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大跃进”与人民公社化运动

党的八大二次会议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后，各县展开了“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广大干部群众发挥高涨的社会主义建设积极性并取得一定成果。但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的“左”的错误开始泛滥。经过部分纠正“左”的错误后，接着又开展“反右倾”运动和“继续跃进”，致使工农业生产遭到破坏，国民经济进入严重困难时期。

第一节  “大跃进”运动

一、大搞农田基本建设与农业“大跃进”

第一个五年计划提前完成后，5县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十分高涨。1957年冬开始，广大农村掀起了以兴修水利和积肥为中心的生产高潮。在1958年至 1960年的三年“大跃进”中，广大农民群众发挥冲天的干劲和奋发图强、艰苦创业的革命精神，在兴修水利，大搞农田基本建设中取得重大成果。三年时间，5 县为水利工程建设总投资3608.89万元，完成土石方15204万立方米，劳动日用工6931万个，其中湖区大堤用工2214万个。

围挽四大农场。1958年冬至1960年春，分两期工程完成钱粮湖农场的围垦。1958年7月，省委决定围挽钱粮湖，在常德地委的直接领导下，成立钱粮湖围垦指挥部，常德地委书记王敬牧任第一政委，华容县委书记易光明任指挥长，由华容、南县、安乡组织10万劳力大会战。整个工程包括围挽钱粮湖大堤、堵塞调弦口、开挖华洪运河和刘家铺河，修建5座中型水闸。8月，常德专区决定组织华容、安乡、南县3县民工围垦，华容县为主要围垦单位。 11月5日 开工，华容上劳力8万人，南县6000人，安乡4000人，至 1959年5月11日 ，共完成土石方2000万平方米，围挽总面积227.8平方公里。1959年11月至1960年春，华容县组织2.78万人，钱粮湖农场880人，续修引河至旗杆咀老堤，新修放杆咀至建新农场新堤，续挖华洪运河，培修洪水港到潘家渡南岸大堤，兴建望君洲旗杆咀水闸等，共完成土方942.8万立方米，石方 18.9万立方米。1959年1月，经国务院批准，新挽区成立江南第一大国营农场——钱粮湖农场。

1958 年8月，湘阴县委决定实施围垦整治汨罗江尾闾工程。报经省委和湘潭地委批准后，县委成立围垦工程指挥部，组织3.55万名民工，分4个兵团进入工地，于 1958年10月至1960年2月，分三期工程围垦汨罗江尾闾，堵塞原汨罗江的主、支流河口12条，新修防洪大堤3.78万米，洪道改由周家垅劈山开河经白塘湖、新塘河下泄，其中周家垅新开洪道长2670米、底宽230米，白塘湖疏竣航道长1.6万米，修建撇洪渠长1.25万米。共完成土方1713.3万立方米，合计用工1000万个，国家投资1192.8万元，围垦面积189.97平方公里，开垦耕地12.1万亩。1958年11月，建立的湘阴县地方国营屈原农场，占围垦面积182.78平方公里，耕地面积12.06万亩。

1958 年9月，岳阳县委为开发湖洲，消灭血吸虫病和安置铁山水库的移民，组成君山围垦灭螺工程指挥部，组织1.74万名民工大会战。完成土方310万立方米，将永成垸、五沟垸、自成垸、反咀垸等围成君山大垸，1960年4月围垦结束，堤长35.37公里，挽垸12万亩。成立岳阳县君山农垦场。次年4月，更名为湖南省国营君山农场。

1958 年，临湘县为消灭血吸虫病和控制血吸虫病感染，经与湖北省蒲圻县协商同意，按临湘受益2/3，蒲圻受益1/3筹资投劳，共同修筑北堤拐至铁山咀长江防洪大堤6000米，在铁山咀建排水闸。是年10月，临湘县组织4000名劳力，完成大堤和排水闸土方74万立方米，开采石料3400立方米。1959年1月至 4月兴建铁山咀排水闸，从此将长江洪水控制在闸外。临湘县又组织劳力修筑湖堤，保护面积4.02万亩，建立黄盖湖农场。

为改变山丘区农田水利建设状况，5县开始修建水库。1958年至1960年，完成的中型水库有临湘县忠防水库、湘阴县（今汨罗市）汨罗水库、岳阳县兰桥水库，完成小I型水库43座。1957年，为解决岳阳县新墙河两岸农田的灌溉及拦沙问题，湘潭地委和岳阳县委组织规划修建铁山水库工程。 1958年9月17日 ，岳阳县委成立铁山水库建设指挥部，组织劳力1.4万人开始修建。大坝修至72米高时，正值1959年春节，工地只留部分干部和民工留守。后因暴雨、山洪袭击，大坝崩溃，直到1977年后复修铁山水库。湖区堤防建设由1957年的851公里，到1960年增至986公里。1958年，岳阳县由国家投资在君山人民公社建设垸六支渠临江河闸建1座中型机埠用于排渍。配4115型29.4千瓦煤气机4台；1959年国家投资又在广兴洲四支渠殷家铺建1座大型排灌机埠，配6160型99.3千瓦和4160型66.2千瓦煤气机1台（套）称殷家铺排灌站。1959年至1960年，华容县南岳庙建成2台551.6千瓦的燃气机埠，配副机1台110.3千瓦，排渍5.8万亩，为岳阳最大的机埠。至1959年，岳阳市机械排灌达到549台，1.22万千瓦。1959年开始建电力排灌站，1960年境内已有电力排灌机埠3处、109千瓦。

    湖南开展农业“大跃进”运动早于其他战线的“大跃进”。中央下达《1956年至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即四十条）后，省委专门在长沙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党的八届三次会议精神，提出要“以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精神和排山倒海的劲头，加速发展农业生产”。接着，又召开省委第一届第二次会议，省、地、县、乡、社五级干部列席会议，传达党的八届三中全会精神，集中讨论农业生产和整风运动。会议研究了《1956年至1967年湖南省农业发展规划纲要（草案）》和《1958年湖南省农业生产规划纲要（草案）》，并在会上明确指出：我省农业跃进的准备已基本完成，“1958年是这个大跃进的第一年”。 1958年1月1日 ，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发表了《鼓起革命干劲，实现1958年农业生产大跃进》的新年献词。从此，“大跃进”运动在全省铺开。

