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三整”工作队在湘阴
来源：未知来源 日期：2015-08-07 12:00
1961年暮春时节，一个风和日丽的午后，我(当时我主持湘阴县委办公室工作)从县委机关到轮船码头，接中央派来的“三整”工作队。
与其说接，不如说引引路更确切，因为既没有车队，也没有人力车拉，只我一个人，工作队的同志，各自提着自带的行李，随我步行到县委机关。
在县委办公楼会议室小憩片刻后，随船来的省委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崔强同志，要我介绍一下湘阴的情况，介绍时，场面极为简朴：木凳子、白开水，没有桌布，更没有品尝的水果饮料。大家边休息边听介绍。我把湘阴县的地域环境、工农业生产、群众生活状况概要地作了汇报和介绍。随后，就安排他们在县委机关内和县委招待所住宿就餐。那时，不兴陪餐，不搞“接风”洗尘，就在食堂里吃简单的饭菜——三菜一汤。
从名册中了解到，中央工作队共有82人，省委工作队有102人，中央工作队领队的是当时的公安部副部长梁国斌，卫生部副部长伍云甫。工作队成员中还有中组部、中监委(那时不叫纪委)、高检、高法、国务院政法办公室、公安部、卫生部的10余名司局级干部，省委带队的领导有当时的省委书记处候补书记、副省长章伯森、团省委书记张德隆、省委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崔强同志。“三整”工作队由中央、省两级主要领队的同志组成一个领导小组。开始县里只有在家主持日常工作的县委副书记武印楼同志参加，后来县委书记陈秉芝、县委副书记樊川庭同志也参加了。
工作队在县城只呆了三天，随即分头下到区、社、大队。那时，湘阴县管辖的范围较大，包括现在的汨罗和屈原农场，有110多万亩耕地，86万人口，全县设十三个行政区、53个公社，362个大队，工作队分别下到南湖区(国务院政法办组长刘拭同志当队长)、洞庭区(卫生部副部长伍云甫同志的点，药检所所长李志中同志当队长)、浩河区(中组部陈一苹处长当队长)、汨罗区(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厅长江文同志当队长)、桃林区(公安部三局的副局长耿增译同志当队长)，中央工作队公安部副部长梁国斌同志的点在长仑区石塘公社的高岭大队，由中央工作队的胡鸣孔，李启彦等三同志，省委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崔强同志，以及县委派的一名同志所组成联合工作组。省委工作队副省长章伯森的点在石塘公社的新农大队。除粱、伍两位副部长和工作队办公室主任席国光及几位工作人员长住县委机关综合掌握全县情况外，其余同志全部下到区、社、大队。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到撤走时已有不少同志得了轻度水肿病。
后来才从席老(后任公安部副部长、顾问)那里得知中央工作队来湘阴，是应湖南省委的要求，少奇同志亲自批示中组部抽组的。主要任务是帮助纠正“五风”(即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瞎指挥风、于部特殊化风)的错误，恢复生产、恢复元气、恢复党群干群关系。
工作队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和工作，不仅亲眼看到“五风”给人民群众带来的严重创伤，而且也客观冷静地剖析了造成这种困难的主客观原因。既有人为的因素，更有天灾和国际反华反共大合唱的影响，因而并没有简单片面地把三年的暂时困难都归咎于某些党政干部和党政基层组织，这个基本的估计对当时指导工作是难能可贵的。不然，可能又会导致“左”的方法纠正左的错误。
工作队所到的地方，确实为群众解决了不少生产、生活以及干群关系方面的问题，就全县来讲，主要办了这么几件事：
