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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岳阳籍青年赴海外寻求救国真理
二、赴法国勤工俭学的岳阳籍青年
来源：未知来源 日期：2015-07-09 12:00
五四运动前后，许多爱国青年受新思潮影响，有的欲向西方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探索中国革命的道路；有的期望学有所长，以便为祖国发展教育或振兴实业；有的崇尚“劳工神圣”之说，奉工读主义为信条，愿意以身相试。此时，国内为军阀统治，政治黑暗，经济困难，思想禁锢。鉴于上述种种，四川、湖南等省的青年知识分子掀起了一个勤工俭学的热潮，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早在1912年初，李石曾、蔡元培、吴玉章、吴稚晖等人为吸取世界文明，振兴国内教育，便倡导和发起留法勤工俭学。1917年，他们成立华法教育会，在勤于作工、俭以求学，以增进劳动者之智慧知识的口号下，组织留法勤工俭学运动。这一浪潮由北京波及全国，迅即传到湖南，并很快形成高潮。
岳阳最早进行留法勤工俭学预备活动的是华容县的罗喜闻、戴勋等人。1917年10月，正在广州求职的罗喜闻、戴勋，在广州织布铁机厂分销所门前看到了《留法勤工俭学会章程》和《说明书》，他俩即找广东留法俭学会会长黄强介绍前往北京。两人到长沙后，适逢广西督军谭浩明统领的护法之师与北洋军阀吴佩孚部相持于岳阳一带，南北交通受阻，罗、戴无法北行，只得向北京华法教育会李石曾、蔡元培去信，询问可否借款赴法。二人居留于长沙待命时，将自广州带回的《留法勤工俭学会章程》散发长沙各校，并寄给华容的高风、熊今悟等人，一时要求赴法勤工俭学者甚多。一个月后，蔡元培、李石曾复信给罗、戴：“如湘省人数众多，可与湘教育会商议，自办留法预校，教员可由本会介绍……”罗喜闻持信谒见湖南教育会会长陈夙荒，陈以经费、校舍困难为由加以拒绝，湖南留法预校终未办成。
1918年２月，去京道路已通，罗喜闻遂与华容同乡段振寰、戴勋、周楚善、高风一行5人前往北京。他们通过李石曾在内府库8号（现纳福胡同31号）租了3 间小房，日间至大学旁听，夜晚入大学法文班习法文。此时，在长沙楚怡学校执教的新民学会会员肖子升、蔡和森也在日夜筹议组织赴法俭学事宜，何叔衡、毛泽东和陈绍休也时常参加讨论。6月20日左右，学会在第一师范附小开会，着重讨论“会友向外发展”问题。会议“对于留法运动认为必要”应尽力进行，并确定“和森和子升专负进行之责”②。25日，蔡和森至京，通过杨昌济介绍，与李石曾、蔡元培取得联系，罗喜闻、蔡和森商定，各约30名左右湖南学生来京。不久，熊今悟等7人先到，何坤（长工）等30余人随后抵京。至8月，在京湖南学生已有70多人，其中华容学生14人。此后，湖南许多知识青年一批批赴京。岳阳地区除华容县14名青年赴京外，还有湘阴（含今汨罗市）、临湘、平江等县的12名知识青年赴京。
岳阳赴京青年多为贫寒子弟，经济拮据。如在长辛店留法预备班学习的7名华容学生，他们每天做6小时工，上4小时课。其工作是在厚钢板上锉六方孔，虽两臂异常疼痛，仍咬牙坚持下去。最困难的是经费，月领津贴不敷开支。阴历九月末，北京已大雪纷飞，7人仍无棉衣，罗写信向湖南在京人士求援。忽得旅京人士胡子靖来信，要罗速往北京。于是，何坤（何长工）等6人便缩在棉被内，脱下单衣给罗喜闻裹体御寒去北京。当时长辛店到北京的火车票价仅1角5分，他们竟凑不起一张车票钱。罗喜闻冒雪步行到北京后，得到湖南乡友胡子靖筹款100元大洋接济。罗立即买回7套棉衣和粮食油盐等，度过难关。湖南在京人士、北大教授章士钊也在上海找同乡募捐1000元大洋，接济湖南学生，分得华容学生140元，使其经济窘迫问题得到部分解决。
1919年春，北京、保定、长辛店三处留法预备班学生开始分期分批赴法国勤工俭学。五四运动爆发后，留法勤工俭学运动迅速走向高潮。从1919年3月17 日至1920年12月15日，全国先后赴法的共20批1600余人，其中大部分批次都有湖南学生，总数达400余人。湘阴（含今汨罗市）、临湘、平江、华容4县的24名学生，都是在1920年5月9日至12月15日赴法国的。13名华容学生，经过近三年之久的奔走呼号，尝尽酸甜苦辣，才实现赴法俭学夙愿。