根据地委对农业生产作出的部署，各县委分别召开党代表会议、县委扩大会议或县、乡、社干部会议，传达党的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和省委一届二次会议精神，采取大鸣、大放、大争论、大字报的形式，批判“农业生产只能渐进，不能跃进”的所谓“右倾”保守思想。讨论和制定落实农业生产发展纲要（草案）和实现1958年农业生产大跃进的规划和措施。岳阳县提出粮食每亩单产稻谷355公斤；临湘县提出每亩单产400公斤；平江县提出每亩单产400公斤，养猪55万头，总产值人均125元，华容县提出每亩水田单产400公斤，旱田每亩产皮棉40公斤，湘阴县提出粮食总产量过亿斤，养猪100万头。

会后，各县、乡党委书记挂帅，组织各种形式的宣传队伍，深入到农业社、田头、屋场开展“大跃进”的宣传鼓动，发动群众以高昂的热情投入农业“大跃进”运动。县直机关由各级党组织召集会议，采取大鸣大放的形式揭露和批判各级干部工作中的“五气”和“一切浪费保守落后”的现象，号召机关干部、职工做革命的“促进派”。各县办的报纸、广播天天报道城乡组织农业生产“大跃进”的消息，各县干部、群众都沉浸在反“右倾”、反“保守”、“大跃进”的政治气氛之中。 4月30日 ，湘阴和浏阳、湘乡等县在全省县委书记会议上联合向全省发出宣传工作“大跃进”的竞赛倡议书。在省委宣传部的推动下，掀起宣传农业“大跃进”的新高潮。

在省一届五次会议讨论通过的《1956年至1967年湖南省农业发展规划纲要（修正草案）》、《湖南省1958年农业生产规划纲要》和《关于深入开展全民整风运动组织农业生产大跃进的决议》下发后，各县原订指标一次次拔高。1月上旬，华容县委在召开的第一届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按照“跃进”的精神，提出要将原编制的全县1958年至1967年两个五年计划的目标，提前在一个五年内完成。按1957年实际比，粮食总产量增长10倍，生猪年末存栏增长12.4 倍，农副业总产值增长20.3倍。 2月16日 ，岳阳县在全县农业生产会议上，明确提出1958年的总任务是“发展耕牛万头，每户养猪五头，亩产粮食千斤，亩产皮棉百斤，每人一担鱼”。行动口号是“大干一场，实现亩产千斤粮，苦战三年，建设新岳阳”。该县友爱社在会上表决心，学习麻塘，赶上醴陵企石社，保证1958年粮食亩产1900斤，力争实现 1000公斤。3月下旬，平江县委在乡党委书记参加的县委扩大会上，决定在全县开展“二一二”运动，即粮食亩产双千斤，红薯1万斤，人平总收入200元。还提出“一年乡乡公路化，二年全县机械化，三年全县电气化”。在 4月18日 向本省的醴陵、攸县，湖北的红安、麻城县发出的应战和挑战书中，重申“二一二”指标，又提出“稻谷赶醴陵，生猪超望城，作风比宁乡，养鱼赛湘阴；红茴打先锋，收入赛过全省兄弟县”。

1958年七八月间，《人民日报》连续发表社论，批判“条件论”，宣传所谓“没有万斤的思想，就没有万斤的收获”、“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等观点。各县很快出现了粮食高产“卫星”，一地放了一颗高产“卫星”，另一地就要放一颗更大的高产“卫星”。 7月8日 ，《平江报》报道该县太平农业社亩产早稻1261公斤；13日，《新湖南报》报道岳阳县先锋农业社亩产早稻2132公斤；8月，《华容报》报道该县三郎堰乡红星社早稻亩产1802公斤。 10月18日 ，《岳阳报》报道该县同心社一丘田亩产稻谷6288公斤。毛田南冲公社获得中稻亩产11471公斤。筻口乡桥步社两亩旱地产红茴10.5万公斤。“卫星”纷纷竞相发射，“大跃进”气氛迅速升温和膨胀，下半年，浮夸风越刮越严重。秋收、秋耕、秋种的季节里，岳阳县34万人大战“三秋”，县委号召“再鼓冲天干劲，大刀阔斧发射‘三秋’卫星”，当时《岳阳报》称全县是“卫星连连上天，三秋节节获胜”。冬种时，湘潭地委召开县委书记会议布置作好冬播、深耕、积肥和水利等各项工作的推广工作。要求在20％以上作物田搞高产“卫星”试验，油菜、小麦要保证千斤以上。各县加强农业的领导，制定“跃进”措施，有的县提出 1959年稻谷单产2000至2500公斤，皮棉250至500公斤。 1958年12月27日 至 1959年1月4日 ，湘潭地委召开第一次公社书记会议，提出1959年组织更大更好更全面的“大跃进”，在充分讨论的基础上，提出全区工农业总产值实现30亿9.42万元，比 1958年增长70％的总目标。同时，要求粮食亩产925公斤，皮棉亩产500公斤，鸡鸭人均2只等具体指标。1月底，地委又召开县委第一书记会议作出具体布置，境内4县县委按照地委的“大跃进”指标，制定出的地委下达任务更高的指标，在县委扩大会上落实到各公社。决心放手发动群众，进一步调动群众生产积极性，在工农业生产上继续大放“卫星”，坚决实现1959年更大更好更全面的“跃进”，创造出比1958年更大的成绩来。

12 月中旬，省委召开农业社会主义先进单位代表会议，湘潭地区有48人评选出席全国农业社会主义建设先进单位代表会议，其中平江谈岑公社、瓮江公社、幕阜公社大兴中队、红色公社建立大队，岳阳县君山公社、建新农场、毛田公社、步仙桥公社，湘阴县长乐公社、屈原公社，临湘县江南公社、詹桥公社等单位14位代表出席了全国“先代会”。