第一件事是，安排好群众生活、组织生产自救，把濒临死亡饥饿线上的人民群众解救出来。1961年是三年暂时困难中最艰难的时期，那时最大的困难莫过于解决群众吃的问题。当时，饥饿洪流象恶魔一样威胁着人们，保命的情势已到了“锅底刨渣”的地步，坏到了不能再坏的程度。一个80万人口的大县，1960年的粮食总量只有313亿斤，其中还要上交公粮，留足种籽和饲料粮，余下的全县人平口粮仅200多斤谷，机关干部每月也只有18斤米，把节省下来的那点点粮食给 “水肿病”人救命。那时，粮食安排的原则：第一是保命，第二是保种，集体的饲料粮只保一部分母猪，社队企业用粮，生产补助粮等机动粮统统都压了，连种籽粮也只留有限的一套。粮食部门加工后的副产品——碎米、糠饼等都集中用来保“肚子”。“双蒸饭”、各类草食、树叶、蕨根、“观音土”、草籽等都被用来充饥，困状令人齿寒。但那时有一个好处，也是最大的政治优势，尽管挨饿，没有怨言，大家都坚信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坚信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坚信暂时困难是一定能够战胜的，干群团结一致，共渡难关。
第二件事是坚决退赔，向群众表明党中央纠正“五风”错误的决心。工作队与县委、县政府组织发动了各部门、单位把能够挤出来的房、屋、床、桌、椅、甚至被帐、衣物、炊具等都清出来，偿还“一平二调”的欠款。工作队还帮助县委，在长仑区石塘公社的高岭大队、新农大队，浩河区鹤龙公社的鹤龙大队，组织召开群众大会公开退赔兑现。县委副书记武印楼同志代表县委和县政府在群众大会上作检讨： “由于我们工作的失误，使人民群众受苦了，我们对不起人民群众，对不起父老乡亲”。话不多，但群众很受感动。会上县委将应该退赔和补给群众的财物当场退给。县里一带头，加之工作队在下面组织领导，各区、社、大队，乃至生产队，也都组织了群众性的退赔兑现会，层层偿还群众的欠帐。还不清就打欠条。“一平二调”的帐一算清，群众的气也就顺了。这种困境一直延续到1962年的早稻丰收。群众吃饭的问题才得到解决，“五风”损伤的元气才逐渐恢复过来。
第三件事是狠抓农村政策的落实，探讨集体经济内部经营管理的新路子，调动农民群众的积极性。“五风”以后，怎样解决生活上的“大锅饭”(那时公共食堂虽已解散，但口粮仍是以分类平均安排的)。生产上的“大呼隆”对社员群众积极性的挫伤，自然就成了恢复生产的一大难题。那时，正在宣传贯彻《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即六十条)。中心是完善“队为基础，三级所有”的人民公社体制，如今搞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再去看以生产队核算，自然不算一回事。可在当时的 “共产风”高温下，下放基本核算单位，实行生产队核算，层层给生产队放权，确属一大进步。中央和省委工作队集中精力抓了这件事，在高岭，新农两个大队的点上，重点研究探讨了基本核算单位下放以后，生产队内部的计划管理，实行了“三包一奖”，推行了“长活长包，短活短包，临时突击性农活临时排工”的“小段包工”办法。那时还不敢讲“一包就灵”，而只讲“排工”。工作队的领导对这件事情慎之又慎。多次召开专门会议研究部署。省委农村工作部的一位科长在会上重点介绍了高岭大队的作法。即在生产队内部全面推行社员基本投工、基本投肥、基本口粮的“三个基本”的管理办法。实行“小段包工”，到组到人。这种方法在全县推开，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推进了人民公社的经营管理，调动了群众的积极性。湘阴当时恢复生产的速度，在湘潭地区(包括现在除华容县以外的岳阳市和湘潭、株洲两市)，乃至全省都是快的。1962年形势的好转，与中央和省委工作队的帮助有很大关系，当然，离不开党中央一系列政策的威力。
第四件事是，教育帮助基层干部(其中不少是土改时的根子)“洗手洗澡”，主动“下楼”，纠正“五风”错误，恢复党群干群“鱼水关系”。“五风”中特别是一些干部的强迫命令，在不同程度上破坏了五十年代前半期那种良好的干群关系，人民群众对有些基层干部的作风是很有意见的。
