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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岳阳籍青年赴海外寻求救国真理
一、留学日本的岳阳籍青年
来源：未知来源 日期：2015-07-09 12:00
1895年，在中日甲午战争中，经过明治维新后国力日渐强大的日本，乘战胜中国之机，强迫清政府签订了屈辱的《马关条约》。痛定思痛，清政府决定就近向日本这个近邻学习富国强兵的方法，派大批学生赴日留学。
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湖南巡抚决定选择聪颖的湖湘子弟50人赴日本学习武备（军事）、格致（自然科学）、农商、工艺兼通各种专门术业。经考试，长沙时务学堂的蔡锷、范源濂等70人被录取。但因9月发生戊戌政变，未能成行。是年冬，湘阴籍的范源濂自费赴日留学，首开湖南学生赴日留学的先河。次年，湘阴籍的林圭又相继自费赴日留学。到1906年，全国留日学生总数达5418人，其中湖南学生589人，内有数十位岳阳各县籍的学生。据不完全统计，到 1924年，先后有82位岳阳籍学生赴日留学，其中，岳阳县14名、平江县31名、湘阴县28名（含今汨罗市11名）、华容县7名、临湘县2名。
这些赴日留学人员大致分为三类：一是由清政府选派的官费生，人数最多，如平江县的凌容众、李樵松夫妇，湘阴县的仇亮，岳阳县的彭一湖等。李樵松、吴淑坤还是岳阳最早赴日留学的女学生，也是岳阳籍最早赴海外留学的女学生。二是自费或由友人邀请赴日的自费生，如湘阴县的范源濂、林圭，平江县的毛简青、吴淑坤夫妇等。三是辛亥革命前后，一批在国内从事反清、反袁（世凯）的同盟会员与革命党人，因遭清政府与北洋军阀政府的通缉迫害，被迫亡命日本，继续追随孙中山从事旧民主主义革命，部分人员进入日本各高校学习。
这些留日学生，先后就读于师范、军事、政法、政治、经济、新闻、工业、农业、医学等专业。学师范的，认为中国教育制度落后，主张“教育救国”；学政治的，认为中国政治制度落后，主张“社会改良”；学经济的，认为中国科学技术与经济落后，主张“科学救国”与“实业救国”；学军事的，认为中国军事落后，主张 “重整武备”。他们虽然主张不同，但都怀有“富国强兵”，振兴中华的愿望。回国后，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材。有的成为民国政府及以后国民政府的重要军政官员，有的成为著名的教育家、实业家，在中国现代史上发挥了重要的影响。湘阴籍的范源濂，先后出任北京京师大学堂正监督（校长）、清廷学部主事、清华大学校长、民国政府教育总长、北京师范大学校长等职，并创办了“尚志政治讲习所”、“尚志医院”、“优级师范学堂”等新学校，开创了中国人自己创办政法、师范类高等学校的先例，成为民国初期最著名的教育家。其弟范旭东，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毕业后，立志走“科学救国”、“实业救国”的道路，于民国初年先后创办了“久大精盐公司”与“永利制碱公司”，研制成功了具有自己知识产权的国产纯碱，打破了外商垄断中国市场的局面，成为中国民族工商业的一面旗帜，被誉为中国的“化学之父”。
这些赴日学生留学的时候，正是旧中国风雨飘摇的时期。当时，中国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先驱者孙中山正在日本从事反清革命活动，组建中国“同盟会”。许多湖南籍学生因痛恨清廷腐败，悲叹国运危艰，先后加入“同盟会”，其中有28名岳阳籍留学生。汨罗（时属湘阴）籍的仇亮，在东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时加入 “同盟会”，被推为该会湖南支部长，并任《民报》编辑。毕业回国后，曾先后在山西及民国政府陆军部任职。袁世凯窃国后，乃愤然辞去公职，在京主办《民主报》，阐述共和，驳斥君主立宪。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后，又任本部会计部长。曾赴沪与孙中山、黄兴共谋“二次革命”。1915年4月因事赴北京，被袁世凯逮捕，4次刑讯，仍坚贞不屈，曾在狱中作绝命诗云：“努力追随宋渔父，头颅同我索生还”。最后英勇就义。
平江籍的同盟会员李六如，原为民国陆军少将，因不满袁世凯北洋政府的倒行逆施，毅然辞职，东渡日本留学。在日本明治大学政治经济科毕业后，又拒绝官方高薪聘请，回乡创办“救贫”工厂，走“实业救国”的道路。后因“洋货”充斥市场，加之军阀混战，政府横征暴敛，工厂破产。严峻的事实使他觉悟到“‘实业救国’、‘教育救国’都是行不通的，只有仿效苏联才是彻底的有效办法”。《李六如自传》，1940年5月31日，内部资料。1921年秋，经毛泽东介绍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后转为中共党员，从一个旧民主主义革命者转变为一个新民主主义革命者。
