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对“左”的错误的初步纠正

一、认真传达贯彻中央会议精神

1958 年11月，中央召开第一次郑州会议，毛泽东提出并要求纠正已经觉察到的“左”的错误，强调要区别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划清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两个发展阶段，批评废除货币、取消商品生产和交换的主张。12月，中央在武汉召开八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一方面对人民公社的兴起仍给予极高评价，另一方面通过阐述几个重大政策和理论问题，批评那种急于向全民所有制、向共产主义过渡和企图过早地取消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错误倾向。 1959年二三月间，中央政治局召开第二次郑州会议，从公社内部所有制分级的问题入手，进一步纠正“共产”风。期间，毛泽东还直接给省以下直至生产小队的各级干部连续多次写党内通讯，谈了农业方面许多问题，号召讲真话，强调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讲。两次郑州会议和八届六中全会，中央开始纠正“左”的错误。

1958 年11月至1959年3月，省委通过召开全省公社党委书记会、省委扩大会议和6级干部会议，传达中央两次郑州会议和武昌会议精神，提出贯彻落实中央会议精神和《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的要求。湘潭地委、常德地委分别对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会议精神，作出了明确的安排和部署。湘潭地委还发出《关于组织干部认真学习〈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的决定》，要求澄清思想，统一认识，明确人民公社的性质，分清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界线，以及商品生产、分配制度等问题，把干部思想统一到《决议》上来，紧密结合本地实际，做好人民公社的整顿、调整和巩固工作。

根据省、地委的部署和要求，为了尽快地把中央、省委召开的会议精神传达贯彻下去。各县委先后召开县委扩大会，全县公社干部扩大会和县、乡、社、大队、生产队、作业组长参加的5级干部会议，组织认真学习毛泽东的讲话与两次郑州会议和八届六中全会精神以及省委的相关文件，从理论和政策上看到人民公社化运动以来急于从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否定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以及按劳分配的原则，在公社范围内搞平均主义，实行供给制等，都是没有认识到人民公社仍然是集体所有制的基本性质，把才组织起来的人民公社，误当作共产主义已经来临，结果出现了“左”的错误。为了把党的六中全会决议做到家喻户晓，深入人心。各县开展了大张旗鼓学习宣传活动。华容县委发出《开展学习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的指示》，要求各级党委组织全体党员、干部、农民、工人以及学校教师、学生等认真学习“决议”，从思想上澄清某些干部和群众对人民公社的片面认识，进一步鼓足干劲，加快社会主义建设。该县护城公社召开大队电话会议后，全社3000多干部和1万名社员参加学习。湘阴县委22个委员都深入到公社和分社，召开党委第一书记和驻社工作组长会议进行贯彻，然后以公社组织培养大队干部、报告员深入到队、食堂、居民点、敬老院、工地、车间开展宣传，教育和鼓舞群众，推动生产。岳阳县委在省委召开首次公社党委书记会议后，于 11月26日 ，召开全县公社干部扩大会议，传达第一次郑州会议和省委会议精神，研究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和高速度发展生产的问题，组织大家着重讨论人民公社的性质、分配原则等问题。使与会干部对人民公社的性质有了正确的认识，明确现阶段人民公社是较大范围的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而不是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更不是共产主义的道理。从而澄清了误解，明确了方向，许多公社、大队干部表示要在今后的实际工作中正确执行党的政策和方针，“共产风”不能再刮了。湘阴县委在传达第二次郑州会议和全省6级干部会议精神后，端正思想，取消“县联社”和“政社合一”的体制，恢复中共湘阴县委、湘阴县人委会，取消“县联社”的各种机构，恢复县委、县人委的工作机构和公检法三家各自职能。

在传达贯彻中央、省委会议精神的过程中，各县联系实际纠“左”，结合整顿人民公社，同时进行整党、整团，从思想和行动上开始遏制和初步纠正“共产风”、强迫命令、瞎指挥和浮夸风、高指标等错误。平江县委在县委召开的干部大会上，对基层干部中出现的瞎指挥、强迫命令等错误，主动承担领导责任，总结经验教训，制定加强干部思想教育和政策宣传，严肃党纪政纪，改进工作作风的措施和规定，使基层干部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有所转变，干群关系得到改善。岳阳县委为了搞好公社整顿，1958年底，开始整顿各级党组织，针对党员在作风和工作方法上存在的问题，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使党员在思想作风上，组织观念上有新的提高。该县步仙桥公社在县委工作组和党委书记带领下，领导干部作风大转变，做到“三改”（改强迫命令、改指手划脚、改虚夸作风）“五访问”（到工地、社员家庭、食堂、敬老院、幼儿园、医院病房访问），深入实际，发现问题，虚心倾听群众意见与要求，密切了干群关系，改变了生产、生活面貌。临湘县委结合整社，积极挑选培训积极分子，为整党工作作好准备。全县挑选和培训的1000多名积极分子，以中央提出的积极分子红专4条标准为镜子，对照检查找差距，鞭策自己提高思想觉悟，努力实践，积极申请入党。