随着农业“大跃进”的风越刮越烈，围绕农业生产的各种“大办”也一轰而起。如大办水利、大办肥料、大办猪场、大搞深耕密植、大搞技术革新和改良农具运动、大围垦、大开荒等等。这些“大办”，是在广大农民建设社会主义热情十分高涨中开始的，在兴建一批水利工程，推广良种和双季稻，推广合理的深耕密植，发展养猪事业等方面，为农业生产发展和粮食生产起到了促进作用。但是，随着“大跃进”运动中产生的高指标、高估产、高征购、高用粮，干部中的瞎指挥、强迫命令、浮夸风和以“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的错误严重泛滥，使农业“大跃进”中的一些事物逐步走向反面，违背经济发展规律和自然科学规律，在“大办”中出现了许多弄虚作假、劳民伤财的现象。为积肥搞“路边花”（把肥料堆在路边专门给人看），组织专门拆屋队，大拆土房，使一些农户寄人篱下，无家可归；大搞深耕，提出“深一尺，亩产粮食2000斤”，盲目深耕几尺；为推广密植，县里统一规定密植标准，越密越好，有些地方，搞“挨挨寸”的高度密植，造成不通风，禾苗枯萎和病虫害严重；办猪场，搞大建万、千、百（头）猪场，大都名不副实。华容县商业局直属仓库采用三割催肥（割甲状腺、耳朵、尾巴）方法，使生猪“日长 39斤”，“卫星”一放，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映，苏联、捷克斯洛伐克、越南都来电来信，索取资料。1958年，全国生猪育肥现场会议在华容召开。后查明全是弄虚作假，造成极坏影响。这些做法，严重阻碍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使农村生产力受到严重破坏，也伤害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党群关系、干群关系紧张起来。 1958年，经过广大农民艰辛劳作，粮食丰收在望，随着“大炼钢铁”、“大办交通”、“大办工厂”等“大办”运动开始，大量的农业劳动力和农具、牲畜支援各种“大办”，农村劳动力减少，以致当年丰产不丰收。农业生产要素不合理的调配，使生产力遭到破坏，造成生产大幅度下降，农民生活日益困难，农村形势日趋紧张。

二、大炼钢铁与地方工交事业的发展

1958 年8月，中央在北戴河会议上作出《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号召全党全民为生产一千零七十万吨钢而奋斗》的决议后，在全国发动了全民大炼钢铁运动。8月底至 9月初，省委为了落实中央下达的钢、铁生产任务，连续召开会议，部署钢铁生产“大跃进”。湘潭地委、常德地委分别给5县下达炼铁任务。湘潭地委 8月25日 至 30日召开县委第一书记会议，强调“今后几个月内要把钢铁生产作为一个突出中心工作来抓”。在全区开展一个比领导决心、比发动群众、比出铁快、比出铁多、比出铁好的‘五比’竞赛”。而且，十天半个月一次电话会或工作会，每天上报炼铁进度，三五天出一次《关于钢铁生产的简报》，督促各县加强领导，4县投入炼铁队伍由几万人上升到十多万人。岳阳县上万名劳力在金鹗山建起7座土高炉，作为全县“钢铁生产基地”。平江县根据地委指示，组织10万劳力奔赴钢铁战线，还在浯口等地建起土高炉，收集农民家里的铁锅、菜刀、火钳等铁制品作为原材料，开始炼铁。临湘组织2500多劳力在陆城青山咀、白马矾等地筑起土炉24 座，土法上马，大炼钢铁。华容县在全民大炼钢铁的浪潮推动下，在团山庙挂起炼铁厂的牌子，抽调上千名劳力土法炼铁。同时，在机关、学校、公社也建起了小高炉，干部、学生、社员放下工作、学习和农活，都投入了炼钢炼铁的群众运动。岳阳县岳州人民公社实行全党动手，全民动员，参加炼钢的机关、学校10多个单位 2400多人，到10月底，建成土炉45个，平炉18个，9月22号开始出钢，日产12吨以上，全社共炼钢0.6万吨。

为了完成钢铁生产的任务，从地到县都组织竞赛评比。湘潭地委在大炼钢铁的几个月里，按月、按旬进行报表统计，综合整理后公布发到各县。县里为推动全民炼铁运动，掀起炉与炉、厂与厂、公社与公社的竞赛，并通过报纸、广播、报表插红旗、拔白旗，促进炼铁运动狂热发展。同时，围绕大炼钢铁运动，各县还组织了“大办木炭、大办煤炭、大办运输、大办水泥、大办砖厂”等，服务和保证全民炼铁运动。当时，各县焦炭缺少，为了解决燃料不足的问题，平江、临湘、岳阳3县组织近 20万劳力上山烧炭。平江、临湘两县除解决本县炼铁所需木炭外，还要完成湘潭地委下达的支援其他县市的木炭任务。平江县长寿片的干部群众提出“每人一个窑，每一天一担炭，白天烧出来，晚上送到站”的口号，保证“钢铁元帅升帐”。临湘县委书记巩扩率领2万劳力上山扎寨，大烧木炭。9月，湘潭地委提出“以钢为纲，钢铁第一”，“以钢为纲，一动百动”。为了保证炼铁任务完成，保证焦煤、木炭、矿砂按时运到，还从机关、学校和民间抽调汽车、人力车、畜力车支援炼铁。 10月1日 ，湘潭地委召开县委书记紧急会议，要求组织100万劳力投入工业生产，坚决完成钢铁生产的任务，并发射两颗生铁“卫星”，一颗日产5000吨，一颗日产1万吨，把各县群众性炼钢运动推向新高潮。经过几个月的全民炼铁任务，在大放“卫星”的气氛中，有的县也顺势宣告完成或超额完成任务。但是，全民炼钢运动带来了严重的后果，各县从农业战线抽调大批青壮年劳力，严重地妨碍了农业生产的正常进行，不能保证秋收和秋耕，造成了1958年粮食丰产不丰收的局面。而且，全民大炼钢铁运动浪费太多，尤其是大量砍树、拆民房烧炭和收缴农民生活所需锅、火钳，甚至部分犁、锄、锹等作为废铁而放置土炉炼铁，烧去大量木材，熔化许多铁器，烧出来的却是烧结废铁。临湘县苦战半年，炼出102吨都是废铁，次年4月停办。严重地破坏了森林资源和人民群众已有的物资财富。号召土洋结合，土法为主，实际上是土法与群众相结合，从“小、土、群”（小型土法土炉群众炼钢）中炼出来的钢铁质量太差，废品很多，造成经济上的严重损失，加剧了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比例失调。

