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7月，我随南下工作队来到岳阳县，从此与岳阳人民结下了不解之缘。我在岳阳县工作15年，先后担任过区委书记、县委副书记、县长等领导职务，从1960年11月起，担任岳阳县委第一书记(当时根据省委决定，县委设第一书记，

1962年12月改称书记)，至1964年8月调任岳阳地委副书记，在县委书记的岗位上工作了近四年时间。这段时间在我人生的长河中虽然短暂，但有许多事情却使我永远难以忘怀。

张月桂(左二)1976年在岳阳县检查血防工作

由于“五风”错误和自然灾害的影响，当时我国正处于三年暂时困难时期，岳阳县也未能幸免。从1958年起，在“左”的思想指导下，不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轻率地组织大跃进；在农业生产上推广深翻、密植；在工业生产上搞土洋结合，大炼钢铁；在生活上搞公共食堂和供给制等，给岳阳县的经济带来了严重损失。当时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强迫命令盛行，严重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加上1959年遇到了特大干旱，一百多天没有下雨，致使粮食大减产，粮食总产量只有 3．16亿斤，比1957年减产34．4％。1960年粮食生产继续滑坡，总产量只有3．12亿斤，人平生产粮食只有500多斤。群众缺吃，人心不安，疾病流行，水肿病人、非正常死亡现象屡见不鲜。据统计部门统计，1960年全县人口出生率比1959年下降3‰，死亡率却增长了3．86％0，人口总数不仅没有增加，反而减少了3000人。当时的岳阳县处于解放后最困难的时期。我正在这个时候出任县委书记，可以说是受命于危难之际。

面对困境怎么办?这是我当时冥思苦想的问题。通过反复思考，理清思路，我认为虽然工作千头万绪，但作为县委的“一把手”，最首要的是要当好“班长”带好班，充分调动县委“一班人”的积极性。只有这样，才能带领群众战胜暂时困难，渡过难关。

高度信任和依靠县委“一班人”

充分发挥大家的聪明才智

我任县委第一书记期间，岳阳县委的班子是一个很精干的班子。徐培芍、胡忠明、毛致用、李景川、安福林任书记，李朗秋、李明、杨锡贵、罗寅阶任常委。为了充分调动大家的积极性，我坚持做到了以下几点：一是高度信任。古人云：用人不疑，疑人不用。我对当时的每个县委领导成员都是高度信任的，虽然也有人打小报告，反映个别领导成员有这样那样的问题，我决不轻易相信，更不随意表态。而是及时与那些同志促膝谈心，澄清事实，这样，既保护了干部，又进一步调动了他们的积极性。二是明确分工。每个领导成员都分工办一个点，分管一条线，凡是书记、常委们分管的工作，就让他们大胆地去干，我从不随意插手和干预。三是民主决策。凡属比较重大的问题，我都及时召开常委会，让大家议、大家谈，广开言路，充分发表意见；凡是有争议的问题，就摆到桌面上来，充分讨论，不搞背后议论；如果遇到意见分歧，就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做出决定。一旦形成决议，大家就坚决执行。四是“不耻下问”。凡是我自己不懂和不了解的东西，我都及时向常委们请教，广泛征求大家的意见，绝不强不知以为知，从不轻易表示赞成和反对。五是注重团结。当时县委班子的团结是比较好的。但也有个别同志性情比较急躁，提意见不注意方法，言辞比较激烈等。每次碰到这种情况，我都能沉住气，给予谅解。不仅团结和自己意见相同的同志，而且更注意团结和自己意见不同的同志一道工作。六是“互通情报”。我和县委常委委员之间，都能做到及时把彼此知道的情况互相通知，互相交流，这样使常委成员对每项工作和每件事都取得了共同的语言。由于坚持做到了以上几点，县委常委成员的积极性高涨，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真正形成了团结战斗、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每次召开常委会议后，即使是下午七、八点钟散会，常委成员又分头赶到各自的基层点上去了。