二、整顿人民公社

1958 年底，各县根据省、地委的部署和安排，进行为期1个月的生产生活大检查。各县从县直机关单位抽调一批干部，由县委领导带队，深入基层，同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通过抓思想，抓生产，抓生活，巩固人民公社。平江县委召开公社生产队长以上干部会后，21名县委委员下到公社，其中9人兼任公社第一书记。同时，抽调 390人组成14个工作组下去抓生产。湘阴县抽调9名县委委员、25名科局长和196名干部分赴各公社。加上公社干部，组织3000多人深入到队到田间，开展大检查大评比。临湘县委从县级机关抽调237名干部，由13名县委委员带队，组成11个工作组，下到各公社，深入生产生活各个方面，迅速掀起生产热潮。岳阳县委除决定19名县委委员全力抓农业外，还从县直机关抽出317名干部深入到社到队开展生产生活大检查，做到每个小队都有工作组，一直工作到 1959年3月。整顿巩固人民公社的运动从1958年12月一直搞到1959年4月，重点澄清党内党外干部群众的思想认识，明确人民公社的所有制、分配原则和集体生活等重大问题。这次运动使广大干部和社员对公社的性质、所有制和分配原则都有了基本了解，再也不认为人民公社一成立，就是社会主义变成共产主义，而是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能由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现阶段人民公社是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今后也不能再刮“共产风”了。

在普遍提高认识的基础上，各县进行了人民公社体制调整。根据中央提出“统一领导、队为基础；分级管理、权力下放；三级核算、各计盈亏；分配计划、由社决定；适当积累、由社调剂；物资劳力、等价交换；按劳分配、承认差别”的基本方针，结合中央《决议》和省委的《规定》，分别制定了人民公社“权力下放、分级管理”体制的实施细则。1959年1月，湘潭地委为统一全区人民公社管理体制，召开全区公社党委书记会议，在深入学习讨论中央《决议》和省委27条规定的基础上，制定《关于整社中若干问题（40条）的规定》，部署各县贯彻执行。所辖的岳阳、湘阴、平江、临湘4县，按照40条规定，从本县实际出发，对人民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体制进行了调整。华容县根据常德地委的规定，也进行了公社调整。到1959年6月，5县76个公社调整为78个，816个大队划为 1146个，5374个生产队划为7732个。

同时，各县狠抓《决议》、《规定》中各项政策的贯彻落实。5县普遍实行人民公社三级管理，以生产大队为基础，在生产队之下划分若干作业组的体制，并相应地规定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作业组各自的权力。为了纠正否定商品生产、价值规律和按劳分配原则等方面的“左”的错误，克服平均主义，纠正“共产风”。湘阴、岳阳、临湘和平江县都结合本县实际贯彻地委40条规定，允许在公社内部各单位之间存在收入上的差别，扩大工资部分，减少供给制标准，明确规定“人民公社除了实行伙食供给制（柴、米、油、盐、小菜）以外，一般不再扩大供给范围，条件困难的也可以只实行粮食供给制，若干年内应使工资部分的增加比供给制部分更快”。同时，明确公社内部各单位之间的劳动力和物资调剂，必须按等价交换的原则进行。个人与集体或国家之间的债务，要继续维持，集体占用个人的财务一定要清算偿还。还规定“公社社员的生产资料，如耕牛、小鱼塘、小片林木等，应该折价归公社，作为生产股份基金，记在社员个人名下。社员可以保留宅前的零星果木、小农具和小工具。在不妨碍参加集体劳动的前提下，允许社员在屋前房后或附近空坪隙地，种植少量的蔬菜、饲料、烟草、果木和花圃。社员原来在自留地和小片荒地上种植的少量粮食作物，一般归社员所有”。同时，“社员的一切生活资料，如衣服、被帐、家具、炊具和其他日用品，以及社员有小量粮食、食油、棉花、布匹等，仍归个人所有，公社不得动用，也不要动员‘捐献’。过去由于发展生产的需要，经过群众同意已经动用的用具和用品，要打借条，按期归还；已经调剂和动用的衣服、被帐，原则上应该原物退还”，等等。这些规定一经向群众宣布后，深受社员群众的拥护。同时，根据群众意见，本着便利生产，有利生活，便于领导的原则，实事求是的解决群众迫切要求解决而又可能解决的各项具体问题。如食堂、夜大、学校、居民点、幼儿园、托管组等过于集中的问题，一般本着因地制宜、民主协商的原则，在大集体的形式下，允许有小自由进行调整和缩小，得到群众欢迎，密切了干群关系。湘阴县一位83岁老贫农说：“整社整得气象新，干部群众心连心，生产越干越起劲，生活日日往上升。”1959年7月，全省县委书记会议召开后，为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实行集体、个人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发展农副业生产。并向全省发出布告，鼓励社员发展大集体下的“小自由”。各县按照布告精神，恢复了自留地制度，鼓励社员种植少数的零星荒地，谁种谁收。当时，华容县委向全县农村提出：“在搞好集体养猪的同时，允许社员喂猪、养羊、鸡、鸭、鹅、兔等家禽，自留地长期归社员使用，不征公粮，不负担派购任务”。为办好集体福利事业，临湘县委采取群众运动与专业队相结合的办法，组织1万多个劳力在长江沿岸垦荒10.8万亩，全部种上小麦、油菜等粮食和经济作物，使农业生产出现转机。由于政策的贯彻，省委《规定》落实到农村基层，得到广大干部和社员群众的拥护，提高了社员的生产积极性，社员的出工率和劳动工效明显提高。

人民公社经过整顿，不仅调整了公社体制，使政策落到实处，而且，广大农村干部在整顿中，通过认真学习中央《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用鸣放辩论的办法肯定成绩，总结经验，找出问题，开展好坏典型讨论，提高了思想认识，进一步解决生产和经营管理的具体问题。领导作风转变了，工作方法改进了，各级干部关心群众生活，倾听群众意见和要求多了，瞎指挥、强迫命令的现象少了，坚持实事求是，说实话办实事的多了，弄虚作假搞浮夸的少了。许多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深入到田间，走村串户，到公共食堂、敬老院发现和解决问题，干部社员的关系密切了，群众生产劲头高了，把生产搞得热火朝天。1959年，岳阳县委为兴修水利，县委领导都分别包干1个水库工程建设，在全县10万劳力上到工地后，县委负责人与民工同吃、同住、同劳动，全靠手推肩挑，移山筑坝，建闸修渠，加快水利工程的速度，为抗御自然灾害和恢复农业生产打下了坚实基础。