那时，工作队领导小组明确分工：地方党政组织和干部抓生产，工作队既抓恢复生产，又抓“三整”(整风、整社、整顿党的组织)，但那时工作队对基层干部的整顿还只限于背靠背，自我检查，民主生活会批评教育的范围，旨在整顿建设好党的组织，并没有搞什么面对面的群众斗争和“过火行动”，更不搞“无情打击”。公开的提法叫“洗手洗澡”、“主动下楼”。也就是工作队深人群众，调查研究对干部的意见，分类排队，区别对待。开党的民主生活会，自我检查，有重点地开展批评帮助。一般问题检查了，认识了，就算主动下楼(又叫过关)。当时，有的群众还不知道党员开生活会是怎么回事。有一天，支部通知党员开生活会，一个社员知道了，晚上他偷着去看，隔墙一听，原来是党员自己作检讨，大家批评帮助。于是拔腿就跑，后来，他在群众中说： “我以为他们(指党员)开生活会，是饿得不行了，背着群众饱吃一顿，谁知是搞检讨”。这件事不久在很多地方传开，成为笑话，群众也从中受到了教育和感动。那时党组织对干部要求很严，大吃大喝群众最反感。记得那年冬天，岭北区委秘书刘明福，炒了一斤麦子种吃了，县委发现后，给予了开除党籍、干籍的处分，还通报全县，尽管十多年后落实恢复了公职，但当时对干部的教育作用是很大的。现在有些年青人拿我们党内和干部队伍中的某些腐败现象和腐败分子来看待我们党组织和干部队伍的整体，不是缺乏全面的了解，就是缺乏理智的附和，或者是被某些别有用心的人所利用，这是一种不公正的历史偏见。
工作队不仅对整风抓得很紧，而且对生产十分重视。收早插晚时，当时的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谭余保同志到洞庭围公社洞庭大队支部书记罗德保同志(党的八大代表)家里，见到“双抢”大忙时没有很好地做到边收边插，争分抢秒，抢季节，当即批评说：“人家南县收了‘一片黄’，插下‘一片青’；你们收了‘一片黄’，却是‘一片白’，难道要带领群众去喝西北风!”第二天工作队就开全县区委书记、工作队长紧急会，集中力量，突击抓“双抢”。
1961年底，中央工作队的同志，经省城回北京，走的时候没有美餐饯行，没有土产携带，只有那诚挚、实在、淳朴、依恋的离别之情。
中央，省委工作队在那段困难时期，就是这样与湘阴人民同甘共苦地工作的。这件事距今虽已有四十多年了，但四十多年来，工作队那种实事求是，工作扎实，作风朴实，洁身历行，深入农村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对工作满腔热情的作风，常常在我脑海里浮现。
与其说接，不如说引引路更确切，因为既没有车队，也没有人力车拉，只我一个人，工作队的同志，各自提着自带的行李，随我步行到县委机关。
在县委办公楼会议室小憩片刻后，随船来的省委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崔强同志，要我介绍一下湘阴的情况，介绍时，场面极为简朴：木凳子、白开水，没有桌布，更没有品尝的水果饮料。大家边休息边听介绍。我把湘阴县的地域环境、工农业生产、群众生活状况概要地作了汇报和介绍。随后，就安排他们在县委机关内和县委招待所住宿就餐。那时，不兴陪餐，不搞“接风”洗尘，就在食堂里吃简单的饭菜——三菜一汤。
从名册中了解到，中央工作队共有82人，省委工作队有102人，中央工作队领队的是当时的公安部副部长梁国斌，卫生部副部长伍云甫。工作队成员中还有中组部、中监委(那时不叫纪委)、高检、高法、国务院政法办公室、公安部、卫生部的10余名司局级干部，省委带队的领导有当时的省委书记处候补书记、副省长章伯森、团省委书记张德隆、省委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崔强同志。“三整”工作队由中央、省两级主要领队的同志组成一个领导小组。开始县里只有在家主持日常工作的县委副书记武印楼同志参加，后来县委书记陈秉芝、县委副书记樊川庭同志也参加了。