狠抓学习，吃透上级指示精神

用政策调动干部群众的积极性

我上任后，除了自己带头刻苦学习马列和毛主席著作，学习上级指示精神和党的政策外，还特别注重狠抓县委“一班人”的学习，使大家真正吃透上级的指示精神和党的政策，使之变为常委成员的自觉行动。从1960年下半年开始，我们根据党中央和省、地委的指示精神，结合岳阳县的实际，总结经验教训，及时修正错误，用政策调动广大干部群众恢复和发展生产的积极性。一是开展整风整社，纠正“五风”错误。为了纠正农村中的“左”倾错误，我们在全县深入开展了整党、整风、整社的“三整”运动。县委抽调了1200多名干部组成“三整”工作队。首先在黄沙街、麻塘两个公社试点，取得经验后在全县铺开。整个运动分三步进行。第一步从组织生产和安排生活人手，宣传贯彻党的政策，访贫问苦，扎根串连，放手发动贫下中农开展内部整党整风。第二步以处理“共产风”为中心，贯彻执行党的政策，组织大登记、大清理、大兑现。第三步以“三包”、“三定”为中心，调整生产关系，改善经营管理。通过“三整”运动，改善了党群、干群关系，有力地调动了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二是认真贯彻落实《农村六十条》，调整农村政策。1961年初，中共中央《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农村六十条》下发后，我们县委常委及时进行了认真学习和讨论，认为这个工作条例针对性强，其中调整人民公社政策的问题，正是人民群众迫切要求解决的问题。为了把宣传贯彻《农村六十条》的工作做好，当年3月29日，我和罗寅阶同志带领一个60多人组成的工作组，到郭镇公社进行贯彻《农村六十条》的工作试点。我们到郭镇公社后，通过发动群众大讨论，联系实际，制定了《郭镇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落实了生产队为基础的三级集体所有制，取消了农民普遍反对的部分供给制和公共食堂，并将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队。试点工作到4月12日结束，历时13天。随后，我们将郭镇公社贯彻《农村六十条》的经验在全县推广，很快在全县农村掀起了贯彻落实《农村六十条》的热潮。同时，县委根据《农村六十条》的精神，还集中研究解决了当时迫切需要解决的粮食分配、公共食堂、房屋、口粮、社员家庭副业、农村手工业、1960年清算找补兑现等十大问题。这些重大政策的调整和十大问题的解决，使全县贯彻《农村六十条》的工作真正落到了实处，很快调动了农民恢复发展农业生产的积极性。三是调整农村管理体制，推行生产责任制。在贯彻《农村六十条》的基础上，我们先后对农村管理体制进行了两次调整。第一次是将全县16个大公社划分为44个小公社和一个农场；第二次是1961年10月，又调整为12个区、一个镇、57个公社。与此同时，县委又及时制订了有利于调动群众生产积极性的分配政策，推行了生产责任制，提出了“三包一定”(包工、包产、包成本、定上交)的办法。即年初定死上交，增产全奖，减产全罚。这个办法受到了农村广大干部群众的普遍欢迎。在实行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以后，县委又在乌江公社光辉大队办“五定”包干制试点。根据试点的经验，又向全县提出了“五定大包干”责任制。即定总产、定总收入、定国家任务、定上交、定基建义务工。把生产权和分配权统一起来，进一步克服了平均主义，促进了多劳多得分配原则的落实。随着管理体制的调整，生产责任制的实施，党的各项政策的落实，全县农村迅速掀起了一个恢复和发展生产的新高潮。  

深入开展调查研究，对基层

和群众的情况做到心中有数

毛泽东主席曾经谆谆告诫全党：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要了解情况，唯一的方法是向社会作调查。”1961年春，中央发出了《关于认真进行调查研究工作问题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的一封信》，要求县以上各级领导机关联系实际，深入学习，强调“深人基层调查研究，是领导工作的首要任务”、“一切从实际出发，不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必须成为全党干部的思想和行为的首要准则”。我组织县委常委成员认真学习了毛主席的指示和中央文件精神，并开展了热烈的讨论。大家深刻认识到：能否实现正确领导，关键在于能不能充分掌握基层和群众的情况，从大量的客观事实中判断是非，作出决策。认识是行动的先导。县委统一认识后，立即带头在全县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区、社、部门的所有干部都深人基层，深人生产第一线做调查研究工作。几年中，全县积累了大量的调研资料，仅县委机关就有1000多件，其中有360多件是县委主要负责同志亲自调查组织撰写的。为了指导各项工作的开展，从1961年起，县委抽出18名有农村工作经验，政策水平较高的机关干部，由县委领导直接掌握，组成两个调研组在大面上调查，另组成两个重点工作组蹲点调查。取得指导工作的第一手资料，为县委决策服务。连续几年，我们都坚持做到凡属涉及农村政策方面的问题，都派出工作组先行试点，取得经验后再在全县铺开。