通过传达贯彻中央和省委会议精神，进行人民公社整顿，到“反左倾”运动开始，各县按照省地委的部署和安排做了大量工作，“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和瞎指挥等“左”的错误得到初步遏制，形势开始向好的方面转变。但是，由于对错误的严重性还缺乏足够清醒的认识，纠“左”的努力还局限在坚持“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左”的指导思想大框架内，因而形势并没有根本好转。

三、整顿公共食堂

第一次郑州会议后，省委为了解决人民公社化运动以来出现的问题，加强公共食堂的整顿和巩固工作。1958年12月，各县组织生产生活大检查，集中解决居住拥挤、公共食堂、托儿所、幼儿园等集体生产规模过大，主副食和蔬菜的供应不足等方面的问题。华容县委从县级机关抽调60个干部组成10个工作组下到公社检查，做到发现问题立即解决，凡是检查组到过的地方，生产上、群众生活上都出现了新的气象。岳阳县委领导干部下去检查公共食堂开办情况。县委书记武登荣在步仙桥公社彭家公共食堂发现食堂规模太大，300多人开餐挤在一起，规定8人一桌，人不到齐不开餐，而且菜的品种少，味道差，社员怨声载道。他便同生产队干部和社员座谈商量，将1个食堂改为3个食堂，按户编席，病人和老年人一般不在食堂吃饭，做到四菜一汤。社员都举手赞成，齐声感谢。

在中央《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和省委《关于巩固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规定》下达后，湘潭地委召开公社党委书记会议，进行认真学习讨论，专题研究和制定了办好公共食堂的规定和措施。要求各县通过整顿，做好巩固公共食堂的工作。各县召开公社、大队、生产队干部会议，对公共食堂按照便利生产便于领导的原则，进行适当调整。超过500人以上的公共食堂划分为2个食堂；居住比较分散，吃餐饭要跑几里路的也作了调整，社员方便一些，吃冷饭冷菜甚至吃不上饭的现象减少了。同时，制定一些方便群众的生活制度，如对病人、老人、孕妇、小孩，在伙食上有必要的照顾；社员来客添菜，食堂给予方便，热情招待；改固定席为按户编席；允许社员有小锅小灶，允许自带小菜或打饭回去吃。个别不愿参加公共食堂的，在不影响参加集体生产的原则下，可以允许在家开饭。这些制度和整改措施在基层实施后，公共食堂逐渐便利社员生产生活了。社员群众再也不要为吃公共食堂怨声载道了。四五月正是蔬菜淡季，为了解决缺菜问题，各县要求公社、大队发动群众想办法出主意，妥善解决食堂吃菜问题。岳阳县渭洞公社党委发动群众、利用房前屋后、山边、地边、墈边、茶园地等空隙零星土地，开展“八瓜十三菜”突击月，组织465个有种菜技术老年人新垦3925亩，种南瓜、苦瓜等瓜730亩，苋菜、茄子等菜3470亩，使全社438个公共食堂先后吃到各种新菜，社员也安心生产了。

1959 年7月，贯彻省委《关于办好农村公共食堂的意见》，又一次划小公共食堂的规模，做到既办常年公共食堂，又办农忙食堂、劳力食堂和其他形式的食堂，便利社员生产生活。同时，在“积极办好、自愿参加”的原则下，做到口粮指标、食油指标、柴山和自留地都直接分到户，并定量供应。自愿参加食堂的，将口粮和食油指标交给食堂掌握，不参加食堂的，粮食和食油由生产队按月或按季发到户。经过调整，境内公共食堂3.62万个，即每个作业组1个食堂。10月，结合农村整社，又一次整顿公共食堂。平江县原来名存实亡的1505个食堂，在整社中，通过发动群众对公共食堂的大辩论，全都恢复起来，参加食堂的人数由整社前的84％，增加到96％。梅仙公社石塘大队原41个食堂，整社前跨了11个。通过大辩论，群众又把公共食堂办起来了。同时，为了巩固公共食堂，把公共食堂办好，各县还抽调一批干部下到公共食堂检查。组织开展创五好（计划节约用粮好、种菜养猪副业好、清洁卫生好、炊具改革好、民主管理好）的竞赛活动。湘阴县委组织 8546名县、社、队干部落脚到全县的每个公共食堂，与社员群众同堂就餐抓生活。“干部下食堂，亲自抓厨房”成为群众佳话。该县1.126万个食堂，按照湘潭地委要求评出五好食堂7879个。平江县采取政治进食堂，干部下厨房，开展“五好”食堂评比竞赛后，全县77％的食堂达到“五好”标准，有些公共食堂还成为社员政治经济文化娱乐的中心。临湘县委一手抓生产，一手抓生活，做到以粮食为中心，以食堂为重点，安排好群众的生活。湘潭地委推介了他们“管好粮食，办好食堂，勤俭愉快，过好日子”的经验。但是，随着粮食生产大幅度减产，公共食堂难以维持，许多地方的群众纷纷要求解散食堂，自谋生路。