平江籍的毛简青1921年夏自东京帝国大学毕业回国后，于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平江籍的同盟会员方维夏，从东京农业大学毕业后，曾任湖南省教育会会长及省议员，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也投身于人民的革命事业。两人先后为革命英勇献身。
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湖南巡抚决定选择聪颖的湖湘子弟50人赴日本学习武备（军事）、格致（自然科学）、农商、工艺兼通各种专门术业。经考试，长沙时务学堂的蔡锷、范源濂等70人被录取。但因9月发生戊戌政变，未能成行。是年冬，湘阴籍的范源濂自费赴日留学，首开湖南学生赴日留学的先河。次年，湘阴籍的林圭又相继自费赴日留学。到1906年，全国留日学生总数达5418人，其中湖南学生589人，内有数十位岳阳各县籍的学生。据不完全统计，到 1924年，先后有82位岳阳籍学生赴日留学，其中，岳阳县14名、平江县31名、湘阴县28名（含今汨罗市11名）、华容县7名、临湘县2名。
这些赴日留学人员大致分为三类：一是由清政府选派的官费生，人数最多，如平江县的凌容众、李樵松夫妇，湘阴县的仇亮，岳阳县的彭一湖等。李樵松、吴淑坤还是岳阳最早赴日留学的女学生，也是岳阳籍最早赴海外留学的女学生。二是自费或由友人邀请赴日的自费生，如湘阴县的范源濂、林圭，平江县的毛简青、吴淑坤夫妇等。三是辛亥革命前后，一批在国内从事反清、反袁（世凯）的同盟会员与革命党人，因遭清政府与北洋军阀政府的通缉迫害，被迫亡命日本，继续追随孙中山从事旧民主主义革命，部分人员进入日本各高校学习。
这些留日学生，先后就读于师范、军事、政法、政治、经济、新闻、工业、农业、医学等专业。学师范的，认为中国教育制度落后，主张“教育救国”；学政治的，认为中国政治制度落后，主张“社会改良”；学经济的，认为中国科学技术与经济落后，主张“科学救国”与“实业救国”；学军事的，认为中国军事落后，主张 “重整武备”。他们虽然主张不同，但都怀有“富国强兵”，振兴中华的愿望。回国后，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材。有的成为民国政府及以后国民政府的重要军政官员，有的成为著名的教育家、实业家，在中国现代史上发挥了重要的影响。湘阴籍的范源濂，先后出任北京京师大学堂正监督（校长）、清廷学部主事、清华大学校长、民国政府教育总长、北京师范大学校长等职，并创办了“尚志政治讲习所”、“尚志医院”、“优级师范学堂”等新学校，开创了中国人自己创办政法、师范类高等学校的先例，成为民国初期最著名的教育家。其弟范旭东，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毕业后，立志走“科学救国”、“实业救国”的道路，于民国初年先后创办了“久大精盐公司”与“永利制碱公司”，研制成功了具有自己知识产权的国产纯碱，打破了外商垄断中国市场的局面，成为中国民族工商业的一面旗帜，被誉为中国的“化学之父”。
这些赴日学生留学的时候，正是旧中国风雨飘摇的时期。当时，中国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先驱者孙中山正在日本从事反清革命活动，组建中国“同盟会”。许多湖南籍学生因痛恨清廷腐败，悲叹国运危艰，先后加入“同盟会”，其中有28名岳阳籍留学生。汨罗（时属湘阴）籍的仇亮，在东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时加入 “同盟会”，被推为该会湖南支部长，并任《民报》编辑。毕业回国后，曾先后在山西及民国政府陆军部任职。袁世凯窃国后，乃愤然辞去公职，在京主办《民主报》，阐述共和，驳斥君主立宪。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后，又任本部会计部长。曾赴沪与孙中山、黄兴共谋“二次革命”。1915年4月因事赴北京，被袁世凯逮捕，4次刑讯，仍坚贞不屈，曾在狱中作绝命诗云：“努力追随宋渔父，头颅同我索生还”。最后英勇就义。
平江籍的同盟会员李六如，原为民国陆军少将，因不满袁世凯北洋政府的倒行逆施，毅然辞职，东渡日本留学。在日本明治大学政治经济科毕业后，又拒绝官方高薪聘请，回乡创办“救贫”工厂，走“实业救国”的道路。后因“洋货”充斥市场，加之军阀混战，政府横征暴敛，工厂破产。严峻的事实使他觉悟到“‘实业救国’、‘教育救国’都是行不通的，只有仿效苏联才是彻底的有效办法”。《李六如自传》，1940年5月31日，内部资料。1921年秋，经毛泽东介绍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后转为中共党员，从一个旧民主主义革命者转变为一个新民主主义革命者。
平江籍的毛简青1921年夏自东京帝国大学毕业回国后，于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平江籍的同盟会员方维夏，从东京农业大学毕业后，曾任湖南省教育会会长及省议员，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也投身于人民的革命事业。两人先后为革命英勇献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