赴法学生飘洋过海，长途跋涉，到法国后，一般都是一面做工，一面学习法文。三五个月甚至半年以后，才由华法教育会介绍到法国北部、中部和南部的许多地方做工。参加工读活动的青年，认为“勤工是谋物质方面的发展，俭学是谋精神方面的发展，合起来说，勤工俭学是人生正当的生活”。通过做工实际体验，以及与法国工人的接触，他们对于资本主义对工人的剥削和管制方法有了初步认识，感到“这种不合人生正当生活的工场制，非根本推翻不可”。
当时的留法学生，都是怀有爱国主义思想的较为先进的青年，又多少参加过五四运动或受过它的影响，向往科学与民主。但在出国前，没有或很少接触到俄国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书刊。当他们看到无政府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书刊中描述的美妙远景，即认为这是他们的奋斗目标，并以为走勤工俭学的道路就能达到此一目的。到法国后，才知道法国的现状与自己在国内想象的大相径庭。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法国经济萧条，一批军火工厂停办，许多工厂因缺乏原料和燃料，相继停产，大量辞退工人。加之法国政府迭加新税，百物腾贵，从而使中国勤工俭学生陷入欲工不得，欲学不能的境地。因此，1921年，饱经忧患的留法学生勇敢地参加了求学运动（通称“二八”运动），进驻里昂中法大学进行斗争，以抗议北京政府以国家印花税、验契税和滇渝铁路修筑权为担保条件，向法国大借款的卖国行径；抗议北京政府驻法公使馆欺骗学生，停发维持生活费用的行为。华容的高风、何坤、周楚善、罗喜闻，湘阴的任安昺、欧阳淑，临湘的方释之等学生都是积极参与者。后来北京政府驻法公使勾结法国政府将他们逮捕，囚禁28天后，武装押送回国。在104名回国学生中，就有湘阴的任安昺、欧阳淑等青年。
通过斗争，促进了这批学生新的联合和新的觉醒，他们中的先进分子愈加认识到建立一个严格团结战斗的共产主义组织的必要性。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国内成立，周恩来等组织成立了旅欧党小组。是年底，赵世炎受旅欧党小组委托，与留在巴黎的王若飞、高风、毛遇顺、傅钟、李维汉等通信，商讨建团事项。高风积极赞成赵世炎的建团主张，首先报名参加，并立即写信给何坤、蔡支华等人，劝勉他们走改造中国的革命道路。1922年6月18日，在巴黎西部布伦森林中召开旅欧青年团第一次代表大会，会议决定将团组织定名为“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选举赵世炎任书记。在这次代表会上，华容籍的高风、毛遇顺、何坤、蔡支华、王导潜湘阴籍的任理等加入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为这个组织中的最早成员。不久，高风、毛遇顺、何坤、蔡支华、任理等由团员转为中共党员。
为宣传马克思主义，并同形形色色的错误思潮作斗争，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于1922年8月创办《少年》月刊（后改名《赤光》）。《少年》是理论性战斗性很强的刊物，它论证了中国走共产主义道路的必要性和必然性，认定只有共产主义才能救中国。《少年》由陈延年负责编辑，周恩来通过该刊积极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和主张。高风、毛遇顺积极为《少年》撰写富于战斗精神的稿件。与此同时，华容留法学生还创办了《海外乡谈》季刊，罗承鼎任主编和印刷工作，段振寰刻写钢板，13名华容学生全部义务为刊物撰写稿件。他们根据当时家乡来信，刊登反映华容在选举中存在贿选议员、欺压良善和宗法迷信等罪恶的事实，撰文予以揭露与挞伐。如罗承鼎撰写的《认清了死路么》一文，针对当时国内官匪一家，“盗贼如梳、官军如篦”的现实，说明“不杀匪是死，杀匪也不过一死；与其让土匪凌迟宰割，不如大家起来将土匪斩草除根”《华容风雷》第16页。湖北理工大学出版社，1989年。以犀利的笔调，揭露“怕人的越被人欺，怕祸的终不能免祸”的社会现实，号召人们起来战斗，谋求解放。