四、彭德怀到平江调研

1958 年12月，党的八届六中全会召开后，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彭德怀从武昌回到湖南，到农村进行调查研究。21日，他在省委书记谭余保的陪同下，来到他领导平江起义的平江县视察，23日上午驱车离开平江。在短短的两天时间里，彭德怀先后听取县委、公社负责人的汇报；邀请老红军和老赤卫队员座谈；深入农村考察，了解民情；参观县工业展览馆，瞻仰平江县革命烈士纪念碑，到当年他领导平江起义的旧址天岳书院，给平江一中的师生讲述平江起义的经过。时间虽短，他的所见所闻“印象尤为深刻”，他为农村中出现的许多“左”的东西深感不安，夜不能寐。

彭德怀平时不大过问经济工作，在武昌会议上听到了许多关于农村的情况，他为了把农村的情况弄清楚，便开列了一份有关人口、劳动、耕地面积、牲畜、农具、水利、粮食总产、亩产、粮食征购、人平口粮等方面内容的调查表，一到平江就交给县委书记王效良，要他如实填好这张表。在听取王效良汇报时，他边听边记，特别是一些数据总是问得一清二楚。而且，他还不时地插话、问话，了解他所要弄清的情况。当王效良说到农业生产的数字时，他单刀直入地问：“老王，今年亩产多少斤？”王效良老实地说：“部分高产亩产才八百多斤。”又问：“最高才只有八百？”“只有八百。”彭德怀满意地笑了，说：“你好，说了老实话。别的地方一报就是八千、上万、几万斤呐！我就不相信，亩产几万斤，稻谷堆在地里一尺多厚，长得出来吗？”在王效良汇报人民公社建立后的情况时，使他想到调查时在一些地方刮起的几股黑风（指“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他特别指出：“县委要注意，群众搞起来了，就会搞‘左’的”，“人民公社就是搞得急躁些，‘左’ 一些，比如平产，什么东西都拿去了，如果未分发的，要坚决退还”。在红旗人民公社听到公社负责人王孟兰汇报发动群众大炼钢铁时，他反复询问了参加炼铁的人数和方法。在和老王算全民炼铁的得失账后，他亮着嗓门说：“农民种地为主嘛，何必费那么大的劲去炼钢铁。你们炼钢铁又没得煤，全靠木炭，一下子把山上的树砍光了，农民怎么生存哟，我奉劝你们不要搞了。”当王孟兰谈到公共食堂的情况时，彭德怀突然站起来说：“农村办公共食堂，多不方便，老年人怎么办？小孩子怎么办？定量怎么搞？干稀怎么搭配？主杂粮如何安排？一人难遂千人意啊！我看是办不长久的。”听完汇报后，他告诫公社干部“要让农民注意休养生息”。

听完县委书记的汇报，随后，在谭余保和县委负责人陪同下，来到平江县工农业生产大跃进展览馆。本来就对一些基层干部为了表白自己的工作成绩，无限制地上报 “卫星”数字的现象很反感的他，看到展览馆里各种拼凑起来的所谓“油菜卫星”、“红薯卫星”、“钢铁卫星”、“稻谷卫星”就很生气。他认为，这些东西都是堆起来的，于是对在场的人说，“不要搞这些虚假的东西！”当听到讲解员介绍一种深耕农具可深耕一尺五寸时，他严肃地说：“那么深，脱了裤子插秧？”讲解员又说深耕可以亩产2万斤。彭德怀听了这些令人可怕的数字只能摇头叹息：“你们吹，是假的。”他指着“红薯卫星”说，“红薯我们家乡有，一亩地最多不过20 担，哪有万斤亩的，这风刮到现在未停，怎么得了……”他为这些浮夸的数字感到难过，也很气愤，奉劝干部要实事求是，一就是一，二就是二，不要弄虚假。看完展览馆后，也不知他从何处调查得知，“发现（平江）两个年度的生产数字颠倒公布了，即将一九五七年高产数字公布为一九五八年的生产数字，而将一九五八年的较低的数字公布为一九五七年的生产数字，这样的造假数字，真是令人可怕的。”

一天的耳闻目睹，使他对武昌会议毛泽东说的“必须老老实实，不要弄虚作假，现在的严重问题，不仅下面作假，而且我们相信”的话有了深刻的理解。特别是召开座谈会和下乡考察，直接找农民交谈后，他理解毛泽东说的要“压缩空气的话更透彻了”。21号晚上，彭德怀召开座谈会，邀请平江老红军、老赤卫队员参加，倾听老战友推心置腹的意见。大家无拘无束，从生产到生活，从公社化到大跃进，无所不谈。谈得最多的是如何刹住浮夸风的问题。一位老红军激动地站起来说：“彭总，浮夸风不刹车，老百姓可会造反了。”彭德怀戴着老花眼镜，亲自作记录，皱着眉头，深沉地说：“是呀，老百姓真是多灾多难。党中央号召我们反浮夸风，你们这些老家伙再带个头吧！”一个老红军说，青壮年上山烧木炭、炼钢铁去了，田里稻谷熟了，没有去扮（脱谷）；土里红薯叶子都枯了，没有人去挖，糟蹋了好多粮食，明年日子怎么过？彭德怀连连点头。座谈会快要结束时，这位老红军给彭德怀递了一张条子。回到住处，他展开一看，只见上面写着：“谷撒地，薯叶枯，青壮年炼铁去，收禾童与姑，来年日子怎么过？请为人民鼓与呼！”彭德怀看后心里十分难过，将纸条夹在笔记本里，见老红军递条时小心翼翼的样子，联想到一些干部在八届六中全会上大讲大炼钢铁的收获和公共食堂的好处，他更加感到下情何等难以上达！当晚，彭德怀思绪万千，久久没有入睡。22号上午，他决定到乡下走一走、看一看农村生产情况。在谭余保和县委负责人的陪同下，来到了城郊的红旗人民公社，听了公社负责人汇报后就到田间地头，直接找老百姓交谈，掌握最确切的情况，现场检查粮食产量，以便印证公社干部的汇报。当他看到一堆堆成熟的谷子被扔在田里，一些土里还埋着红薯，好不容易找到一位老农民，老人告诉他，每个人都要争创炼钢铁的纪录，没有时间和精力去收割谷子，挖尽红薯。彭德怀激动地说：“你们每个人为什么不想想你们不收谷子，明年你们吃什么？你们总不能去吃钢铁吧！”老农民深深地点头赞成，同时尖锐地指出：“事情确实如此，但谁也不想那么做。除非中央高级干部下乡来了解情况，谁敢站起来反对这股风？”农民的一席话，使他又联想到昨晚老红军说的话和递给他的诗，为之深有感受。后来，他在“文化大革命”的《自述》中写道：“在一九五八年十二月我至乌石、平江等地时，给我的印象尤为深刻。因为有不少农民到我处申诉、告状。由于这些黑风（五风）在某些地区刮起，直接影响了我党基层组织在那些地区群众中的威信，使中央领导同志在那些地区的威信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损失。”