在农业率先“大跃进”的影响下，工业、交通、运输亦纷纷起来效仿。1958年2月，省委在长沙召开工业交通会议，要求贯彻“依靠群众办工业”的方针，做到 “县县办工业、乡乡办工业、社社办工业；各级办工业，各部门办工业”。会后，全省自上而下，掀起大办工业的高潮。平江县委在贯彻全省工业交通会议精神时，提出“全党动员、苦战三年，组织工业交通‘大跃进’”的号召，要求1958年全县工业总产值要比1957年提高4.7倍，达到53.30万元，到1960 年赶上或超过农副业总产值。岳阳县在贯彻全省工交会议精神后，层层发动，狠抓落实。3月底，县委宣布：全县已办各类工厂715个，另有602个正在筹建中。7月、8月间，各县为“大办工业”再造舆论，掀起全民办工业的高潮。 7月20日 ，华容县委、县人委要求“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社队大办工业”。8月，湘阴县委召开全县工业会议，提出“全党动员，全民动手，大办工业”，规定农村各社队和县直机关单位、厂矿学校不论人数多少，都要办1个滚珠轴承厂和3个以上化肥厂。同月，岳阳县委在召开全县乡、社书记电话会上提出“全民动员，大战50天，实现全县工业化”。28日，《岳阳报》就报导“全县已实现滚珠轴承化”。平江县委也在召开全县工业扩大会上宣布：“全县建成大小工厂3700～4000 个”。在实现人民公社化后，伴着大炼钢铁，城乡大小工厂不断涌现。湘阴县到1958年底统计，大小工厂达1.48万个，从业人员4.9万人。而且，还将全县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后组建的企业大拼凑，组建成纺织、机械、陶瓷等27个地方国营工厂，农村所办的工厂，都享受工资制和供给制。年底，岳阳县办各类工厂2133个，从业人员3.04万人；平江县在国家轻工业部工作组试点后，国家投资469万元，办起各类工厂1203个，工人增至2.3万人。社社建立了机械化、农具厂、化肥厂、农药厂、土纸厂。华容县共办各类工业企业441家，从业人数2.6万人。临湘县共办工矿企业395家，从业人员4728 人。至此5县共办各类工厂18972个，从业人员达13.3128万人。1959年4月，党的八届七中全会作出《关于人民公社十八个问题》会议纪要提出 “人民公社必须大办工业”的号召，5县人民公社共组建了社队企业3.71万家，从业人员11万人，占农村总劳力的13％，实现企业生产值4100万元，占农村总产值的7％。

在 1958年至1960年“大跃进”期间，不管地方资源、资金、技术条件如何，自上而下强调“大办工业”。一窝蜂建起的成千上万个大小工厂，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土法上马，时间不长，就因原材料、设备、技术及所生产的产品质量低劣等方面的问题。加上管理缺乏经验，经营上严重混乱，亏损严重，无法维持生产，造成开工不足或停工停产，甚至垮掉。有的县在1958年至1960年“大办工业”中，使用的财力占地方财政收入一半以上，由于投入大、产出低，工业总产值一年不如一年。据统计，5县1958年工业总产值比1957年下滑40％以上。

但是，境内企业包括社队企业是从1958年起步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中所列的165个重点项目之一的临湘桃林铅锌矿，就是1958年开始基建的，1959年 12月建成投产。1958年1月，省委、省人委决定在城陵矶洪家洲兴建岳阳造纸厂，是国家计划重点项目，建成后是全国八大凸板造纸基地之一。是年6月动工，后因调整缓建。1964年恢复建设，1968年建成投产。为了解决桃矿、造纸厂用电及湘北地区工农业生产用电需要，1958年5月，经国家水电部批准，又在洪家洲兴建岳阳火力发电厂，次年9月改称湖南省岳阳电厂。12月安装第一台6000千瓦齿轮发电机后投产发电。1958年，为了适应厂矿生产的需要，由国家投资，岳阳、临湘两县配合铁路部门先后兴建了临湘至桃矿、城陵矶工业站至岳阳电厂、岳阳造纸厂的3条专用线，共40多公里。同时，一批地属企业的前身工厂都是在1958年兴建的。1958年3月，建立的地方国营岳阳县农业机械厂（后改为制冷设备厂）；1958年7月建立的岳阳县玻璃厂（后改为市玻璃总厂），8月建立的岳阳水泥厂，1959年2月建立的地方国营岳阳县制药厂（后改为市制药一厂）；1959年12月建立的岳阳县麻袋厂（后改为岳阳苎麻纺织厂）；还有在岳阳县公田镇办的瓷厂（后演变为市瓷厂）等，都是在“大办工业”中兴建的。随着岳阳辖区变化，后来逐步发展为地属企业，为地方工业崛起创造了条件。

随着地方工业的发展，境内交通运输业得到改善。1958年10月，岳阳、临湘、湘阴成立京广复线修建指挥部，共抽调12万劳力，以县组成3个民工团参加了京广复线工程建设，负责北起临湘羊楼司、南至湘阴（今汨罗市）高家坊155公里路段的土建任务。1958年11月至1961年8月，共完成土石方工程 2943.2万立方米，挡土墙4150立方米，大中桥26座，小桥涵洞188处。汨罗桃林寺站以北6.39公里段竣工投入使用。1959年12月至 1960年2月，由省交通厅、长沙铁路、航运办事处（岳阳港）、湘运公司联合出资36万元兴建一条由岳阳三角线经韩家湾至街河口码头的沿湖铁路专线，与京广线相连，全长1209米，主要运输钢铁、粮食、煤炭、化肥、矿石等物资。 1960年5月25日 ，经交通部、铁道部核准，岳阳港成为全国22个重要内河港口之一。公路建设有所发展。岳阳县城道路建设加强，1958年修建了全长2040米的洞庭北路，新建城区至城陵矶长7.5公里、宽12米的沿湖公路，使洞庭湖岸水陆交通融为一体，成为岳阳交通运输枢纽。1958年至1959年，境内还新建岳阳至公田、新开塘至范家铺、临湘五里牌至羊楼司、剑头山至李家塅、平江长寿至江西修水，长279.3公里的干线公路，以及一批通往乡镇的普通公路（总长794.1公里）。但因急于求成，所修建的公路中存在标准不规范、施工质量不高等问题，没有发挥应有的效力。

三、科教文卫事业“大跃进”