这些受五四运动影响的岳阳爱国进步知识分子，走出家门，飘洋过海，到异国他乡艰苦探索，期望通过这一途径掌握欧洲的先进科学技术和文化知识，用科学救国、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的方式使中国富强，反映了一代知识青年的愿望，顺应了新的历史条件下思想解放的潮流，有着一定的积极意义。他们中的大部分知识分子，通过对各种社会学说的比较研究，确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走上了无产阶级革命道路，成为坚定的共产主义者。有的为革命壮烈牺牲；有的在异国刻苦攻读，后来成为学有专长的工程师、专家、教育工作者。华容的何坤（何长工）后来成为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军事教育家。
早在1912年初，李石曾、蔡元培、吴玉章、吴稚晖等人为吸取世界文明，振兴国内教育，便倡导和发起留法勤工俭学。1917年，他们成立华法教育会，在勤于作工、俭以求学，以增进劳动者之智慧知识的口号下，组织留法勤工俭学运动。这一浪潮由北京波及全国，迅即传到湖南，并很快形成高潮。
岳阳最早进行留法勤工俭学预备活动的是华容县的罗喜闻、戴勋等人。1917年10月，正在广州求职的罗喜闻、戴勋，在广州织布铁机厂分销所门前看到了《留法勤工俭学会章程》和《说明书》，他俩即找广东留法俭学会会长黄强介绍前往北京。两人到长沙后，适逢广西督军谭浩明统领的护法之师与北洋军阀吴佩孚部相持于岳阳一带，南北交通受阻，罗、戴无法北行，只得向北京华法教育会李石曾、蔡元培去信，询问可否借款赴法。二人居留于长沙待命时，将自广州带回的《留法勤工俭学会章程》散发长沙各校，并寄给华容的高风、熊今悟等人，一时要求赴法勤工俭学者甚多。一个月后，蔡元培、李石曾复信给罗、戴：“如湘省人数众多，可与湘教育会商议，自办留法预校，教员可由本会介绍……”罗喜闻持信谒见湖南教育会会长陈夙荒，陈以经费、校舍困难为由加以拒绝，湖南留法预校终未办成。
1918年２月，去京道路已通，罗喜闻遂与华容同乡段振寰、戴勋、周楚善、高风一行5人前往北京。他们通过李石曾在内府库8号（现纳福胡同31号）租了3 间小房，日间至大学旁听，夜晚入大学法文班习法文。此时，在长沙楚怡学校执教的新民学会会员肖子升、蔡和森也在日夜筹议组织赴法俭学事宜，何叔衡、毛泽东和陈绍休也时常参加讨论。6月20日左右，学会在第一师范附小开会，着重讨论“会友向外发展”问题。会议“对于留法运动认为必要”应尽力进行，并确定“和森和子升专负进行之责”②。25日，蔡和森至京，通过杨昌济介绍，与李石曾、蔡元培取得联系，罗喜闻、蔡和森商定，各约30名左右湖南学生来京。不久，熊今悟等7人先到，何坤（长工）等30余人随后抵京。至8月，在京湖南学生已有70多人，其中华容学生14人。此后，湖南许多知识青年一批批赴京。岳阳地区除华容县14名青年赴京外，还有湘阴（含今汨罗市）、临湘、平江等县的12名知识青年赴京。
岳阳赴京青年多为贫寒子弟，经济拮据。如在长辛店留法预备班学习的7名华容学生，他们每天做6小时工，上4小时课。其工作是在厚钢板上锉六方孔，虽两臂异常疼痛，仍咬牙坚持下去。最困难的是经费，月领津贴不敷开支。阴历九月末，北京已大雪纷飞，7人仍无棉衣，罗写信向湖南在京人士求援。忽得旅京人士胡子靖来信，要罗速往北京。于是，何坤（何长工）等6人便缩在棉被内，脱下单衣给罗喜闻裹体御寒去北京。当时长辛店到北京的火车票价仅1角5分，他们竟凑不起一张车票钱。罗喜闻冒雪步行到北京后，得到湖南乡友胡子靖筹款100元大洋接济。罗立即买回7套棉衣和粮食油盐等，度过难关。湖南在京人士、北大教授章士钊也在上海找同乡募捐1000元大洋，接济湖南学生，分得华容学生140元，使其经济窘迫问题得到部分解决。
1919年春，北京、保定、长辛店三处留法预备班学生开始分期分批赴法国勤工俭学。五四运动爆发后，留法勤工俭学运动迅速走向高潮。从1919年3月17 日至1920年12月15日，全国先后赴法的共20批1600余人，其中大部分批次都有湖南学生，总数达400余人。湘阴（含今汨罗市）、临湘、平江、华容4县的24名学生，都是在1920年5月9日至12月15日赴法国的。13名华容学生，经过近三年之久的奔走呼号，尝尽酸甜苦辣，才实现赴法俭学夙愿。
赴法学生飘洋过海，长途跋涉，到法国后，一般都是一面做工，一面学习法文。三五个月甚至半年以后，才由华法教育会介绍到法国北部、中部和南部的许多地方做工。参加工读活动的青年，认为“勤工是谋物质方面的发展，俭学是谋精神方面的发展，合起来说，勤工俭学是人生正当的生活”。通过做工实际体验，以及与法国工人的接触，他们对于资本主义对工人的剥削和管制方法有了初步认识，感到“这种不合人生正当生活的工场制，非根本推翻不可”。