在平江期间，彭德怀还瞻仰了平江革命烈士纪念碑，到当年领导平江起义的天岳书院，缅怀先烈，教育后人。他在平江烈士陵园里，深有感触，思绪万千，在革命烈士纪念碑前，他沉重地说：“平江县人民对革命贡献是伟大的，参加到红军中去的便有五六万人。而在革命斗争中英勇牺牲以及被国民党反动派残酷杀害的劳动人民又将近20万人。1928年平江就有75万人，现在解放10年了，人还没有恢复到60万，牺牲了多少人啊！我们这些留下来没有死的，一定要继承他们的事业，把共产主义革命进行到最后胜利！”来到天岳书院，他触景生情。仿佛站在书院操场的誓师大会台上，又看到起义战士人人颈上挂着红带子，勇气百倍，向平江县城进发的场景如同就在昨天。在平江一中师生的再三要求下，他给师生简要地讲述了平江起义的经过，并为该校题了校名。

22 日下午，彭德怀离开平江回到长沙后，认为，1958年全国粮食总产量决没有公布的那样多，武昌会议上提出国家计划统购1200亿斤肯定会购过头粮，将给农民造成极大困难。因此，他以个人名义向中央发去电报，建议最多只能征购900亿斤。1959年8月初的庐山会议期间，他给毛泽东写了一封如实反映“大跃进”、人民公社情况的信，却被受到错误的批判。在“左”的错误困扰下，虽遭厄运，但他那忠诚正直、实事求是、深入实际，敢为人民代言的大无畏革命精神，永远铭刻在人民心中。

第四节   “反右倾”运动与继续“跃进”

一、开展“反右倾”运动

1959年8月2日 至16日，在庐山召开的党的八届八中全会通过决议，认定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犯了“具有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性质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并于 8月7日 向全党发出《关于反对右倾思想的指示》，随即在全党范围内展开了大规模的“反右倾”斗争。

8月5日 ，省委召开电话会议，向各地、市委书记通报庐山会议精神，通报周小舟在会议上受到批判的消息，指示各地转入“反右倾、鼓干劲”学习。8日印发贯彻执行中央指示的通知，10日，召开“反右倾、鼓干劲”广播大会，部署开展“反对右倾思想”运动。湘潭地委于 8月6日 集中地委委员、县委书记在岳阳县召开紧急会议，提出全党动员，全民动员，克服右倾情绪，实行增产节约，大干8、9月，坚决为完成总产量和总产值而奋斗。之后，各县部署开展“反对右倾思想”运动和安排八九月工农业生产。15日左右，各县召开县委扩大会、公社书记会议，传达中央、省委的指示，从总结成绩、分析形势入手，学习领会中央指示精神，批判“右倾”情绪，检查年度计划执行情况，进一步鼓干劲，加措施，掀起秋季生产高潮，全面完成和超额完成年度总产量、总产值计划。但是，各县在把“反对右倾思想”的精神传达贯彻到社到队中间，又把那些提倡实事求是，提倡计划落实，反对浮夸作风，强调群众路线的所谓“甘居中游，不求进取”、“计划越订越小，产量越报越低”、“完成任务不坚决”的干部、群众，都作为有“右倾”情绪的人进行批判。有的地方甚至认为“反右倾就是反右派”，提出要“好好整几个人”，搞得人心惶惶。平江县有个公社在全社干部、党团员、五好社员参加的动员大会上，提出“反右倾、反资本主义、反工作不深入”的口号，召开了3万多人参加的“反右倾”群众大会，致使一些敢讲真话，坚决反对浮夸风、高指标、瞎指挥的干部、群众受到批判。