在工农业生产“大跃进”战鼓一阵高过一阵的形势下，社会的各项事业也都奋起直追，开展“大跃进”运动。

首先是开展以改革工具为中心的科技运动。1958年4月，各县先后成立工具改革委员会，开展以改革工具为中心的技术革新运动。副省长章伯森带工作组在平江瓮江乡办农具改革试点后，全县学习瓮江经验，采取干部、技术员、手工业工人和社员四结合的办法，在乡、社组织农具革新队伍，开展工具改革和技术革新的群众运动，促进了全县“大办工业”运动。湘阴县在工具改革中，木制双铧犁、木制机床、车子化、航运化、空中索道、牛拉火车等发明相继涌现。华容县集中铁、木、篾等行业工人，大搞技术革新和改良农具。8月，各县学习河南大搞滚珠轴承的经验，从工厂到农业社，从机关到基层，从干部到居民、农民、学生都投入了大搞滚珠轴承的运动。出现了家家户户锤滚珠的热闹场景。5县共投入试造滚珠轴承的单位1000多个，有21.6万人参加。生产轴承61.8万套，安装工具24.2 万件，创造和改良农具8600多件。但是受设备、材料和技术的限制、一哄而起的科技革新运动，虽然创造了一些“奇迹”，但大都不能推广使用，反而造成了极大浪费。

1958 年5月，全省教育工作会议召开后，各县拉开教育“大跃进”的序幕。特别是人民公社化运动后，在“政社合一”的体制下，提出“十天三普及”（普及中、小学和幼儿教育），实现“一营一校”（一个大队办一个学校）的发展目标，各类学校应运而生，普通小学、中学有较大增加，还办了职业学校、农技学校、师范学校等。 1957年，5县共有小学2910所、中学25所，在校学生24.5万人。到1958年，小学就有3285所，中学81所，在校学生32.69万人。还有农村学校和职业中学48所，师范3所。各县还办红专学校近2000所，参加学习的有16.28万人。各县及乡、社都成立扫盲委员会，为在国庆节扫除文盲，提出“田野是战场，树下是课堂，手指当笔画，大地当纸张，书本随身带，休息就扫盲”。短短半年时间，5县参加扫盲青壮年44.9万人，加上历年扫盲人数，累计达55.69万人。临湘县路口公社被评为全国扫盲先进单位，党委书记参加了全国群英会。

文化工作“大跃进”，是从开展群众性业余文化活动开始的。为推动农业“大跃进”，农业社成立业余剧团、图书室、歌咏队、美术组，配合“大跃进”搞宣传，造舆论。在群众文化工作中，提出“人人写诗、人人画画、人人演戏”和“社社办文工团”等口号，兴起了以民歌、民谣及壁画为中心内容的群众性文艺创作热潮。 10月23日 至 25日，湘潭专区召开了全区文化艺术“卫星”会议，传达省文艺“卫星”会议精神，交流经验，制定“卫星”规划。会后，县、社都成立文艺“卫星”指挥部，加强具体领导，检查督促采取“滚绣球”的流动展览等办法，把文艺“卫星”发射得又多又大又高。各地搞“创作跃进日”，“万人山歌大合唱”，大放文艺“卫星”。同时，通过文艺宣传，又为各行各业“大跃进”鼓与呼，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是，这些文艺活动群众喜闻乐见的少，“假、大、空”、公式化、概念化的东西多，上半年一哄而起，下半年一哄而散，终至偃旗息鼓。

医疗卫生工作“大跃进”，是从除“四害”（苍蝇、蚊子、老鼠、麻雀）开始的。湘阴县提出“两天准备，五天战斗，三天扫尾，苦战十天，实现‘三光’（私人厕所拆光、臭水氹填光、门窗洗光）‘六化’（户户实现痰盂化、人人毛巾化、个个牙刷化、房屋白化化、公共厕所化、队队标语化）”，县直机关、单位和居民委员会迅速行动起来，农村的乡、社也组织除“四害”，拆厕所。岳阳、临湘、平江3县也都开展了群众性除“四害”工作。经过检查评比，湘阴县被评为全省“四无” 县，岳阳、临湘、平江3县有204个单位被评为“四无”单位。这次除“四害”群众运动，改善了城乡卫生环境，普及了卫生知识，培养了人们讲卫生爱清洁的习惯。但运动中提出的口号和形式主义，造成了人力、物力的浪费。农村大拆私人厕所，拆换陈砖茅屋，致使有的地方卫生没有好转，反而病人增多，群众怨声载道。人民公社化运动兴起后，各县加大医疗卫生工作领导力度，到1958年底，5县医疗卫生机构有748个，病床4882张，医务人员5485人。有70个公社成立了卫生院，一些农村联合诊所很快发展成农村医院，农村缺医少药状况有所改善。

第二节 人民公社化运动

一、 兴办人民公社试点

1958年8月，毛泽东先后视察河北、河南和山东等省的一些农村。 8月9日 ，他在山东同当地负责人说，“还是办人民公社好，它可以把工、农、兵、商、学合在一起，便于领导”。 8月23日 《人民日报》公开发表毛泽东的讲话，“人民公社好”的口号传遍全国，一些地区相继出现联乡并社并转办公社的热潮。

8 月13至22日，省委召开地市委书记会议，对即将开始的人民公社运动作了研究，决定8月下旬试点，9月全面铺开。地委迅速作出安排，要求各县尽快试点，兴办人民公社。8月下旬，5县闻风而动，充分利用县报、广播进行宣传发动，介绍外地人民公社化的经验。《平江报》专题发表“人民公社十大优点”的文章，向广大群众宣传人民公社优越性。《岳阳报》在“要紧的话”栏目说人民公社“更能适应我国农村社会生产力进一步发展，比一般合作社显示出更大的优越性，能更有效地促进工农业生产大跃进，这样，就能加速农业机械化、电气化。人民公社是全面发展农村经济、文化事业，在广大农村中建立共产主义制度的最好的基础形式。人民公社的建立标志着我国农业合作化制度又开始向前大大跃进了一步”。同时，各县都先后组织工作组下乡试点。在毛泽东说“人民公社好”之后，岳阳县委就派出工作组到君山乡帮助进行小社合并建社工作，总结该乡搞小社大协作的经验。 8月23日 ，全乡召开转社筹备工作代表会议，与会的100多个代表一致要求很快转社，当晚每个人都写了入社申请书。工作组和乡党委展开成立人民公社宣传攻势后，9个农业社的干部群众都到乡里要求。筹备工作就绪，乡党委于 8月26日 召开庆祝人民公社成立大会，君山乡全乡的9个农业合作社合并为一个人民公社。驾着小船从湖里来的渔民，从30多里外来的农民，放下工具的工人高举红旗，抬着申请书，敲锣打鼓，一个队一个队、一个社一个社进入会场，欢呼岳阳县第一个人民公社诞生。《岳阳报》在刊登消息的同时，还刊载长篇报道向全县人民介绍“人民公社给君山人民带来十二大好处”。同日，通过宣传发动，全省最早成立高级农业社的湘阴县洞庭围的社员群众来到人民公社成立大会场，庆祝民新、白临两个乡和白马、临资两个镇组合为洞庭围人民公社，全社共有8262户、3.45万人、6.41万亩耕地，实行工农兵学商合为一体的统一领导和管理的人民公社体制。这两个人民公社与长沙高塘人民公社同日成立，成为全省最早的人民公社。消息传开，各县加快了试点步伐。 8月29日 ，临湘县委在横铺乡建立了超美人民公社。 9月1日 ，平江县委经过酝酿协商，将三阳区的三阳乡、浊水乡、清水乡、东源乡的72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和国营平江第一农场及三阳范围所属的工厂、供销社、银行、学校、卫生院等13个单位合并搭建，成立红旗人民公社。 9月3日 ，华容县委在县城人民大礼堂召开华一人民公社建社试点工作大会，宣布将三封、胜峰岭、潘家渡3个乡合并建立华容县第一个人民公社，命名为“华一公社”。至此，5县试点工作结束。