工作队在县城只呆了三天，随即分头下到区、社、大队。那时，湘阴县管辖的范围较大，包括现在的汨罗和屈原农场，有110多万亩耕地，86万人口，全县设十三个行政区、53个公社，362个大队，工作队分别下到南湖区(国务院政法办组长刘拭同志当队长)、洞庭区(卫生部副部长伍云甫同志的点，药检所所长李志中同志当队长)、浩河区(中组部陈一苹处长当队长)、汨罗区(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厅长江文同志当队长)、桃林区(公安部三局的副局长耿增译同志当队长)，中央工作队公安部副部长梁国斌同志的点在长仑区石塘公社的高岭大队，由中央工作队的胡鸣孔，李启彦等三同志，省委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崔强同志，以及县委派的一名同志所组成联合工作组。省委工作队副省长章伯森的点在石塘公社的新农大队。除粱、伍两位副部长和工作队办公室主任席国光及几位工作人员长住县委机关综合掌握全县情况外，其余同志全部下到区、社、大队。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到撤走时已有不少同志得了轻度水肿病。
后来才从席老(后任公安部副部长、顾问)那里得知中央工作队来湘阴，是应湖南省委的要求，少奇同志亲自批示中组部抽组的。主要任务是帮助纠正“五风”(即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瞎指挥风、于部特殊化风)的错误，恢复生产、恢复元气、恢复党群干群关系。
工作队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和工作，不仅亲眼看到“五风”给人民群众带来的严重创伤，而且也客观冷静地剖析了造成这种困难的主客观原因。既有人为的因素，更有天灾和国际反华反共大合唱的影响，因而并没有简单片面地把三年的暂时困难都归咎于某些党政干部和党政基层组织，这个基本的估计对当时指导工作是难能可贵的。不然，可能又会导致“左”的方法纠正左的错误。
工作队所到的地方，确实为群众解决了不少生产、生活以及干群关系方面的问题，就全县来讲，主要办了这么几件事：
第一件事是，安排好群众生活、组织生产自救，把濒临死亡饥饿线上的人民群众解救出来。1961年是三年暂时困难中最艰难的时期，那时最大的困难莫过于解决群众吃的问题。当时，饥饿洪流象恶魔一样威胁着人们，保命的情势已到了“锅底刨渣”的地步，坏到了不能再坏的程度。一个80万人口的大县，1960年的粮食总量只有313亿斤，其中还要上交公粮，留足种籽和饲料粮，余下的全县人平口粮仅200多斤谷，机关干部每月也只有18斤米，把节省下来的那点点粮食给 “水肿病”人救命。那时，粮食安排的原则：第一是保命，第二是保种，集体的饲料粮只保一部分母猪，社队企业用粮，生产补助粮等机动粮统统都压了，连种籽粮也只留有限的一套。粮食部门加工后的副产品——碎米、糠饼等都集中用来保“肚子”。“双蒸饭”、各类草食、树叶、蕨根、“观音土”、草籽等都被用来充饥，困状令人齿寒。但那时有一个好处，也是最大的政治优势，尽管挨饿，没有怨言，大家都坚信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坚信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坚信暂时困难是一定能够战胜的，干群团结一致，共渡难关。
第二件事是坚决退赔，向群众表明党中央纠正“五风”错误的决心。工作队与县委、县政府组织发动了各部门、单位把能够挤出来的房、屋、床、桌、椅、甚至被帐、衣物、炊具等都清出来，偿还“一平二调”的欠款。工作队还帮助县委，在长仑区石塘公社的高岭大队、新农大队，浩河区鹤龙公社的鹤龙大队，组织召开群众大会公开退赔兑现。县委副书记武印楼同志代表县委和县政府在群众大会上作检讨： “由于我们工作的失误，使人民群众受苦了，我们对不起人民群众，对不起父老乡亲”。话不多，但群众很受感动。会上县委将应该退赔和补给群众的财物当场退给。县里一带头，加之工作队在下面组织领导，各区、社、大队，乃至生产队，也都组织了群众性的退赔兑现会，层层偿还群众的欠帐。还不清就打欠条。“一平二调”的帐一算清，群众的气也就顺了。这种困境一直延续到1962年的早稻丰收。群众吃饭的问题才得到解决，“五风”损伤的元气才逐渐恢复过来。