接着，传达贯彻党的八届八中全会精神，开展“反右倾”斗争。 8月22日 至 9月15日 ，各县县委书记参加省委扩大会议，听取八届八中全会精神，揭发批判周小舟为首的所谓“右倾机会主义反党宗派活动”，开展了所谓“反右倾”的斗争。9月下旬至 10月8日 ，各县按照地委的部署和安排，召开县委扩大会，县委委员，公社书记、县直科局长和县属企业、事业单位党组织负责人参加会议，传达贯彻党的八届八中全会及省委扩大会议的精神。大体分四步进行：第一步传达中央、省委会议精神，学习文件，联系实际，开展鸣放；第二步深入大鸣大放，初步揭发问题；第三步深入揭发，重点批判，分清大是大非；第四步召开生活会，互相帮助，普遍清毒和部署生产。在会议期间，除传达党的八届八中全会和省委扩大会议的精神外，还学习了中央《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和《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以及省委《关于周小舟同志右倾反党活动问题的决议》等文件与毛泽东在闭幕会上的讲话。组织与会人员揭发和批判所谓“彭、黄、张、周反党集团”错误和“周小舟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宗派活动”。在平江县委扩大会上，一些干部还联系彭德怀1958年12月的视察，揭发彭德怀的所谓反党反人民的言论和行动。当时，各县委扩大会总结贯彻八届八中全会精神的情况报告中，普遍认为“使大多数同志分清了大是大非，划清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思想界线”，“消除右倾思想的毒素，提高了政治思想水平，使到会同志从根本立场观点上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教育”。同时，在会上联系实际组织重点批判和自觉交心，批判“右倾思想”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使大家认识到这是一场阶级斗争，是两条道路的斗争在党内的反映”，“增强了党的团结和统一，纯洁了干部队伍”。在平江县委扩大会议上，揭发和批判所谓以县委第一书记王效良为首的反党集团，认为他们“闹独立王国，公开抗拒执行上级党委的指示，对一些重大问题不请示不报告，把党的委员会，降级为‘兄弟班子’”，在“反党集团内部互相包庇、隐瞒、蒙混上级”，特别是“王的问题揭发以后，仍采取互相包庇，节节抗拒”的方法。为此，对这些重点对象展开了批判斗争。会后，将王效良等4人定为所谓的“右倾反党集团”（1962年按照中央《通知》，省委批准撤销“王效良为首的反党集团”的结论，给予平反、恢复名誉）。华容县委在对公社正副书记以上干部进行摸底排队后，于 10月25日 至 11月1日 ，召开全县干部大会，检举揭发 “右倾机会主义分子”59人，在大小会议上分析批判74人，受到重点批判的2人。其他县在县委召开的扩大会议，通过自觉交心，互相帮助，区分情况，对县委领导中存在的宗派主义和“右倾思想”，进行摆事实，讲道理，深挖思想，以理服人的批判帮助，使一些县委成员“在真理面前不得不低头认错”。还有一些公社书记、单位负责人也联系自己找问题揭发彭德怀、周小舟的所谓错误言行，检查自己的“右倾思想”。

县委扩大会之后，各县城乡旋即开展“反右倾”运动。县直机关、企事业单位、中学和城关镇等单位都参加，运动的重点是党政机关。基本要求是“消除毒素，提高觉悟，纯洁队伍”。为加强对“反右倾”斗争的领导，各县委都成立了“反右倾”领导小组，并配备干部专门掌握运动情况。运动从10月下旬开始到1960年2月上旬结束。通过学习发动，传达八届八中全会精神，批判“右倾思想”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抓住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对待革命群众运动的态度、党的领导、本位主义、宗派主义等方面“大是大非”展开专题辩论，提高党员、干部的“思想水平”。湘阴县采用先党内后党外，党内以领导干部为主的办法，全县分四批开展“反右倾”运动。10月底召开了三级干部“反右倾”整风大会，主题是保卫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推动全县全面铺开“反右倾”整风运动。随着运动的开展，逐步发展到全县所有基层单位，不仅“烧”到了所有干部，还殃及到一部分群众。其他县“反右倾”运动也大同小异，“反右倾” 反到了一般职工群众。

    “反右倾”整风运动，使党内的民主生活遭到严重损害，助长了“左”倾思想的进一步发展，破坏了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伤害了一批敢于坚持实事求是，敢讲真话的干部群众。到1960年春，5县受到批判斗争对象有1300多人，受到各种不同处分的有480多人。其中，开除党藉157人，开除公职23人；有109 名党员定为有严重“右倾”错误；73人定为所谓“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其中党员干部44人，占“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总数的60％。“反右倾”运动造成的严重后果，不仅使党内民主生活遭到严重损害，而且中断纠正“左”的错误的进程，导致继续“跃进”，造成更大的经济损失。

二、开展农村社会主义整风运动

在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开展“反右倾”整风运动的同时，农村开展了社会主义教育整风运动。1959年9月，省委常委、副省长章伯森率工作组到平江县瓮江公社进行整社试点。经过充分发动群众，开展辩论，进行农村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思想斗争，揭露和批判少数“有严重右倾思想”的人，进行整党整团，整顿干部作风，改进人民公社的经营管理，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和制度上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发展生产。当时正是秋旱严重，工作组在总结整社情况中，为反映整社成果，记述瓮江公社新马生产队在整社中发动社员日夜抗旱推动生产的情况。9月下旬，省委农村工作部召开长沙中苏公社、平江瓮江公社等10个试点情况的座谈会，总结了农村整社的作法和经验，被省委和中央转发。中央认为，湖南的试点情况清楚地表明，目前在农村中正在进行着一场两条道路的斗争，这场斗争是 10年来农村中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条道路斗争的继续，是场激烈的阶级斗争，反社会主义的富裕中农虽只占富裕中农中的一部分，人数很少，但危害作用很大。

