越南语的老乡当翻译作向导，他们中不少人把部队引到半路就偷偷地溜跑了。我想他们肯定有思想顾虑，怕惹祸上身。进到越南老百姓家中，只见不少堂屋里挂着毛主席像和华主席像，很多家庭日常用品如中华牙膏、一些塑料制品等都是从中国运过去的。当时我想，由毛泽东、胡志明主席亲自缔造的同志加兄弟的情谊发展到今天却成了仇敌，多么可悲。这复杂的原因也搞不清楚，我想这肯定只是暂时的，中越关系终究会改善的，因为历史是前进的，人民是企盼和平与友谊的。

    我们师配属四十二军打穿插，冲破了敌人道道防线，克服了重重困难，终于到达了目的地，迅速切断了四号公路的严密设防。敌人很顽固，我们把七溪县城攻下后，他们还把越南国旗升起来。师长非常恼火，命令炮兵部队把它打掉了。

    战争的确是残酷无情的，枪炮子弹满天飞，地雷、陷井、竹签随时都有碰上的危险。下面部队每天都有不少干部战士的伤亡报告通过电报传来。三八五团一连指导员廖明桂，开始以为他已经牺牲了，但在烈士名单中怎么也找不到他。在一次战斗中，他所在的连队误入敌人的伏击圈，周围山上的敌人向他们猛烈开火，连队被火力压在路旁的水沟里，当时他已负重伤，肠子被打断外露，鲜血直流。但他想到如果等到天亮就会被敌人当活靶子，导至全连覆灭。于是他立即召开火线支部会，进行简短动员。他捂住伤口忍住剧痛，组织指挥干部、 战士分四路向两边山头的敌人反击。刹那间，轻重机枪、迫击炮、火焰喷射器等一齐向敌人开火，一举夺下了敌人阵地，消灭敌人40多人，缴获了敌人的电台以及大量的轻、重武器。他当时已经昏死过去，被战友送到前线救护所，经紧急救治后又转送到后方医院，连续转了几个地方，后来在国内的一家医院才找到他。因为他的事迹突出，被中央军委授予“模范政治指导员”全国战斗英雄光荣称号。我有一次见到他，他幽默地对我说：“我已经到了马克思那里报到，但他不肯接收。”

    1979年3月5日，中央军委下达停战命令，我们班师回国。一路上只见横尸遍野，真是惨不忍睹。我们来到临时烈士墓前，无不潸然泪下。仅我们师就有400 多名干部战士躺在那里，为了以后给他们刻立石碑，每个土堆前面竖了一块木牌，有的是无名烈士，坟前木牌上没有姓名。我们看到这里除了当地少年儿童和老百姓献的一簇簇花环外，山上山下各种鲜花竞相开放，尤其是那映山红格外夺目。我们怀着十分敬重和悲痛的心情献上花环，在墓前肃立、致敬。他们死得光荣，因为英烈们是为和平、为祖国而战，是国家的功臣，是人民心中的丰碑。

    一回到国内感觉就完全不一样了。一种和平安全感油然而生。开始我们驻扎在南宁市郊区的一个公社里。刚住下把电话安上，通信员马上来报告有我的长途电话。我一拿上话筒就知道是妻子打来的，耳机里只听见一阵阵笑声、哭声，可想妻子接通了我的电话已激动得说不出话来。接着有几个女同胞抢着问我，问这个回来没有，问那个负伤没有。可想而知这些军嫂们听到了不少谣言，丈夫在前方打仗，她们是多么地担惊受吓啊!她们同样 和丈夫一样在战斗，同样在经受战火的考验。

    回到家，妻子、儿子、老娘围成一团，高兴得不得了。妻子特意给我买了一些酒肉，又给我做了一次36岁生日。这一年我过了三次生日。临战前妻子默默地给我做了生日，当时的心情是非常沉重的。正式生日那天是在越南的阵地上，吃了几块压缩饼干喝了一点山水。心想36岁这一关真不容易闯过，全家人沉浸在无比幸福之中。我不失诺言，给儿子买了一支玩具冲锋枪回来了，他高兴得跳起来。

    战争结束返回军营后，部队进行了总结表彰和休整。我们通信营因为完成任务出色，及时准确地保障了战时的通信指挥，没出任何差错，荣立集体三等功。下属无线电连荣立集体二等功，通信连荣立集体三等功。我感到无比的欣慰，我认为这种集体的荣誉是干部战士用鲜血和汗水凝结起来的，是用生命换来的。

    时间过得真快，一晃20多年过去了，每当回忆这段历史，战火和花环时时萦绕在我心头，我是从残酷的战争中闯出来的人，经受了血与火、生与死的考验。我感到无比的自豪和骄傲。想想那些长眠的战友，我心情十分沉重，对比他们，我感到十分的幸运与满足，一种无穷的力量在时刻激励、鞭策我永远向前!

(作者系原岳阳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