把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作为

县委的中心任务和头等大事

当时我和县委“一班人”比较清醒地看到，岳阳县工业基础非常薄弱，是个农业大县，农业生产的好坏，直接影响全县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因此，县委把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作为中心任务和头等大事来抓。主要抓了以下三个方面的工作：一是抓蹲点办队，以点带面。县委常委成员都集中精力抓农村工作，人人都在农村蹲一个点，办一个队。各项工作都先从自己的点上作起，取得经验后再在面上推广。当时，毛致用、李朗秋等同志的点都办得很好，创造了许多新鲜经验，有力地指导了大面上的工作，收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二是大搞农田水利建设，提高防灾抗灾能力，为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打下坚实的基础。“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岳阳县大部分是丘陵区，过去水利条件差，大多数农田望天收。解放后，虽然修了一些水利工程，但都是小塘小坝，抗灾能力非常脆弱。稍遇干旱就遭灾减产，国家任务完不成，群众生活困难。只有大搞农田水利建设，增加有效灌溉面积，才能改变农业生产被动局面。基于这种考虑，我和县委常委成员都分头下到各公社，组织群众大力兴修水利。并因地制宜，山丘区修中小型水库，湖区修渠道、建电排电灌站。四年时间，完成土石方3000多万方。山丘区新建和整修塘坝水库4万多处，蓄水量增加了一倍，湖区新建大堤112华里，开通渠道2300多条。使全县有效灌溉面积达到55万亩，占水田总面积的86％。从而为抗御自然灾害，夺取农业丰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三是因地制宜推广增产措施。当时主要推广了两项增产措施：第一，大力扩种绿肥。  “有收无收在于水，多收少收在于肥。”六十年代初，因为化肥工业不发达，农用肥料主要靠土杂肥。因为土杂肥总是有限的，粮食单产提高不快。后来发现筻口公社种红花草籽作肥料，获得粮食高产。这一经验对我的启发很大，县委立即组织全县生产队长以上干部到该公社参观学习，大力推广他们的经验。1961年全县种植红花草籽37万亩。绿肥的推广和扩种，有效缓解了农业增产肥料短缺的问题，大大提高了粮食单位面积产量。第二，改革耕作制度，播种双季稻。当时，部分基层干部群众强调岳阳县山冲田多，土层薄，冷浸田多，禾苗分蘖慢，不宜种双季稻。1960年．全县曾种了40万亩，由于严重干旱和工作失误造成减产，致使少数干部群众对扩种双季稻持否定态度。1961年，在制订生产计划的时候部分干部群众要求把双季稻全部一风吹掉。县委认为．要增加粮食产量，非改革耕作制度不可。于是，县委决定在县委负责同志的各个基点队进行调查研究，拿出可以种双季稻的第一手材料。当时，我在郭镇公社郭镇大队进行贯彻《农村六十条》的试点工作，带着这个问题，我们进行了深入调查，和大队、生产队干部一起到1960年种了双季稻的田间逐丘逐块进行分析。得出的结论是：只要水利、阳光、土质等具备条件的水田，种双季稻是可以增产的，不具备条件的水田种了就会减产。因此，扩种双季稻要因地制宜，既不能一风吹，也不能一刀切。根据这个调查资料和县委其他领导蹲点掌握的资料，坚定了我们扩种双季稻的决心，随即在全县发动扩种双季稻。当年，全县共种双季稻32万亩，虽然遇到严重的自然灾害，但双季稻每亩平均产量比单季稻多150多斤。1962年，基层干部群众扩种双季稻的自觉性大大提高，当年种双季稻的面积占水田总面积85％以上，全县粮食获得大丰收，总产达到4．148亿斤，比1961年增产44％，是岳阳县历史上(至1962年止)粮食总产量最高的年份。

树立样板。推介典型

开展比学赶帮超活动

在我担任县委书记的那几年里，我和县委的其他几位负责同志一道，及时总结成功经验，紧围绕恢复和发展生产这个中心，广泛树立样板，大力推介典型，扎扎实实地开展比学赶帮超活动。1961年我蹲点的郭镇大队战胜重重困难，依靠集体，艰苦奋斗，大干一年大翻身。这年虽遇上特大干旱，粮食仍获得大丰收。人平生产粮食1548斤，比大丰收的1957年还增产57％。其中，郭镇生产队还荣获湖南省1961年度水稻生产高产单位的光荣称号。县委及时总结了郭镇的经验，在全县推介了这个典型，迅速掀起了学郭镇的热潮。通过学习郭镇，又涌现许多先进典型，其中最突出的是毛田区。毛田区位于岳阳东部的大云、相思、铜鼓三座大山之间，是一个非常贫穷和偏僻的山区。境内荒山秃岭，水土流失严重。全区5万亩耕地，大多数是在山螃上，土质差，丘块小，水源缺，被称为“蓑衣地”、“斗笠丘  、

