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调岳阳地委工作前，曾担任过岳阳、华容八年县委书记，既有成功的经验，又有失误的教训。本文就如何当县委书记的问题，谈谈个人的一些体会。

作为国家的一级重要行政单元的县，有着独特的地位和作用。从机构设置来看，它包括了农、工、商、财、文、科、党、政、兵等方面，“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它既与中央、省的机构具有层次对应的关系，又在某种程度上有着相对的独立性。从职能来看，它既是城乡经济的结合部，又是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结合部；既是国家一级政权组织，又是特定国家制度和法令的具体担负者。在国家机体中，它是连接主躯和四肢的关节，关节失灵，整个机体就活不起来。县级领导工作的科学化有着举足轻重作用，而县委书记的责任尤其重大。怎样当好县委书记呢?我主要有以下方面的体会。

承上启下，把对上负责和对下负责统一起来

与高层、基层的领导相比，县委书记有其独挎之处。他既是较大规模的群众实践活动的组织领导者，又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具体执行人；既要接受并进行宏观经济活动的指导，又要具体组织微观经济活动，承上启下，一身二任。因此，县级领导虽位居“七品”，却历来有“父母官”之称。但是，上与下，宏观与微观怎么结合，怎么统一好?其中大有学问。

1975年岳阳县委中心学习小组在学习

在一般情况下，这种结合和统一是可以做到的，但在复杂情况下就不那么容易做到了，尤其是在理论与实际、主观与客观、上头与下头有某些矛盾的情况下就更难做到了。常常会出现两种偏向，要么就唯上唯书，照抄照转，脱离实际，违背群众意愿；要么就随心所欲，自行其是，搞“纯客观”，违背上级的政策与原则，偏离正确方向。多数情况下，前一种倾向更容易产生。我在实践中体会到，防止和克服上述两种片面性，就要承上启下，把对上负责和对下负责统一起来。而这种统一的基础是实事求是，其前提就要坚定不移地服从和服务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这就需要注意两点：

首先。要在我们的指导思想上弄明确，上头与下头有着根本上的一致性，要对上负责和对下负责，关键在于我们善于做二者结合的文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所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指示都是来源于实践，符合客观实际，从总的方面反映群众意愿和根本利益，要坚决执行。但它不可能对每个局部都一一做出具体决定，需要我们从总的原则出发，根据本地本单位实际，审时度势，创造性地开展工作。三中全会后的头三年，我在华容任县委书记，从1979年初开始，我们在中央两个重要农业文件的指导下，相继试行了联产到组、联产到劳、“大包干”责任制。在这个过程中，上级有关部门曾提出过不同的看法，不主张搞联产责任制；基层广大干部和群众对搞责任制却有着强烈的愿望和要求，好多地方在中央文件下达之前，就已经“偷偷摸摸”地搞开了。面对上头与下头的矛盾，我们反复地学习中央文件精神，冷静地分析“两头”的情况。从上头来看，中央文件虽然在某些具体做法上做了一些硬性规定，但已明确提出：  “我们的一切政策是否符合发展生产力的需要，就要看这种政策能否调动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从下头来看，步子快了一点，但总的是没有违背中央的基本原则，没有偏离社会主义方向。实践证明，责任制搞到哪里就好到哪里，早搞早致富，迟搞迟致富，不搞难致富。通过对“两头”情况的分析，我们认准了在推行责任制的问题上，上下的一致性，于是，我们放开了手脚，支持和引导群众更大胆地建立多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这一实践活动告诉我们，所谓对上负责与对下负责，最根本的是要对人民的利益负责。只有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在对人民的利益负责的基础上，才能从根本上把对上负责和对下负责一致起来。