二、各县实现人民公社化

1958年8月29日 ，中央作出《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将全国人民公社运动迅速推向高潮。 9月13日 ，省委下发《关于组织学习人民公社有关文件的通知》，省委宣传部在《新湖南报》上刊登《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宣传提纲》，湘潭地委、常德地委对所属县委提出具体要求，一个人民公社化的宣传和建社运动在各县迅速铺开。9月中旬，各县都分别召开县、乡、农业社三级干部会议，组织学习毛泽东关于“人民公社好”的指示，中央有关建立人民公社的文件，省委、地委关于加快成立人民公社的文件、会议精神，号召在全县广泛开展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宣传活动。同时，以县委试点创办的人民公社为样板，对人民公社化运动进行规划和安排。为了解决干部群众对人民公社的一些疑虑，还以整风形式，开展鸣放和辩论，批判个人主义、本位主义和所谓 “小脚女人走路”的右倾保守思想，讨论并社建社，搭起人民公社的架子。会后，在广大群众中开展大张旗鼓的共产主义宣传运动，运用县报、广播、大字报、标语、门板报等多种形式，向人民群众宣传人民公社的优越性，“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的口号遍布城乡。岳阳县委于9月中旬召开有1500人参加的三级干部大会，以建立人民公社为中心，向全体干部进行共产主义教育，并推广广兴洲乡进行“十破十丰收”的共产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使干部认识到社会主义制度比资本主义有无比的优越性，明确“建人民公社就是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去”，使广大干部下决心建好公社。尽管当时中央在《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中指出，农业合作社合并为大社并转为人民公社的时候，一气呵成当然更好，不能一气呵成的，也可以分两步走，不要勉强，不能性急，各县都应先进行试点，然后逐步推广。还指出，无论在秋前和秋后或今冬明春合并，都应从现在起，就把准备合并的一些小社串连起来，共同商量，统一规划秋后的农田基本建设，统一安排为争取明年更大丰收的各项准备工作。但在当时的实际运动中，受“大跃进”狂热气氛的影响，各县的人民公社在酝酿、筹备和建立的过程中，同样充满了非理性的狂热。在少数人消极抵制和反对，大多数群众还来不及反应，报纸、广播天天报道一些地方已实现公社化的紧迫形势下，不到半个月，各县人民公社就搭架建立了起来，到9月底，已基本实现公社化。到年底，各县原有的3497个高级农业合作社，组建成76个人民公社（岳阳县16个、湘阴县26个、平江县14 个、临湘县11个，华容县9个）。在基层实现公社化后，各县根据省地委的部署和要求，在“政社合一”的思想指导下，开始筹建县联社，即一县一社。11月下旬，湘阴县行动起来，将中共湘阴县委员会改为“中共湘阴县联社委员会”，将湘阴县人民委员会改为“湘阴县联社管理委员会”，县级机关所有行政部门和企事业单位，一并进入湘阴县联社委员会。下设办公室、组织部、宣传部、监委会，县联社管委会下设水利、畜牧水产、财贸粮油、工业交通、文教卫生、政法公安、生活福利、劳动武装八个部，实行县一级领导机构的公社化。

三、岳阳市的设置与城市人民公社的建立

1959年11月，国家民政部派员来岳阳县考察，调研设置岳阳市事宜。 1960年1月2日 ，经国务院批准，在原岳阳县城厢镇基础上成立岳阳市，隶属湘潭专区，委托岳阳县代管。全市划为3区3社：即南区、北区、城陵矶区、郊区分社、梅溪分社、洞庭分社。全市共有28个管理区、8个居民委员会，201个生产队，1个直属场。面积300平方公里，113643人。1960年2月中旬，召开中共岳阳市第一次党代表会，选举产生中共岳阳市第一届委员会，由22名委员组成，常务委员9人，书记李景川，副书记段志霖。市委工作机构设办公室、组织部、宣传部、工交政治部、财贸政治部、农副办公室、监委会。岳阳市人民委员会市长段志霖，副市长郭宪章、程玉良。其工作机构有秘书室、计委、人事科、民政科、劳动科、财政科、文教科、卫生科、农业科、基建交通科、公安局、工业局、手工业管理局、商业局、服务局、税务局、粮食局、邮电局、人民银行。还建立了市人民武装部、检察院、法院等机构。1961年10月，省委批示，岳阳市由湘潭地委直接领导。“为了密切城乡关系，有关工作可以委托岳阳县委代管”。

1958年12月10日 ，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指出：“城市的人民公社，将来也会以适合城市特点的形式，成为改造旧城市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城市的工具，成为生产、交换、分配和人民生活福利的统一组织者，成为工农商学兵相结合和政社合一的社会主义组织。”此时，岳阳城区已建立岳州、洞庭、运输三个城市基层人民公社。