11 月上旬，各县先后铺开农村整社运动。整社分四步进行：第一步，集中对农村中以少数富裕中农为代表的“右倾”思想极为严重的人展开一场尖锐的政治斗争，彻底揭露和批判他们的错误言论。在具体作法上，首先发动干部，传达党的八届八中全会决议精神，自上而下，由党内到党外，召开党团员、干部和三部分人的会议，分析形势、提高认识。然后发动群众，开展辩论，围绕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公共食堂、计划用粮、党的领导等重大问题，通过摆事实、讲道理、回忆对比、开展大鸣大放，揭发和批判党内的所谓“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富裕中农中少数有严重“右倾思想”和错误言行的人，教育和提高干部、群众，分清大是大非，提高思想觉悟，坚定走社会主义道路。当时，各县总结整社第一步情况时，认为“通过开展两条道路的政治思想斗争”，各地“正气上升，邪气下降，生产高潮掀起”。12月中旬，各县整社运动进入第二步整改阶段。巩固和扩大战果，进行年终决算分配，安排好社员生活。在此基础上进行整社第三步和第四步，即加强统一领导、分级管理，建立和健全生产管理、生活管理、财务管理等各项制度；进行党、团组织整顿，改善干部和群众的关系，制定生产规划，组织冬季生产高潮。整个运动在1960年春结束。这次在农村中开展整社整风及总路线再教育运动，为肃清“右倾机会主义的思想毒素”，把“反右倾”反到了生产队，发动干部、群众进行大辩论、大批判，重点批判以少数富裕中农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倾向”和“严重的右倾思想”，后来又大搞“火烧中游”，殃及群众，使许多干部、社员受到打击，5县被批判的群众达万人之多。

三、经济建设的继续“跃进”

在省委扩大会议确定1959年“跃进”指标作为“第一本账”，要求各地制定更高一些指标的“第二本账”。地、县也仿照省委制定了二本账，而且强调从上到下都要按“第二本账”制定措施，安排生产。于是地、县都重蹈1958年的履辙，层层加码，一级一级拔高。湘潭地委在农村整风进入整改阶段后，要求各县贯彻执行 “以粮为纲，全面跃进”的农业生产方针，按照地委确定的1960年各项指标，“各县可大一点”制定1960年的生产指标。并强调要认真贯彻省委10月关于要提前一个月完成全年总产值和主要产品产量指标，掀起大办水利、大办生产基地、大办养猪、大办交通高潮的决定，组织生产“大跃进”。岳阳县委闻风而动，为加快实现水利化、电气化，改变全县山河面貌，促进农业生产“大跃进”，计划1959年冬兴修和扩建整修大小水利工程7110处。其中，骨干工程353处，计划在 12月20日 左右基本完成，为1960年农业生产更大跃进提供保证。全县抽调17万劳力奋战在各个水利工地上，计划完成土石方1500万立方米，增加蓄水量3.39亿立方米，使68万亩田抗旱100天以上，扩大养鱼水面21万亩，发电1600千瓦，4200多个食堂、2550多个猪场全部用上自来水，减少危害面积34万亩。12月，全县掀起了水利建设的高潮。 12月23日 ，县委举行有各公社党委第一书记参加的万多人发展生猪广播大会，县委书记胡中明作《为养猪百万头而奋斗》的动员报告，号召全县人民“继续鼓足冲天干劲，立宏图大志，树胜利雄心，明年（1960）翻两番，养猪一百万头（存栏六十万头，每人一头）。”要求在全县实行六大（大母猪、大配种、大办饲料、大建猪场、大搞工具改革、大防疫注射）五专（专门领导机构、专门饲料地、专业养猪队、专办养猪场、专设防疫队），高速发展养猪事业。被树为全县养猪红旗的毛田公社，计划1960年养猪15万头，比1959年增长5倍，做到每人4头、每亩田土3头。为此，公社党委提出了“彻底反右倾，坚决鼓干劲，全民总动员，生猪翻四番”的战斗口号。

1960 年一二月间，各县委分别召开第二次党的代表大会，深入贯彻党的八届八中全会精神，在肯定“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的情况下，总结党领导连续两年“大跃进”的经验，讨论通过了1960年生产规划和三年远景规划，并通过若干决议，充满着继续“大跃进”的气氛。湘阴县委在党代会上提出，要“反透右倾，继续全面跃进”。1960年全县工农业总产值3亿元，争取3.4亿元，包产数是2.7亿元（包产数指标比1959年实现数增长81％），全县农副业总产值计划数2.37亿元，争取数2.67亿元，包产数是2.1亿元。工业总产值计划数7000万元，争取数8000万元，包产数6000万元。粮食产量单产计划500公斤，力争600公斤，包产400公斤。全年粮食总产量要达到包产5亿公斤，计划6.25亿公斤，力争7.5亿公斤。还对其他各行各业都提出了“跃进”指标。平江县委在制定1960年计划时，重复1958年的错误，提出“三早”（抓好早、中稻后期管理，提高晚秋作物的栽插季节，确保早晚两季丰收运动），而且要“一年计划，半年完成”。在1960年2月召开的平江县第二次党代表大会上，经过大会讨论，又通过《关于高举总路线红旗，坚决实现 1960年更大更好更全面跃进的决议》。华容县委在2月下旬召开县第二届党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提出坚决贯彻以粮为纲，全面跃进的方针，“力争实现千斤县，每人一头猪”。之后，在召开的全县社会主义建设先进集体积极分子大会上，与会代表发出倡议：1960年粮食总产3.7亿公斤，争取达到6.6亿公斤，比1959年增长1.4倍；全县623亩水稻亩产保证650公斤，争取达到1000公斤；皮棉15万担，黄麻15.05万担，菜子6万担。“大跃进”口号叫得更响。在广大干部、群众社会主义建设热情高涨下，也涌现了一些“典型”，有的还被作为全国先进单位得到推广。湘阴县1959年渔产量达到25.6万担，比1958年增加50％。1960年4月上旬，全国水产产销协作加工出口现场会在湘阴县召开，与会代表一致肯定湘阴发展渔业生产的经验。表示要学习推广湘阴的经验，湘阴县在会上还向全国发出倡议书。同月，全国农村人民公社粮食统计工作现场会在临湘县召开，推广了临湘做好粮食统计工作的经验。