第三件事是狠抓农村政策的落实，探讨集体经济内部经营管理的新路子，调动农民群众的积极性。“五风”以后，怎样解决生活上的“大锅饭”(那时公共食堂虽已解散，但口粮仍是以分类平均安排的)。生产上的“大呼隆”对社员群众积极性的挫伤，自然就成了恢复生产的一大难题。那时，正在宣传贯彻《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即六十条)。中心是完善“队为基础，三级所有”的人民公社体制，如今搞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再去看以生产队核算，自然不算一回事。可在当时的 “共产风”高温下，下放基本核算单位，实行生产队核算，层层给生产队放权，确属一大进步。中央和省委工作队集中精力抓了这件事，在高岭，新农两个大队的点上，重点研究探讨了基本核算单位下放以后，生产队内部的计划管理，实行了“三包一奖”，推行了“长活长包，短活短包，临时突击性农活临时排工”的“小段包工”办法。那时还不敢讲“一包就灵”，而只讲“排工”。工作队的领导对这件事情慎之又慎。多次召开专门会议研究部署。省委农村工作部的一位科长在会上重点介绍了高岭大队的作法。即在生产队内部全面推行社员基本投工、基本投肥、基本口粮的“三个基本”的管理办法。实行“小段包工”，到组到人。这种方法在全县推开，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推进了人民公社的经营管理，调动了群众的积极性。湘阴当时恢复生产的速度，在湘潭地区(包括现在除华容县以外的岳阳市和湘潭、株洲两市)，乃至全省都是快的。1962年形势的好转，与中央和省委工作队的帮助有很大关系，当然，离不开党中央一系列政策的威力。
第四件事是，教育帮助基层干部(其中不少是土改时的根子)“洗手洗澡”，主动“下楼”，纠正“五风”错误，恢复党群干群“鱼水关系”。“五风”中特别是一些干部的强迫命令，在不同程度上破坏了五十年代前半期那种良好的干群关系，人民群众对有些基层干部的作风是很有意见的。
那时，工作队领导小组明确分工：地方党政组织和干部抓生产，工作队既抓恢复生产，又抓“三整”(整风、整社、整顿党的组织)，但那时工作队对基层干部的整顿还只限于背靠背，自我检查，民主生活会批评教育的范围，旨在整顿建设好党的组织，并没有搞什么面对面的群众斗争和“过火行动”，更不搞“无情打击”。公开的提法叫“洗手洗澡”、“主动下楼”。也就是工作队深人群众，调查研究对干部的意见，分类排队，区别对待。开党的民主生活会，自我检查，有重点地开展批评帮助。一般问题检查了，认识了，就算主动下楼(又叫过关)。当时，有的群众还不知道党员开生活会是怎么回事。有一天，支部通知党员开生活会，一个社员知道了，晚上他偷着去看，隔墙一听，原来是党员自己作检讨，大家批评帮助。于是拔腿就跑，后来，他在群众中说： “我以为他们(指党员)开生活会，是饿得不行了，背着群众饱吃一顿，谁知是搞检讨”。这件事不久在很多地方传开，成为笑话，群众也从中受到了教育和感动。那时党组织对干部要求很严，大吃大喝群众最反感。记得那年冬天，岭北区委秘书刘明福，炒了一斤麦子种吃了，县委发现后，给予了开除党籍、干籍的处分，还通报全县，尽管十多年后落实恢复了公职，但当时对干部的教育作用是很大的。现在有些年青人拿我们党内和干部队伍中的某些腐败现象和腐败分子来看待我们党组织和干部队伍的整体，不是缺乏全面的了解，就是缺乏理智的附和，或者是被某些别有用心的人所利用，这是一种不公正的历史偏见。
工作队不仅对整风抓得很紧，而且对生产十分重视。收早插晚时，当时的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谭余保同志到洞庭围公社洞庭大队支部书记罗德保同志(党的八大代表)家里，见到“双抢”大忙时没有很好地做到边收边插，争分抢秒，抢季节，当即批评说：“人家南县收了‘一片黄’，插下‘一片青’；你们收了‘一片黄’，却是‘一片白’，难道要带领群众去喝西北风!”第二天工作队就开全县区委书记、工作队长紧急会，集中力量，突击抓“双抢”。
1961年底，中央工作队的同志，经省城回北京，走的时候没有美餐饯行，没有土产携带，只有那诚挚、实在、淳朴、依恋的离别之情。
中央，省委工作队在那段困难时期，就是这样与湘阴人民同甘共苦地工作的。这件事距今虽已有四十多年了，但四十多年来，工作队那种实事求是，工作扎实，作风朴实，洁身历行，深入农村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对工作满腔热情的作风，常常在我脑海里浮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