1960年3月9日 ，中共中央文件印发中华全国总工会党组《关于哈尔滨香坊人民公社的发展情况的报告》和河南省委《关于城市人民公社巩固和发展情况的报告》，并对城市人民公社问题作出明确批示：“中央认为对于城市人民公社的组织试验和推广，应当采取积极的态度。”“以大型国营厂矿为中心，以机关、学校为中心，以街道居民或以城区再加一部分农村为主体的各种形式的人民公社，都可以试验，事实上都表现了它们的优势性”；“中央希望上半年全国城市普遍试点，取得经验后，下半年普遍推广”。3月底，省委召开了地、市委分管城市人民公社的书记会，会后又组织部分地、市委书记到郑州参加了中南协作区城市人民公社现场会议，从而，促进了城市人民公社建立的步伐。设置不久的岳阳市委、市人委紧跟省、地委的部署， 4月11日 ，成立岳阳市委城市人民公社领导小组，市委书记李景川担任组长，迅速开展了建社的组织和准备工作。经过广泛宣传发动，全市有126757人（包括后增的郭镇、北港公社人口）申请参加城市人民公社，占总人数的98.4％。 4月19日 ，湘潭地委批复同意成立岳阳市城市人民公社。29日，岳阳市委在岳阳县委党校礼堂召开岳阳市城市人民公社社员代表大会，宣布正式成立岳阳市城市人民公社。岳阳市、岳阳市城市人民公社二个机构，一套人马，在城市人民公社管理委员会下设若干工作机构。管辖南区、北区、城陵矶、洞庭4个城市公社，以及郊区、梅溪2 个农村分社，14个管理区。 5月25日 ，省委为加强城市人民公社建立和管理，召开第二届十一次常委会，讨论城市人民公社问题的纪要，对建立的城市人民公社提出要抓好的几项工作，并制定城市人民公社的几项政策，强调“按省委讨论意见贯彻执行”。 5月29日 ，省委在岳阳召开全省城市人民公社现场会议。岳阳市城市人民公社党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段志霖等在大会上介绍建立城市人民公社的经验。

1962年10月20日 ，国务院颁布《关于撤销湖南省岳阳、东安等六市的决定》，省人委以会办秘字第371号文件转发，撤销岳阳市，将岳阳市行政区域划归岳阳县管辖。 12月4日 ，岳阳县委、县人委发文宣布撤销岳阳市党政机构，原岳阳市城市人民公社改为岳阳县城关镇人民公社。不久，人民公社称谓取消。

四、大办公共食堂

1958年9月，在人民公社化的同时，各县按照省委宣传部印发的《宣传提纲》，大张旗鼓地宣传大办公共食堂。要求基层在人民公社办起来后，要采取各种形式宣传办公共食堂的优越性，尽快实现公共食堂化。

在筹建人民公社时，各县许多地方就把办公共食堂作为实现人民公社化的重要方面，动员、组织城乡人民群众把公共食堂办起来。当时，各地采取的形式和措施主要有：一是以作业组为单位，创办公共食堂，实现社员生活集体化。华容县在各项具体工作尚未处理好的情况下，就以作业组为单位，创办了34823个公共食堂。食堂普遍推行餐票制，凭票开餐。二是大办食堂，取消四私（即私人炉灶、私人厕所、私人菜土、私人工具）。在“生活集体化”的口号下，发动基层干部、党团员和积极分子挨家挨户边宣传边拆除炉灶，收缴炊具、餐具和其他生活用具，彻底断了一家一户生活的后路，一改几千年来形成的一家一户生活的习惯。三是通过拆房废灶办居民点，将一家一户的小家庭，集中到几十乃至上百户的大集体居民点，让98％以上的人进入公共食堂就餐，男女老少分别集中住宿。对少数消极和有抵制情绪的、不愿加入公共食堂的部分群众，社队采取强制措施，将私人户上的粮食、蔬菜、家禽家畜、灶具餐具、自留地、房前屋后的果树、菜地等全部收缴给公共食堂。据湘阴县统计，以生产队和作业组、城镇居委会为单位建公共食堂，实行住宿吃饭大集中，全县建立公共食堂14808个，实现公共食堂化。平江县虽属山区，居住人员分散，但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全县组织办了公共食堂5348个，有150481户，549111人在公共食堂就餐。

公共食堂办起来后，实现了社员“生活集体化”。当时有人总结，办食堂大家吃饭的时间一致，社里便于统一安排生产、学习和其他社会活动，社员由各家各户，集中于一地餐宿，相互关系密切了，妇女劳力解放了，也不为家长里短争吵了，家庭关系得到改善。但是，公共食堂的弊端随着时间的推延，问题也逐步暴露出来，一是吃饭排长队，几十人、乃至上百人在一个食堂吃饭，相互拥堵，排队时间长，有时无法保证供应，引起群众怨声载道。二是“吃饭不要钱”的供给制，食堂是大桶装饭，男女老少放开肚皮吃，不用自己出钱，过“共产主义”生活。有些食堂开流水席，使好吃懒做的人，到一处吃一处，一天吃上五六餐，无人问究。而且，不搞计划用粮，每餐吃不完的剩饭剩菜，都被收去喂猪或倒掉，造成粮食浪费。三是食堂缺乏严格规章制度，干部吃小灶，多吃多占，搞特殊化，社员乱吃乱拿。公共食堂好景不长，到1959年春青黄不接的时候，不少公共食堂缺粮缺菜缺柴烧，越办越难办。

为了巩固和发展公共食堂，各县抓紧了公共食堂的计划用粮，节约用粮的工作，普遍采用“按人定量，指标到人，节约归己，超吃不补”的办法，从城镇到农村，取消 “大锅饭”，改吃“钵子饭”，实行基本口粮与基本劳动日挂钩。但是，粮食连年减产，而浮夸风、强迫命令风越来越严重，公共食堂不仅缺米下锅，而且油盐柴奇缺，已经到了难以为继之时。为了把公共食堂办下去，省委批转了省委农村工作部《关于办好农村公共食堂的报告》，要求各地采取积极措施，把43万多个公共食堂办好。湘潭地委为办好公共食堂，多次向各县委发出通知。各县委面对公共食堂的严峻形势，加强对公共食堂工作的领导。把办好公共食堂作为巩固“社会主义阵地”的一部分，要求基层“越是困难越要把公共食堂办下去，不能散伙”，要“一手抓生产，一手抓生活”，各县通过召开生活福利会，总结坚持办食堂的经验，树立典型，开展检查评比和比学赶帮的竞赛活动，公共食堂艰难地维持下来。1960年粮食匮乏，为“保命保畜”，各地全面推广“双蒸饭”，提高出饭率，大搞代食品、“瓜菜代”，野菜充饥，许多干部、群众因营养不良，患上水肿病，出现饿死病亡的现象。此时，新建岳阳市，为建立城市人民公社，还在大搞集体生活福利事业。4月下旬，短短几天时间，全市公共食堂由原来991个，增加到1027个，开餐人数11.9万多人，占市人口总数的92.38％。但是，好景不长，下半年就难以为继。