其次，一定要在实践活动中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工作方法。我们在实际工作中往往会遇到这样一些情况，有些事下面要求干，而上面没有明文规定，或者规定不具体；有些事上面强调要干，而下面却不愿意干；还有些事，群众热心干，而上面却不同意干，等等。上与下有时存在这样一些矛盾，完全是正常现象。作为县委书记，处理这些问题必须敢于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做到不唯上，不唯书，要唯实。对于上级虽然暂时还没有明文规定，但只要适合本地实际情况的事情，可以在一定范围内先试点，大胆让群众去探索，去总结；对于上级规定不够明确的，可以根据本地实际情况，创造性地工作，放手让群众去实践，去完善；对于上级某些指示确实与下情不符的，可以先摸清情况，及时地如实地向上级反映，从实际出发变通办理。总之，只要是符合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都可以从客观实际出发，大胆去干。比如，1979年我们下放集体猪场，大抓农民家庭养猪，就是在这个指导思想下干的。当时，上头是把办集体养猪场作为巩固发展集体经济的一个方向问题来抓的；报刊上也介绍了不少这方面的典型，有家报纸还在头版头条宣传了一个县巩固发展集体养猪的典型经验。华容县当时的实际情况怎样呢?我们调查了上百个集体猪场，几乎没有一个不是亏本的，这便是群众根本不愿意干的“背时路”。我们不怕犯“方向路线”错误，下放集体猪场，把养猪的重点放到发展群众家庭养猪上。结果牲猪生产上去了。这件事，在当时来说是有点“犯上”的，但由于我们县委坚持实事求是和对人民的利益负责的原则，就大胆而果断地干了。实践证明，其效果是非常好的。

总揽全局，把宏观决策与微观搞活统一起来

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党的各级负责干部的思想观念和工作方法应该如何转变，主要精力应该放在哪里?对这个问题，中央领导同志用九个字作了高度精辟的概括，这就是“议大事，懂全局，管本行”。我认为当县委书记的，一定要为全县的两个文明建设出大主意，拿大方案，抓大事情。如何总揽全局，加强宏观决策呢?我体会较深的有这样几个方面：

第一、要把注意力放在全局性的工作上，捉住主要矛盾及矛盾的主要方面。我在华容工作期间，曾出了些主意，做了些决策，其中有成功的，也有失败的。成功方面，例如，不失时机的调整农村产业结构，就是一个牵动全局，关系到全县宏观经济发展的重大决策。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敏锐地察觉到，农村经济将面临一个大转机，单一的农业生产已开始转变为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农工商综合经营；如不打破华容县的农业生产单一化的局面，不打破这种自给半自给的自然经济格局，那就必然打不开新局面，迈不出新步伐。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我们县委作出了五年内(1979——1983)把全县初步建成鱼米之乡、棉麻之乡、丝绸之乡的决策；提出在保证粮食生产稳定增长的同时，狠抓“棉、桑、麻、猪、鱼、鸭、林、果、杂”这九个字。头三年(1979——1981)，我们基本上完成了产业结构的第一次大调整，从而使农业经济出现了新的转机。工农业总产值增长29．1%；多种经营收入在农业总收入的比重提高到50%以上；农副产品商品率达到60％以上，提高近一倍；人平纯收入增加近百元。但是，我也有失误的地方，最大失误就是忽视了抓工业的发展，以致全县经济仍然没有完全摆脱单一农业经济的格局。后两年，华容县委认真总结和吸取了这一经验教训，顺着建立优化经济结构的路子，提出了以发展养殖业和乡镇工业为重点，建设“飞鸟型”产业结构的战略方针，从而又进行了第二次产业结构的大调整，全县经济出现了迅速发展的新势头。

第二，要站得高一点，看得远一点，做到手下一步棋，心想三步棋。一个领导者是不是高明，不仅要看他在近期的工作中能不能抓住主要矛盾。做出的决策有没有清晰度；而且还要看他对事物发展变化的预见能力强不强，制定的决策有没有提前量。如果只有前者而无后者，要总揽全局、正确决策是很难做到的。我在实际工作中有这样的体会，县委书记的工作不能“见子打子”，而是做一备二考虑三，把注意力放在了解新情况、研究和解决一些带趋向性的问题上。如农村责任制建立以后出现了很多新问题，当时比较突出的有三个：一是大量剩余劳动力要寻找新的出路；二是农户普遍要求提高经济效益；三是“两户一体”需要做好指导工作和服务工作。县委及时看到了这一趋势，先后在1980年和1981年，就较早地提出了“解决剩余劳动力出路的五条措施”，“提高农户经济效益的六条办法”和“扶持发展专业户、重点户的十条政策规定”。鼓励剩余劳动力在开发性生产、家庭工副业和第三产业中大显身手，动员各方面力量，从资金、物资、技术、信息、种子种苗、流通等方面提供优质服务，放手让“两户”从事专业生产。这样，使整个生产关系的调整更臻完善，显示出了强大的生命力。