当时的留法学生，都是怀有爱国主义思想的较为先进的青年，又多少参加过五四运动或受过它的影响，向往科学与民主。但在出国前，没有或很少接触到俄国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书刊。当他们看到无政府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书刊中描述的美妙远景，即认为这是他们的奋斗目标，并以为走勤工俭学的道路就能达到此一目的。到法国后，才知道法国的现状与自己在国内想象的大相径庭。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法国经济萧条，一批军火工厂停办，许多工厂因缺乏原料和燃料，相继停产，大量辞退工人。加之法国政府迭加新税，百物腾贵，从而使中国勤工俭学生陷入欲工不得，欲学不能的境地。因此，1921年，饱经忧患的留法学生勇敢地参加了求学运动（通称“二八”运动），进驻里昂中法大学进行斗争，以抗议北京政府以国家印花税、验契税和滇渝铁路修筑权为担保条件，向法国大借款的卖国行径；抗议北京政府驻法公使馆欺骗学生，停发维持生活费用的行为。华容的高风、何坤、周楚善、罗喜闻，湘阴的任安昺、欧阳淑，临湘的方释之等学生都是积极参与者。后来北京政府驻法公使勾结法国政府将他们逮捕，囚禁28天后，武装押送回国。在104名回国学生中，就有湘阴的任安昺、欧阳淑等青年。
通过斗争，促进了这批学生新的联合和新的觉醒，他们中的先进分子愈加认识到建立一个严格团结战斗的共产主义组织的必要性。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国内成立，周恩来等组织成立了旅欧党小组。是年底，赵世炎受旅欧党小组委托，与留在巴黎的王若飞、高风、毛遇顺、傅钟、李维汉等通信，商讨建团事项。高风积极赞成赵世炎的建团主张，首先报名参加，并立即写信给何坤、蔡支华等人，劝勉他们走改造中国的革命道路。1922年6月18日，在巴黎西部布伦森林中召开旅欧青年团第一次代表大会，会议决定将团组织定名为“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选举赵世炎任书记。在这次代表会上，华容籍的高风、毛遇顺、何坤、蔡支华、王导潜湘阴籍的任理等加入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为这个组织中的最早成员。不久，高风、毛遇顺、何坤、蔡支华、任理等由团员转为中共党员。
为宣传马克思主义，并同形形色色的错误思潮作斗争，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于1922年8月创办《少年》月刊（后改名《赤光》）。《少年》是理论性战斗性很强的刊物，它论证了中国走共产主义道路的必要性和必然性，认定只有共产主义才能救中国。《少年》由陈延年负责编辑，周恩来通过该刊积极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和主张。高风、毛遇顺积极为《少年》撰写富于战斗精神的稿件。与此同时，华容留法学生还创办了《海外乡谈》季刊，罗承鼎任主编和印刷工作，段振寰刻写钢板，13名华容学生全部义务为刊物撰写稿件。他们根据当时家乡来信，刊登反映华容在选举中存在贿选议员、欺压良善和宗法迷信等罪恶的事实，撰文予以揭露与挞伐。如罗承鼎撰写的《认清了死路么》一文，针对当时国内官匪一家，“盗贼如梳、官军如篦”的现实，说明“不杀匪是死，杀匪也不过一死；与其让土匪凌迟宰割，不如大家起来将土匪斩草除根”《华容风雷》第16页。湖北理工大学出版社，1989年。以犀利的笔调，揭露“怕人的越被人欺，怕祸的终不能免祸”的社会现实，号召人们起来战斗，谋求解放。
这些受五四运动影响的岳阳爱国进步知识分子，走出家门，飘洋过海，到异国他乡艰苦探索，期望通过这一途径掌握欧洲的先进科学技术和文化知识，用科学救国、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的方式使中国富强，反映了一代知识青年的愿望，顺应了新的历史条件下思想解放的潮流，有着一定的积极意义。他们中的大部分知识分子，通过对各种社会学说的比较研究，确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走上了无产阶级革命道路，成为坚定的共产主义者。有的为革命壮烈牺牲；有的在异国刻苦攻读，后来成为学有专长的工程师、专家、教育工作者。华容的何坤（何长工）后来成为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军事教育家。