五、人民公社的组织形式和分配制度

    “政社合一”是当时总结人民公社的一个基本特点。各地建立人民公社后，都超出了单一经济组织的范围，实行工、农、兵、学、商结合的制度，成为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的综合体。岳阳县岳州人民公社的社员共有13814户，62666人，其管辖范围内有中央、省、地、县属机关单位92个，国营企业23个，县级中学3所，小学13所，公社所属工厂35个，商业系统2183人，还有医院、门诊所、剧团等，有工人、干部、教师、学生，还有郊区农民、菜农、居民等。各人民公社设党委会和管委会，既是党的领导机构，又是行政管理机构、生产指挥机构、军事机构（民兵师），集党、政、军、财、文大权于一体。一般均由几个乡级政权合为一体，公社的管委会就是几个乡合并的人民委员会。政社合一后，实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管理。出工按军事化以团、营、连、排为单位，公社为团、大队为营、生产队为连、作业组为排，以“大兵团作战”的方式组织生产劳动。平江县就组织了各种兵团1176个，参加过兵团生产的2.33万人，凡是搞一次性生产突击，如兴修水利，开荒垦殖等都是兵团作战，统一行动，限期完成。

    “一大二公”是人民公社的又一基本特点。所谓大，就是公社的规模大，人多地多，一个公社等于几个乡，平均每社有7000多人，多的几万人。华容县平均每社 1.09万户。平江县在原14个区的基础上建立14个人民公社，一个公社就有3至5个乡。公社不仅经营农、林、牧、副、渔各业，而且还办工厂，办中、小学。原有乡镇部门机构进行大整合。国家在农村的金融、商业供销和粮食等部门，其机构的职能、业绩和经营都归人民公社，实行统一政策，统一管理，统一计划，统一指挥。所谓公，就是人民公社比农业生产合作社更加集体化，公有化程度更高。农业社要将一切公有财产交给公社，社员入社后，基本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原来在农业合作化中还保留自留地，社员转社后，必须全部交出；自营牲口、自营成片的果树、一部分较大型的生产工具等等，许多地方在建立公社过程中都已转为社有。有些地方在所谓“大办”中将私有的房屋、家禽都转为公社所有。这里的公就是实行生产资料公社直接所有制，实行县联社的地方，实际是实行生产资料的全民所有制，严重地脱离了农村生产力的水平。

1958年，美国在台湾海峡制造紧张局势，进行军事挑衅和战争威胁，中央于8月作出《关于民兵问题的决定》，要求在“全国范围内把能拿起武器的男女公民武装起来，以民兵组织形式，实行全民皆兵。” 9月29日 ，毛泽东对新华社记者谈话时指出：“帝国主义如此欺负我们，这是需要我们认真对付的，我们不但要有强大的正规军，我们还要大办民兵师。”“全民皆兵，就是以人民公社为单位，逐步实行全民武装。”根据这个精神，省委、省军区下发了加强民兵建设的指示。各县广泛深入地进入全面皆兵的宣传教育，迅猛地扩大民兵组织，把年满16岁至50岁的能拿起武器的男女公民，都编入民兵组织，年满16岁至30岁的编入基干民兵。并扩大了民兵建制，在农村和城市厂矿相当于县级的一般编为民兵师，县以下单位视人数多少编为团、营、连、排。人民公社既是生产组织，又是军事组织，劳武结合，全民皆兵的群众运动迅猛发展，民兵数量急剧增长。岳阳县在城关地区成立了24780余人参加的民兵师，县长任师长，县委书记任政委；兵役局局长、政委和有关中央、省属单位负责人和岳州公社党委书记任副师长、副政委，下设9个团。各县参加普通民兵和基干民兵的达各县总人口的40%左右。1959年至1961年，根据上级的指示，结合整顿人民公社，对民兵组织进行全面整顿，初步纠正了“组织军事化”的形式主义偏向，把生产组织与民兵组织彻底分开，调整不合理的民兵编组，压缩民兵的数量，精简民兵队伍。此后，按照毛泽东关于“民兵组织要做到组织落实、政治落实、军事落实”的指示，民兵组织在国民经济全面调整中得到巩固和发展。至1964年，全区有2个师、 245个团、2351个营、1433个连、12150个排，民兵62.54万人，其中基干民兵30.25万人，普通民兵29.08万人。

在分配制度上，公社实行供给制和工资制相结合的制度。在人民公社化运动进一步发展中，宣传“共产主义已不是遥远和未来的事情”，“供给制是比按劳取酬更进步的制度”，要不断破除“按劳取酬”制度，向共产主义过渡。有的地方把原来经济条件、贫富水平不一的社队合而为一，硬性拉平，搞平均主义。 10月24日 省委发出《关于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开展朱元生、刘耀旗思想讨论的指示》后，地委组织开展欧南俦、刘耀旗好坏思想的讨论，各县紧密结合公社处理分配问题，大张旗鼓向农民进行共产主义教育，遍插红旗、大拔白旗、教育农村干部和群众过好人民公社这一关。岳阳县委联系本县实际，开展有38.36万人参加的欧南俦、郝兴华好坏思想大讨论，形成群众性的共产主义教育高潮。平江县委结合本县情况，组织开展“王元生、童万秋思想”的大讨论，批判童万秋的“资本主义思想”。然而，这些讨论，名曰“大破个人主义、本位主义、资本主义和保守主义”，实际却否定按劳分配制度，降低共产主义标准，促成以平均主义为标志的“共产风”滋长。有的地方就提出对社员要包吃、包住、包治病、包养老、包婚丧等口号，将人民公社集体所有制改为全民所有制，把一些集体所有制的企业、单位转为全民所有制。公社化的发展，否认社会主义时期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必要性，无偿调拨物资，随意平调社员、生产队、生产大队的劳力、资金、土地和财产，实质是肆意剥夺农民和集体的财产所有权。“共产风”还在生产上造成瞎指挥、高指标、高估产、高征购、高用粮等问题，仅仅几个月时间，粮食紧缺，农民生活日益困难，社会形势日趋紧张，“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就不断暴露了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