第三，要树立全县“一盘棋”的思想，协调各方面的关系，发挥各个部门的作用。一个县好象一部大机器，要使这部机器正常运转，县委书记作为它的主要操作人，必须对整部机器的各个部位、部件了如指掌，灵活运用；不仅要抓主件，而且不可以忽视其它部件。因为不管是哪个部件“卡壳”，都会阻碍主件的正常运转，乃至使整部机器停止运转。因此，县委书记一定要总揽全局，协调好全县工作正常运行的四个方面的关系，即党委工作与政府工作、部门工作与中心工作、机关工作与基层工作、部门工作与部门工作之间的关系。要把所有的局部都置于全局之中，使之为党的总任务、总目标服务，以免因某个局部的失误而影响全局。这方面我尝过甜头，也吃过苦头。就拿部门工作来说，我对那些与农业关系比较直接的部门，如农林水利、商业供销、财政金融等部门的工作就重视一些，抓得紧一些；但对那些与农业关系不太直接的部门工作，就过问得少一些，抓得松一些，结果使某些工作处于被动局面，影响了全局工作。事后，我从中总结了一条经验教训，懂得了县级的各行各业、备个部门都有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如果一个或几个部门的工作上不去，都有可能导致全局工作的失误。

第四，要跳出浩繁的事务圈子，尽量在工作上超脱一点。当县委书记不必要、也不可能管那么多、那么细；要注意防止和克服过去工作上习惯于大包大揽、事事插手、沉溺于大大小小事务之中的通病。要懂得小事有所不为，大事才有所为的辩证道理，对那些不该抓、不该管的事就要超脱一点。例如生产中的一些具体活动，钱、粮、物的具体分配和使用，政府及其所属部门的一些具体业务和事务等，放心地让人家去干。党政之间和党委内部也要明确分工，建立岗位职责，做到各司其职，各负其责，放手让分管的负责同志去大胆工作。要尽量摆脱文山会海，县里召开的一般性工作会议或一些业务部门开的会议，一般不参加也不讲话。这样，使自己养精蓄锐，腾出时间，集中精力把那些该抓该管的大事抓好管好。

任人唯贤，把容才之量与用才之能统一起来

过去用干部有个不好的风气，都是比较喜欢用那些唯唯诺诺，百依百顺，所谓老实巴交的干部，而不喜欢用那些有点个性、有点锋芒、爱提意见、不那么“循规蹈矩” 的干部。我看有真知灼见、有作为的还是后者。这种坚持原则、坚持实事求是、不唯领导意志的干部，有对党和人民事业高度负责的精神，这种精神实在难能可贵。我们要正党风，纳民言，做决策，秉公办事，恰恰需要一大批这样的干部。尤其是在领导者身边，与其多几个唯唯诺诺、逆来顺受、专说好话的干部，不如多几个为人正直、坦坦荡荡、爱挑刺揭短的干部。这无论是对领导者清醒头脑、博采众议，改进工作，还是对我们党的事业，都是大有裨益的。我喜欢身边的干部同我唱“反调”，互相争论，哪怕是争得脸红脖子粗也不要紧，谁掌握了真理就服从谁。俗话说：“宰相肚里能撑船”，当县委书记就得有这个度量。我对那些经常给我提批评意见，甚至使我“下不得台”的干部是不记成见的，该提拔的提拔，该重用的重用。华容县有个局级干部，经常揭我工作上的短。我对他不仅没有凭个人的恩怨和感情用事，而是根据他的才能与魄力，把他推上了重要工作岗位。

同时，要有一定的用才之道。用才之长，聚才得当，这是现代领导者人才观的核心。据我的实践，聚才、用才要注重这么三条：就是重要害部位，重班子配套，重群体智慧。所谓重要害部位，就是把那些有政策水平、有独到见解、有组织才干、有一定决策素质的人才，适当集中在县委身边，安排到党政要害部门的领导岗位，充分发挥他们的参谋、助手作用。所谓重班子配套，就是在县、乡两级领导班子的配套中，既要重视个体的优秀，又要重视集体的最佳组合。一个班子的总体构成，既要有坚强而富于凝聚力的一二把手，又要在年龄、专业、智能、阅历等方面长短互补的班子成员。通过有效的配套组合，整个班子才能进发出巨大的集体能量。所谓重群体智慧，就是注意发挥班子的“集体大脑”作用，群体的智慧超过任何一个伟大的天才，个人的智慧只有和群众的智慧聚焦，才会产生最佳的决策效果。

(作者系原岳阳地委副书记、原岳阳市政府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