“米筛田”。这里的农民过着极其贫困时生活。解放后，人们的精神面貌和生产生活条件发生了很大变化，但在六十年代初仍然面临着严重困难。区委正视困难，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带领群众战胜困难，治山治水，向大自然展开了顽强的斗争，终于克服了重重困难，赢得了新的胜利。1962年全区粮食总产量达到3200万斤，平均亩产690斤，比历史上最高的1958年增产20％。牲猪发展到1．8万头，户平1 2头。全区造林1．1万亩，同时对5万亩残林实行封山育林。山区交通也有了改善，修筑了50华里长的公路。还建成了一座水力发电站，使500多户社员用上了电灯照明。新建了20多座中小型水库，整修扩建塘坝400多处，使全区2．6万亩“夜干丘”、“米筛田”实行了自流灌溉。随着自然条件的改变，生产的发展，生活的改善，人们的精神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集体经济也口益巩同.县委发现这一典型后，立即在毛田召开有公社书记参加的现场会。会后，学毛田、赶毛田的活动迅速在全县形成高潮。通过学习毛田，全县12个区中有l0开的全省三级干部会议上，毛致用同志代表县委介绍了我们岳阳县委领导农业生产的经验和毛田的情况，与会同志反映很好。中共湖南省委号召全省各地向毛田学习，深入开展学毛田、赶毛田的群众运动。许多省、地、县组织干部来毛田学习治山治水、改造自然、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经验。这年lO月26日，毛泽东主席来湖南视察，在接见全省县委书记以上干部时，高兴地对我说：“岳阳毛田的工作搞得不错嘛!”毛主席的话，给了我极大的鼓舞。回县以后，我将毛主席接见和表扬我们县的情景给县委常委和县委机关干部、区、社书记进行了传达。毛主席的话，极大的鼓舞着全县人民大办农业，夺取农业丰收，为国家多作贡献；也成为鞭策我们县委“一班人”加强对农业和农村工作的领导，促进生产不断发展的强大动力。

严于律己率先垂范

树立良好的自身形象

一个领导者，自身的形象是十分重要的。一个单位的“一把手”，只有树立起良好的自身形象，就等于下达了一道无声的命令，工作就能得心应手。在树立自身形象方面，我坚持做到了以个区的粮、棉、油、猪生产的增产幅度，都分别接近和赶上毛田。1962年底，湘潭地委召开县委书记会议时，我将毛田的情况作了汇报。地委主要领导非常重视。会后，地委书记华国锋、副书记赵处琪等领导同志实地考察了毛田。紧接着中共中央委员、团中央第一书记兼湘潭地委第一书记胡耀邦同志亲临毛田视察。他站在山上大声地说：“登高一望，心情舒畅。”对毛田人民治山治水，改天换地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革命精神，给予了充分肯定。事后，湘潭地委又派调查组来毛田实地考察．走访农户，召开各种座谈会。经过较长时间的调查，确认了这个典型，并写了《可贵的革命干劲》一文，1963年3月8日，湘潭地委印发了这个材料。是年冬，《红旗》杂志又将这篇文章刊登在第十一期上。在省委召下几点：一是勤政为民。我在任期间，几乎是一心扑在工作上，根本没有休息过星期天和节假日。除了回县委开会之外，每年至少有80％的时间深入农村调查研究，检查指导工作，蹲点办队，和农民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1961年春节期间，我带领工作组在梅溪公社中门大队办点，带头在贫下中农家里过春节。住在贫农易德成家里，晚上没被子盖，就与易德成一起盖蓑衣，一住就是20多天。：1962年夏天，防汛紧张的时候，我亲临防汛任务最艰巨的广兴洲区指挥战斗。由于劳累过度，受了寒湿，背和腿都肿了，讲话和走路都不方便，仍然在防汛大堤上坚持了十多天，洪水退后才下火线。我的行动对其他领导成员产生了很好的影响，大家都能深入基层，深入农村，和农民群众实行“三同”，帮助基层和群众解决了许多生产、生活上的难题。二是廉洁自律。古人说：“廉生威”。就是说，只要领导者自身廉洁，就自然会产生很高的威信。我坚持做到关心别人比关心自己为重，先后帮十多位同志安排了家属的工作，当时有许多好心人提出要给我的老伴安排工作，都被我婉言谢绝了。北方老家的一些亲戚来岳阳，要求我帮他们解决城市户口，安排工作，都被我拒绝，一个也没有安排。我一直特别注意做到廉洁奉公，生活上从不搞特殊。有一次县供销社给我老伴送了一床棉絮，后来被我发现了。立即去供销社补交了棉絮款。三是敢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我认为，只要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领导者，正确的就要坚持，错误的东西就要丢掉，不要怕亮丑。我和县委“一班人”对大跃进以来，依靠群众兴修水利、扩种双季稻、开展比学赶帮超活动、组织协作支援等，都坚持下来了。虽然当时也有些非议，但经过我们摆事实、讲道理，耐心细致地说服了那些有不同看法的同志，在恢复和发展生产的过程中，一直坚持和运用了那些有效的方法。但对于“五风”错误和其他一些工作失误，我以十分诚恳的态度，主动承担责任，一项一项地认真纠正。这样，就能取得群众的谅解，更加赢得群众的信任。

回顾我担任岳阳县委书记的四年，我认为是岳阳县发展较快的四年。不仅渡过了三年暂时困难的难关，而且粮食连年增产，人民生活水平逐步提高，工业和其他社会事业都得到了相应的发展。岳阳县一跃成了全省的先进县。

(作者系原省顾委委员、中共岳阳地委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