农业生产的继续“大跃进”，影响和推动各行各业围绕农业生产掀起的继续“大跃进”。1959年10月，随着“反右倾、鼓干劲”的高涨，为了完成本来完不成的各项指标，掀起了各项“大办”高潮。各县召开工业生产会议，组织工业继续“大跃进”，有的县提出1960年工业总产值要在1959年基础上翻一番，工业生产指标越拔越高。1960年3月，省委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提出要大搞以机械化、半机械化、自动化、半自动化为中心的全民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大搞以“小土群”、“小洋群”为主的工业交通建设等任务后，各县掀起大规模的以机械化、半机械化、自动化为中心的技术革命的新高潮。几个月时间，各县提出各项农具革新建议10万多件。湘阴县委作出推广简易插秧机的决定，并向各公社、农场分配4.26万部插秧机革新任务。到1960年，全县制造木质插秧机3.2万台。华容县成立插秧机推广指挥部，建10个插秧机制造厂，集中全县640个铁、木工，生产插秧机5702台，秧箱1万多个，全县使用插秧机面积达17万亩。岳阳县1960年一季度，以大力推广插秧机为中心，创造和仿制新工具350多件，推广使用的有32万多件，早稻机插面积达到80％。县属19个厂矿的机械化、半机械化由1959年底的13.4％上升到1960年一季度末的39％。全县工业劳动生产率平均提高30％。1960年4月，县委决定大抓新工具普及提高，召开有1350多人参加的全县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誓师大会，系统总结鉴定新工具，配套成龙，作出全面推广规划，决心“学衡山、赶衡山”，把革新改革运动推向新的高潮。

1960 年1月，成立岳阳市。为了加强地方工业发展，市人民委员会下设工业局和手工业科，分别管理全市地方国营工业和手工业，并将38个街道工厂合并为19个，加上岳阳县下放给市里的11个工厂，共30个工厂。为组织建市后“大跃进”，迎接城市人民公社建立，市委采取做决议、发号召、提指标、定任务、长计划、短安排的方法，向全市提出献五礼（实现机械化、半机械化、超额完成生产计划、产品、产值）、迎三喜（迎五一国际劳动节、迎接城市人民公社建立、迎接省委城市人民公社现场会召开）的突击周运动，苦战10天保证超额完成4月份生产任务，加速工业机械化和半机械化的进程。4月份全市技术革新1875项，自己创造发明 520项，推广160项，提合理化建议1.1万条。半个月，全市办卫星工厂79个，职工人数达9150人。还在大抓集体生活福利中，使1800多个妇女劳力从家务琐事中解放出来，走上“大跃进”行列。临湘县委为继续“大跃进”，又投资28.4万元，在城关镇建立一个小高炉，于1960年4月投产，至年底生产生铁223吨，含硫5％以上，亏损19.4万元，1962年初停产下马。同时在“大办工业”的口号下，临湘县国营地方工业由15家增至18家，平江县由 1958年7家发展到24家，华容县在1960年也先后办起了脱绒厂、糖果厂。盲目建厂后，各县职工人数急剧增加，不仅占去了农村劳动力，而且造成了资金、粮食的需求压力。到1960年底，各县（市）办的一些社办、街办工厂和“卫星”工厂，因产品低劣而停办。1960年3月，湘潭地委召开全区县、社工业、财贸书记会议，动员各行各业紧急行动起来，同心协力，加紧工作，掀起工业、财贸工作新的“跃进”高潮，保证农业“大跃进”。所属4县加强领导，统一规划、全面安排、分步实现，组织各行各业支援农业生产。

文教卫等部门也围绕支援农业，继续“大跃进”，使文教事业再度膨胀。学校在1958年基础上又增加416所，入学人数增加了，但教学质量明显下降。医疗机构不断增加，一些农村生产大队办起“三病”疗养院、所，床位增加了，但医治病人的水平低。与此同时，为提高职工文化科学知识，岳阳集材场大办职工业余教育加速培养建设人材，使全场职工都上学读书，并探索了一套较为完整的办学和教学经验。1960年3月中旬，国家林业部在该场召开全国职工业余教育现场会，推介他们的经验。在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中也涌现了临湘县詹桥公社这面卫生红旗。他们卫生工作基本特点是：全面、普遍、深入、细致、经常，与生产紧密配合，促进了生产的发展，做到了移风易俗，改变了人们的精神面貌。湘潭地委总结和推广了他们的经验。1960年4月，省委批转湘潭地委工作组关于詹桥人民公社卫生工作的经验的报告和湘潭地委的批语。1960年6月，临湘詹桥公社被评为全国卫生先进单位，县长和公社党委书记参加全国文卫系统群英会，詹桥公社获得“卫生之乡”殊荣。

“反右倾”整风运动之后的继续“大跃进”，在高指标的带动下，“共产风”、瞎指挥、强迫命令、浮夸风又在各县盛行。经过一年的强制运行后，进一步造成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加上严重自然灾害，5县工农业总产值由1958年的54854万元，逐年下降，1959年为52145万元，1960年已下降到50886 万元。农业总产值由1958年的44875万元，到1959年下降到40402万元，1960年只有36145万元。农业总产值在1959、1960年都是负增长（-10％），工业总产值虽有所增长，但增长比例严重失调。到1960年秋冬，各县出现严重粮荒，人民生活面临严重困难，在一些地方出现浮肿病流行和人口的非正常死亡等严重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